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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评传-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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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事。事实上,与蒋介石结伴回国的仅张群和陈星枢两人。其他有二十余名学军事的留日学生大约于此时辍学回国,但并不同行,所谓“一百二十人左右”云云,毫无根据。而这些学生由于擅自回国,都被学校开除了。    
    


第二部分:发迹以前大哥陈其美 1

    一九O六年五月间,蒋介石首次东渡日本,虽未能入学,却初识了陈其美(参阅Loh,the Early Chiang  Kai…shek,P.121— 122),于其生平关系至大。蒋氏家谱以及陈布雷编蒋介石年表,都说他于光绪三十三年由陈其美介绍加入同盟会,是错误的。因该年系丁未年,是一九O七年的二月三日到一九O八年的二月一日。整个一九O七年,蒋都在国内,不可能在日本加入同盟会。即使一九O八年之春,蒋第二次踏上日本国土,但陈其美已自日本回国(见姚辉《辛亥革命时期的陈其美》,页二十九),失之交臂,不可能于此时在日本相见,更不可能于此时由陈介绍入同盟会。陈介绍蒋入会,很可能在上海,因蒋在日留学,于假期经常回国。设于东京的同盟会,自孙中山离日后,已形同分裂,多系反孙一派,而陈其美是属于孙派。说蒋介石参加同盟会,不如说参加孙、陈一派,较为实际。当时加入同盟会的手续很简单,很可能蒋在上海填表由陈其美监誓加入同盟会的。总之,蒋是陈其美的人马,为陈驱驰。蒋在辛亥革命前后的活动,都由陈主动决定,主要于辛亥年参与杭州举事。陈给了蒋三千六百元和一百名“先锋敢死队”,到杭州后于十一月四日攻打浙江巡抚衙门,当时清吏早已风声鹤唳,全无斗志,不攻而下,五日即控制市区,六日抵抗结束。蒋自杭返沪。当时上海亦已光复,宣布独立,陈其美利用上海商团的捐款,组成沪军第五团,任命蒋介石为团长,隶属黄郛的第二师。陈、黄、蒋三人遂换帖拜把,结为兄弟。这是蒋介石生平多次结拜的第一遭。    
    蒋介石在辛亥革命史上的业绩,不过如此,如果他于杭州举事阵亡,历史名声不会高过王金发。    
    辛亥革命之后,他为大哥陈其美暗杀了革命元勋陶成章;一九一四年孙中山讨袁,他在上海奉陈命办事;同年七月赴东北,也是奉陈之命。直到一九一六年五月十八日,陈其美被刺身亡,蒋一直是陈其美的人,与孙中山的关系是间接的。    
    陈其美之死当然使蒋介石悲痛万分,他以义弟的名义写了一篇情见乎辞的《祭陈英士文》,劈头就是:“呜呼!自今以往,世将无知我之深、爱我之笃,如公者乎!”后来他更爱屋及乌,发迹之后,重用陈其美的两个侄子——陈果夫与陈立夫,以至于有“蒋家天下陈家党”之说。    
    陈其美死后,蒋与孙逐渐建立起比较直接的关系。但是后来国民党官方又“事后聪明”,总想渲染孙蒋关系,提早孙蒋初识的时间,如黎东方在《蒋公介石序传》中说:    
         
    蒋公在光绪三十四年加入同盟会,到了宣统二年六月中旬才有机会与国父在日本见面。原因是,国父在光绪三十二年二月十七日,便已经被日本政府强迫出境,到了宣统二年六月才能够再来。在光绪三十四年介绍蒋公加入同盟会的是先烈陈其美。在宣统二年六月间介绍他谒见国父的,也是先烈陈其美。国父看到蒋公,十分欣慰;当时在同盟会同志之中,军事专门人才极少。国父和蒋公谈了很久,谈到具体的革命方略与军事计划。其后,陈先烈告诉国父说,蒋公不仅是一位卓越的军事学者,而且言语踏实,见解透辟,一定能成为“革命实行家”。是同盟会“真正需要的人物”。(页二十七)    
    黎东方的“国父”,就是孙中山。孙于一九O七年被日本政府强迫出境,那是光绪三十三年,不是三十二年。至于宣统二年(一九一O)六月,蒋经陈介绍,与孙在东京初识,以及孙慧眼识蒋等等,都是照录国民党官方的说法,目的为使两雄愈早相见愈好,以便建立革命法统相继。黎东方的说法还算含蓄的,贝华主编的《蒋介石全集》中的《蒋介石先生传略》中,竟谓陈在孙面前,盛称蒋,以至于孙在东京,“欣然欲往晤”,最后总算陈其美说他是晚辈,还是请他去看孙中山,于是蒋介石“衣士官学校制服”(按蒋介石并没进过士官学校,详见李敖在《千秋评论》第四十九期所写的《蒋介石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吗?》一文),“意态雄越,垂手立于总理前”,孙中山“瞪目注视者良久”,乃大喜赞叹,“相与畅论时政,夜深不忍别”。后来任何计划,都要先问蒋介石云云。董显光的英文本《蒋介石传》,更说“两雄相见”场面,恨无艺术家在场传真,而孙居然说出蒋介石是“我们革命的英雄”(the hero of our revolution)(页十三)之言。邓文仪的《蒋主席》一书,更加锦上添花,于“两雄”东京相见一幕,花样又翻新,借孙中山之口,说出“这个士官学生,将来一定是党里了不得的人才”,不知蒋介石根本没有进过日本士官学校。    
    


