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我重述。这里仅以“全球变化与地球系统”研究文献为依据，作一极其简要概括。这本册子，是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四大国际研究计划，即世界气候研究计划（WCRP）、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IGBP）、全球变化人文因素计划（IHDP）和生物多样性计划（DIVERSITAS），针对全球变化，历经十年国际研究所作的扼要总结，提出全球变化的重要认识与主要成果及未来全球变化趋势。可以作为人类社会对当今人—自然关系现实的最新认识的代表。该总结认为：
人类整体作为一种智能地质营力加剧作用于地球系统，正在改变破坏人类自身存在发展的地球生命支撑系统；
地球现正以前所未有的全球变化超过其过去50万年的自然变率范围，以非同寻常的状态在运行，已威胁到人类和生命的存在发展；
人类整体行为有潜力改变地球系统，强迫影响地球系统的运行，致使地球进入一个可能对人类及其他生命形式不友好的运行状态，有可能变成一个不适合人类与生命生存的星球。
总之，人—自然关系正在加剧恶化，除自然因素外，人类活动引发的全球变化，已直接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发展，已成为自然和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大社会与自然科学问题和现实问题，这是对21世纪人类自身生存发展的严峻挑战！因此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必将是21世纪人类共同呼唤的最强音，重新认识人—自然关系、地球系统，适应全球变化，调整与规范人类行为，提出全球可持续发展管理战略和对策，“人类需要一个全球系统科学的全球系统对应变化中的地球的紧急挑战”。
2。人类的警觉、忧虑、无奈和探求
人类在历史上，尤其上世纪中叶以来，特别是R。卡尔逊的“寂静的春天”发表以来（1962年），已警觉发现和意识到人—自然关系的恶化、人—自然关系与自然系统属性的非线形性与混沌性，全球变化的严重性、危害性、复杂性、突发性与难预测性及其紧迫性，国际社会并已开始多方面研究和行动起来进行探求。
但是人类迄今关于人—自然关系、全球变化知识有限，未知和盲区还很多，还无以完全能力应对。同时，人类社会发展的现阶段，国家为基本存在单位，国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复杂厉害驱动，和国家与地区内部的非平衡复杂性，所以国家人类还不可能全球系统统一应对。
因此全球变化还正在加速，威胁还在加剧。所以人类虽已有警觉和响应，但总体还处于认识、协调、无奈、忧虑和探求之中。
综合上述现有研究与认识和客观现实，显然，人—自然关系恶化的严重紧迫性与综合复杂性，深刻触及人类和自然与社会科学各个方面。人类社会已经历原始工具时代、农业经济时代、工业经济时代，也已开始知识经济时代。如果说，人类初期工具与农业时代，人文社会与自然科学还处于原始朴素的科学高度混沌综合化阶段，而后工业时代则由于经济核心要素资本发展的需求，人类社会出现人文社会与自然科学内的高度分化与专门化，但新的已开始和即将到来的知识经济时代，则又需要在高度分化的基础上的交叉、跨学科的新的高度综合，以回答与解决人类面临的复杂系统与极端条件下的问题，人—自然关系和全球变化正是人类社会发展和科技发展面临的复杂重大问题，故这应是对两者共同的重大挑战！也是两者面对人类发展重大需求，共同探求研究的机遇和必然！
第三部分人与自然关系（2）
三、人—自然关系的本质，需以哲学的思维和视野综合自然与社会科学共同的探索研究，构建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宇宙寄所和空间基础
1。人是宇宙、地球物质运动的自然统一产物。人具两重性，即自然属性，是生物，但又具社会性，群体社会性和存在与运动，故两者是统一的，是宇宙、地球演化的必然的自然，所以，可以概括说人是地球物质的统一组成部分，是地球的有机物质生命智能组团。
