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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思想解放过程。现在党中央提出“三个代表”的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应该与时俱进的论点就为我国在新时期理论创新发出了强有力的号召，并亲自带了个好头。广大有识之士已经预感到中国正处在一个呼唤理论创新，也必将会产生创新理论的伟大时代，这将预示着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正是有了这种觉醒，才会导致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发达国家已由农业经济经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发展。中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还将是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和知识经济并存的局面。发达国家从农业经济发展到工业经济主要靠科技进步，从工业经济发展到知识经济也主要靠科技进步。我国要赶上发达国家，就要靠科技更大的、跨越式的进步。否则连现有的差距尚难缩短，遑论“赶超”。因为这是从人均800美元向20000美元的“赶超”。可见，科技创新何等重要！当然，从中国当前社会需要来说，大量的还是应该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消化、吸收、提高。不必闭门造车，事事创新。就整个科技发展而言，创新是灵魂。但并不是人人都能创新，很多工作是常规服务，应按规范保证质量，并不是处处都要创新。我在这里先强调这些是因为我们过去习惯于搞运动，平时惰性十足，运动一搞，就全民折腾起来。科技创新，尤其原始创新，是很严肃的事，有严格的评价标准。要在关键的问题上，为关键的创新人才提供充足的条件，长期坚持，取得突破，而不是大轰大嗡。相反的，要防止科技创新的贬值！
科技创新要有政府的领导和支持。政府的作用是按照科技发展的自身规律来领导和管理科技，提供尽可能良好的条件，保证科学民主，贯彻百家争鸣。现代科技，不仅已发展到科技社会化，而且已发展到科技国家化和科技全球化。各国奉行科技全球化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推动经济全球化，以增强本国在国际上的竞争力。现代科技必须有政府的支持和运作，官产学一体化。但政府的作用绝不是任意干预和包办代替。政府在具体业务上的过多干预，效果历来不好。典型的例子是前苏联。十月革命前，俄国在生理学和医学领域是比较先进的，曾产生过巴甫洛夫和梅奇尼柯夫等世界级科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十月革命后，苏联政府主观上也想尽快发展科学技术，但经常粗暴地用行政手段干预科技。支持这，反对那，强制推行一些不成熟的、有争议的理论和技术，又给另一些学术观点和思想任意扣政治帽子，进行批判。结果80多年来再也没有出现过生理学和医学领域的诺贝尔奖获得者，连有世界影响的科学家也数不出来。而伪科学却乘机而出，迭有报道。我国一度在政治上“一边倒”的前提下，科技上也照搬过苏联的一套，教训是深刻的。
