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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这还与他们各自的社会定位和人们对他们的角色期许密切相关。科学家要解决当前物质生活问题，他们关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效率、速度，其自我定位是经济发展的“动力机”、“工程师”或“设计师”，人们对他们的期许也是尽可能地解决物质生活方面的问题。文学家、艺术家则不同，文学艺术要解决人类的精神需求问题，人类当然必须首先活着，必须首先解决衣食住行这些最基本的问题，但人之所以为人，就是因为人还有文化的、精神的、文学艺术的需求。这些需求也是人类的不可或缺的基本需求。由此，文学家的自我定位就不同于科学家。他们有的取精神牧师的定位，有的取社会批判者的定位，有的取历史代言人的定位。
最后，这种不同还在于文学家与经济学家各自的知识谱系不同。由于训练，由于教育，由于约定俗成的社会习俗，他们观察世界的思维范式不同，因而他们对同一社会现实可能做出相当不同的判断。换句话说，他们可能关注的是同一社会现实中的不同层次或不同侧面。
第四部分转型时代的科学家与文学家（2）
四、从对立到互补
1。文学家的边缘立场的意义
我们应当把这种分歧看成是正常的现象。文学家对于社会时代的审视角度和评价尺度本来就不应当与科学家相同。社会的转型是一个全方位的现象，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涉及器物、体制、心理多种层面；而知识的分工又必然造成这样的局面：无论是科学家还是人文学者，都很难全方位地准确把握与正确评价转型带来的结果（包括正、负面）。这就决定了科学家与文学家之间应当是一种基于差异的互补关系。无论是社会科学家还是文学家都有各自的洞见与盲点，文学家不应该放弃自己的视角与立场，我们也不应当要求他们成为社会物质与器物层面的发展的设计师，小说不能写成社会发展报告或现象记录，否则文学与文学家都失去了存在的价值与理由。文学家的价值立场应该是与社会的现代化趋势保持距离的。这与关注社会与时代并不矛盾。这是一种特殊的关心，是有距离的关注。
从社会发展的角度说，在常态的情况下，文学家对于社会历史发展的影响是相对微弱的、边缘性的，占支配地位的是科学家的观点（当然更重要的是物质生产自身的“铁律”以及政治家的施政方针）。现在的老百姓和政府都更加重视科学家的建议和意见（精英结构的变化）。西方社会不乏对于现代化持激进批判态度的文学家和人文思想家，但是没有一个西方社会因为文学家的批判而回到古代去，没有一个政治家会完全依照文学家的小说来施政。
但是，这不是说文学家的边缘位置是没有意义的，它的意义就在于不停地提醒人们现代化的负面效应，科学家看不到或看到了而不重视的那些消极影响。而这种影响常常是被科学家忽视的，它不能用仪器测量，不能用公式或图表计算，也不能用金钱衡量，只能用心去体验、去感受。但是它是重要的。三峡的移民对于故土的眷恋不是新房可以弥补的。
2。注意克服两个偏向
我以为当今中国转型时代，学术文化界存在两个比较典型的偏向。
一是文学家的那种偏激狂躁、缺乏节制的道德理想主义。它的重要问题是：缺乏应有的界线意识与距离意识。他们对于现代化有一种整体拒绝的倾向，以声嘶力竭的控诉乃至诅咒抵抗现代化的社会发展方向。
我认为，文学家固然可以对于社会转型持不同于社会科学家的立场与视角，但是切不可丧失界线意识与距离意识。我所谓“界线意识”与“距离意识”，是指文学家不应当幼稚地认为社会应当按照自己的人性理想与高调乌托邦来建构，更要警惕自己的乌托邦被政治家别有用心地利用。用来在现实社会中建立所谓“道德理想国”或“人间天堂”。我非常欣赏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也喜欢桃花源中“鸡犬之声相闻”的境界。但是桃花源的美就在于它是幻象，如果桃花源不再是幻象而是现实，或者有人为了建立桃花源而把人类的文明成果统统毁灭（为了人性的“纯洁”），结果恐怕并不美妙。