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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蒋介石“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气量，使他对十九路军不可能“爱护特甚”（俞济时语）的。照陈公博《苦笑录》第十二章《一·二八之役与政府迁洛》的回忆，蒋介石对十九路军曾有“许多埋怨”：
说句实在话，上海的一二八之役，两方都不是很认真，布满上海的谣言，说蒋先生实在不愿战，只是十九路军已启衅，才不得已予以援助，而援助也是不力。
蒋先生之不愿战，我也是原谅他的，当时根本上一些准备也没有。我还记得一次我和汪蒋两先生在浦镇的车站山上的工程师住宅内谈话时，蒋先生还说了许多埋怨十九路军的话。我解释着十九路军不得不战，而且上海的战争，我认为是政治之战，而非军事之战，末后我更说：
“倘若上海不打，恐怕要酿成内战。”
“内战，我是不怕的。”蒋先生很坚决地维持自己的意见。
汪先生恐怕我又直言犯忌，把别的话岔开，我记着汪先生告诫我的前言，便默然不语。
第六部分：金陵梦魇蒋介石与“一·二八” 4
正因为蒋介石并不真的要支援十九路军，所以一旦陈公博他们北上游说张学良出兵的时候，蒋介石就下了“毒药”。陈公博回忆：
这场上海战争打了一个月零三日，十九路军为着日军在浏河登岸，感受侧面的威胁，由闸北退到南翔，中间我和李任潮先生北上请救兵，企图张汉卿动员，以牵制日本之师，想造成一个南北全面战争之局。
张汉卿受了沈阳不抵抗之名，大约这次总要吐吐气吧！谁知我们到了北平，看看环境，已像一盘冷水浇到脊骨，一身全都冷了。我和任潮到北平，当时就有人告诉我，张汉卿绝不会动兵的，而且更有人秘密告诉我，说蒋先生先一日已派人来，说任潮和我并不是代表他的意思。
我们和张汉卿混了几日，可以说毫无结果，汉卿倒以上宾之礼待我们，照例约了十几个重要人员陪我们食饭，临走时亲自到车站送行，说到出兵一节，使你像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我没有方法，找着李石曾先生，因为有人说汉卿还听李先生的话，或者李先生可以帮我们一臂之忙，而石曾先生呢！谈了许多哲学，说了许多抽象的名词，依然不着边际，更不要希望他能够向汉卿说话。
这一场旅程算是空走了，且到洛阳开第二次中央执监全体会议吧。这次旅行重新经过保定、石家庄、郑州，以至洛阳的故宫，开了五天的全体会议，我便往山西，重与阎百川先生把晤，此行一些成绩都没有，只替十九路军在阎先生那里捐了十万个手榴弹。
蒋介石先一日派人告诉张学良，说陈公博、李济深没有代表性，这不是存心拆台吗？如此看来，他恨十九路军还来不及呢！又何来“爱护特甚”啊？
岂止恨十九路军，照中国青年军人社的《反蒋运动史》，蒋介石甚至是“痛恨十九路军”呢！书中第十四章说：
自一月底，上海十九路军抗日战争起后，因此次战争，原为蒋汪所欲避免者，故战前即有逼十九路军让防之举（接防宪兵团早已开到接防了一部分），而十九路军竟于行将离防之前，不让日人进占闸北，出而抗战，于是大拂蒋汪之怒。故战事起后，蒋汪第一怕得罪日人（因早怀畏日降日意志，蒋在奉化演讲时，曾发表有名之三日亡国论，引致日本进攻上海）；第二恨十九路军不听命令（因战争前蒋曾下令，日若进攻，不得抵抗）；第三妒十九路军得全国人民之同情与拥护（国内外人民纷纷汇款捐物，自动援助）；第四羞自己相形见绌（因人民士兵均恨蒋之不敢不肯抗日）。于是由畏日而更恨十九路军；由自惭而更妒十九路军，积恨成仇，恼羞变怒，乃第一步故意不援十九路军（少数蒋系军队乃激于民族观念与爱国心而自动往参战者）；第二步假意表示援助而实际坐视不救（因人民愤蒋不援，纷纷提出责难，乃假意表示谓已调兵，交通不便，难于到达）；第三步竟派税警团上级军官王赓勾结日本，报告军情，使日本调兵从浏河上岸而压退十九路军！
