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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得到了一个好莱坞式的乐观结局。
这部片子表现了美国电影中常见的一个主题，即人类对高科技忧喜参半的心情。当然，电影剧本一般是文学家创作的，科幻片实际上是一种“小说家看科学”，而文学家对科学技术的破坏性往往极其敏感恐惧，对高科技给社会和人可能带来的异化与灾难特别忧虑。所以，“章鱼人”这类形象其实是文学家为科学这把双刃剑的邪恶一面打造的夸张化身。蜘蛛侠呢，则是正义的人文精神的化身。
这里我们不难看出中美语境之别。首先，科幻片之所以是好莱坞历久不衰的一大品种，其中既有“Bladerunner”、“Matrix”（“黑客帝国”？）这类哲理型的成人片，又有“蜘蛛侠”这类的青少年娱乐片，是因为高科技对经济和社会的渗透早已成为美国日常生活现实。就连代表人文精神的蜘蛛侠也是古代侠客与现代科技的结合，所有那些城市特技场景都不可能离开电脑制作和种种高精密度的影像操纵。在这种现实下，对高科技以致“科学主义”的怀疑批判便不仅是学院里的阳春白雪，而是以普通人为对象的大众文化的有机部分。除了影视业，种种具有批判色彩的科幻小说、科幻漫画在美国遍地皆是。
再看中国，二十多年来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成绩举世瞩目，但我们的经济仍然基本属于劳动密集型，科学技术的研究创新远未成为经济的火车头，文化复苏与复兴也仍旧任重道远。所以，“皇帝片”和“功夫片”占据着影视屏幕的半壁江山，本土原创的科幻片至今鲜有，优秀的科普读物长期供不应求，“科学主义”仅仅是学院里少数人的热点甚至“学术科幻”。不信，就看看张艺谋的《英雄》、《十面埋伏》里边的特技场景应可代表国产大片的最高水平了，但科学的影子在哪里呢？遑论科学主义。
当然，我绝不认为学者作家只能步大众文化之后尘，也并不认为科学的进步必定带来人类的幸福。我衷心盼望中华文明对世界现代文化的创造性贡献早日从有识之士的凌云壮志变为现实。但我想说，有些历史大限是无法超越的，一代人只能做一代人的事情。在目前的中国语境里，也许胡适之那句“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仍然是一句至理名言。当年那场“科玄之战”中最早提出休战建议的张东逊先生曾说：“争论下去必定强学哲学的人来临时抱佛脚谈科学，同时强学科学的人临时抱佛脚谈哲学，这当中便难免不有疏忽。这事太不经济，还是其次，而给社会以恶影响则为害却大。”过多过早争论大问题之弊端，前辈人早已看得很清楚了。
当然，在一个健康开放的社会里，必需品与奢侈品，务实与谈玄，通俗与高雅，科学与人文，完全应该也可以并存、互补。天道幽微，人生大于任何一门学科。只要我们明白个体的局限与渺小，只要我们抱着好奇心和“风物长宜放眼量”的耐心和胸怀，避免对我们尚未了解透彻的复杂现象和历史过程轻易下结论，那么我们至少可以超越简单的愤世嫉俗、杞人忧天的焦虑、似是而非的诠释、武断偏执的裁判，使我们的所思所为保持一份谦卑，一种冷静。这样的态度，我觉得既符合真正的科学精神，也符合真正的人文精神。
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比较文学硕士。先后在纽约、芝加哥、休斯敦、香港、北京居住工作，并发表小说、专栏文章、随笔。中文著作有小说集《到美国去，到美国去》、《丛林下的冰河》；杂文集《说东道西》。英文著作《ChinaPop》（《波普中国》），被美国《VillageVoice》（《村声》）杂志评选为“1995年度25本最佳书籍之一”。2003年获美国Guggenheim（古根汉姆）NonFiction（非小说）创作奖。为纽约NewSchoolUniversity中国—印度研究中心研究员。
