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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评传-第3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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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祥熙于致张学良寒电时,亦认知张之主张,谓“查抗日御侮,举国同心,中央同人初无二致”,不同者,“仅有时间之不同,绝非宗旨之异趣”,替蒋代“先安内再攘外”的政策辩解,蒋既亦抗日,则兵谏便无必要。张学良当然不服,于复孔申电中谓,一致抗日之主张“对委座已再四涕泣陈词,匪惟不蒙采纳,且屡被斥责,弟受委座知遇,绝无负气之理,但委座主张坚决莫移,已绝对不能否认,故不得已而出此”。可见,就张氏而言,只要蒋答应改变政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问题即可解决。但是孔祥熙于二十余年后写回忆录,竟怀疑“张杨所谓救国八项主张”,甚至说:“张杨通电,虽以抗日为理由,而八项之救国主张,则未有一项涉及抗日,至其所谓容纳各党各派、停止内战、开放爱国运动等等,皆已走入共产党之路线!”张、杨通电中无抗日两字,因当时中日仍有邦交,自无必要启衅,然八项主张无一不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有关,正见张、杨并非老粗。至于孔谓“容纳各党各派”、“停止内战”、“开放爱国运动”,乃共党路线,然则国民党反对共产党,岂非采“一党专政”、“勇于内战”、“反对爱国”的路线?(孔氏回忆录载《西安事变史料》上册,页一一三至一六一)可谓孔氏失言。    
    《西安半月记》给人的印象是,张扣蒋后,被蒋训斥,不知所措;读蒋日记后,更加痛悔,力求弭过,乃送蒋回京。其实不然。张学良自始至终,甚有主意,他的目的是拥蒋抗日,然而必先逼蒋抗日,才能改变先安内再攘外的政策。孔祥熙所藏未刊电报中,有一封钱宗泽于十二月十五日发给张群的密电:    
    卫密。极机密。本日端纳顾问由西安回洛,据云:委员长住张学良之旁楼甚安。张要求接受主张,委员长初甚反抗,以后云,无论如何,须回南京方能办,但对方认无保障,有请求孔部长赴西安之意。总之,内幕情形,似有转机。谨密陈。职钱宗泽叩。删酉。(载《团结报》一九九一年一月二十日《史海钩沉》栏)    
    


第七部分:被迫抗战被张学良逼上梁山 10

    此密电透露,事变发生之第四日,委员长已不再反抗,答应回南京办,则已允诺张等主张,此一“转机”,在《西安半月记》中看不到的。然为了“接受主张”有所保障,南京必须派人到西安谈判交涉,以获协议。但南京中央不欲与叛部谈判,更不欲接受叛部主张,乃采讨伐的高姿态,以便维护尊严,惟孔宋家族求释蒋心切,愿意谈判,然又不愿示弱。两派意见最后整合为双管齐下策略,即表面上声张讨伐,实际上寻求政治解决,亦即循谈判途径。孔氏急于解救蒋介石,于十二月十五日建议张“一面亲送介公至并(太原),弟(孔)即邀中央负责同人,前往会商”。其意先让蒋脱困,再做商议。但张于十二月十九日电孔,坚持“中央同人果爱国家、爱介公,自当推人来陕商洽。抗日实现以外,别无所求,更无金钱与地盘思想。区区志愿,蕴之已久,绝非一时冲动。中央对弟主张如无办法,势难送介公返京”,甚为坚决,一定要中央派人来谈,同日张又致蒋鼎文电,谓可派宋子文与顾祝同来。但中央为维持高姿态,即派宋子文亦有阻力,最后让宋以私人名义赴陕,以掩遮中央派官方代表到西安谈判之实,然后宋子文才于十九日飞陕。宋到西安自非探亲,当然是要谈判,我们虽不知谈判内容,但宋于二十一日即返南京,必有所商议,二十二日又偕宋美龄、蒋鼎文、戴笠、端纳等返陕,做最后之商定,是则宋氏兄妹代表南京中央助蒋与张谈判,达成协议,获致政治解决,已属无可怀疑的事实。    