这是一种走火入魔的道德理想主义。这种道德理想主义不但对于社会发展是有害的，而且从审美上看也是不美的。作家的道德理想主义与人性乌托邦如果想要获得美感，就不应当成为声嘶力竭的道德控诉。即使他留恋过去，对于即将消逝的美好（至少在他心目中是美好的）事物、美好人性倾注了全部的同情，他也不应当失态地暴跳如雷、破口大骂，让自己的声音失去应有的从容与委婉。因为暴跳如雷的道德控诉或许表明了一个人的正义感与道德义愤，但是我相信它必然是缺乏美感的。巴尔扎克的作品是法国上流社会的一曲挽歌，他的所有同情都在那个注定要灭亡的阶级（即贵族）身上，但是巴尔扎克并不用自己的道德态度取代社会历史理性，所以他写出了贵族必然灭亡的命运，虽然他同情贵族；同时，他的同情是有距离的，因此也是美的，他没有把同情化为对于历史发展的声嘶力竭的控诉，也没有对资产阶级破口大骂。李商隐的“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是千古名句，但是它的美恰好来自一种挽歌式的情调：美的夕阳的消逝引发的是李商隐无可奈何的喟叹与惋惜，深情而不狂躁，从容而不冷漠，狂躁的激情因为失去了距离因而也将失去美感，冷漠的从容是一种“没良心”的历史理性，它从来与文学无缘。
另外一种偏向是科技中心主义、科技万能思想。
在现代社会中，任何类型的知识与知识分子都不应当成为霸权，不应当再制造中心/边缘的等级关系。就人文知识与科技知识的关系而言，这两种知识类型各自都有自己的功能，也都有自己的局限。人文知识是关于意义与价值的知识，它回答的是人类生存中所遇到的精神价值问题。人与动物的一个根本区别是人不但活着，而且思考自己为什么活着（活着的意义）。这样的学科定位、角色定位与功能定位，既限定了人文知识及人文知识分子的话语范围，也为之确立了自己不可取代的独立作用与存在价值。这就是说，人文知识与人文知识分子的作用与功能是有限的，但又是不可替代的；同样，科技知识与科技知识分子的作用与功能也是如此。如果说，人文知识、人文知识分子在传统社会中的霸权与中心地位、其对科技知识、科技知识分子的“压抑”是不正常、不合理的，那么，今天已经出现的对于人文知识的轻视，对于文化价值、生命意义等问题的冷漠，同样也是不正常的（当然这不意味着我们赞成用拒绝世俗的方式来建立生活的意义）。如果今后朝这个方向继续发展，乃至让实用主义的价值观与人生观支配生活领域的一切活动，并在此基础上导致浅薄的技术万能主义，那就更不合理了。无论是一个人还是一个社会，只有精神的维度或只有物质的维度，只高谈心性或只关注消费，只读经典名著或只唱卡拉OK，只关注政治或根本不问政治，都是极其片面的、极为畸形的。政治、经济、文化、人文知识与技术知识等都应当成为相对独立、有自己的活动范围、价值轴心与自身游戏规则的互补结构，相互之间的僭越都不利于社会结构的动态平衡与人的全面发展。如果说，中国古代伦理本位的社会文化结构，以及解放后政治本位的社会文化结构，都不恰当地压制了科技知识的生长发展，那么今天的社会转型就起到了消解这种社会结构，以及与之相关的以人文知识分子为中心的知识精英结构的作用。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另一种同样不合理的知识与知识分子的等级关系就一定不会出现。
第四部分转型时代的科学家与文学家（3）
在今天这个高科技的时代，科技的力量以及技术官僚的影响已经变得无孔不入。那么，谁来限制技术官僚？
首先是重申自由民主的原则，科技专家和政治权力集团的勾结成为当今社会的一个突出弊端。许多决策是他们作出的，在缺乏监督的情况下不乏这两个强势集团成为相互利用的利益共同体的可能性。如果我们意识到中国社会即使在今天也依然是一个半计划社会，其民主化的路途还相当遥远而艰巨，尤其是意识到上世纪80年代末以来的中国的改革进入了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极不协调的时期，就应当越发强调民主化进程的优先性与迫切性。应当看到，在一个民主制度尚不健全，而科技力量又势头日增的特殊社会时代背景中，很可能出现技术专家与政治权力结合的局面，其后果恐怕比传统社会中人文知识分子与政治官僚的结合好不了多少。
