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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的暴行，并曾因此招惹过“笔祸”，就把《活着的士兵》看成是“人道主义”作品，把石川达三看成是“人道主义”作家，甚至有人说他是“反法西斯斗士”。重庆出版社1989年出版的颇有影响的《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文学书系》的第十卷《外国人士作品》，把石川达三作为抗战时期的“国际友人”并节录了他的《活着的士兵》；重庆出版社1992年出版的《世界反法西斯文学书系》的《日本卷》似乎没有全面考虑到石川达三在侵华战争中的言行和对战争的根本态度，而把他战后写的《风中芦苇》作为“反法西斯文学”列入其中。我认为，这些都是不妥当的。我们应当在石川达三及其在侵华战争期间全部的创作和言行中，在真实与谎言、“笔祸”与罪责的复杂的联系和纠葛中，对石川达三其人其作品进行实事求是的剖析、评价和批判。这在今天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第五部分：石川达三的真话与谎言一手挥刀、一手操笔的火野苇平（1）
在侵华战争期间，提起火野苇平（本名玉井胜则，1907~1960）及其《士兵三部曲》，在日本几乎是家喻户晓。如果说，在日本的侵华文学中，最著名的人物是火野苇平，最著名的作品是他的《士兵三部曲》（包括《麦与士兵》、《土与士兵》、《花与士兵》），那是没有异议的。《士兵三部曲》单行本出版后不断重印，仅其中的《麦与士兵》当时就发行了100多万册，成为罕见的畅销书。这么大的发行量在日本前所未有，它竟使得濒临倒闭的出版商改造社一下子起死回生。不久，三部曲中《麦与士兵》和《土与士兵》被改编成电影，公开上映，影响更大，几乎尽人皆知。当时有一首和歌云：“《土与士兵》已看完，归途炮声绕耳畔”，反映了作品及其电影对观众的冲击。火野苇平本人也深得军部的赏识，被军国主义宣传机器奉为“国民英雄”。
“笔部队”和侵华战争在日本侵华文学的作者当中，火野苇平是少数几个“士兵”与“作家”兼于一身的人。他在20岁之前就曾写作过长篇小说，出版过童话集，创办过同仁文学杂志。20岁的时候，作为“干部候补生”参军入伍，后以“伍长”身份退伍。此后从事文学活动，1937年，发表以掏粪工人自强不息为主题的中篇小说《粪尿谭》以及诗集《山上军舰》。同年，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作为“伍长”的火野苇平再次接到了入伍令，被编入第18师团，参加了杭州湾登陆作战。到1938年4月之前，一直作为杭州警备部队的一员留守杭州城。
极为重视战争中的“思想战”、“宣传战”的日本军部，是不会把火野苇平这样的“文学者”作为普通士兵来使用的。1938年2月，已被军部操纵的权威的文学奖“芥川龙之介文学奖”，决定把本年度的奖项授给火野苇平的《粪尿谭》，并派遣著名文学评论家小林秀雄专程来到杭州，向火野苇平颁奖。日本军部的这种超乎常规的行动，无疑是为了表明对“士兵作家”的一种特殊的鼓励。是年5月，随着徐州会战的展开，火野苇平被派到“中支（即华中——引者注）派遣军报道部”，主要从事战争的宣传报道活动。他先是参加了徐州会战，接着又参加了汉口作战、安庆攻克战、广州攻克战，1939年参加了海南岛作战。图30戎装的火野苇平
