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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部分：金陵梦魇也是五省联军总司令3
一九三一年十月二十二日，蒋介石与胡汉民、汪精卫在上海见面，这三个孙中山手下的欢喜冤家想再度携手，据次日《大公报》的报道，汪蒋“互道别绪，握手言笑，甚为欢洽”，为蒋、汪合作铺了路，但蒋、胡是否能再度合作，胡、汪关系能否融洽，则是另外一回事了。
蒋介石在粤方坚持以及抗日怒潮双重压力下，不得已于十二月十五日辞职。宁粤两方遂于二十二日正式合流，在南京举行四届一中全会，组织政府，选举林森为国府主席，孙科为行政院长。蒋虽下野，仍与汪、胡同任中常委，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何况事前已有妥善布置，党政军中的实力犹在，特务组织仍在掌握之中。同时蒋竭力拉拢汪派，诸如要求陈公博转达，“中兴本党，非汪莫属”（《国闻周报》第九卷第一期）等等。一年之前，蒋仍口口声声，声讨汪逆，而今竟以中兴大任相寄，变化之快，令人咋舌，然而蒋未必心口如一，只是为了政治现实所需，借政敌之影响，为东山再起之谋。在蒋氏心目中，显然没有永久的朋友，只有永久的利益。
不过，奇异的是，自一九二七年以来，五年于兹，蒋介石联甲倒乙，翻云覆雨，结果依然是群雄割据、党国分裂的局面。统一徒成虚愿，蒋氏实际控制的范围，仍然跳不出孙传芳五省联军总司令的掌心，而内忧赤共、外患日帝，则尤远远过之。
第六部分：金陵梦魇蒋介石与“一·二八” 1
蒋介石虽然再度下野，但政治动作依然不断，身在奉化老家，并无碍遥控南京政权。他于离京之前，以最快速度任命亲信顾祝同为江苏省主席、鲁涤平为浙江省主席、熊式辉为江西省主席，又命财长宋子文取走重要财政档案，再命黄埔弟子贺衷寒、康泽等积极筹组复兴社，以巩固特务势力。唐纵也透露蒋于下野之初下令组织“十人联络组”，又称“十人团”，分布各地。（见《在蒋介石身边八年》，页二十八）他为了尽快复出，有借重国民党内汪精卫及其改组派的必要，乃邀汪到杭州一晤。
汪氏夫妇一行于一九三二年一月十六日抵达杭州，当晚与蒋闭门深谈，翌日报纸只透露“晤谈甚融洽”，不及内容，惟融洽属实，是日蒋汪联名致电胡汉民，促其入京，已发蒋汪合作的先声。元月十八日，行政院长孙科偕何应钦等飞抵杭州，张人杰、张继设宴于烟霞洞，蒋汪同时赴宴，状至愉快。这一批国民党要员又于宴后辟室会商，决定共同入京。林森与孙科在南京显然难以应付，外交与财政问题尤不堪负荷。
蒋、汪等于元月二十二日返抵南京，第二天就开紧急会议。再过两天，孙科就主动宣布辞职，由汪精卫于元月二十八日继任行政院长，并决定成立军事委员会，指定蒋介石、冯玉祥、何应钦、朱培德、李宗仁为五人常委。三月六日，国民党召开中政会，正式任命蒋介石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自此蒋委员长成为最高领袖的代名词，又逐步恢复到一人军事独裁的局面。宁粤决裂时，粤方坚持蒋下野以及撤销总司令以夺其兵柄的努力，完全白费。蒋氏不仅迅速复出，而且重握军权，只是换了一个头衔，由蒋总司令摇身一变成为蒋委员长。
蒋汪合作，各取所需。蒋因宁粤分裂而被迫下野，拉汪合作，立孤粤方之势，也是分化手段的一种。同时蒋已得罪了胡汉民，另外需要元老级的老国民党来抬轿子。而汪氏的改组派与粤亦有意识形态的矛盾以及权力之争，也不难被分化。至于汪本人，无论动机在于共赴国难或政治分赃，于多年流亡之余，终于有主政的机会，自然难以拒绝。
蒋汪合作的南京政府立即碰上“一二八事变”。此一事变，在国民党史册上，“不惟表现了我军牺牲不屈的精神，加强了民族抗战的意志，国际视听亦为之一变。”（台湾版高中历史教科书第三十二章）其实这一作战，却是在对蒋介石有技巧的“抗命”情况下出现的。蒋介石与汪精卫绝不是抗日首义作战者，他们的既定政策是“先安内再攘外”。他们上台时就批评孙科政府陈友仁对日政策太过强硬，所谓强硬，不过是要和日本“和平绝交”。陈友仁也不客气地批评蒋介石的对日妥协政策，声言：“余敢正告国人，蒋氏此种消极政策，如更进一步，难保其不接受日人之要求。”