其次，科技在价值上是中性的。我们不应该抽象地谴责科学本身，也不应该抽象地谴责人性的恶的一面，重要的是分析科学技术是如何被使用的，是被谁所控制的。一个国家内部贫富不均也好，国家之间的贫富不均也好，都不是科学技术本身的错误。
第三，应当认识到科学技术和技术专家的局限性，以及批判性的人文知识分子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社会生活与个人生活中的许多问题，特别是价值与意义问题（人活着的意义是什么），不是科技知识与技术专家所能单独解决的。这在科技发展引发许多道德伦理问题的西方已经引起极大重视。自由主义政治学家萨托利认为：“只有当涉及手段而不是目的的时候，专家统治才是可以接受的。”（《民主新论》，第445页）这就是说，作为工具理性的科技的有效性以及应用范围都是有限度的，超越了这个限度就会导致新的霸权主义，导致“侵略性”的科学，而这正是唯科学主义的危险所在。因为“唯科学主义把科学推及万物，大大地超越了科学的实际应用领域——它是一个侵略者。相应的，自然科学专用的理性则变成了惟一的、绝对的、无所不包的理性——一种格外不合情理的理性。”（《民主新论》，450页）我想补充的是，限制了技术专家在生活目的方面的垄断性发言权以后，并不意味着生活幸福等人文问题就悬而不论，或者完全听任大众自己解决，虽然生活目标的选择从最终的意义上说当然是由大众自己做出，但是，集中探索这些问题则是人文知识分子的职责与专长所在（当然这不是说他们要重新做以前意义上的“导师”）。美国著名的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在他的《90年代世界发展10大趋势》中提到，由高科技（如生物工程）所带来的伦理问题将引发广泛的社会讨论，重新唤醒人们对一般伦理原则的关注。世界各国不得不在学校里提高价值观与道德观教育的地位。美国的许多医院、监狱、公司甚至美国国会，都聘请、雇佣了哲学家来提供决策咨询（参见奈斯比特：《90年代世界发展10大趋势》，中国经济出版社，1991年版）。这大概是西方国家对于科技偏一发展所带来的社会问题的一种认识与纠正。它虽然尚不完全是中国目前的现实，但肯定其启示作用应当说不是杞人忧天。
当然，我们重提人文关怀的重要性，人文知识的不可或缺的意义，并不是要让人文知识及人文知识分子重新借助政治的或其他外在的力量再次登上中心的宝座。我们只是要让人文知识赢得自己独立的和应有的地位，并发挥自己应有的独立作用。历史已经表明，人文知识昨日的意识形态化、人文知识分子昨日的政治化，使之在获得中心地位的同时带上了强烈的政治实用性与意识形态依附性，难以在独立而超越的立场上阐释自己领域的问题。这样，实际上它本应获得的地盘与本应建立的话语都没有能够坚守。正因如此，人文知识与人文知识分子今日的冷寂与昨日的显赫都是不正常的。也可以这么说，中国的人文科学一直没有真正建立，人文知识分子的独立话语规则与精神品格也是如此。这样，建立真正意义上的人文学科与人文精神就显得更为必要。我们看到，真正的人文价值的贫乏，已经造成转型期价值观念的严重混乱。这表明一个令人吃惊的悖论：在道德伦理讲了几千年的“文明古国”，在党纪国法强调了半个世纪的现代中国，实际上十分缺乏真正有制约力量与震慑力量的文化价值观念，以及深切而执著的精神追求。在人文知识与人文知识分子独霸知识界几千年的国度，却没有建立起强有力的人文传统。这一令人吃惊的事实更提醒我们：一方面要坚决告别人文知识与人文知识分子的昔日“辉煌”，告别以依附为代价的中心梦；而另一方面，也要让人文学科与人文知识获得自己独立而有限度的一席之地，以便与其他知识类型形成良性的互补与制衡关系。这种关系将对新的霸权主义——以某种单一知识为基础的霸权主义——产生积极的防范作用。
一个只重视科技理性或只重视人文精神的社会均不是理想的社会，一个理想的社会中两者应该达成两性的互补与对话。
