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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日本殖民者的“满洲文学”中，更多的作家不是从现实，而是从殖民统治的需要出发，热衷于制造日本统治下的“民族协和”的神话。
表现“民族协和”的“典范”作品，恐怕首先就是八木义德的《刘广福》（1943）了。这个短篇小说中的主人公刘广福，是由故事讲述者“我”作“保证人”、由乙炔气体工厂雇佣的汉人勤杂工。刘广福拿很少一点工钱，干的是又脏又累的活，但他却任劳任怨，没有一句牢骚，没有一点不满，只知拼命地干活。他有浑身使不完的力气、吃苦耐劳的品格、勤恳诚实的态度，是“满人”工人的带头人。可是，有一天，工厂仓库里的电石罐被盗，从现场留下的脚印来看，是刘广福所为，于是，刘被警察署逮捕关押起来。但“我”不相信刘广福会干那种事，就去警察署和刘广福见了面，并从刘那里得知了盗窃犯的线索。通过对全体工人搜身检查，果然从一个工头身上搜出了和他的收入不相符的治疗花柳病的巨额单据。警察逮捕他后，他供认不讳，于是刘广福还了清白。又有一次，工厂发生了火灾，刘广福奋不顾身救火，使工厂避免了重大损失。但是他的手和脸却被严重烧伤，虽没有生命危险，但看起来要留下后遗症了。刘广福的未婚妻、在奉天一家饭店打工的“那娜”姑娘，无微不至地在医院照料他。刘广福终于出院了。“我”看见出院后的刘广福，竟恢复得和以前一模一样。对他的惊人的生命力和恢复能力，“我”赞叹不已。——小说的情节大概就是这样。
在这篇小说中，“我”对刘广福的信赖和友情，刘广福对工作和职务的勤劳和奉献，特别是刘广福在火灾事故中为了工厂而勇于牺牲的精神，还有刘广福和那娜的童话般的爱情故事，完全是日本殖民政权“勤劳奉仕”、“五族协和”、“王道乐土”等殖民主义宣传口号的一种诠释；“我”和刘广福的友情，是“日满亲善”的象征。我们还不难看出：日本所谓的“五族协和”、“日满亲善”，就是需要像刘广福那样的人，——没有民族意识，没有做亡国奴的悲哀，没有自我意识，只是为日本统治者当卖命的“苦力”。这才是“日满协和”、“五族协和”的前提。“日满协和”、“五族协和”绝不是在民族平等下的“协和”，而是以服从日本人殖民统治为条件的“协和”。
第二部分：日本对我国东北地区的移民侵略“民族协和”的现实与神话（2）
牛岛春子的短篇小说《一个姓祝的人》（1941） 中的主人公祝廉天，则是日本统治下的“满洲人”的另一种形象。如果说，八木义德笔下的刘广福是殖民地中的“顺民”的典型。那么，牛岛春子笔下的祝廉天则是日本殖民者的鹰犬的典型。祝廉天是县长办公处的翻译官，他在“日系”职员中评价很坏。因为他具有一般“满系”职员所没有的傲慢和精明，以至周围的人都怵他三分。而新上任的日本人副县长风间真吉却欣赏他的才干，赞同祝廉天所奉行的日本式的行为方式。祝廉天作为中国人，运用的是“日本的原理”和“现代社会的法则”，是日本的“职业道德”和官僚制度的忠实和严格的贯彻者。他对于诉讼和告状，总是作认真的调查，公平行事；对于“满系”警察的不公正行为，也决不姑息通融，有钱有势的人家的孩子，从不能在他的手下逃避兵役。这些作法，与依靠金钱和人情驱动的“满人”社会的法则截然不同。而正是因为这样，中国人恨他，恨他竟然比日本人更“日本人”。《一个姓祝的人》中的祝廉天就是这样一个被日本殖民主义同化了、扭曲了的“满人”的典型，他已经失去了民族意识，失去了自我，而变成了日本殖民主义统治机器上的一个零件，他是满洲殖民地造就的一个畸形儿。