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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粤海波澜多原定黄埔校长不是他 4
宋平撰《蒋介石生平》，描写孙中山亲临主持军校开学典礼，“五百多个学生一律穿着苏式黄军服，整齐严肃，精神焕发，军容极盛，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见过的新型军队”，并不正确。中国历史上第一支新型（西方式的）军队是袁世凯的“新建陆军”。不过，黄埔可以说是第一支苏式党军，然而由于急需军事干部，只制定七个月为一期的“速食面”式的军事教育，同时为了加强“革命性”，还得学习三民主义、革命史、帝国主义侵略史等政治课程。国共二党人士中，肚子里有点墨水的，如廖仲恺、胡汉民、汪精卫、邵元冲、周恩来、恽代英、萧楚女、张太雷等，都在军校讲过课，孙中山本人也来演讲。我们虽找不到蒋校长讲课的纪录，但他的训话几乎天天有，实为日后训词等身的开始。他的训词要点，不外是“严守军纪”、“绝对服从他”、“不求升官”（没有野心），以及不成功便成仁（为他而死）等等。他此后治军未曾脱此范畴。当时军校第二团第二营的党代表回忆道：
一九二四年黄埔军校开始一个时期，蒋介石经常亲自检查教官、学员等的训练与生活情况，常常在早晨起床号吹过后即直闯教官、学员的卧室巡视。有些人以为校长（蒋）不在校而睡懒觉者，常被他集合起来训斥。他当时不吸烟不饮酒，据说与他在日本和上海时已判若两人。
他在校时必到餐厅与教职员一起就餐，教职员必须等他动箸尔后动箸，大有严肃认真励精图治之概。当时他对国民党内的西山会议派也表示反对，常说他们反共，我们要反反共。在每次开校务会议时，大都由他一个人做训话般的交代，很少听到不同的意见，民主的空气是闻不到的。在对待人的态度方面，尽管有些人生活腐化，甚至阳奉阴违，但表面上唯命是听接受训斥者，反而可以得到他的信任，以后得到军事重任者此类人不少。但他对那些自觉自爱表里如一而有骨气的人，则尊而不亲，甚至敬而远之。他对共产党同志的态度固然如此，即对邓演达、严重等也是这样。（季方《我所接触到的蒋介石》，载李敖编著《清算蒋介石》，页十九至二十）
其中提到蒋介石喜欢查勤务，后来变本加厉。当本书作者李敖、汪荣祖在台湾服预备军官时，蒋介石还要亲自检查厨房和厕所，为了他要来查，厕所清干净后不准使用，大家只好拉野屎，此亦多少反映了蒋氏本人军事教育的限度。他因未进陆军士官，所以没有受过完整的军官教育，他的军事训练止于洗马，也只能在“生活情况”上做文章了。
根据黄埔一期徐向前的回忆，蒋校长还有别种“鬼名堂”：
蒋介石这个人，有许多鬼名堂。黄埔军校开课后，他每个星期都到学校来，要找十个学生见面、谈上几句话，几乎所有的学生，都和蒋介石单独见过面、谈过话。学生多是些刚刚走向社会的青年人，当然不可能懂蒋介石那一套笼络人心的手段。许多人对蒋介石亲自找去谈话，虽是一般地问几句，都觉得高兴和新奇。一些有见识的同学，说蒋介石有点装腔作势，但多数人对他还是满意的。蒋介石通过这种个别见面和谈话，认识了不少学生，也拉拢了不少人。后来，蒋介石嫡系部队里的许多将领，都是黄埔生。（徐向前《回顾黄埔军校》，载《蒋介石与黄埔三杰》，页六）
这种“鬼名堂”，终蒋介石一生，屡试不爽，作为笼络人心， 建立自己小圈子的不贰法门。
第三部分：粤海波澜多用暴力铲除广东的反对势力 1
黄埔军校的设立就是要建立革命武装，一切反对势力自然被视为不共戴天的“反革命”。在广东的“反革命”势力亦就首当其冲。黄埔师生的第一仗，就是“平定商团”。……（略—编者）