1959年生于浙江省温岭县。1982年大学毕业于浙江师范大学中文系，获文学学士学位。1985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师从著名文艺理论家黄药眠、童庆炳教授攻读文艺学硕士、博士学位。1991年研究生毕业，获文学博士学位。现为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专职研究员，兼职博士生导师，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理事、中国文艺理论学会理事。《文化研究》丛刊主编。主要从事文艺学与中国当代文化研究。已经出版的相关专著有：《中国古代心理美学六论》、《文学史哲学》、《文体演变及其文化意味》、《从超迈到随俗——庄子与中国美学》、《后殖民主义》、《阐释中国的焦虑——转型时代的文化解读》、《社会转型与当代知识分子》、《破镜与碎影》、《从美学到文化——陶东风学术自选集》、《90年代审美文化研究》、《文化研究：西方与中国》、《陶东风自选集》、《社会理论视野中的文学与文化》等，主编文集《知识分子与社会转型》。发表论文约100余篇；学术随笔及时评60余篇。
第四部分科学与人文共同的使命（1）
——建设和谐发展的美好世界
管华诗
众所周知，中国的知识精英历来有一种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那就是不断探索拯救社会、促进发展的良方。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知识精英们所关注的主要是社会的秩序（或者说是人与人的关系）问题，是治理和统治的问题。因此，以儒家文化为主要代表的人文知识体系由于对社会的规范和统治更为有利而得到了特别的重视，也在历史的框架内得到了较好的发展。在浩如烟海的中国传统文化中，人文知识占据了巨大的篇幅。而相形之下，科学这个“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75页），却在以农业和政治为核心的社会导向之下，呈现实用化、技术化、经验化、工匠化、神秘化的特点。尽管古代中国科技贡献不少——如举世闻名的四大发明、航海术和中医药理论等许多都曾处于世界领先水平，但中国没有形成近代科学所必备的理论系统的建构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形而上的逻辑思维方式。儒家文化和以这种文化为基础的社会制度促进了社会的稳定和绵延。但近代以来科学技术的滞后，既抑制了物质文明的进步，也阻碍了精神文明的开化。这种不平衡从根本上造成了具有几千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在近代迅速落后于西方的后果。
当古老的帝国被迫打开国门、融入世界之后，中国的知识精英从过去重点关心社会秩序转而更加关注国家的富强和社会的繁荣（换言之，就是更加关注落后的生产力、落后的经济同国家安全、民族尊严和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之间的矛盾），认识到了物质和经济的重要基础作用。科学技术的重要性迅速凸现出来。重视科学的思想观念从少数精英逐渐蔓延至整个社会。“科学救国”乃至“科教兴国”的提出正体现了时代的要求和呼唤。
在重视科学的思想观念推动之下，中国用短短百年的时间迅速引进、嫁接了西方科学体系，并发展形成了自己的较为完备的体系。通过各种方式培养出大量科技人才，形成了自己的科技队伍。自力更生地创造出两弹一星和载人航天器等辉煌成就，为世界科学技术的发展做出了许多新的贡献。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水平和人民的科学文化素质也在科技发展的促动之下相应提高。与此同时，世界科技更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猛发展，使人类社会发生了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