据1936年“满洲事情案内所”编写的一本书《满洲的传说和民谣》（日文）中记载，当时的“满洲”中国人就对祝廉天这样的人深恶痛绝，还给他们编了民谣加以讽刺。有一首民谣曰：“礼帽戴在脑袋上，金丝眼镜架在鼻梁，一口好牙也要把金牙镶，手里提着小拐杖，手指夹着朝日烟，用日本的火柴来点上。开口就说日本话，恶言秽语把人伤。把吃饭说成‘米西’，最后啪地煽你一巴掌”。但是，尽管在这篇小说里，作者描写了人们对祝廉天的反感，可是，作者显然并不是要否定这样的人物，而是要从日本殖民主义的角度来观察和理解“满人”，并以此表现日本殖民主义对“满人”的成功渗透。当时的日本文坛的评论家们也正是从这个角度来看这篇小说的。如第12回“芥川奖”的评委小岛政二郎说：“看了《一个姓祝的人》，祝这个人的奇特的性格历历如在眼前，由此了解了外族人种。从这一点上说，这篇小说是一个很好的收获。”宇野浩二认为，小说通过“祝”这个人的独特的性格描写，“一定程度地表现了满洲国的内面或一面”。
综观二十多年间日本殖民者的“满洲文学”，我们可以看到，日本人的“满洲文学”基本上是日本殖民主义政治文化的产物，其中许多作品，是自觉地为日本的殖民统治服务的，充当了日本向满洲进行思想和文化渗透的工具。有的煽动日本人吞并满洲的狂热，有的鼓吹“满洲建国”，有的为“满洲国”涂脂抹粉，有的杜撰“五族协和”、“日满协和”的神话。即使有些不是自觉地服务于殖民统治的作家作品，也或多或少地带有日本殖民主义及军国主义的文化的、种族的成见和偏见。他们笔下的人物，无论是日本人，还是“满洲中国人”，也在殖民主义的有色眼镜下不同程度地变形和扭曲了。因此，日本殖民者的“满洲文学”缺乏真正的写实主义精神，倒是不乏狂想、偏执的“浪漫主义”色彩。这是日本人的“满洲文学”与生俱来的绝症。随着“满洲国”在1945年的土崩瓦解，日本殖民者的“满洲文学”也灰飞烟灭了。战后，还有不少从满洲回国、有着满洲生活体验的作家，写出了不少以殖民地时代为背景的作品。但是，那些战后的“满洲文学”已不再是狂热的“浪漫主义”，而大多是回首那不堪回首的往日，为那失去的一切唱挽歌了。
第三部分：“笔部队”及其侵华文学“笔部队”及其侵华文学（1）
七七事变之后不久， 日本向侵华战场派出了一支由文学家组成的特殊的侵华部队，当时称其为“笔部队”。“笔部队”的成员们以笔为枪，为侵华战争摇旗呐喊。他们或把战争责任强加给中国，或为侵华战争强词争辩，或把日军的残暴行径加以诗化和美化，大书“皇军”的“可爱和勇敢”，或歪曲描写日占区的状况，胡说日军和中国老百姓如何“亲善”，或炫耀自己如何出生入死，夸耀自己的战争体验……
一、初期派往中国前线的特派作家
1937年的七七事变之后，日本加紧了侵略中国的步骤，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在大举进行军事侵略的同时，日本政府强化了国内的军国主义体制，要求举国一致进行侵略中国的战争。事变爆发几天后的7月11日，就在日本发表出兵华北的声明的当天，近卫首相召集各新闻通讯社的代表“恳谈”，要求他们“协力”战争；13日又召集日本几家著名的杂志社——《中央公论》、《改造》、《日本评论》、《文艺春秋》——的代表，向他们提出了同样的要求。8月24日，日本政府发布《国民精神总动员实施纲要》；9月25日负责战争宣传的“陆军情报委员会”升格为“内阁情报部”。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国内的报刊、广播等舆论第五章“笔部队”及其侵华文学工具也开足马力，向国民展开了规模巨大的侵华战争的宣传。