真正“抗命”抗日的是卫戍京沪的十九路军。此军的前身是粤军第一师第四团，团长是陈铭枢。一九三O年形成十九路军，总指挥是蒋光鼐、军长蔡廷锴、司令戴戟、师长沈光汉、毛维寿、区寿年等，当年都是陈铭枢第四团的团附、副官、连、排长。这一陈家班的部队，由于宁粤谈判讨论国民党复合问题时，自江西调到京沪一带，任卫戍之职，为对宁粤双方的保证。广州方面是不相信蒋介石的嫡系部队的，大家怕他用兵劫持北上的代表。所以，十九路军的卫戍京沪，就顺理成章了。虽然如此，蒋介石却始终不放心，因为十九路军不是他的嫡系军队，自然难以绝对配合他的政策。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是蒋介石的亲日政策。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蒋介石秘密下令不抵抗，坐失了东北，如今十九路军驻在京沪，碍手碍脚，自所当然。于是，把十九路军调走，也就是迟早的事。
正在这时候，日本海军为了不让日本关东军在东北专美于前，也派遣军舰四艘到上海示威，并开进长江，向江阴要塞扫射。接着又把军舰集结在汉口，举行陆战队武装演习。同时，上海的日本侨民又从一九三一年十月十二日起，接连举行居留民大会和游行，请日本政府迅速用断然手段彻底解决中日间所有悬案，根本制止中国的反日运动。日本浪人更乘机在上海北四川路一带撕毁中国商店的反日标语，甚至殴打行人。日本水兵也在上海浦东打伤中国工人。十一月二日，上海又出现了“长江流域日本人联合大会”，日本侨民三千余人在会中决议：“日本须断然膺惩暴戾的中国。”一九三二年一月十八日，五个日本和尚给打伤了，日本侨民两千余人，就在二十日这天，借口向日本驻上海领事馆及海军陆战队请愿，同时在闸北地区捣毁了中国商店，殴打行人。这些情形和关东军假借黑龙江的日本侨民请愿，向东北进兵“保侨”的手法，如出一辙。
日本和尚被打事件发生后，上海市政府立刻命令公安局限期缉拿凶手归案法办。但一月二十一日拂晓，日本浪人两次放火烧了杨树浦的三友实业社毛巾工厂，并砍伤了用电话报警的守卫巡捕，日本陆战队也同时出动。一月二十二日，日本海军增派兵舰赶来上海。一月二十三日，日文报纸传声警告：日本舰队司令和日本侨民宣言：要求中国政府立即制止抗日运动，并解散各抗日团体，否则自由行动。
第六部分：金陵梦魇蒋介石与“一·二八” 2
日本人既已横行至此，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遂在一月二十三日上电中央，表示说：“据报：日本海军及陆战队强迫我接受不能忍受之条件，并闻将取断然处置。职等为国家人格计，如该寇来犯，决在上海附近抵抗，即使牺牲全军，亦非所顾！”——十九路军这种决心抗日的举动，显然与蒋介石处处对日本低声下气的政治不合。于是，他决定立刻调走十九路军，并且向日本人屈服，答应日本人道歉、赔款、解散抗日团体四条件。可是，虽然答应了四条件，日本人还是大动干戈了。
原因是日本人开出的条件已极为苛刻，而蒋汪南京政府纵使向日本人既磕头又作揖，可是日本人还是不肯罢休，大出蒋介石意料之外。蒋介石在一月二十九日日记中说：“闻昨日对上海日领事要求，我方已予承认，彼亦已满足，且表示傍晚撤兵，何乃至午夜又冲突也。”（《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一）录自总统府机要档案），发出退让后又被日本人出卖的哀鸣！
蒋介石原是决心要调走十九路军的，拟“以宪兵第六团接替第十九路军防务，俾非战斗之宪兵缓冲其间，可保中日两军不发生冲突”。但是由于日本人的色急难待，突于二十八日晚上侵入闸北，“首向中国警察开始攻击，继则攻击中国正式军队”。十九路军不及调走，正好起而“抵抗日本之侵犯”。（参阅顾维钧《关于中国政府在沪东开始时决定和平政策之说帖》）