此间，他以徐州会战为题材，发表了日记体长篇小说《麦与士兵》（《改造》杂志1938年8月）；以杭州湾登陆为题材，发表了书信体长篇小说《土与士兵》（《文艺春秋》杂志1938年11月）；以杭州警备留守为题材发表了长篇小说《花与士兵》（《朝日新闻》1938年12月）。不久，这三部作品由改造社分别出版单行本，火野苇平总称之为《我的战记》，评论者也称为“士兵三部曲”（日文作“兵队三部作”）。又以进攻广州为题材，发表了《海与士兵》（后改题为《广东进军抄》）；以海南岛作战为题材，发表了《海南岛记》（《文艺春秋》1939年4月）。1939年12月，火野苇平“荣耀”地从侵华战场回国。接着，《士兵三部曲》获朝日新闻文化奖、福冈日日新闻文化奖。他本人也到日本各地及琉球、台湾等地做旅行演讲。1941年又应关东军的邀请，和川端康成、大宅壮一等人一道，为纪念“满洲事变”十周年而到中国东北和北京游览、讲演。1942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火野苇平第三次应召参军，作为“报道班”成员被派往菲律宾，后又被派到缅甸。1943年初回国。此间，一直到日本战败投降，火野苇平都是“战争文学”的最活跃的作者之一。
第五部分：石川达三的真话与谎言一手挥刀、一手操笔的火野苇平（2）
在侵华战争中，火野苇平以“士兵”和“作家”的双重身份，一手挥刀，一手操笔，连续制作出不少侵华文学作品。在这些作品中，影响最大的还是他的《士兵三部曲》。当时“战争文学”作者作品众多，为什么日本读者对《士兵三部曲》最为青睐？这种现象本身就是耐人寻味的。那时日本全国都沉浸在如痴如狂的战争狂热中，人们非常希望了解侵华战场的实际情况。但当时的“战争文学”绝大部分出自从军作家之手，他们一般只在前线呆几周的时间，难以深入部队中，缺乏实战的体验。而像火野苇平这样既是作家，又是士兵，并且参加过徐州会战等几次重大战役的人是很少有的。上田广也是身兼作家与士兵双重身份，但上田广一直在山西的日军铁道部队，经历比较单一，所以其作品的影响也远不如火野苇平。当时有关的新闻报道和新闻记录片，表现的都是日军如何节节胜利，特别是占领中国战略要地或某某大城市的场面，缺乏对士兵生活的详细报道和描写。而日本国内的读者，几乎都有亲朋好友在中国前线作战，他们关心前线的士兵，希望了解战场上的详细情况，特别是士兵们日常的战斗生活。火野苇平的《士兵三部曲》正是在这些方面适应了读者的要求。
与此同时，日本的文学评论界对火野苇平的《士兵三部曲》也给予了异口同声的赞扬。如，评论家森山启在《阵中文艺与文艺政策》（载《文学界》1938年9月）一文中认为火野苇平把“士兵宝贵的血与汗真正地渗透到作品中了”，同时又“闪耀着清醒的文学家的眼光”，所以《麦与士兵》等作品是“第一等级的战争文学”。三好达治在《麦与士兵的感想》 （载《文艺》1938年9月）一文中认为，是火野苇平的《麦与士兵》等作品“把新闻报纸上、电台广播中以及银幕上没有的东西，终于完美地送到了我们的手上”。北原武夫在《战争文学论》（载《文学与伦理》，中央公论社1940年版）一文中说：火野苇平和其他的战争文学的差别，“就是在战争之中还是在战争之外的差别”；“火野苇平作为一名士兵服从军队的严格的纪律，并在这种纪律所规定的行为中了解了战争”，“他是一个作家，但又是作为一名战士充分地融入了规定的行为之中”，这就是他的作品成功的原因。伊藤信吉和今日出海都认为，《麦与士兵》等作品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它的“诚实”。今日出海说：“《麦与士兵》是作者……在蜡烛前不敢懈怠地写成的日记。这个日记比几百条战争新闻都更能够打动我们的心，原因不正在于它的单纯吗？不正在于面对生死存亡，面对命运的那种诚实吗？”（《战争和文学》，载《新潮》1938年9月）坂垣直子在《现代日本的战争文学》（六兴商会出版部，1943年）一书中说：火野苇平只是描写自己的真实的战争体验，他的战争文学的写作方法和过多强调勇武的写法大有不同；“火野苇平的态度和方法，反映了现代日本的少壮作家的文学方法”，“在战争文学中如何强化作者的个性，火野是一个典范。心态的健康性和充满生气的富有弹力的睿智，在世界上也没有先例。具有公正而又纯正的文学感觉的战争文学作品，在日本诞生了。”