许多综合性杂志和文艺杂志，开始采用战时编辑，开辟专门刊登战争报道和战场特写的栏目。起初，报纸一般并不刊登文学性的报道。文学性的报道，或者说是类似“报告文学”的东西主要是由杂志来发表的。但是到了后来，连报纸也刊登了所谓“战争小说”、报告文学、战争诗歌、作家的战场通讯之类的内容，在读者中大有市场，报纸杂志对此类稿件的需求也越来越大，这就使得报社和杂志社除了他们的“社员”之外，又把一些文学家派往中国战场。8月3日，当时有影响的报纸《东京日日新闻》刊登了一条引人注目的消息云：“本社为事变报道添异彩／大众文学巨匠吉川英治氏特派／昨日乘飞机到达天津”；8月5日，吉川英治的《在天津》很快写出，并在该报头条刊出。接着，该报又派出小说家木村毅到了上海。木村21日到达上海，24日便开始发表有关上海的战事通讯。
到了八月底，杂志社也开始向中国战场派出作家。如《主妇之友》杂志派出女作家吉屋信子，她作为“《主妇之友》皇军慰问特派员”于8月25日飞往天津，9月3日回到东京，旋即又从长崎飞往上海。吉屋信子在《主妇之友》10月号上发表《战祸的北支现地行》；又在11月号上发表《战火的上海决死行》。同时，《中央公论》杂志把林房雄和尾崎士郎分别派往中国北方和上海。林房雄8月29日进入上海，尾崎士郎8月31日出发前往华北。九月初，《日本评论》杂志派出了作家榊山润。他们在中国战区采访了三周左右，然后回国。10月，《中央公论》开辟“现地报告文学”专栏，发表了尾崎士郎的《悲风千里》和林房雄的《上海战线》；《日本评论》杂志则发表了榊山润的《前往炮火中的上海》。这些作品是七七事变以后日本最早的一批有关侵华战争的报告文学。接着，１１月初，《文艺春秋》社又派作家岸田国士去华北，《改造》杂志社派三好达治去上海。不久，岸田国士在《文艺春秋》上发表《北支日本色》，三好达治在《改造》上发表《上海杂感》。几乎与此同时， 《中央公论》社派出了小说家石川达三，《改造》社派出了作家立野信之。此外，杉山平助、大宅壮一、高田保、林芙美子、金子光晴等作家、评论家纷纷进入中国采访。1938年2月和3月，诗人草野心平、评论家小林秀雄又被派往中国内地。其中，小林受《文艺春秋》社的委派，特地来到杭州，给正在侵华部队中当兵、此前默默无闻的青年作家火野苇平现场颁发“芥川龙之介文学奖”，以示对战场作家的特殊鼓励。小林在中国的杭州、南京、苏州逗留一个月，回国后在《文艺春秋》上发表《杭州》、《苏州》等作品。他回国前后，又有浅原六郎、丰田三郎、芹泽光治良、保田与重郎、佐藤春夫等作家作为各杂志社及文化文学团体的特派作家，陆续来到中国。
总之，在七七事变爆发后的一年时间里，就有这么多的文学家来到硝烟弥漫的中国内地“从军”，他们写的“从军记”和“现地报告”之类的文字一时充斥杂志报端，对日本国民的战争狂热推波助澜。这时，日本军国政府还没有直接插手组织所谓“笔部队”。这些初期的“从军作家”，都是由非官方的民间机构派出的，当时还没有被宣传媒体称为“笔部队”，但其性质和后来的所谓“笔部队”并无不同。可以说他们是初期的“笔部队”。这些作家都是带着协力战争、进行侵华宣传的目的来到中国战场的，是自觉地为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战争服务的。对战争性质的颠倒，对战争狂热的煽动，对中国抗日军民的丑化和诬蔑，对中国现状的歪曲描写，是这些作家的大部分作品的共同点。但同时也或多或少地描写了战场上的一些真实情况。兹举榊山润的《上海战线》中的一段文字为例：
我看见了各种各样的死尸。