蒋介石调来宪兵第六团固然迟了一步，但是十九路军方面有技巧的“抗命”，也产生了鬼使神差的结果。宪兵第六团在一月二十八日正午到达真如，其实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就在真如，当晚全线抵抗的命令，就发自真如指挥所。
一月二十九日，《第十九路军为日军犯境通电》发出了，义正辞严，全文如下：
特急。衔略公鉴：暴日占我东三省，版图变色，国族垂亡。最近更在上海杀人放火，浪人四出，极世界卑劣凶暴之举动，无所不至。而炮舰纷来，陆战队全数登岸，竟于二十八夜十二时在上海闸北，公然侵我防线，向我挑衅。光鼐等分属军人，唯知正当防卫，捍患守土，是其天职，尺地寸草，不能放弃，为救国保种而抵抗，虽牺牲至一人一弹，决不退缩，以丧失中华民国军人之人格。此物此志，质天日而昭世界，炎黄祖宗在天之灵，实式凭之。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十九军军长蔡廷锴、淞沪警备司令戴戟叩。艳子印。（一九三二年二月一日《中央周报》第一九一期）
日本原是声称“四天占领上海”的，可是，十九路军的抵抗，使日本人吃到苦头。关于十九路军抗日血战，中外文字报道极多，但是论得最具历史眼光的，要推章炳麟的《书十九路军御日本事》。这篇文章有一个重要的点破，就是说日本侵略时，“枢府犹豫，未有以应也。”这显然是指南京中央的态度暧昧。章炳麟这种点破，在另一篇《十九路军死难将士公墓表》（《太炎文录续编》第五卷）里，说得更明白。他说蒋光鼐、蔡廷锴他们“不及俟命，率所部二万人迎击”，分明是说，十九路军挺身抗日并非出自中央的命令。正因为不是出自中央的命令而获得胜利，中央也就非常颜面无光。最要命的一点是：十九路军的行动，无异证明了蒋介石的政策，根本是一大错误。这种错误，即使是他的师保吴敬恒也不得不暗中承认，他有一封密件给何应钦，承认“不抵抗”以“保留元气及实力”的政策，其实是一种“迷梦”，“大难已到”，“我等若欲苟安，而人不我许。”因为真相如此，所以要“效法十九路军连日师共产党之作战法”，以跟日本人打个明白，才是正路。——可见连蒋介石师保级的人物，都受了十九路军的感召，不认同蒋介石所为了。
在一二八事变一开始，十九路军的负责人之一——淞沪警备司令戴戟，就电呈中央，说：“除督所部誓死抵抗外，敬祈迅赐电调京沪、沪杭两路友军来沪增援，毋任翘企。”
当时驻军在杭州的是八十八师的俞济时部队。俞济时是黄埔一期的，又是浙江奉化人，又是蒋介石亲信俞飞鹏的侄儿。这多重背景，正是嫡系的最佳人选。事实上他也是黄埔一期中露头角最早的。
最早主动提出支援十九路军的也是俞济时。据一九三二年二月一日《蒋委员中正复第八十八师俞济时师长勖勉调沪增援电》（《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一）录自总统府机要档案），俞济时自杭州呈陷电大意是：“沪案严重。十九路军应战颇获胜利，唯恐不能持久。可否将本师调沪增援。乞示。”蒋介石复电说：“中本日随政府同人已到豫，贵师行动，一听何部长命令，如运沪作战，务希奋勇自强，以保荣誉。中正。东。”由这个电文，可以看出，想“调沪增援”十九路军一事，乃出自俞济时的主动。俞济时主动提出电文的时间是一二八事变后的第四天，那时八十八师的任务是“驻防苏浙拱卫京畿”，离上海最近，“调沪增援”，自然较快。再据俞济时《八十虚度追忆》肆《陆军第八十八师——“一·二八”淞沪抗日战役概述》：
第六部分：金陵梦魇蒋介石与“一·二八” 3