不到三个月，蒋介石率领他的东征之师自潮州回广州，平定“杨刘叛变”。……黄埔学生军能打败杨刘，据美国领事的观察，“功在苏俄军事顾问”。（美国国务院编辑 Foreign Relations，1925，1；742）
美国领事的观察可从国民党原始文件中得到印证。一九二五年四月六日，以廖仲恺为主席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七十三次会议，决议：“陆军军官学校教导团第二团第九连连长桂永清，此次获敌衣物不报，违犯军律，罪有应得，惟念该连长作战以来……奋勇出众，不无足录，应免处死，着仍在连长任内，戴罪图功，予以自新之路。”（李敖藏会议录原件）谁要处死桂永清呢？蒋介石也，“校长以该连长不能表率全连官兵，恐贻恶风，将其判处死刑。”（李敖藏原件附录）只因获得敌人衣物不报，就要判处死刑，引起黄埔学生李之龙、酆悌、冯毅、薛文藻、黄杰等六十六人以“快邮代电”，急致广州中央执行委员会廖党代表，要求“速电校长，变更成案，从宽处治”。此前团党代表俄顾问亦“请予从宽处治”，“未蒙邀准”，只因在孙中山丧期，没有立即执行枪决，终得中执会决议宽恕。（见李敖藏原件附录）此一事件可以证实，俄国顾问至少到团的一级。当时中国的军队，包括军阀在内，外国军事顾问到这一级的，可能是绝无仅有，难怪陈炯明要抗议外国军事介入中国内战也。此一事件也透露了蒋介石的性格，对中执会的特赦决议，有未甘，复函说：“特赦桂连长永清自当遵办，唯须处以无期徒刑。”于是一九二五年四月十六日中执会第七十五次会议上复议，决议：“应免桂永清死罪，令蒋校长酌量减等处分。”（李敖藏会议录原件）幸亏那时蒋介石的权力尚未至上，被中执会诸公纠正了过来，否则桂永清早以连长身份魂归离恨天矣！
同年五月七日，中执会应蒋介石之请，因教导团改称党军，校长名义不能指挥党军，遂“任命蒋中正为党军司令官”。约略同时，东江肃清后，在汕头组织政治局，特派“许崇智、蒋中正、邵元冲、周恩来及市党部代表一人”为五委员，“监督指挥潮、梅、陆、海丰各县行政事宜，对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负责。”（李敖藏第七十九次会议录原件）
一九二五年六月，党军克复广州，国民党中央党部任命蒋介石身兼广州市卫戍司令。他的军权虽更上层楼，但是在孙中山死后的新政权中，他仍在核心之外。六月十五日，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召开全体大会。三十日中执会第九十一次会议政治委员会临时提出推定汪精卫、胡汉民、张人杰、谭延辏А⑿沓缰恰⒘沃兮仁宋裾保ü谢窆裾橹ǎḿ畎讲鼗嵋槁荚⒂谄咴乱蝗战笤Ц礁奈敝频墓裾Ｖ艿挛盎匾渌担骸 �
最可注意者，此时的蒋介石尚未为国民政府委员。国民政府推汪精卫为主席、许崇智为军事部长、胡汉民为外交部长、廖仲恺为财政部长。胡代帅被黜为外交部长，久不任官的汪精卫反为主席，汉民大愤，因辞职走俄，以后若干年汪、胡成为生死敌人，蒋介石则时而联汪制胡，时而联胡制汪。李著谓胡之走俄系以后之廖案嫌疑，其实非是，志此以待考订。（《余之一生与国民党点滴》未刊手写本，页九十五）
胡汉民涉廖案之说，因误以胡为右派，其实当时胡、汪、蒋都是左派。三人成为右派是后来的事。胡到海参崴后，于赴莫斯科途中，一再写信给“季兄”（汪精卫），盛道俄国同志关心“中国革命事业”，感激“俄同志之招待亲切周至”，赞佩新俄之建设，“唯有欢喜赞叹而已”（见李敖藏胡汉民十月十一日致汪精卫函抄本）。从胡于途中频频驰函看来，此时胡汪尚未成为“生死敌人”，不过胡以代理元帅不愿屈就部长，自有可能，借此游历新俄，以广视听。但是周德伟所说，蒋介石在胡汪之间制造矛盾，的确成为事实。