第二部分圆满人生（1）
解思忠
我在研究国民素质之初，曾寄厚望于社会，后来渐渐地失望了。因为我发现，对提高国民素质来说，社会的功能实在是太微弱了，主要靠个人的自我完善。要增强自我完善的自觉性，就应该懂得这样一个道理：实现人类共同的愿望——拥有一个美好人生，必须通过自我完善。而要进行自我完善，又必须先弄明白何谓“美好人生”，以正确指导自我完善，这就涉及到对人生高下优劣的正确评判。
关于评判人生的高下优劣，目前人们比较认同的理论，是美国当代人本心理学家马斯洛于1954年提出的“自我实现论”。这个理论把人的需求由低到高划分为五个层次，相应地也把人生划分为五个等级：一是生理需求——饮食、睡眠、性欲等；二是安全需求——住宅、工作场地等；三是归属需求——爱情、友谊等；四是尊重需求——地位、角色等；五是自我实现需求——理想、价值等。只有较低层次的需要得到充分满足，才能依次产生出较高层次的需要，人生也相应进入较高的等级。
马斯洛的自我实现论对于评判人生有其可取之处，但由于过分强调了个人意志的实现，而忽视了人生的社会责任和社会价值，往往会误导人们推卸社会责任，不择手段地去追求一部分人生价值。一个人在需求动力支配下，由于自身素质的不同，所追求的目标和所采取的方式也就不同，所成就的人生自然也各不相同；仅从需求这个角度，难以完整、准确地评判人生。像希特勒这样的战争狂人和人类罪人，在他覆灭之前的数十年里，其人生似乎都应划入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层次。
在马斯洛提出自我实现论之后30年，美国当代学者福塞尔于1983年出版了《格调：社会等级与生活品味》一书，主张以格调品味来划分人生等级——我们不妨称之为“格调品味论”。该书作者认为，人的格调品味决定了他的社会层次，即人生等级。根据一个人日常生活中的穿着、家庭陈设、用车、饮食习惯、休闲方式，以及看什么电视和书，怎么说话，说什么话等等，可以将人生按上、中、下细分为九个等级。
福塞尔的格调品味论从格调品味的角度评判人生的高下优劣，注重了人文素养与审美追求，固然有其可取之处，但同样也存在着缺陷。人毕竟是社会动物，有其不可推卸的社会责任和不可抹杀的社会价值，而格调品味论则过分强调了个人的格调品味，同样也忽视了人生的社会责任和社会价值，难以完整、准确地评判人生，会起到误导作用。我们仍以希特勒为例——这个战争狂人和人类罪人有着明显的美术、音乐天才，这方面的素养对其格调品味不能不产生影响，但绝不能据此而提升他的人生等级。
我们所拥有的人生实在是太丰富了，很难根据诸如需求、格调品味之类某一项来划分其等级。我试图从人生本来的意义出发，综合主观感受和客观存在，以及社会责任和社会价值，把人生由高到低依次划分为“圆满人生”、“缺憾人生”、“平庸人生”、“贫贱人生”和“堕落人生”五个等级。
第一等是“圆满人生”。所谓圆满人生，通俗地讲，就是方方面面都不错，没有大的缺憾，也可以理解为整体达到“小康”水平。世界上没有完美无缺的东西，却有圆满无憾的东西；主观感受的圆满，不等于客观存在的完美。圆满人生，可以理解为我们现在所强调的人的全面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生的优胜者，并非是竞技场上的单项冠军，而是一个全能选手。有的人并没有什么可歌可泣、值得大书特书的人生经历，甚至就是个普通百姓，但事业小有成就，与人和谐相处，感情有着落，不缺吃和喝，身体也不错，那就是圆满人生了。关于圆满人生，我想用以下五句话来具体说明：
一是“事业无须惊天动地，有成就行”——不见得非要达到什么水平，攀升到什么职位，或跻身于哪一级豪富，只要能胜任某项工作，并有所成就，也就可以了。
二是“爱情无须死去活来，温馨就行”——只要能找到一个情投意合的人，有一份好感觉，并将爱情进行到底，那也就不错了。
三是“友谊无须如胶似漆，纯洁就行”——朋友不一定非要好得分不开，只要彼此以诚相待，“君子之交淡如水”，也就行了。