    协议未立字据,已可确定。张学良接受君子协定,因此与杨虎城于释蒋一事有所争执。事实上,即使立下字据,亦可撕毁,而君子协定,并非完全口说无凭。张于致蒋鼎文皓电已透露:“此间要求,惟在抗日,委座已表示容纳。”并谓:“总之,抗日主张如不能实现,难送委座返京。”迟至十二月二十日于致张群电,犹坚持“非至抗日主张实现,殊难送委座南归”。可见张学良与宋氏兄妹于二十三日、二十四日商谈后,知主张可以实现,乃决定于二十五日释蒋,并决定亲送返京。如果连口头的君子协定都没有,张既无以交代,杨虎城等更不肯通融。《西安半月记》谓全无承诺,自不可信,且全文无一语提及要求抗日,仅于一处谓张等“于国事有所请”,故意隐讳所请之国事,乃孙铭九所谓:“副司令要委员长领导我们抗日!”显因已有口头之承诺,不能说“抗日”之不是,又不能说被叛部胁迫而抗日,因而讳之。    
    《西安半月记》全无周恩来的踪影,更是不实在之忌讳。宋美龄于其回忆中言及“一有力分子”,即周恩来,谈甚久,然只说周拥蒋而不言抗日,亦不说蒋允不打内战之承诺。但是周于晤见蒋、宋后,已将协议三度电告延安,近已收入《周恩来选集》(上卷,页七十至七十五),则口头承诺,实已留下文字痕迹。张学良事后绝不言蒋有承诺,直至一九九O年,日本NHK电视台记者问周、蒋会谈,张说不但在场,而且周乃由其引见,但接着说:“对不起,我不能往下讲,请体谅我的苦衷,这件事情不应该出自我口,我也不愿意伤害他人。”(转引自郭冠英《张学良侧写》,台北传记文学社,一九九二年出版,页三十八)说出来,会被伤害之人,舍蒋而谁?可能被伤害的原因,除了蒋有承诺外,还有什么?所以张虽不说,但已尽在不言中。    
    事实上,《西安半月记》虽说毫无承诺,蒋在行动上实已接纳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由剿共转向抗日。孔祥熙说,抗日救国乃蒋之既定政策,并不确实,可由蒋氏自己的话来驳斥。蒋于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六日,距西安事变仅一个多月,于王曲军官训练团训话犹谓:“如果远近不分、缓急不辨,不积极剿共而轻言抗日,便是是非不明,前后倒置,便不是革命。”(《西安事变史料》上册,页十一)然而事变之后,却停止剿共,逐步走向抗战之路。卢沟桥事变一发生,中日之战便不可避免。其实,“九一八事件”远较卢沟桥严重,然因不抵抗,卒未演成战争。西安事变之后,既由不抵抗转为抵抗,任何日本挑衅,一抵抗即可引发战争,因不能期望日帝退缩也。就此而言,西安事变确可称作抗战的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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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介石虽不愿明说张学良逼他抗日,却忍不住抱怨张学良中断了他的剿共。《西安半月记》引言中有谓:“此次事变,为我国民革命过程中一大顿挫;八年剿匪之功,预计将于两星期(至多一月内)可竟全功者,竟坐此变,几全隳于一旦。”这一段话,且不论无意中自认西安事变导致其政策之改变,由剿共而抗战,所谓至多一个月内可竟全功,则绝不可信。固然,若不计代价,倾全国之力,扩大内战,或可竟全功,然势必耗尽国力,让日帝坐收渔人之利,此正是爱国者如张学良所不忍见,乃不惜以兵谏逼蒋改弦易辙,领导全国抗日救国。    
    然而,西安事变导致中共坐大论,却大有人唱和。孔祥熙于一九五O年的冷战时期写西安事变回忆录,劈头便说:“八年抗日战争与今兹共党之窃据大陆,亦实于是役种其因。”即于西安事变时代表张、杨赴太原与阎锡山商谈的李金洲,竟亦说:“大陆全部沦陷,政府偏安海隅,使七亿同胞陷于水深火热之中。推源祸始,皆肇端于西安事变。”(李氏撰《西安事变亲历记》,页一)国民党官方史家更将张学良描绘成失去大陆的罪魁祸首,史传曲笔,莫此为甚,李敖曾撰《别赖张学良了》长文驳斥,铿锵有声,足资参考。(见李敖编著《张学良研究》,页一五五至二一六)须知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以求抗日,如因抗日失败而亡国,尚可怪罪汉卿,但抗日胜利,汉卿不仅无功可言,仍为阶下囚。当抗战胜利之时,国民党声势十倍于共产党,不旋踵于四年之内,丧失神州大陆,竟怪罪于囚中的张学良,宁有此理?    