从新成立国民政府的权力分配可知，蒋介石仍与党政无涉，即就军事而言，亦仍在军事部长许崇智之下。一九二五年为统一军事于七月三日中执会决议：“派汪兆铭、胡汉民、伍朝枢、廖仲恺、朱培德、谭延辏А⑿沓缰恰⒔槭挛被嵛薄！保ɡ畎讲鼗嵋槁荚┙槭凶詈螅艟兰婢飨＝呗允窍攘糁菩恚谑切沓晌⒓础岸氛倍韵蟆Ｗ酝粲谒锼篮竽瞎椋纯桃獬谢叮鹬蟾纾猿菩〉埽秩嚷纾粢嗬值糜薪乓晕〈死系艿某缇次妗＝煲哉倬游ḿ械揭酝粑飨⒔钡木挛被帷Ｐ沓缰撬湟彩俏敝唬蘼廴ㄊ凭蟠蟮乇环指盍恕！ �
第三部分：粤海波澜多用暴力铲除广东的反对势力 2
军事委员会成立一个多月之后，八月二十日的早晨，廖仲恺突然被刺身亡。凶手陈顺当场被抓，幕后嫌犯则为胡毅生（胡汉民之弟）、朱卓文、林直勉、林树巍等人，皆属右派分子。国民党右派谋害廖仲恺的政治动机十分明朗，而廖案的最大得益者，却是当时被称为“左派将军”的蒋介石。国民党中央于廖案发生后的三人“全权应付时局”小组即由汪精卫、许崇智、蒋介石组成。许因有部下涉案被捕，十分被动，而蒋介石以左派的姿态，又身兼广州卫戍司令，在汪之允许下，最为积极。邵元冲在八月二十五日的日记便提到“现由介石分逮多人，将兴大狱”（页一八八）。然而表面上的雷厉风行，捉拿凶犯，实际上则是雷大雨小。蒋以卫戍司令，于案发当日即全市戒严，特由何应钦的第一军第一师在市区警戒，并派兵把守市区制高点，居然所有嫌犯，除林直勉一人外，全部逃往香港，而林又因“查无实据”，被驱逐了事。以蒋当日姿态之左，无人会怀疑到他，但事实上却是“左”倾其表、右倾其实，他不喜欢廖仲恺早见之于就任黄埔校长之前。他若果真涉案刺廖，则由他缉凶，岂非犹同陈其美去追缉刺陶凶犯？蒋即使未直接或间接涉案，包庇之情状，已无法遮掩。更值得注意的是，蒋所考虑的不是什么“左”倾右倾的思想问题，而是权力的考量，所以他着重的不是嫌犯胡毅生，而是嫌犯的堂兄胡汉民。陈璧君在《自白书》中提到，廖死消息传出，“全市哗然，谓杀廖君者，必为胡汉民，工人集队，学生亦由黄埔来，请愿捕胡，全市震动。”陈璧君打电话找蒋介石，“蒋接电话曰：事很糟，君可先将胡君送东山我家，再商办法，我说你们不可太儿戏，蒋曰否否”，但当胡汉民一家到蒋宅，“蒋未几又来电话说，我家仍不妥，游行者亦将来东山，请即偕我家中卫兵，由君亲送胡至军校我住宅，必妥当。”其实蒋在幕后一手操纵，因此邵元冲特别驰书给蒋，劝其“慎重处事”。（《邵元冲日记》，页一九一）
事实上，蒋介石并没有保护胡汉民。他把胡汉民押解到长洲要塞看管起来，且于九月二十二日，以“出使苏俄”为名，将胡驱逐出广东。这件事很容易说成是汪精卫想要搞掉胡汉民，然汪是国府主席，位已在胡之上，更何况胡出走后途中不时写信给汪。要搞掉胡的意愿，汪实不如蒋，而蒋显然是散布汪要搞掉胡谣言之人。证据是邵元冲在戴季陶家里听到来自广东的消息，有这样的一段纪录：
适芦隐从粤归，为言此次之大狱，实系精卫欲掊去展堂，故罗织种种罪名而成之，以便自代，其阴贼险狠，振古所希。季陶痛人心之狡刻，为之大恸，同座相对，俱为唏嘘。（《邵元冲日记》，页一九三）
芦隐姓刘，时为黄埔政治部副主任，他所带来的消息，若非出自蒋介石，尚有谁人？试看刺廖一案，廖死、胡去，汪精卫亦因逐胡而名誉受损，唯有蒋介石独获全胜，利益独占，权位亦随之上升。
廖案又为倒许提供了机会。许崇智一直是压在蒋介石上面的军头，久欲取而代之，许对其旧日上司陈炯明仍有和好共存之意，更遭蒋之忌，乃借许部下有涉廖案之嫌，对许扩大侦查，既指责纵容部下，具有叛国阴谋，更进而散布把持财政、私吞公款之罪，以资罗织。然后密令军校备战，广州戒严，乘机监视许宅与缴粤军第三师之械，并于一九二五年九月十九日驰书许崇智，恶言谴责，迫其下野，甚至骗许，夺其兵柄，只是代管三月，俟“师出长江”后，不仅将部队“还归”，而且要恢复许之令名。函长，只录一段：
呜呼！吾兄内阻革命事业之进行，外联林、刘、杨、熊叛逆，以为歼除革命根本之计，各军为疑，所部为二，空谈革命，口是心非，信用已失，名誉扫地……今不惟吾军不平，气愤填膺，即兄之所部，亦欲食兄之肉以为快……此则吾兄行为反乎革命之常轨，弟所痛心疾首者也……