科技要创新，就该既兴利，又除弊。很多观念需要更新，措施需要改革。譬如，科技的基础在教育，而中国古代教育和考试制度，都重在培养官吏，科技教育不在国家体制之内。现代教育有了根本改善，但应试教育总是挤掉了素质教育，官本位思想仍根深蒂固。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传统教育也往往有碍于创新思维的培养。从小要求背书一字不差，答题不离标准，作文引经据典，说话循规蹈矩，处世四平八稳，办事按部就班，写诗要合格律，唱戏必遵流派。而“异想天开”、“想入非非”、“别出心裁”、“标新立异”等反映一点创新活动的词都是贬义词。这样培养出来的孩子很老实，很规矩，很本分，少年老成。但是思想受禁锢，思维不活跃。在国际竞争中，容易怯场。抓创新，要从娃娃抓起，从娃娃的教育模式和思维模式抓起。又譬如，近年来科技界日益浮躁。形势好的时候往往容易浮躁。而浮躁的结果，总是不好。我们曾经在政治上浮躁过，政治上付出过代价；在经济上浮躁过，经济上付出过代价。现在科技上也浮躁起来了，同样也将付出代价。科学研究中的急功近利、夸大成绩等现象已屡有发现，有的为了追名逐利，参与商业炒作，已发展到抄袭剽窃、弄虚作假等学术腐败的地步。与浮躁现象密切有关的是科技评估的导向。过去不进行评估，不好；现在搞烦琐的评估，也不好。评论文、评学位、评基金、评成果、评级别、评职称、评职务、评课题、评项目、评单位、评院士等等。没完没了。有的要一级一级逐级评，有的要一年一年逐年评。不知浪费了多少时间和经费。当然，必要的评估是有促进作用的。但烦琐评估带来的争名利、不团结、送礼金、走后门等不正之风却愈演愈烈。科技评估应该靠社会实践的检验，长官意志、专家武断、媒体炒作都在必须改革之列。本文限于篇幅，对此未能尽言，容后另文讨论。在此，殷切希望政府积极组织专题研究解决这些问题，匡正时弊，在为科技创新营造必要的技术平台的同时，还应构筑良好的精神平台和制度平台。现在，我国社会政治状况良好，“科教兴国”已作为基本国策。十六大以来，新一届党和国家领导坚持以人为本，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社会政治状况取得了明显进步，相信全国上下将意气风发地努力工作，在国际竞争中赢得未来。
第二部分社会政治状况与科技发展（4）
陶东风：我这个问题是问秦先生，我觉得您的报告非常精彩，我很受启发，您认为中国共产党走了很多弯路，最近已经走上了正道，但是我不知道您是从哪个意义上讲的。
秦伯益：要全面回答你的问题，需要另外再做一场报告。简单来说，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就标志着我们中国共产党明白了，开始要走上正道了，但是这条道路是从几十年的错误当中转过来，绝不是一蹴而就。所以你操之过急的话，要失望。我很有信心。我今年年纪至少比你大二十岁，我相信我还看得到中国走上长治久安的时候。（掌声）
听众：我觉得您的观点可能还要做场报告才能说服大家。确实科学发展得很快很快，人性进化得很慢很慢。今天在座的学者、作家、科学家都是不可再造的爱国者。我们的下一代的下一代我真的很担心，他们只知道享乐、怎么样赚钱，钱毁了一代一代有才华的人，所以不会像你们那样付出。这是一个很令人担忧的问题。所以我觉得像你们这样应该巡回做报告。要像教父布道那样，才能把年轻人的心挽救回来。（掌声）
秦伯益：关于做报告，确实像你所说的不只做那么一次，光山东，我今年已经是第四场报告了。下个月还要来做一个报告，那个做报告不是20分钟，是由我讲。但是我认为要真的实施到你所说的那样，绝不是靠报告讲得出来的，而是靠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来逐步明白。你说一代一代的问题，现在的年轻人问题怎么办？其实你比我年轻很多，我从小就听我们的爷爷、奶奶说，我们这一代世风日下，人心不古。我们长大了说我们的下一代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可是中国的社会在不断进步，如果一代不如一代，那么中国社会怎么进步？我同意欧阳教授的意见，自然界的问题产生了，人还会去解决。社会问题同样，产生了人也会去解决，对于未来我还是充满信心的。
梁昌洪：北京大学有个研究鲁迅的，叫钱理群教授，他研究近代史，所有的都这样，一代说下一代不行，但是下一代还是非常行，所以要相信年轻人，不要悲观。第二要注意，秦先生一开始的报告主题很清楚，宋健先生提出来的，政治上别乱说，科学无边界。谢谢！（掌声）