四是“财富无须取之不尽，够用就行”——钱多少才是个够？不缺必需品就是够。财富多本身当然是件好事，但多余的财富往往是用于浪费。
五是“身体无须长命百岁，健康就行”——尽管绝大多数人最终都得生病而死，但通过努力可以提高生命质量，延年益寿，并减轻生病死亡的痛苦。
第二等是“缺憾人生”，就是一个或几个方面相当突出，但同时又有一个或几个方面有较大缺陷，成为终生遗憾。这类人大都是英雄豪杰、高官巨富、明星大腕、专家学者，他们为了追求一部分人生价值而不惜牺牲另一部分人生价值，于是就铸成了事业成功而爱情失落、幸福来临而死神逼近、外表辉煌而内心痛苦等之类无法弥补的终身遗憾。
有的缺憾人生缺少情爱，一辈子都没有找到情投意合的人。例如，贝多芬寻求爱侣的条件似乎并不高——“只要长得美丽就行了”，然而，最终也没有遇到一位真正使自己刻骨铭心的异性，成为他最大的遗憾。
有的缺憾人生疾病缠身，甚至“出师未捷身先死”。例如，以《人生》、《平凡的世界》等作品著称于世的作家路遥，由于创作劳累42岁就告别人世；在病中勉强完成的《平凡的世界》第三卷，也留给人强弩之末的遗憾。
有的缺憾人生无休止地追求完美，终生处于焦躁不安之中。例如，托尔斯泰到晚年仍然沉溺于无休止的自我批判之中，虽然名满天下，却终日骚动不安，以至于在82岁高龄还要离家出走，最后客死车站。
近年来，社会上各种关于“成功”的出版物和训练班风靡一时，所鼓吹的成功仅仅局限于事业方面。事业只是人生的一部分，最多也只能说是一个重要的部分，而远不能说是人生的全部。事业的成功并不等于人生的成功。成功人生不是表面上的轰轰烈烈，不是别人心目中的羡慕渴望，不是简单的自我感觉良好，甚至也不是社会的褒扬和历史的流芳，而应该是圆满人生。
第三等是“平庸人生”，顾名思义，就是平平常常、庸庸碌碌的人生，也可以理解为整体处于“温饱”水平。
第四等是“贫贱人生”。这里所说的贫贱，不是指通常意义上的贫穷而社会地位低下，而是指物质贫困或精神低贱，或二者兼而有之。古代的太监，尽管物质生活优越，甚至富甲一方，但精神低贱，只能归入贫贱人生。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事业成功一般应包括财富的回报，至少应该解决温饱问题，但也有例外；对这部分物质贫困者，应归入缺憾人生，而不应归入贫贱人生。
第五等，也就是最低一等是“堕落人生”。这里所说的堕落，是指道德堕落，即为了谋取财富、职位或名声，在“不能流芳百世，也要遗臭万年”之类邪念或病态心理的驱使下，走火入魔，铤而走险，危害他人与社会。希特勒的人生就是堕落人生。有的人虽然身居高位、腰缠万贯、学有所成，但道德素质低下，堕落为败类。这种人不能归入缺憾人生——缺憾人生可以缺这缺那，惟独不能“缺德”，因为道德堕落会危及他人与社会。
我将自己这种以圆满人生为最高境界的人生等级分类观点，称为“圆满人生论”。用圆满人生论来指导人生，有利于正确指导自我完善，有利于人的素质的全面提高，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用马斯洛的自我实现论或用福塞尔的格调品味论指导人生，都会导致某些人对道德、心理等方面素质的忽视和缺失，从而酿成缺憾人生，甚至是堕落人生。
那么，如何才能实现圆满人生呢？如上所述，就是自我完善，即全面提高自身素质。对于已经拒绝、摆脱了堕落人生、贫贱人生和平庸人生，但尚未实现圆满人生的人来说，大都有着自己的理想与抱负。在这个群体中，有的正在圆满人生与缺憾人生之间徘徊，有的正在缺憾人生的陷阱里挣扎，还有的身处缺憾人生却麻木不仁，甚至自我感觉良好。对这个群体来说，正面临着如何由缺憾人生向圆满人生过渡的问题。
第二部分圆满人生（2）