在第一邮船码头，有死马一样漂浮的黑色的尸体，看起来就像便衣队。据说，黄浦江的赤土色的水，有三层水在流动：表面上的水在涨潮时向上游流动，它下面的却反着向扬子江流动，最底下的水则和表面的水一样向上游流动。
第三部分：“笔部队”及其侵华文学“笔部队”及其侵华文学（2）
此话是“上海丸”上的船员们说的，也许不假。因为这个缘故，浮尸才不容易冲到扬子江。黄浦江鳗鱼多。支那人似乎不吃鳗鱼，那些鳗鱼正在吃着浮尸。不，不只是鳗鱼。到了秋天，黄浦江中的蟹是一大名产，留在这里的〔日本〕移民诸君对我说，这里秋天的蟹十分肥美。其中好像真有人品尝过这种美味。
有点儿冷。
在前线看到的支那兵的尸体，就是这个样子。半裸着，仰面朝天，火辣辣的太阳晒着，连肚子都成了古铜色。人都死了，还曝尸于烈日之下。在炎热的天气中腐烂的尸体的恶臭味，非常难闻。不知不觉中，我觉得连草丛中的热气都闻不得了。（中略）
在舟山路附近看到的巷战之后留下的烧焦的尸体，最为可怕。只剩下了上半身，倒在路上。胳膊只剩上半截，耷拉下的脑壳，泛着奇妙的冰冷的白色。真令人不堪详写。
那些尸体的可怕情景，深深地刻在了我的脑海中。就像孩子们的胆怯一样，我回到宿舍之后，那可怕的情景依然纠缠着我。即便喝醉了威士忌，也是拂之不去。晚上去厕所，就着摇曳的蜡烛光，在朦胧的镜子中看到自己的脸的时候，就仿佛看到了白天那些被烧死的死尸的游魂。的确，人的脸在深夜映照在镜子中，是可怕的。那好像不是自己的脸。严格的灯火管制，倒使人生起这多余的恐怖。
然而死尸倒算是好的，在街头散落着的土袋子上，沾着鲜红的血。正因为它没有实体，所以容易让人生起种种想象。我心里一阵难受，在土袋前面呆呆地站着。
这就是日本侵略者踏上中国领土制造的人间恐怖！
在初期特派作家的作品中，尾崎士郎的长篇从军记《悲风千里》一直获得日本读者和学者的较高的评价。《悲风千里》描写了日军侵占下的华北地区的情形。但他笔下却很少那种人间的恐怖，而是带着一种温情的“和平”的情景。它恰好代表了日本侵华文学的另一种类型。在其中的《支那的孩子》一节中，有这样一段描写：
支那的孩子，听人说日本兵都是“鬼子”。鬼一样的外貌，鬼一样残忍，甚至肚子一饿就要吃人。
图11日军的宣传性图片：日军士兵与中国儿童在天津
东洋鬼——这个词有表示着一种非常现实的含义。据说只要一说“日本兵来啦”，所有正哭闹的孩子都不敢再哭，吓得缩起身子来。然而，日军攻占华北，支那的孩子们才算真正弄清了“鬼子”的真面目。
孩子们肯定都躲在隐蔽处，扭着脖子偷偷地观察追击支那军队的威严的日本兵——
没见头上有角，帽子下面也就那样啊， 既没有龇牙，也没有咧嘴。和支那人一模一样，也是人的脸。要说这就是东洋鬼子，真有点奇怪呀！无论看多少次，看了哪一个，都不是听说的那种东洋鬼。
于是孩子们从隐蔽处爬出来，怯生生地出现在东洋鬼的前面，远远地靠在一起，朝这边张望。
可是，不仅看不出他们有吃人的意思，而且不都笑眯眯的，朝这边看吗？还有的招招手，用半生不熟的中国话喊道：
“小孩！小孩！来！来！”
孩子们起初不敢接近，随着逐渐熟悉，慢慢地靠了过来。于是东洋鬼子给他们牛奶糖，抚摸他们的头。抚摸头的时候，吓了他们一跳。当然他们没有被咬，那牛奶糖里也绝没有放毒。
孩子们已经知道了，原来东洋鬼不是鬼。于是跑回家中，从家里拿来了梨、柿子等，献给“东洋鬼”。
“东洋鬼”乐得笑逐颜开。他们接受了水果，同时付了钱。
孩子们再次跑回家里，然后把他们的父母兄弟带来了。
“东洋鬼”不是鬼，农民和城镇居民们由自己的孩子证明了这一点。他们也小心翼翼地走出来，殷勤得有些滑稽。一边打着手势一边表示敬意。随着进一步熟悉，他们打心眼里表示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