战争状态下，日本军部当局对火野苇平如此重视，读者对火野苇平的《麦与士兵》等三部曲如此嗜爱，日本评论家如此慷慨地赞美，其更深层的原因，只能到作品里边去寻找。
第五部分：石川达三的真话与谎言《士兵三部曲》对日本士兵的美化（1）
《士兵三部曲》之所以受到日本读者的普遍赞赏，首先在于火野苇平对日本士兵的描写，正好投合了战时日本人对士兵的心理期待。
《士兵三部曲》首先是侵华战场上的日本士兵的颂歌。在火野苇平笔下，侵华战场上的日本军队是伟大神圣的军队，他们所向无敌，战无不胜。置身于这样的军队中，感到一种力量和自豪——
我在这行进的队伍中感到了一种雄壮的力量，仿佛那是一股有力的浩荡汹涌的波涛。我感到自己身处在这庄严的波涛之中。在这广漠的淮北平原，面对的是一望无际的麦田，我为踩在这片大地上的顽强的生命力而赞叹。……我将有力的双脚踩在麦田上，眺望着蜿蜒行进的军队。那饱满的、气宇轩昂而又势不可挡的雄壮的生命力撞击着我的心扉。……
士兵们在战场上时刻都有战死的可能，但是，为了祖国，他们随时准备着死：图31踏着麦田向徐州行进的日军
我觉得“祖国”这个概念在我的心中越来越伟大清晰了。这当然不是今天忽然产生的感觉。但是，特别是在最近几天里，耳闻目睹了士兵们无法形容的艰苦，与此同时，在我的心中，我仿佛有了自己的思想。杭州湾登陆以来，直到现在的徐州会战，像以往一样，很多士兵倒下了。我亲眼看到了他们的死。何时战死无法预测。然而，在战场上，我们从来没有畏惧死亡。……没有一个人不珍惜自己的生命，我也更加热爱自己的生命，生命是最可宝贵的东西。……很多士兵有家庭，有妻子，有孩子，有父母。可是，在战场上，不知为什么，这一切都容易舍弃掉。而且舍弃了也决不后悔。……（《麦与士兵》）
为了祖国而奋勇前进，这比什么都简单而又单纯。也是最崇高的事情。为此，我们前进。在战场上，被枪弹打中将要死去的时候，大家嘴里只知道喊出“大日本帝国万岁”这句话。（《土与士兵》）
而这种不怕死的无畏，又来自对“支那兵”的“强烈的憎恶”——
我对于那些给我们的同胞造成如此艰难困苦，并威胁到我的生命的支那兵，充满着强烈的憎恶。我想和士兵一起突击，我想亲手消灭、杀死他们。（《麦与士兵》）
但是，面对着战场上的险恶环境和艰苦卓绝，火野苇平并不是一味纠缠在“死亡”与“憎恶”中。总体上看，他是以一种乐观主义的态度，把残酷的战场美化了。他特别注意表现战场上的诗意和美感，他觉得：“和这些士兵一同在战场上驰骋，真是快乐得很。”在他眼里——
无论哪个士兵，肯定都是脚疼、胸闷，咬紧牙关艰难地行进。但是看上去，又是那样英姿飒爽，那样美。不，也许是我逐渐地感觉到了这种世上少有的美丽的情景。每一个都是那样难以言喻的辛苦，但整体又是非常的美。不是看上去美，而是感到真美、真强，真勇。（《土与士兵》）
不仅如此，火野苇平还极力在日军对中国人的残酷的屠杀中，体现出日本士兵的英勇来。一方面，他们把疯狂屠杀中国人作为一种值得炫耀的美德，在给自己的孩子的书信中，自豪地宣称：“爸爸就要杀那些支那人了。爸爸使用那把爷爷给的日本刀，像岩见重太郎（生于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的武士——引者注）那样。等我把敌人的青龙刀和钢盔带回去给你作礼物好吗？”（《土与士兵》）一方面疯狂地杀人，包括已经放下武器的中国战俘；另一方面，他又企图在杀戮中表现日本士兵的“人性”之美——
第五部分：石川达三的真话与谎言《士兵三部曲》对日本士兵的美化（2）
在二十五里铺的城墙前面挖掘的壕沟中，支那兵的尸体堆积如山。附近战壕纵横，麦田下面都挖有通道。这些膝射散兵壕似乎挖成不久，因土色尚新，也许是刚挖好的。堆积的尸体也都是血迹未干的新尸。尸体中有的在微微蠕动着。看到这种情景，忽然感到自己竟这样漫不经心地麻木地看着这人间的惨状。我愕然了。我变成恶魔了吗？在战场上，我真想亲手射击、斩杀支那兵，而且，我也屡屡射击、或斩死了他们。面对敌人的死尸，我又感到了一种悲痛和感伤。我觉得一阵寒噤，转身离开了这里。
