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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于封闭状态的中国文坛面前。西方崭新的创作方式和新锐的文学流派令中国作家耳目一新，让他们在了解了世界的同时，也了解了写作的另一种可能性。由此便引发了创作界前所未有的革命和空前的繁荣，以王蒙先生的《春之声》、《夜的眼》等作品为先导，一批以现代意识和现代手法创作的小说应运而生，使新时期文坛充满勃勃生机。
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是，当时文坛那些最具探索性和先锋性的作品，竟有很多是出自女作家之手。她们似乎总是能以天然的悟性，最先体会到那种全新的感觉方式和描述方法，并能毫无拘束自然天成地将这种方式运用到她们自己的写作中。
这其中自然有性别的因素，长期以来社会对女性的压抑，无形中形成了这个群体的依附心理。因此她们很少有自己明确的思想，因之也就很少限制和框框，不像男性那样习惯于“惟我独尊”，本能地排斥那些有悖于自我和传统的新观念。而女人不具有这种顽固的排他性，所以她们更容易接受新思想，也更容易将这些新思想融化于自己的观念之中。于是女作家们很快便认同并学会用全新的理念去看待世界、解释世界和描述世界了，并由此开始了一场完全前卫意义上的文学的革命。
女作家的先锋性也和她们长期受压抑的心理有关。强烈的反叛意识和变革愿望，自然使她们本能地与那些充满了颠覆性的和叛逆性的文学思潮产生共鸣。于是她们很容易地就将那些反叛的呓语式的甚至玩世不恭充满仇恨的方式，当做了她们宣泄内心、张扬个性的武器。在她们的作品中，不仅描述了“文革”后失去信仰的一代“嬉皮士”们生存的困惑，也异常深刻地暗示了人类生存的极端困境。尽管一些女作家的作品将其视野局限在一己的体验中，但她们所讲述的虽然是个体的故事，但也是精神的故事，人性的故事，也像我们今天的许多论题一样，以人为本，充满了人文关怀。这成为整个新时期文学中必不可少的部分，而且是极为杰出的部分。
我们每一个创造者都将被局限。我们永远也不会拥有那种真正全知全能的视角，自然也就不会拥有那种人类性的高度。所以我们每一个个体的哲学都是偏颇的，就像我们思维的各自不同的方式。我们必须首先承认我们只是个体。所以我们不能左右谁，更不能指望主宰谁。因为我们的思维只属于我们自己，自己的深度和真实，以及自己所提升出来的智能和灵性。
总之，在人本的这个话题下，女作家们的追求是极富创造力的。她们不仅常领风气之先，而且在某些方面已经超越了男性作家。她们如今活动在文坛的各个角落，以她们个体的感觉和对生命的悟性，不断地走向创作的完美与和谐。
满族，1954年生于天津，毕业于南开大学中文系，现任天津市文联创作室主任。全国人大代表，天津市人大代表，天津市文学创作高评委委员，一级作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1986年开始发表作品，迄今已出版长篇小说15部，中短篇小说集5部，散文随笔集13部，《赵玫文集》4部，电视剧本80余集，计600余万字。曾获第四、第五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1993年获中国作家协会“庄重文文学奖”。1994年应美国政府邀请赴美参加“国际访问者计划”。1998年获全国首届鲁迅文学奖。2002年获天津市首届青年作家创作奖。
第五部分作家的社会责任心（1）
唐浩明
在我受教育的时代，经常可以听到一句话：“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但这句话，近些年来很少听说了。这明明是一句很不错的话，为什么大家都不提了呢？我有点纳闷不解。