如兄不以不材为不忠，且能反躬以自省，深知既往之非，不感宵小之言，毅然独断，保全名节，则兄不如暂离粤境，期以三月，师出长江，还归坐镇，恢复令名，既朗于公，更浃于私。如蒙赞同，当可为兄准备一切，安全登舰，则兄之所部，弟当负责维持，不负兄之初意。否则兄部激变，制止无方，地方纷扰，人民杌陧，是兄不能辞其咎也。（《陆军军官学校校史》第五册第七篇，页三十三）
同日，蒋已将许之亲信广东财政厅长李基鸿、军需局长关道职等人，以侵吞公款、接济反革命军队之罪逮捕。当许崇智于二十日清晨二时，收到蒋的谴责函时，已形同软禁的笼中鸟。就在同一天，“中央政治委员会”决议，准军事部长兼粤军总司令许崇智卸职。当天晚上，蒋介石就派旅长陈铭枢监送许氏登轮赴沪。
许崇智到了上海，向朋友言及此事，犹愤愤不平，连邵元冲都感到“殊可惊诧”，在九月二十五日的日记中记道：
第三部分：粤海波澜多用暴力铲除广东的反对势力 3
汝为（许崇智）出示介石致彼之抨击函件，历数其用人不当、财政不清、挠师出发等罪名，促其从速离粤。同时有精卫一函，亦表示赞同介石之主张，而促汝为速行者；又汝为复渠之函稿，对所攻击各点有所解释，而介石再复一函，仍不变初旨，而促其速行，故汝为遂行。其（蒋）态度突兀至是，殊可惊诧。汝为并言：介石有时或受人挑拨，盛气难回，然精卫不为之谅解，而反投井下石，殊非对友朋之道，言时慨然！（《邵元冲日记》，页一九八）
此一“掊击函件”，不见于任何一种蒋介石集，有意隐其恶声，是显而易见的，只奈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竟录之于黄埔校史，被李敖发现。许崇智被人整到如此地步，还误将“处心积虑”想作“受人挑拨”。不过，若非汪支持蒋，计必不能得逞。汪并无驱许的必要，只是听从了蒋的要求，汪的确以国府主席及军委主席之尊，于九月十八日授蒋以广州卫戍司令身份，“全权处置粤局”，不啻给予倒许的合法性。益知汪当时为蒋之殷勤所迷，以蒋为可以“倾谈”与“亲爱”的老弟，不惜左袒其作为。从事后看，汪显然被蒋利用了。
驱许未久，又来了熊克武及其川军。熊字锦帆，早年参加革命，民国十三年国民党改组，以军人身份被选为中央委员，可知受孙中山知遇之深。孙准备北伐，熊即率师自贵州欲经湖南入粤，然为赵恒惕所阻。当熊于一九二五年九月二十四日抵达广州，孙已逝世半年，但仍受到国民政府要员热烈欢迎。孰料广州卫戍司令蒋介石突于十月三日，将熊及川军将领余际唐、喻培棣、刘棱、熊晓岩、王子骞、吴庶咸等拘留，并送往黄埔，后来囚禁于虎门炮台。十月五日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百一十一次会议，提出“熊克武私通敌人、危害政府”案，决议将熊“先解除本会执行委员职务，听候本会审判”。（李敖藏会议录原本）
所谓“私通敌人”，指与陈炯明勾结，所谓“人证俱获”，指有陈炯明手下张织万的供词，以及陈炯明给熊克武的亲笔信云。但关了两年之后，蒋介石兵力抵达上海，致电李济深释放熊克武等人，说是由于“共产党人诬毁所致”。然而“人证俱获”的昭然罪状，却毫无共产党诬毁的痕迹。至少熊本人不以共产党诬毁为然，所以后来投了共，以民革中央副主席终。反而蒋介石诬毁老同志的政治动机，倒是十分昭然。熊是具有中央委员头衔的实力派军人，无论党、政、军以及革命背景，都在蒋之上，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蒋好不容易把许崇智请走，岂肯让熊克武再来插一脚？所以熊等一行，席未暇暖，蒋介石就迫不及待采取行动，诬毁熊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