秦伯益：这个不是宋健提出来的，这是中央对社会科学提出来的。原来是宣传有纪律，探讨无禁区，后来吴江教授再加两个字：政治宣传有纪律。别的宣传不是纪律问题，比方说广告宣传什么的。学术探讨无禁区，我们学术探讨问题应该充分把问题讲出来。
1932年生。1955年毕业于上海第一医学院医疗系，1959年获苏联医学副博士学位。军事医学科学院原院长，现为该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院主席团成员。主要从事神经精神药理毒理学研究，曾获国家发明奖二等奖一项、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二项、军队和地方科技进步奖多项。主编《新药评价概论》。1998年荣获总后勤部科学技术“一代名师”称号。2004年出版新作《漫说科教》。
第二部分尊重城市（1）
方方
我们现在所居住的城市正以日新月异的速度改变着面貌。
科技的发达，也为改变城市提供了最大的可能。新的建筑材料，新的电气设施，新的居住条件，新的外观色泽以及新的工作方式，诸如此类，都使得年代已久的老建筑在与之相对应时显得老旧而笨拙。加上政府对老建筑长久疏于维修的原因，新老建筑更是显示出巨大的反差。于是，在全国各个城市里，一片一片、一条街一条街地拆除老建筑成了潮流。科技人员有了大展身手的舞台，政府官员有了向上级展示的政绩，当然，老百姓的居住条件也相应会有改善。一眼望去，城市与以前相比，洋气多了，气派多了，整洁多了，也金碧辉煌多了。
但是，相应的问题也摆在了我们面前：是不是只有经济快速发展，科技高度发达，城市建设一派繁荣，百姓生活富裕，就意味着一个国际大都市的诞生呢？是不是一座城市只要有了外观漂亮、设施齐全的现代化大楼或者再加上宽大的种着绿树和鲜花的马路，就意味着这个城市拥有了它想要的品位？
在很多的场合下，回答多半都是否定的。
文化对于一座城市的意义一点也不少于那些支撑着城市外观的高楼大厦。巴黎的光彩夺目并不仅仅靠它新建的大楼。杭州的令人向往也不以它各个漂亮的小区建筑。上海作为人们的梦想之地，也不仅就是外滩的银行和繁华的南京路。就是首都北京，有着无数的现代化高楼，但落在人们心上、流在人们血里的还是它的历史以及与这份历史交融在一起的文化。
文化是一座城市的血肉和情感。剥离了这些东西，再漂亮的城市也只如槁木。你看不到它面容上的表情，也听不到它带着脉动的心跳。现在我们时兴讲国民素质，或人文素质，离开了城市丰富的鲜活的文化，只注重城市气派的外表，这些素质又何从谈起。
以我居住的城市武汉为例。
我居住的城市武汉地处内陆，这是一个有着传奇的历史以及辉煌往事的城市。
自经历近代开埠以及张之洞督鄂之后，武汉由一个默默无闻的内陆城市在几十年间突飞猛进，一跃而为中国著名的大都市，曾被人称为“东方芝加哥”。因为这样的历史，武汉的文化便抹上了东西方杂交的内容。
1861年自英国人登陆汉口，在汉口划定了自己的租界后，此后的近40年内，另4个国家德、俄、法、日也相继向汉口官府讨要到自己的地盘。五大租界在汉口将长江南起江汉路，顺流而下，北至黄埔路，长达七八里的沿岸地盘全部占据，总面积达三千多亩。此外还有10个未辟租界的国家在汉口设有领事馆。
虽然这是一颗带着血泪的苦果，是中国因失败而孱弱的象征。但从另一角度，它们却给武汉带去了向世界敞开、让世界看到武汉以及让武汉看到世界的机会。洋人们在长江的岸边盖建了风格与本土完全不同的建筑群。高楼大厦风一样快速地矗立在了长江边上。花园和草地，硬面马路和水泥洋房，赛马场和跳舞厅，以及电灯电话，以及脚踏车自来水，以及汽车洒水车，以及煤气自鸣钟，诸如此类在西方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生活娱乐设施和物品，都被整体搬迁到长江北岸的这片曾经无人打理的荒原上。一时间汉口洋行遍地，银行林立，金发碧眼之洋人在汉口四处出没。