撑起人类文明的两大支柱，一为科学，一为人文。科学探索的对象是“上帝”的创造，人文探索的对象则是人和人类社会自身。科学能给人类带来财富，这是不言而喻的，但这些财富，终归是要靠人来享受，靠人类社会来支配的。人性有种种缺陷，人类社会有诸多弊端，对于缺陷过多的人、弊端过重的社会来说，科学所创造的财富，也有可能不会给人类带来幸福，说不定伴随而来的将是灾难。
什么样的人格才是最好的人格，人该怎样做才能拥有最好的人格？什么样的社会才是最好的社会，人类该怎样努力才能构造最好的社会？这个问题，古往今来，一直是全世界各个民族的哲人所思考探求的最大问题。在中国古代，人们推崇圣贤，将圣贤的人格作为大众的最高人格标准；又提出“天下为公”的理念，认为一切资源都为共有、无私财私产的社会才是最好的社会。在悬出最高人格标准即圣贤人格的同时，也认同与肯定许多人性的美德，如仁爱、善良、宽厚、包容、诚实、谦虚、坚毅、勇敢、进取、勤劳、俭朴、信义、克己等等；在标榜“天下为公”的最高理念的同时，也认可和制订许多社会公则，如中庸、和谐、奉公、守法、廉洁、自律、尊老、护幼、礼贤、除暴、安良、爱国、敬祖、孝亲、天人合一等等。所有这些，汇合成为中华民族的人文精神。这种人文精神世代相传，教育中华民族的子子孙孙，左右他们的思维方式，规范他们的行为准则，确立他们的价值取舍，一句话，铸造了他们的心灵魂魄。这种人文精神通过各种方式予以传播，其中最主要的媒体便是书籍。在这些书籍中影响力最大的无疑是文学作品。从《诗经》到《唐诗三百首》，从《昭明文选》到《古文观止》，从战国寓言到《聊斋志异》，从说三分到《三国演义》，从唐传奇到《红楼梦》，这些文学作品对中国人，对中华民族的影响至为深远，对中华灵魂的铸造功德无量。这些文学作品，全出于有名或无名的作家之手。说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是再恰当不过的了。
但这些年不说这话了，主要的原因可能是不应当把作家抬到如此高的位置上，作家也是普通百姓，不能享受这种特殊的美誉。与之相伴而来的，是文学作品满天飞，文学刊物遍地见，长篇小说一年出版上百部，拥有“作家”头衔者无以数计，现实是残酷的。接踵的现象，是文学作品读者寥寥；绝大多数文学刊物连个编辑部都养不活；长篇小说通常只印三五千册，而这其中尚有几成将注定压在仓库里，等待着去化浆；作家被人轻视，任何部门发出的调查表中前十项职业中，都没有“写作”一职的份儿。这个现象，难道还不值得文学界乃至整个社会的深思吗？
其实，社会给作家“灵魂工程师”的称号，固然是给作家很高的地位，但更重要的，它也带给作家不寻常的社会责任感。这些年来，文学水准的普遍降低，原因是多方面的，许多作家社会责任心的淡漠甚至缺失，应是其中重要原因之一。
书写诚然是个人的事，但一旦作为作品公开发表出版，便不再属于个人，而成为社会的公物；作为公物，则必须遵守公共规则，承担公共责任。所以，社会责任心应该是作家的天职。古今中外，凡被历史铭记的作家，都是具有自觉而强烈社会责任心的人。《诗经》的“移风易俗”，屈原的“上下求索”，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杜甫的“致君尧舜上”，鲁迅的“我以我血荐轩辕”，说的都是社会责任心。他们那些不朽的作品，都是这种社会责任心的产物。
说作家的社会责任心，并非说作家都要去写那些事关国计民生的大作品。作家的社会责任心，其实是作家素质的一个重要内容。作家所创作的各类题材各种篇幅的作品中，都会体现出他的这种素质。就拿言情这类作品来说，似乎可以率性而为，与社会责任心隔得较远。实际上，它更能反映出作家社会责任心的强弱。中国古代优秀的言情作品，皆是作家们极具社会责任心的精心之作。《红楼梦》这样的千古绝唱且不说了，即便是一部短短的《浮生六记》，作者的写作态度也是很庄重的。作者写的是与亡妻生前的两情相悦，但却略去俗欲而着重于彼此的心灵交融，并将它细腻地开掘，让读者从中感受到人类所共通的心思情性和男女相爱的真谛。