人是在地球物质和生命与生物的自然统一演化、进化过程中于平衡与非平衡、必然与偶然、谐和与矛盾中发生发展的，故人—自然是天然的和谐、矛盾统一体。
人类诞生前的自然进程是人类产生的基础，人类发生是其必然，而人类诞生及其发展是地球演化进程的新动力、新因素，必然中包含许多偶然，统一中包含矛盾，和谐中包含着冲突，但主导应是人—自然的和谐统一，因为是宇宙、地球自然界演化孕育了生命，哺育支撑着人类存在与发展，“人类的出现是自然界内在价值的最高体现”，所以人类的存在与美首先表现为人与自然的和谐。
2。现今人—自然关系应是宇宙—地球演化进程和系统中特定阶段的现象，自有其必然性和偶然性。但哪些是必然，哪些是偶然，尚需要人类站在自然与人文科学两者综合的哲学层次上去思考、分辨。这也正是社会与自然科学现今要相结合构筑共同研究平台的缘由。如是才能从宇宙客观物质发展世界综合人类社会与意识精神世界去思考、探索，从本质上理解认识人—自然关系、地球系统与全球变化，并从自然发展规律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及其两者的和谐统一可持续发展的综合探索认识，构思应变对策和战略，探求未来人—自然的和谐发展。
3。人类文明里程，对宇宙地球演化而言是弹指一挥间，但从人的生命尺度看，则是漫长历程。人类从工具时代——农业时代——工业时代——知识时代一路走来，既生机无限、灿烂辉煌，又铁血残酷、艰辛坎坷。如果说人类第一次现代化以工业化为标志，人类活动开始加剧对地球系统的作用，引发人—自然关系的紧张变化，那么从上世纪后半叶开始的人类第二次现代化，后工业化和回归自然，以人类生活质量为中心，人与自然关系又走向何方，长远效应又将如何？人类真正与自然关系如何？历史、现在还不能做出最终答案！是曲折而光明，还是人类自掘坟墓。因此人—自然关系，需要用人类的实践、探求和智慧，以哲学的思维、视角整体去探究其本质，分清时空、尺度、必然与偶然，规律与规范，人类与自然的运动归宿，把握本质，提出人—自然和谐发展和人类管理地球的长远战略和眼前适应全球变化的对策，并最终落实于人类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中。
4。自然规律和人类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人类有物质力量和智慧潜力去认识世界，更有能力适应和利用自然变化，构建以人—自然和谐发展为基础的更高层次人类文明，发展人类或者转化为宇宙更高物质存在形式。所以我们持乐观态度，但必须付出代价地艰苦探求，因为我们知道，维持现状、等待与任其发展就是走向毁灭，只有共同探求与行动才能创造明天！
让我们呼吁，面对现今人—自然关系的恶化和地球系统的全球变化，需要建立社会与自然科学共同探求的平台，促建全球系统，既进行高层本质的探究，更要落实到现实社会与自然，以人—自然、人类与地球整体意识和全球系统共同认识，创建美好的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人类生存发展的时间和空间！
第三部分人与自然关系（3）
王蒙：我问一下张国伟先生，如果说现在地球变暖是由于人类的不当活动，但是您又说美国人认为很快地球又要变冷了，这不说明了人类的不当活动对地球没有多大影响吗？地球比人类厉害得多，想让你冷就冷，想让你暖就暖。
张国伟：王先生这个问题提得很好，现今关于这个问题实际上还没有完全解决。全球的变化，究竟自然的因素有多大，人类的作用有多大？还有不同争论。但是经过十年的研究，如我刚才说的得出初步的结论认为，人类的整体对地球的生态环境已经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影响到什么程度？就是影响到威胁着人类生存和地球的生命支撑系统。但是为什么说，在增温的同时还有变化，还要降温，这里就有人为和自然因素的问题。前述的美国这样一个报告（注：2004年2月22日英国《观察家报》披露的美国五角大楼“秘密报告”——“气候突变的情景及其对美国国家安全的意义”），已引起我们国家高度重视。自然过程中有这样现象，其实并不矛盾。