第二部分:发迹以前大哥陈其美 2

    其实蒋介石绝对不可能于一九一O年或一九O九年见到孙中山。关于一九O九年说法(就是吴敬恒、陈布雷两人的说法),其实不攻自破,因为一九O九年全年,照《国父年谱》(增订本),孙中山根本没到过日本,既然没到过日本,则蒋介石在日本见了孙中山之说,自然无法成立!至于一九一O年说法,照《国父年谱》(增订本),这一年孙中山在六月十日虽到过日本,但是同月二十五日就被日本人花钱送走,去了新加坡,来去匆匆,十五天中,“行动尤为缜密,即同盟会员亦少晤见”,只见了黄兴、赵声、宋教仁、谭人风。根本无从见陈其美,更遑论陈其美介绍来的无名之辈矣!照徐咏平《民国陈英士先生其美年谱》,一九一O年全年,陈其美并不在日本。陈其美既不在日本,则陈带蒋见孙之事,也就根本不能成立矣!    
    再从蒋介石自己的说法中,可见严重矛盾与破绽。蒋于一九三五年八月十三日,在峨嵋军训团升旗典礼讲《革命军的基本要素》,说“十八岁追随总理”,但是在《三十九年(一九五O)元旦告全国军民同胞书》,则说“追随国父”,始于“幼年”。既云“幼年”,则再宽限的说,恐怕也在十岁以下。十岁以下年纪,即“追随”孙中山,“参加革命”,自然与史实不合。另一方面,一九七五年三月二十九日,他在《遗嘱》里又说:    
    自余束发以来,即追随总理革命,无时不以耶稣基督与总理信徒自居……    
    “束发”是古人男孩成童,将头发束成一髻;用以象征成童。这一叙述,或可相当于一九五O年“幼年追随国父”的说法。但是“幼年”也好、“束发”也罢,无奈都与史实不合。即使是“十八岁追随总理”的说法,也是完全失实无据的。因为照任何一种蒋介石年表,他十八岁那年是一九O四年,那年他仍在家乡风麓学堂念旧书,距离所谓“两雄相见”的一九O九年或一九一O年,还隔五六年之久。既然如此,又从何“追随国父,参加革命”呢?    
    蒋介石初见孙中山的正确日期,无意间自己提供了线索,他在《三民主义青年团成立二周年纪念告全国青年书》中,明明说他见孙中山的日期,并不在民国前二年(一九一O),而是在民国后二年(一九一三),乃“余二十七岁,即民国二年讨袁之役初起之时期”!另外于一九六三年,又一次无意间透露他见孙中山的日期,并不在民国前二年(一九一O),而是在民国后二年(一九一三),乃“直到二十七岁,总理才对我单独召见”。旅美学者陆培勇也认为“二人之初见,该在一九一三年三月底到六月中,当孙先生在上海的时候”。(氏撰《蒋介石先生参加孙中山先生的革命运动》,载《蒋中正先生与近代中国学术讨论集》第二册,页八十五)足见官方钦定传记中的“两雄相见”,虽然一篇篇写得神龙活现,却篇篇都是神话。    
    


第二部分:发迹以前枪杀陶同志 1

    中华民国成立不过两周,发生了一件惊人之举,蒋介石暗杀了革命元勋、光复会首领、革命老同志陶成章。    
    那是一九一二年一月十四日深夜二时,蒋介石由光复会叛徒王竹卿陪同,潜入上海广慈医院内陶成章住的病房,将陶枪杀身亡。    
    这件谋杀案,有心人当然要为蒋介石讳,蒋死后出版的《总统蒋公哀思录》中有一篇《总统蒋公年表初稿》,于一九一二年条下仍记道:    
         