我们现时流行的以男女之情为主题的文学作品，与中国古代文学的这种优良传统大为相反，它们津津乐道的不是情而是欲。许许多多的言情小说恶俗不堪，更有人公开提倡肢体写作、胸口写作。他们所迷恋的新创作，读者却斥之为挂羊头卖狗肉的伪文学。分析伪文学泛滥成灾的原因，主要是这班舞文弄墨者社会责任心的缺失。他们不明白，这些文字，只能写在私人日记中，或者是封存于法庭档案内，不是什么东西都可以打着文学的旗号公开发表的。那些所谓的小说，一旦公之于世，便是对公众社会人文精神的亵渎，是不道德的行为。
作家的社会责任心，首先便是出自这种对于公共社会的尊重，对人类社会的关心爱心。凡是受爱戴的作家，都是他先爱别人。人类社会的点点滴滴，对于他来说都是“一枝一叶总关情”的。世乱民危时，他“长太息以掩涕，哀民生之多艰”；世道安定时，他“白日放歌须纵酒”。作家的心与读者的心系在一起，他的作品自然就表达了读者的需求，受读者的欢迎。现在有不少作品，对社会漠不关心，纯粹是个人的自恋，孤芳自赏，顾影自怜。既然写的是你个人，或是小圈子的喜怒哀乐，而你的这些情感又不能引起大众的共鸣，那你又有什么理由要求别人来跟你一道消受呢？大家不读你的文章不买你的书，岂不顺理成章吗？
作家的社会责任心，还源于对自己所从事的事业的珍重和爱惜。文学创作历来都被视为神圣的事业，“呕心沥血”，“精益求精”，“数易寒暑”，“清贫冷寂”，这些字眼，过去常见之于对作家的介绍。李贺的负囊觅诗，杜甫的“语不惊人死不休”，贾岛的“二句三年得”及“推与敲”，欧阳修的怕后辈笑骂，还有许多的“一字师”、“半字师”等等，都是文坛诗苑中的佳话。王实甫累死在《西厢记》修改的书案上，曹雪芹十载披阅五度增删书未竟而人已逝，这些故事常令后世肃然起敬。前辈作家之所以有这样执著的社会责任心，是因为他们珍重自己所做的事业，将它视为生命中最重要的内容，甚至比生命更重要。但近年来却流行一种叫做“玩文学”的口号。文学创作是闹着玩的事，文学作品是玩出来的。持这种态度，能出传世之作吗？有的更宣布，他存心要写垃圾作品，更是匪夷所思！难怪现代人都不想当作家了，一个思维正常的人，谁愿意去与垃圾生产者为伍？
作家的社会责任心还与他的理想、信念紧密相连。这些年来，我们好像突然间进入一个非常世俗化的社会，一切都量化为金钱功利，整个社会弥漫着浮躁焦虑的气氛。大家都在忙忙碌碌，都在奔走钻营，正所谓熙熙攘攘，皆为利来利往。“思索”被挤压，“理想”、“信念”也被视为迂腐空虚而很少被提起。其实，一个没有信念的人是很可怜的人，一个没有信念的社会也是很卑微的社会。作为对人类社会极具敏感力的作家，不仅应是一个有信念的人，而且他的信念要美好而崇高，还要带有几分理想主义色彩才是。
第五部分作家的社会责任心（2）
我们中华文化就是很具理想主义色彩的文化。前面说过，在中国哲人的心目中，人应当像圣贤那样的生活，社会应当是天下为公。事实上，人非圣贤，社会也永远不会没有私财私产，这种人格和社会状态，只不过是中国哲人心中可望而不可即的理想。但，中华文化最可宝贵的精华便在这里。三千年来，中国士人一直将它视为心中所守护的神祇，对它高山仰止，明知不能及却心向往之，明知不可达而勉力为之。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倘若因为这个理想的至善至美而有可能永远实现不了，中国士人就因此丢掉它的话，中华文化拿什么来做它的灵魂？世界古代有四大文明，其他三大文明都衰落了，惟独中华文化世代延续，并不衰败，在历经坎坷后正在倔强走向复兴，其中的原因固然很多，有一个至善至美的理想作为其灵魂，应当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回顾中外文学史，凡为人类奉献出不朽作品的作家，无一不怀抱理想，而他们的理想又无一不是美好而崇高的。这一方面是只有美好崇高的理想，才能成为指引社会前进的方向，另一方面是只有在美好崇高理想的鼓励下，作家才能激发对人类社会的强烈责任心。