一月二十八日，日军遂以陆战队约六千余人在舰炮支援下向淞沪进攻。此时第十九路军之第十九军（军长蔡廷锴）以其驻淞沪之第七十八师首先应战，驻京之第六十一师及驻苏常一带之第六十师，随亦陆续增援沪上，大战遂启。其时余统率之第八十八师正驻防杭州，中央于一月三十日电令本师限于二月五日前向苏州集结；并令限驻南京之第八十七师宋希濂旅于二月十日前向南翔以南地区集结，第八十七师师部及孙元良旅、另军校教导总队亦限期向上海市郊区集结；中央并委派张治中为第五军军长兼第八十七师师长，统辖第八十七师、第八十八师参加淞沪会战，并均归第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统一指挥。
在俞济时去电蒋介石后第六天，张治中也有了反应。据二月六日《何应钦部长自南京呈蒋委员中正请以张治中充任第八十七师师长并给以军长名义电》（《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一）录自总统府机要档案），何应钦报告蒋介石说：“张文白兄以国难当头，愿率领军旅效命疆场，查八十七师师长正在遴员，可否即以文白充任，并加给以军长名义，使其指挥八十七、八十八两师。乞示遵。”蒋介石批复：“八十七师师长以张文白继任，中甚赞成，请即委如何。中正。齐印。”由这个电文，可以看出，“愿率领军旅效命疆场”增援十九路军一事，乃出自张治中的主动。（参阅《张治中回忆录》第二章第四节）既由俞济时和张治中的主动请缨，可见蒋介石最后同意派第五军去上海，是出于被动的。而且除了第五军外，蒋介石没有再派任何部队抵上海支援。所谓大家声援十九路军，却是口惠而实不至的“空嚷嚷”、“干打雷、不下雨”而已，因为蒋不下命令，谁的部队都开不上前线去。援军不至，真的关键不在别处，就在蒋介石那儿！即使派出的第五军，也是疑云重重。
首先，第五军正式接替十九路军的部分防线，为时已相当晚。据《张治中回忆录》，他是二月十六日上午九时从南京和平门登车出发的，中午“到达南翔，即奉蒋光鼐总指挥的命令。……在十七日黄昏，我由南翔进驻到行镇”。二月十七日已是“一·二八”后二十天，在“军贵神速”的原则下，真未免有点“迟迟其行”。其中原因，也许连局中人张治中自己都不完全清楚。明眼人的看法是：蒋介石原以为十九路军对日本抵抗不了那么久，既然抵抗之久，出人意料之外，他就不得不派自己嫡系部队去“接漏油”、去争功，同时也“制止十九路军”。《李宗仁回忆录》第四十八章《福州人民政府与广州“六一运动”》说：
先是，“一·二八”淞沪之役，十九路军一举成名。蒋光鼐、蔡廷锴一干人物顿时变成民族英雄，为全国人士所一致钦仰。但是中央此时却抱退让的态度。淞沪战时，蒋先生曾令张治中率第五军俞济时等部参加作战，表面上是协同抗日，事实上则用来监视十九路军，防其扩大战争范围。这事使蒋、蔡等将领极感气愤。
原来“文章”就在这里！并且，照俞济时《“一·二八”淞沪抗日战役经纬回忆》附录中所听到的，第五军的接防，正表示了十九路军的不被信任，“其用意在遮断十九路军撤回南京”云云。蒋介石由于立场被动、不想打仗、又不想失功，只好一面派出第五军，一面陷十九路军于孤军作战的情况。据丘国珍《十九路军兴亡史》，当时已盛传“中枢分为两派：一派是主战派，一派是反战派。主战派是西南各实力派所支持的中枢大员们，他们想趁战局之扩大而夺取中央政权；反战派是中央大员们，他们妒嫉十九路军的声名过大，恐怕功高震主！所以听任十九路军孤军奋斗，诸事掣肘，不调援军”。蒋介石本人做贼心虚，当然听到这些人言藉藉，所以他在给第五军的指示中，多次加意重描。如“希与十九路军蒋蔡两同志，共同一致团结奋斗，对于蒋总指挥命令，尤当切实服从，万不可稍有隔膜”（二月十六日电），如“此次第五军加入战线，固为敌人之所畏忌，且亦必为反动派之所诬蔑，苟能始终以十九路军名义抗战，更足以表现我国民革命战斗力之强，生死且与共之，况于荣辱乎何有？望以此意切实晓谕第五军各将士，务与我十九路军团结奋斗，任何牺牲，均所不惜”。（二月十八日电）这种“此地无银三百两”式的加意重描，反倒是极为可疑的。何况蒋介石的许多文字指示，都是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