这里提到的“三日亡国论”，是出自蒋介石一九三二年一月十一日在奉化武岭学校纪念周的一次演讲。演讲题目是《东北问题与对日方针》，其中提到他为什么在九一八事变后不对日本宣战或绝交。他说：
以中国国防力薄弱之故，暴日乃得于二十四小时内侵占之范围及于辽吉两省，若再予绝交宣战之口实，则以我国海陆空军备之不能咄嗟充实，必致沿海各地及长江流域，在三日内悉为敌人所蹂躏，全国政治、军事、交通、金融之脉络悉断，虽欲不屈服而不可得。总理孙先生所谓：“中国若与日本绝交，日本在十天以内便可以亡中国”，此乃事实如此，并非我总理故为危辞耸听也。（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三日上海《时事新报》）
对蒋介石非常没面子的是，就在他做这一宣布后十七天，十九路军就用挺身抗日，推翻了蒋介石这种失败主义的妄言！由于十九路军的抵抗而非不抵抗，不但证明了日本人三日内亡不了中国，并且反证了蒋介石在九一八事变下令不抵抗的根本错误。可见十九路军的胜利，正好反衬出蒋介石的失策与失败。——十九路军如此罪该万死，安能不被“痛恨”乎？
十九路军就在这种被“痛恨”下，最后陷于“各路援军开赴不至”、“陷于孤立无援之境”（语见一九三二年二月六日汪兆铭、冯玉祥、李济深、朱培德、陈铭枢致十九珞军电文），也就可想而知。下面一些电文，就可看到不少内中文章：
二月十六日——一二八事变后第十九天，十九路军致陈铭枢铣电：“我军连战皆捷，然非主力战，死伤已达二千，纪家桥一役，知敌亦不可轻。确报，敌到沪兵力已有三万余人，和议无望，敌只效占锦州故智，我退彼进，永图占据，稍一让步，闸北南市均非我有。大战在即，兵贵万全。沪战如大胜，可为我民族复兴之转机，败则将陷国家前途于万劫。万恳速请介公、敬之务在最近期内调二三师开来前线，预备急用，方能先为敌之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至江北部队可在浦口上下游偷渡，镇江有保安队维持，八十八师之团可调归建制，如办不到，宜速定和议，不容犹疑也。”——这通电文里，已有“万恳速请”蒋介石救援的话。
第六部分：金陵梦魇蒋介石与“一·二八” 5
二月二十二日——“一·二八”事变后第二十五天，陈铭枢致蒋介石养辰电：“现细察前线作战情形，及影响各国关系，依蒋、蔡等意见，绝不宜撤退，且因战斗日烈，亦不能抽兵回做工事，兹决定以南翔至浏河之线为第二防御地带，由吴工兵监规划工事，请即饬上官云相所部，前来担任做工为祷。前方两军协同作战，情同手足，无殊一军，必能发挥最大之光荣，请释鉴虑。但为持久抵抗之计，务请俯照前言，迅调江西陈、卫、谭各部，兼程前来无误，现在前线如何牺牲，亦可达到目的也。”——这通电文里，已明白告诉蒋介石，十九路军与第五军相处甚洽，“请释鉴虑”。并请蒋介石要守信用，“请俯照前言”，快派部队来。
二月二十五日——“一·二八”事变后第二十八天，十九路军感到敌方部队不断增援，我方部队却望眼欲穿，不但迟迟不到，到了南京、杭州的，也不肯开来前方，已经深有被放了鸽子之感。这天收到蒋介石的径戌电和有酉电，前者电文说：“庙行镇附近正面已为敌方窥破，系我军弱点，不宜以特税警务团（古团）担任，望以六十一师替接，以固阵线，免为敌所乘为要。”后者电文说：“第二次决战之期，约在艳东各日，我军援队非到鱼日不能参加战斗，望于此数日内，尽量节省前线兵力，抽调部队，即集各地区预备队约在总兵力二分之一上数，方得应战裕如，不致临时竭蹶，对于浏河方面，尤应准备三团兵力为要，如何部署，盼详复。”这些都是空话。