人生中的善与恶是同时并存的，人类社会的活与乱也是同时并存的。作为人类精英中的一部分，作家有更多的义务，通过自己的作品去张扬人性中的善良，鞭笞人性中的丑恶，从而促进人性的升华；去批判社会的混乱，护卫社会的整治，从而导引社会的和谐。作家应让自己作品的读者，得到的是疾恶好善、厌乱趋治的感悟，而不是相反。我以为，这便是作家的社会责任心。这种为古今中外一切优秀作家所共同拥有的社会责任心，在今天，似乎更有重提的必要。
陶东风：请问唐浩明先生的，您说不是什么东西都可以打着文学的旗号，公开发表，我想能不能稍微具体地讲一讲标准是什么？因为我觉得这个很困难，历史上好多作品被判决为堕落的邪恶的，但是后来历史又证明那是很好的作品。谢谢。
唐浩明：文学这个东西本来是一个很难用一个标准来衡量，我也是从我个人的感觉来说，我觉得，纯粹是一些个人的隐私，而不是引起人类共鸣的情绪，或者是那些东西只能是引诱人走向堕落，不能使人行为趋向于真、善、美，这样的东西是以文学的旗号发表的。但是这个标准是每个人去掌握的，也不是我一个人掌握。也有可能，有些人不同意这个看法，很多作品出来了，就是因为很多人不能接受这个观点。历史上确实有一些作品，当时被认为怎样怎样，后来看法变了，我想这也是一种正义。还有一部分认为是好作品，如果大家都觉得这个作品不好，我想再怎么久的时间，也不会由坏变好的。
听众：我想请问一下唐浩明先生，有一本杂志叫《萌芽》，它的新概念很出名，而且现在出版很多的少年作家的作品，您认为这些少年作家是否有社会责任心？他们写出来的作品可以说是不太成熟的，您认为青少年看了他们的作品之后，能否培养出来您所说的社会责任心？
唐浩明：现在有很多少年的作家，这些书，很对不起，我都没有看过。我个人觉得，这些作家可以是非常天才的诗人，但是也写了一些很长的长篇小说，实际写出来传世，我对这个持怀疑态度。但是作为一部长篇小说以整个社会和人生作为表现的主题，12、13岁就会写传世之作，我表示怀疑。
秦伯益：我是比较喜欢看书的，最近一两年经常关注畅销书的排行榜，每个月都更换。前20位的，我发现最畅销的四类书，一类是领导和名人的书；第二类是吃喝玩乐的书；第三类是男女老少的书：爱情书和延年益寿的书；第四类就是坑蒙拐骗的书，脸皮怎么厚一点，心怎么黑一点等等这是四类书。今天唐浩明先生提到的社会责任心，我觉得，这个不见得是当前一个时期的问题。整个历史上，我觉得文学有高雅文学和媚俗文学的区别，高雅文学是要吃苦的，但是真正流传的是高雅的文学，鲁迅活到现在，要不关在监牢里面继续写，要不顾全大局不写了。我相信很多文学家是想写当代的问题，但是由于种种的限制无法写。另外媚俗也是难免的，人总是要活着，作家要靠文字艺术的，他总要靠市场的。所以现在两个互动，读者引导作者写什么，作家看读者看什么。作家保持良知的话，我分析有两种可能，一种是感受清贫，一种就是你先有一个立足之地，当官也好，搞企业也好，然后你把你的主要经历主要兴趣放在这个上面。所以我觉得今天唐浩明先生的发言又是一篇战斗檄文。有一些让它在地摊上畅销吧，我们追求的是什么？个人有个人的选择。
又名邓云生，1946年生于湖南衡阳，1970年毕业于华东水利学院（河海大学前身），1982年毕业于华中师范学院（华中师大前身）研究生部，获文学硕士学位，同年分配至岳麓书社从事编辑工作。在近20年的编辑生涯中，主要从事湖南地方文献的整理出版。编辑出版的主要图书有《曾国藩全集》、《胡林翼集》、《彭玉麟集》、《20世纪湖南文史资料文库》等。长篇历史小说《曾国藩》、《杨度》、《张之洞》被称为“晚清三部曲”。《曾国藩》被1999年香港《亚洲周刊》评为20世纪华文小说百强之一，并获首届姚雪垠长篇历史小说奖。《杨度》一书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