租界的一切存在，悄然而有力地改变着武汉人的经商理念和生活方式。一种对西式文明生活的向往，在汉口民间自然形成。有钱人几乎都搬入了舒适的租界居住。与租界相邻的华界地盘也迅速地繁华起来。从此，整个汉口的商贸中心，便摆脱汉水岸边的小街小巷，而逐渐东移。来汉的过客，目光和印象也都落在洋汉口上。西方人的生活方式、西方人的物质文明以及西方人的文化习惯，使得一座与旧汉口全然不同面貌的新汉口得以诞生。
与此同时，张之洞在武汉大办实业，汉阳炼铁厂、兵工厂等等，以及京汉铁路的贯通，又使得民族工业得到迅速的发展。民族资本家的兴起，亦仿洋人建筑起高楼大厦，使得汉口华界中心地带的繁华也不输于租界。
从这个时候起，大汉口的形象就基本定格。也正是有了那样的时候，也才有武汉今天的规模。
近百年业已过去，当年殖民者留下来的建筑还立在汉口的长江边上，它们外观老旧，满面沧桑。原有的建筑意义和实用的商业意义均已随时间的流逝而已然消退，余下的只是历史与文化的标识。它们已成为历史的见证，成为武汉这座城市成长的记忆。而在百年间里，它们与武汉人朝夕相处，也已成为武汉游子乡游的载体，成为满带着武汉人感情的建筑。它们具有了新的生命。
但是，近年来为盖高楼，修新路，为建设新的小区，开发商们大面积地拆除老建筑。虽然拆旧造新是件好事，城市的景观得到改造，居民的生活环境得到改善，但这种拆旧应该有所甄别。比如那些曾经与我们这座城市历史有关的建筑，那些建筑风格呈异样风情的建筑，那些著名人士的故居以及那些影响着这座城市人的感情的建筑，都应该留下来。它们的存在，可以让我们看到武汉这座城市成长的历程以及这座城市曾经有过的形态。而不能光顾造新的，光顾眼前的利益，而将一些带着浓厚历史痕迹的旧建筑一拆而尽。
诸多的开发商只为利益驱动，对老建筑毫无珍爱之心。比方汉口日租界一幢百年左右的三菱公司的老房子，立在江边，屋子上三菱的标识还清晰可见。整个建筑非常完整，富有特色。有一天，我们去那里时，听住在这房子里的居民说，这里要开发，这幢房子马上就要拆了。听到这个情况，我们立即求助媒体，希望制止。结果，开发商一听这消息，立即抢先行动。等媒体呼吁时，那房子已经拆了一半。此外，像汉口的法租界一带也都被拆得面目全非，老城区竖起了许多现代高楼，新老房子，风格迥异。新与旧的比较，高大与低矮的相衬，使得老建筑萎琐不堪。混在一条街一条路上或一个狭小的区域里，毫无美感，反显得格外不伦不类。
对国民的素质教育，何曾只是学学文件看看书，或是唱几首歌听几场模范标兵作报告？城市的状态，以及它所展示出来的历史、文化和景观是素质教育更重要的内容，因为人们每天在这里面来来去去。他的所见所闻都影响着他的思想和感受。城市的成长历史以及城市的文脉，以及老建筑所散发出来的意味，建筑的谐调诸如此类，都会直接给他以熏陶。我们现在看到的全国城市，大同小异，那些老的有个性的，带着历史沧桑感的建筑物都拆得差不多了，而新的建筑却又风格大多雷同。走一座城市，便如同看到了全国，有的地方连路灯都完全一样，真是令人感叹不已。
在我们的城市，老建筑从来都不是孤立地站在那里的，它的背后拖泥带水地牵扯着发生在那里的无数人和事以及整个城市的发展轨迹。经过岁月的洗礼，它已不可能只是砖瓦水泥没有生命的房子。它老派的风格，它沧桑的外容，它矗立的位置，和它历经的往事，都使它拥有了超出自身之外的价值，使它珍贵难得。一去不返的时间，用了它近百年的耐心，把它变为了历史，变为了文化，变为了我们蓦然回首间凝视的地方，变为了我们凝视它时的万千感受，变为了我们对自己所生活的城市的热爱和怀念，变为了漂泊者们一份永难释怀的乡愁，变为了都市永恒的记忆。
尊重历史文化就是尊重城市，更是尊重我们自己。
第二部分尊重城市（2）
听众：方方老师讲了《尊重城市》，我想到一个问题，在我的家乡，这几年政府干了一件所谓的政绩，他们把真的文物建筑给拆了，造了一些假的文物、新的文物，请您就这个问题表达一下您的看法。谢谢。
方方：我建议你们政府把新的、仿造的再拆掉。
听众：我想问一个问题，我刚刚看完您的非常有名的小说《风景》，非常的喜欢，觉得这是一本很有个性很有思想性的小说，并记得您有一本小说集，序言是由韩少功先生写的，有一句话印象深刻，叫做“超群者不伦，独特者不类”。我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