到了第二天（二月二十六日）——“一·二八”事变后第二十九天，十九路军感于全国有两百万军队，可是除了第五军外，蒋介石竟不再派兵来，已经深知本身的下场与处境。这种心境，由致何应钦、陈铭枢并转蒋介石的宥晨电里，已经意在言外：“介公有酉径戌两电均奉悉。一、职部作战兼旬，各师伤亡逾千，担任正面过宽，处处有兵力薄弱之患。二、俞师庙行镇一役，伤亡极大，调后方整理。其防线由毛师之张炎旅接替，兵力不敷配布，因着税警古团担任一段。昨日敌来猛攻，官兵不沉着，遂致动摇，着张炎人黑后反攻，虽告得手，但伤亡过千，官长损失尤大。三、敌企图突破江湾庙行镇间阵地，集其主力于大沈宅二带，做纵深配备，连日作战焦点，亦在于此。四、兵力配布，当遵所示要旨办理，但敌军不绝增援，我军死伤日众，空谈配备，至可虑耳！”——这通电文里，已隐然在说，你蒋介石两次来电，只是“空谈配备”而已，不派援兵来，空谈只是令人焦虑耳，有何用哉！
二月二十七日——“一·二八”事变后一个月，陈铭枢致汪兆铭感酉电：“（衔略）必亲译。有日，我六一师与敌新到十二师激战，伤亡甚大。现我军益孤，咸愿死前线原阵地，不肯撤退。上官云相师除调两营任黄渡做工事外，忽奉令两团守镇江，一团守京归谷司令指挥，未审何故？戴岳独立旅已抵杭，鲁主席不愿调列参加作战，枢拟前往乞援，特闻。”——这通电文里，已经明白指出，援军只是作秀而已，根本不准开上前线来。
二月二十九日——“一·二八”事变后第三十二天，陈铭枢致汪兆铭俭未电：“昨电谅经赐鉴。上官云相所部，弁髦命令，不愿赴援，枢病未愈，不能赴杭，戴旅赴援，当亦无望矣！谨闻。”又致俭酉电：“两电计达。卧病多日，顷钧任兄来谈蒋先生日来积极，又谓俄运兵东来，与日冲突，形势渐逼，日方亟欲了结沪战，我军能在原线支持多日，其利甚大，蒋先生亦相同意，惜哉！前误于军政部之不调兵，兹又误于上官部之不愿作战，惟恃我孤军之决死耳……”拖到三月二日——“一·二八”事变后第三十五天，十九路军终于发布了撤退通电。（电文见一九三二年上海《时事新报》）到了第二天（三月三日），十九路军又联合第五军，发布了更详细的通电。（全文见一九三二年三月四日上海《时事新报》）两件通电中，前者提到“后援不继”的话，后者提到“援师不及”的话，当然都明白点破撤退的真正原因所 在。这一真正原因，曾引起大家对蒋介石的责问。在上海的部分国民党中委，就致电责问他：“日人陆续增援，至穷师数万，我方……合计不过三四万人，每战对敌，众寡悬殊，益以疲劳，上海之危，早在意料。……迭电请援，声嘶力竭，以致为敌所乘。……观十九路军通电，有“后援不继”之语，孰令致之，当局不能不负其责也。”最有意味的，是大家责问声里，居然还有蒋介石的哥哥在内。
蒋介石的哥哥蒋周康字介卿，号锡侯。他跟蒋介石同父异母。张明镐《蒋介石在溪口》一文中说此人“出身虽为禀生，实际不学无术，是个十足的草包子、糊涂虫”。但终于借乃弟之光，做到浙海关监督和浙省府委员。“一·二八”事变后，蒋介石为中国人民所不谅，蒋介卿也被牵连，至感不安，乃写信向蒋介石责问。蒋介石遂叫文胆陈布雷代拟复函。据《陈布雷回忆录》一九三二年条下：“三月下旬以蒋公电召赴南京，见市况萧条，政府各机关均仅有驻京办事处，熟人多不在京，余承命代拟复长兄介卿书（答来书不遣援兵不增军队之责难，后弃置未发表）。”这封“弃置未发表”的信，四十九年后，居然在《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一）中，《录自总统府机要档案》，以《民国二十一年三月蒋委员中正致其兄介卿先生书》为题，给发表出来了。这封信可以看到蒋介石当时的许多心态和巧辩，值得全文细读：
第六部分：金陵梦魇蒋介石与“一·二八” 6