因为现在全球变化中其中包括气候的变化，气候变化实际上是自然的因素加上人为的因素。从某种意义上讲，人作为地球的一个组成部分，他也是自然的一个部分，人类今天的活动实际上也是自然的一个必然的产物。但在这当中，我们现在关心的是单独作为人为因素，它的真正作用如何？而且人为作用中，哪些是偶然地破坏了自然的规律，带来了严重的生命的支撑系统的威胁，哪些是必然进程当中产生的现象。像这个增温过程当中突然的降温，既有自然的重要的因素，也有人为的因素。譬如说，全球有一个大洋循环系统，称做“大洋传送带”，底层低温高盐的深层水流从北大西洋经南极洋流到北太平洋，而表层高温低盐浅层水流反向流向北大西洋，是一全球大洋三维环流，这是一个自然系统，但如果说由于人类活动，增温，气候变暖，北大西洋、格陵兰冰盖大量融化，水温、盐度、水比重就会变化，就会通过这一系统变化影响北太平洋，影响全球，其中包括引起降温。甚至如果这一系统达到一定的临界值反向倒转，或者停运，就会使整个全球的气候有巨大的变化。因此刚才说的增温中降温，既有自然的，也有人为的因素。美国报告估计的这一次降温影响的严重程度，他们认为甚至可能远远大于9•；11对美国的破坏。他们是这样估计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灾害可能要持续多年。这一估计结论不一定准确，这仅是美国五角大楼国防部内部的一个咨询报告，但值得注意，研究重视！因此这里还是归结到一点，像这一类的问题，我中心一个思想就是说全球变化问题，关系重大、复杂，既有自然因素，又有人为因素，互为影响，既不仅是自然科学能回答的，也更不仅是社会科学能回答的，而是涉及到人类社会和自然两者及全球变化与社会可持续发展问题，归根结底是人—自然关系问题。人—自然关系和全球变化问题既是自然科学问题，也是社会科学问题，因之，必须是两者相结合融合共同探索解决的人类面临的世纪重大问题！所以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应该共同研究，以人类现今的发展水准、知识与技能研究人与自然的本质与规律究竟是什么，从长远的历史演化中和现实与发展趋势中看待这一问题，从而根本上认识与探求解决这一问题。
1939年生，河南省南阳人。1961年毕业于西北大学地质系，留校任教至今。现任中国科学院院士，西北大学教授，西北大学造山带地质研究所所长，西北大学大陆动力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主任。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委员，教育部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和地质与地球物理专业教学委员会主任，中国国家岩石圈委员会委员，中国地质学会名誉理事，陕西省地质学会名誉理事长，陕西省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特邀咨询委员等职。
长期从事地质科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先后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重大、重点、攻关项目8项，地矿、石油、冶金等部门其他科学研究项目20余项，国际合作研究项目9项，多次应邀到美、英、德、加拿大、瑞士、奥地利等国进行合作研究与学术交流，对世界主要造山带阿帕拉契亚、科迪勒拉、北美五大湖区前寒武纪地质、阿尔卑斯、中欧海西造山带、英国西海岸等地进行考察，并与秦岭造山带进行对比研究。在造山带与前寒武地质研究、国内外主要造山带对比与大陆动力学的研究中，取得了富有创造性的系统科学成就。在国内外期刊发表论文150余篇，出版著作5部和中英文版秦岭造山带岩石圈三维结构图丛书各1套。研究成果曾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1项，全国科学大会奖1项，国家教委、地质矿产部、陕西省科技进步一、二等奖共8项。