这就是日本人的所谓“菊花”与“刀剑”，“和魂”与“荒魂”的两面，一面是杀人如狂，一面是唏嘘感伤。火野苇平曾手书一个条幅，大意是：“强的东西，就是美的东西，就是悲的东西”。屠刀上面有菩萨，鲜血里面见佛陀。这就是日本人自《平家物语》以来形成的武士道的怪异的“审美”传统。
在他的笔下，士兵们是那样的单纯，只要性命还在，他们就充满着快乐。行军或战斗结束后，他们“互相充满了庆生的快乐，大家嘻嘻哈哈地笑着”，洗澡、做菜，朝着东方，向他们的天皇“遥拜”。甚至在野外蹲着大便时面面相觑，都觉得那样有趣。士兵们像兄弟般的亲密无间，部队长官对士兵也是那样的关怀备至——
高桥一等兵躺在担架上，抬头看着我。说“班长，对不起，对不起”，说着，眼睛里噙满泪花。……“对不起”，我说了一句，眼泪也止不住流了下来。（《土与士兵》）
部队长一一看望伤兵来了。他只说了句“你们辛苦了”。但在他那表情上，却又在说：干得好啊！那无言的感谢之情分明流露在部队长的脸上。 （《麦与士兵》）
这就是火野苇子笔下的日本侵华士兵，既是那样的英勇无畏，又是那样的富有“人情味”；既有那样的伟大的爱国精神，又是那样的朴实单纯；既是那样的艰苦卓绝，又是那样的乐观自信；官兵之间既是那样的上令下达，又是那样互敬互爱。总之，俨然正义之师的形象。这就是火野苇平所要刻意表现的所谓“忠勇义烈的皇军的形象”。火野苇平在表现日军的这一总体形象的时候，比其他日本侵华作家显然技高一筹：《麦与士兵》使用自言自语的日记的文体，《土与士兵》使用的是给弟弟通信的形式。因此，这里没有其他侵华文学中常见的歇斯底里的叫喊和生硬的侵略战争的说教，而是从琐碎的战场小景写起，尽可能显得冷静客观、真实可信。日本读者从火野苇平的作品里，找到了他们期待中的日本士兵的形象。
第五部分：石川达三的真话与谎言《士兵三部曲》中的中国军民（1）
在战争中，交战双方都希望了解对方的情况，火野苇平似乎很清楚这一点。在《士兵三部曲》中，火野苇平特别注重对于中国军民的描写。
他笔下的普通的中国，大都是徐州、杭州一带及长江三角洲一带的沦陷区。在对有关中国老百姓的描写中，火野苇平着意地表现了中国人的亡国奴相。在他笔下，中国人对日本侵略者没有反抗。“无论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支那人一看见日本兵，就会照例做出笑意来。”（《麦与士兵》）当日本军队到来的时候，中国老百姓打着日本国旗，抬着茶水，欢迎日军。他们不知道什么国家和民族，仅仅是被利用的工具——
……附近村落中的避难的农民陆续到庙里来了。我们的部队留在村落把土民全部集中起来避难。……庙里挤满了避难的人。老人和孩子烧了开水来到我们面前。他们端给士兵说：喝吧喝吧。庙里有一个村长，拿着装饰过的长烟袋悠悠地喷着烟雾。那是一个长相有点严厉的老头儿。翻译正跟他说话。村长微微转过身来答话。引起了一阵快活的哄笑。他说：这一带蒋介石没有来过，李宗仁和另外几个大人物倒是带着军队来过。要问拿出茶水招待吗？不，我们不光招待日本人， 中国军队来了的话，我们也招待。又问：那要是两方面的军队都一块来了呢？笑而答日：那就跑啊。真是个直率而又狡猾的老头儿。（《麦与士兵》）
日本军在其占领区召开所谓“难民大会”。让中国方面的“代表”发言，说什么：我们老百姓从苛捐杂税、横征暴敛的国民政府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多亏了追求东洋和平的大日本国“皇军”的庇护，使我们安居乐业，真是说不出的幸福，云云。虽然看不懂日军的传单上写的是什么，但是为了讨好日本人，他们一个个毕恭毕敬地从日军手中接过传单。面对这样的中国老百姓，火野苇平的看法是——
我对于这些朴实如土的农民们感到无限的亲切。也许是因为这些支那人与我所认识的日本的农民长得很相似。这令人无可奈何的愚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