接奉尊电，督责至严，循诵再三，莫名感喟，此次淞沪战事，弟以丛诟之身，又成怨谢之府，匝月以来，谤言百出，非谓袖手观变，即曰调援不力，积毁销骨，乃至劳内外邦人之诘责，且致家人之不安至此。又闻我旅沪同乡集会之际，亦有激昂而不能自已者，弟焉不德，既不能见谅于友朋，复何从求信于国人，且当此国族蒙难闾里为墟之日，岂个人计较毁誉得失之时，故宁舍垢忍辱而不愿以一言自白也，今承明问，愿为兄略陈之。自暴日进犯淞沪，中央即决定移驻洛阳，积极自卫，弟以袍泽之义，驰电全国，同誓生死，愿淬厉奋发，共救危亡，其后十九路军奋勇作战，江浙所有部队凡可调遣者悉以全数加入，伤亡损失，皆可复按，谓为无兵增援，岂惟厚诬中央，亦使战士气沮。即我十九路军冬日通电报告移防，所谓后援不继，亦非谓中央有可调之兵而不援，乃谓以运输困难而乏续至之援队，词意灼然至为明显，而兄亦竟以此怀疑于弟，则弟复有何言？至就弟个人而言，自一中全会以后，虽复列名国府，备员军会，初不过多数委员中之一分子，军旅之事，发号施令，皆有一定之系统，绝不能越俎而代庖，弟既无名义，可以檄调军队，亦无权责，可以指挥军事，力之所及，亦唯以旧时袍泽之关系，曾共生死之感情，策励我将士秉中央之命而奋进，自上月二十三日敌军再度增兵以后，战局益趋严重，弟审度前线状况，综合各方情势，曾于二十五日电知蒋总指挥光鼐有“第二次敌军总攻击之期约在艳东各日，我军后方部队全已运来前线，其他非到鱼日后不能参加”等语告之，诚以后方输援诸多艰困，有非可形之于笔墨者，故不能不以加倍之辛苦勖勉于前方，亦不能不以实际之情况尽量相驰告。弟在此浃旬之间，匪日不焦心苦思，期尽力之所能及，二中全会集会洛阳，弟之所以留驻南京者，实对续到部队，可以随时敦促，俾得迅速增援不失时机也。二十九日幸有某部二团开到南京，略无休息，立时出动于前方，综计前后开动之部队，曾无一宵一夕之滞留，今讹言四起，若谓弟对增援迟速，有所抑阻于其间者，是则部队与战斗详报俱在，不难以事实证明也。语有之，流言止于智者，今之流言陆离光怪，乃发动于曾共患难，洞明实际局势之人，此弟所以不欲自白而又何怪于悠悠之众口也。两军作战，对于参加部队之番号以及调动配备之情况，例须严为隐秘，免为敌方所乘，故淞沪苦战匝月，所有部队皆置于蒋总指挥之下而行之，此后战局范围自须视形势而定，中央既有整个之策划，全国军人亦皆愿一致效死，前线之如何充实、后方之如何移动，只须俟将来战史与事实之证明，遑能执途人而告语。独惜我国人不察，往往以热情所激，多方诘难，若必欲迫令将所有虚实尽情揭布，使敌人共见共闻而后快者，而或者以不慊于个人之故，又从而播扬于其间，是则诬陷个人之事小，而使前方将士气沮之影响实莫大也。中正幼受庭闱之训，长承兄长之教，许身革命，义无反顾，当此国族艰危，唯有矢粉身碎骨之诚，尽对党对国之责，以期无愧于总理，无忝于所生，绝不辜负骨肉与亲知期望之殷，遥念疆场袍泽浴血奋斗，战区同胞牺牲残酷，诚何心再计一家之毁誉与荣辱，轨因未散布其区区，不尽欲言。
蒋介石这封信中，欲盖弥彰之处有五：第一，蒋介石说“后援不继”之意，不是“中央有可调之兵而不援”，乃是因“运输困难而乏续至之援队”。但是，事实上，全国有两百万军队都哪儿去了？“可调之兵”岂不大都被蒋介石调往江西去打内战了？这样造成京畿地区御外侮上的防务单薄，岂不正是蒋介石的责任？第二，蒋介石说“运输困难而乏续至之援队”，但从一月二十八日起，前后有一个多月的期间可供运输，可是部队却始终调不上来，这叫什么速度？此中有人“抑阻于其间”，岂不太明白了吗？第三，单从二月二十七日、二十九日陈铭枢致汪兆铭电文中，就明明看到上官云相师已经“忽奉令两团守镇江”、“不愿赴援”，则蒋介石所谓“某部二团开到南京，略无休息，立时出动于前方”之说，就与事实不符了。眼前的上官云相师尚且如此，天边的其他部队，更可想而知矣！第四，蒋介石说“军旅之事，发号施令，皆有一定之系统，绝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