先后讲授构造地质学、前寒武地质学、板块构造、地质科学研究进展、固体力学等多门课程。指导培养了一批硕士、博士、博士后和青年教师。1986年以来先后被评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全国优秀教师、陕西省科技战线劳动模范和全国先进工作者等。
第三部分超越民族（1）
韩少功
洋奴主义和仇外主义都在拿民族说事，其实是幼稚病的一体两面。它们在英特网上常常发动的口水战，使人不由得想起安德森的（BenedictR。O。GormanAnderson）一句名言：民族是“想像的共同体”。
在这位爱尔兰学者看来，民族差不多是历史误读的产物，其概念本身十分可疑。比如在欧洲漫长的中世纪，人们只有基督徒与异教徒的区分，并不知“民族”为何物。“法兰西”、“英格兰”等等，都是很久以后才折腾出来的说法。至于“爱沙尼亚”这个词，直到19世纪60年代才开始使用。作为民族立身之本的语种，其实也不一定与民族有什么对应关系。全世界最大犹太人群体，即德系犹太人，以前通用意第绪语，但这种语言后来恰恰被犹太复国运动大力排拒。而在意大利建国的1860年，国民中只有2。5％的人在日常生活中说意大利语。这一类事实，总是被后来的民族主义叙事刻意剪除了。
罗马天主教霸权体系坍塌以后，“民族”是一种新的组织替代，使分崩离析的欧洲重新找到了群体情感和利益单元。据史学家霍布斯鲍姆（Eric。Hobsbawm）的观点，民族与民主颇有关联。古希腊式的城邦民主并不是全民选举，占人口90％的妇女、奴隶以及乡下人没有投票权。后来选民的范围逐渐扩大，但选民范围如果需要一个边界，民族当然就是最合适的身份设限。兵役制、纳税义务、教育及其他权益的分配等等，也都不可能无限制地遍及天下，必须有对象的选择和设定。这就推动了人们对民族的想像和划分，在历史上催生了现代民族国家，以取代旧时的城邦国家。1789年，法国革命者们首创国旗和国歌，更使民族概念获得形象包装，开始向人们的日常感觉层面渗入。从此，“民族”常常与“国家”同义。一部欧洲的现代化史，差不多同时是一部民族主义的发展史，以至今天的“联合国”，实际上写成了“联合族”（UnitedNations）。
这种成功地组织方案原产于欧洲，但很快被世界其他地区的人们争相效仿。特别是在遭遇了西方殖民主义的压迫之后，欧洲以外的被压迫者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凭借血缘、语言、习俗、宗教、行政沿革等方面或多或少的迹象，苏醒各自的民族意识，重绘现代的群体边界，借以凝聚民意和调动资源。20世纪初期，列宁提出了民族解放理论，随后又有威尔逊总统提出民族自决原则。这些主张出自当时没有多少殖民利益的俄国与美国，对全世界新一阶段民族主义运动推波助澜，使新兴民族得以雨后春笋般涌现。应该说，这时候的民族主义仍然较多正面功能。正如欧洲的民主曾得助于民族国家，亚非拉后起的民族国家则首先促进了国际民主，对老一代帝国列强形成了四面八方的遏制和打击，多少甘地式的民族英雄可歌可泣，一时间灿若繁星。
不过，细心一点的人不难察觉，此时的民族，有些不再是欧洲那种严格意义下的民族了。“泛非洲主义”、“泛阿拉伯主义”、“泛拉丁美洲主义”等，只是诉诸文化或者地缘的根据，悄悄模糊了血缘种族的面目，给民族注入了新的含义，实际上是一种泛民族或者类民族主义。孙中山先生也是这样。他粗粗勾勒的汉藏满蒙回“五族共和”，同时夸张和忽略了辽阔国土上的一些群体差异，只是绘制了一张让后人争议不休的草图。中国到底有多少民族？构成民族的要件到底有哪些？……这些问题并不容易得到解答。直至20世纪50年代，原来在“汉族”名下的很多群体，以苗族、壮族、侗族、瑶族等名义再次得到区分，带来了民族目录又一次爆炸式的增扩，直到近乎失控时才紧急刹车。
这并不是一项中国人所熟悉的工作。历史上的中国，其实是一个民族意识相对淡薄的国家。对于中国人来说，划分民族是一次迟到的补课。更准确地说，如果说欧洲人是以血缘划族，可谓之“种族”；中国古人的主导性意识充其量是以文化分族，不妨谓之“文族”。两者涵义并不一样。中国人以前只论“夏”与“夷”，是意义模糊和很有弹性的文化概念。章太炎在《中华民国解》里说：夏可以为夷，夷可以为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