管理学上有一个“木桶理论”：一只木桶的盛水量取决于最低的一块木板，而不是最高的一块木板。我们可以借用这个理论来比喻圆满人生与缺憾人生——圆满，可以理解为组成木桶的木板都是齐的，尽管不一定高，却可以盛满水。缺憾，则可以理解为组成木桶的木板参差不齐，尽管有的很高，但里面的水只与最短的那块木板相平。要想迅速、有效地提高盛水量，应该先去弥补最低的那块木板。对于缺憾人生来说，也就是弥补自身的某些缺陷。这些缺陷，不是创业能力——缺憾人生的创业能力往往比圆满人生强；也不是道德素养——缺憾人生的道德素养未必比圆满人生差。那么，缺憾人生与圆满人生相比，到底缺少的是什么呢？缺少的不是别的，而是某些方面的人生智慧，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行乐”的智慧；二是“自爱”的智慧；三是“知足”的智慧。
先说“行乐”。几年前，诺贝尔奖得主李政道在中国科学院为他举行的70岁生日庆祝会上曾说过：“我一辈子做人、做事以杜甫‘细推物理须行乐，何为浮名绊此身’两句为准则。”——仔细推敲世界上万事万物的道理，应该去做使自己快乐的事情，不必用虚荣心禁锢自己。李大钊也曾说过：“求乐的人生观，才是自然的人生观，真实的人生观。”像杜甫这样忧国忧民的诗人、李政道这样的诺贝尔奖得主和李大钊这样的革命先驱都主张“行乐”、“求乐”，我们这些凡夫俗子还有什么借口不去行乐、求乐呢？行乐，不是醉生梦死，而是享受生命的福。近代白话诗人刘大白毕生追求解脱，最后悟出的人生观就是：“充分使用生命的力，充分享受生命的福。”江苏无锡梅园荣毅仁家族的旧居有副对联：“发上等愿结中等缘享下等福；择高处立就平处坐向宽处行”。这里所说的“享下等福”，就是享受生命的福。古人在主张行乐的同时，还主张及时行乐。《古诗十九首》中就有这样一句诗：“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来兹？”所谓及时行乐，并非是一些人所误解的趁着年轻寻欢作乐，而是抓住时机，把握当下，去做使自己快乐的事情，享受生命的福，不要等到事过境迁、老之将至而悔之莫及。人的生命只有一次，你可以做过错事，却不可留下憾事。有的人游戏人生，一事无成，也有人只知道建功立业、积聚财富，这两种人都是虚度年华。我们应该把创业、享乐二者统一、协调起来，创业不忘享乐，以创业换取更多的享乐。
再说“自爱”。“自爱”一词最早是老子提出来的，意思是珍惜自己的生命与声誉。遗憾的是，人们对自爱的理解往往局限于对自己声誉的珍惜，而忽视了对自己生命的珍惜。老子曾这样发问：“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得与亡孰病？”意思是：名望和身体相比谁更亲？身体和财富相比谁更多？得到名利却丧失了生命，和不争名利却得以保寿全生，谁的害处更大？这里，老子用名利和生命作比较，旨在说明生命重于名利。其中的道理非常简单——生命就是你自己，没有了生命，对你来说也就没有了一切。人一生可以干很多蠢事，但最蠢的一件事就是忽视健康；然而，许多人却不能正确处理身体和名利的关系，为了追逐名利透支健康，甚至以生命为代价。难怪有人说：“名利”二字甚于利箭，利箭易躲，名利难防。珍惜生命，主要在于自己。人到成年，尽管有着他人的关爱，但谁又能如影随身、无微不至地关爱着你呢？只有你自己。有人常常抱怨自己缺乏爱，却不知道去爱自己；常常希望别人爱自己，却懒得自己去爱自己。人是社会动物，固然需要相互关爱，但如果不懂得自爱，他人的关爱也难以奏效。从某种意义上说，人只要善于自爱，这爱也就差不多够用了。
最后说“知足”。这里所说的知足，不是满足现状、不求进取，更不是盲目乐观、骄傲自大，而是经过一番努力之后对自己的肯定、对生活的感恩和由此而来的欣然，是对无法改变现状的达观和由此而来的释然，是因为知道人心欲壑难填而保持的平常心。关于知足，我想引用三句古人的名言。第一句是老子的“知足不辱”，原文出自：“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故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