    由“中共坐大论”再推本溯源,演成共党阴谋说,大肆发挥《西安半月记》所指张学良“受人迷惑,做联俄梦想”,认为张、杨原无主见,因受到中共的渗透、分化而制造事变,并以周恩来为西安事变之“谋主”。李云汉专著论述事变前因主要章节,分别为“共党怂恿张学良”、“信心动摇”、“三次秘密接触”、“赤氛笼罩西安”等(见李著《西安事变始末之研究》,页三至十二),可谓阴谋说学术化的大成。李氏固代表国民党的立场,但长久以来内地学者亦辄谓,张之逼蒋抗日方针系受到共产党的启示与影响。事实上,中共对东北军的影响不能说没有,而之所以有影响乃因日帝侵略的大气候,东北军并非因中共的宣传而抗日,但中共号召抗日,自有相契之处。    
    《西安半月记》中触目之曲笔,尚有:“尔(张)应回忆,四年以前,国人皆欲得尔而甘心,余(蒋)代尔受过者不知凡几,以余之宽容庇护,尔尚可安然远游海外。”此显指“九一八”事,明明张受蒋不抵抗政策之累,代蒋背黑锅,而竟颠倒黑白,混淆是非如此!抑陈布雷画蛇添足之笔欤?    
    《西安半月记》中已埋下嫁祸于杨虎城之伏线,如借张口曰:“余(张)此次之事,杨虎城实早欲发动,催促再三,但彼(张)踌躇未允;惟自十月来临潼亲受训斥,刺激太深,故遂同意发难,然实后悔莫及。”(页十七)竟认为张受杨之煽惑,失之更远,故张于台湾囚中作《反省录》,不惜力言:“平心而论,西安之变,杨虎城乃受良之牵累,彼不过陪衬而已。”(《西安事变史料》第一册,页一一二)显因蒋氏恨杨“坚决不主张送余回京”,挟嫌弯曲,实可做杨氏一家于抗战胜利后遭灭门之祸的伏线读。    
    蒋介石脱险归来,马上背信弃义,把张学良扣留下来。张是自愿而且十分坚持陪蒋回京的,为西安事变做了动人的收场。他于行前告诉孙铭九:“我抓了他,现在送他回去,是一抓一送。送他到了南京,他再送我回来,也是一抓一送。这样岂不成了千古美谈!”但是张学良看错了人,蒋介石才不来这一套呢,他要泄一时之愤,顾不到“千古美谈!”哩!    
    


第七部分:被迫抗战被张学良逼上梁山 12

    回京没有几天,张学良就被蒋介石移付军事审判,但在法庭上,侃侃而谈,把蒋比做袁世凯。据傅斯年说,审判经过为“委员长所闻,甚气,谓不放这小子回去”。(见汪子飚《傅斯年密函里的西安事变》,《张学良研究》,页一四九至一五四;另参阅马王《西安事变逸话》,《香港时报》一九五一年九月五日)最后,张学良被判有期徒刑十年、褫夺公权五年。国民政府在一九三七年一月一日核准。但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同时要求请予特赦,理由是:“当今国事多艰,扶危定倾,需才孔亟,该员年富力强,久经行阵,经此大错,宜生彻悟,尚复加以衔勒,犹冀能有补裨,似又未可遽令废弃。……予以特赦,并责令戴罪图功,努力自赎……”一月四日,特赦获准:    
    张学良所处十年有期徒刑本刑,特予赦免,仍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此令,主席林森、司法院院长居正。    
    张学良虽被特赦,但是,蒋介石的宽大是很可怕的,因为“加以衔勒”、“严加管束”,最后淹没了“需才孔亟”、“戴罪图功”,张学良还是“遽令废弃”了。最不甘心的也许是硬不让他带兵去抗日。    
    近半个世纪来,蒋介石“拿着培养一个团部队的经费”,看住张学良,只是说着要起用他,但是他一直失掉自由,从浙江溪口关到安徽黄山,从安徽黄山关到江西萍乡,从江西萍乡关到湖南郴州、沅陵,从湖南郴州、沅陵关到贵州修文,从贵州修文关到台湾新竹、北投,在蒋政权迁到台湾来以前,谁也见不到他,连东北耆宿兼国民党同路人莫德惠,也不过在十二年中,一共只见到他三次。    
    蒋介石不讲信义,令宋子文、宋美龄这两个调解人颜面无光。宋美龄是妻子,无可奈何,只是说了一句“我们对不起汉卿”的良心话。宋子文是小舅子,他对“他(张学良)送蒋先生回到南京后,结果中央却拿他当‘犯人’看待这一点,似乎表露过十分的不满”(见高山流《张学良幽居生活实录》),而“宋子文觉无以对朋友,一怒而走上海,直至抗战未担任政府正式工作”(见李金洲《西安事变亲历记》),显然也不无内疚与抗议的双重意味。事变之后,国民党和共产党又和好了。在蒋介石的声望如日中天里,在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声浪里,在“停止一切内战”的实行里,在“开放言论”、“集中人才”、“赦免政治犯”谈话里(蒋介石一九三七年二月二十四日谈话),在“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的释放里,在西安事变八条件无异大部分的同意里……中国在走向自由,张学良在失掉自由。——“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    
    


第七部分:被迫抗战如何领导抗战 1

    蒋介石于西安事变发生时,越墙逃走,折腰受伤,回来后在沪杭溪口等地治病养伤,同时处理善后,有不少小动作,如审判张学良、自请辞职以及筹划解决东北军等等,但是大方向已无可改变,内战绝不可能再打下去了,在全国高涨的抗日情绪下,不可能不抵抗了。如果日本再次向华挑衅,战争也就不可避免了。在这种情况下,国共再度合作更是客观趋势,非任何主观意愿可以左右的了。    
    中共方面的毛泽东,于十二月二十八日,针对他认为“内容含含糊糊、曲曲折折”的《对张杨的训词》,发表《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以蒋氏自己“言必信、行必果”的诺言相责、以信义相责,宣称“全国人民将不容许蒋氏再有任何游移和打折扣的余地”。如果蒋氏放弃过去错误的政策,“立即走上联合各党各派一致抗日的战线”,“则共产党自当给他以赞助”。(见《毛泽东选集》第一册,页二二八)一周之后,中共又发表通电,要求蒋介石履行诺言。一九三七年的一月里,国民党终于撤销“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内战正式停止。同年二月十五日,国民党召开五届三中全会。在会上,一方面通过了“关于根除赤祸之决议案”,另一方面也通过了联合各党各派的议案,但不许发表。(见冯玉祥《我所认识的蒋介石》)会后,蒋介石向新闻记者发表谈话,“一面主张开放言论,一面禁止宣传共产主义;一面主张集中人才,一面诋毁共产党和其他抗日党派;一面主张释放政治犯,一面强迫被捕的共产党员自首。”(转引自杨树标《蒋介石传》,页三一六)充分表示出在外力压迫下政策转变中的矛盾现象。这种矛盾多少反映蒋介石心有未甘,在不能继续剿共的情况下,仍想以谈判方式来收编中共的党与军。    
    国民党三中全会后,周恩来曾赴杭州与蒋介石会谈,时为三月下旬。许多具体问题没有结论,显因蒋想借统一而融化之,而周则要在统一中保持自主,然而在原则上已达到国共合作的共识。中共遂于一九三七年四月十五日发表《告全党同志书》,说明“今后发展阶段的任务是巩固国内和平,争取民主权利,实现对日抗战”。    
    一九三七年五月,蒋介石伤疮销假后,与汪精卫一道到庐山,召集学者名流座谈。陈布雷记道:    
    是年夏间,庐山有蒋、汪二公召集之学术界名流谈话,且举行教育人员训练,山中冠盖如云,行政院各部会亦多移至山上办公,甚为热闹。(《陈布雷回忆录》,页一二)    
    周恩来亦于六月四日上庐山,与蒋介石、宋子文等谈判。蒋提出组织国民革命同盟会(其本人为具有最后决定权的主席),监督国共合作;红军由南京政府发表三个师的番号,朱德、毛泽东出洋;以及坚持国民党派员担任陕甘宁边区正职长官等。蒋想吃掉中共的意图仍十分明显,周恩来哪肯接受,遂于六月中旬返回延安。中共中央于六月二十五日还是做了一些让步,原则上同意组织蒋提出的那个“同盟会”,然必须确定共同纲领,为两党合作的政治基础,并且保持中共在党组织上、政治上以及思想上的独立性。边区正职长官可由国民党派,但必须从张继、宋子文、于右任三人中任选一人。至于红军改编,必须由朱德为指挥官。蒋介石仍不肯接受,协议未成。但是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中日大战迫在眉睫,一致对外,已无讨价还价的余地了。……总之,诚如内地学者所说:“蒋介石虽然被迫与共产党进行两党合作的谈判,但他是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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