    中华民国元年(壬子,公元一九一二年)公二十六岁    
    总理就任临时大总统,旋举袁世凯自代。陶成章谋刺陈其美,破坏革命,公怒之。遂辞沪军第五团团长,东渡日本,习德文。    
    所谓“公怒之”,显然讳了杀字。吴敬恒于一九六四年出版的《蒋总统年表》大本线装,并不讳言“公怒杀之”。再对照之下,原来一九六四本乃一九七五本的底本,仅仅是把“杀”字讳掉了。原来“总统蒋公”并非为了一生气就辞了职、去了日本的,而是因为一生气就暗杀了人,才辞了职、去了日本的。其实,毛思诚编写的《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一书,早已不讳言杀陶。今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藏《中正自述事略》残稿,先于一九O八年条下,谓徐“锡麟之死,实为陶成章之逼成”,又谓陶于徐死后,“诋毁先烈”,再谓“自此即甚鄙陶之为人”,诋陶“无光明正大态度,无革命人格”。更谓陶诋毁孙中山,“英士告余曰:陶为少数经费关系,掀起党内风潮……乃知陶实为自私自利之小人”云云,先为杀陶下伏笔,然后转入“正题”,谓辛亥革命后,“陶亲来运动余反对同盟会,推章炳麟为领袖,并欲置英士于死地,余闻之甚骇,且怨陶之丧心病狂,已无救药,若不除之,无以保革命之精神”,于是“不能不除陶而全革命之局”,更为杀陶找莫须有的借口。如果说“除陶”一语还有点含糊,不够明确,则蒋介石的学生,并且做了八年侍从秘书的邓文仪,在所写《蒋主席》一书,第八章标题赫然就是“枪杀陶成章”五个大字。邓文仪来头颇大,他曾是蒋的政工头子和特工头子,而《蒋主席》一书还由蒋氏师保吴敬恒谨题,潘公展背书“主编者”,无疑是蒋介石一方面最肯定的自白。    
    蒋介石亲手杀了陶成章,已是无可怀疑的史实。但蒋介石并不是主谋,只不过是主谋人的杀手。诬陶成章欲置陈英士于死地,显然是为陈杀陶找理由,蒋于自述事略中也无意中透露,“余因此自承其罪,不愿牵累英士,乃辞职东游”,为陈代罪,已呼之欲出。……陶陈之间固然自辛亥七月以来,已有冲突,如陶拒绝陈的“协饷”要求、陶不满陈在沪军都督任内的作风,以及陶在沪练兵等等,但归根结底,并非二人私下的冲突,而是以孙黄一派与光复会一派的冲突。两派争夺浙督,无疑是刺陶的近因。事由原汤寿潜出任南京政府交通总长后,陶最为浙江各界支持继任浙督,呼声最高,浙东名流更驰电谓:“吾浙倚先生如长城,经理浙事,非先生其谁任?”自然招敌派之忌。此电见报之同日,陶已被蒋介石枪杀于医院。    
    其实陶本人并不愿就浙督,只是他个人以及光复会在浙江的声望与实力,使孙黄一派难以抗衡,非除之而不快。知此再看邓文仪《蒋主席》中一段,便更有会心。    
    这时候,有个假革命,阴谋夺取浙江都督的陶成章,因为阴谋不能成功,准备暗杀陈英士先生,主席知道了这件事后,心想:假使陶成章的阴谋成功,那么江、浙再入混乱状态,势将影响到革命基础的动摇。经过公私利害的慎重考虑以后,便决心先除陶成章。    
    所谓“假革命”,因陶不属孙黄一系,在孙黄一系看来,“革命”唯此一家,别无分店。你要开分店,当然是“假革命”。陶成章明明推辞浙督不就,偏偏要说“阴谋夺取浙江都督”。倒是“阴谋”地把人家杀死在医院里了!因怕陶成章“阴谋”成功,江浙成为光复会的天下,动摇的不是革命的基础,而是孙黄的基础。陶成章一死,光复会果然是一蹶不振,从同盟会的眼光来看,可说是杀对了人。    
    陶成章之死既然是为了孙黄一系同盟会的利益,同盟会的“最高当局”不是枪手蒋介石,也不是派遣枪手的沪军都督陈其美,而是临时大总统孙文和陆军总长黄兴。更何况孙陶早自一九O七年以来就已交恶,必为陈所深知。陈于此时此刻,要“秉承领袖意旨,体念领袖苦心”,而要“教训”陶成章,岂非意料中事?事实上,与陶过从甚密,而知孙、黄甚深的当时人章太炎,曾在刺陶后一日,做了一次谈话,由寂照笔述,刊于《神州日报》(一九一二年十月十日三版),其中透露两件事,其一是:    
    南京既破,黄兴遽被举为大元帅,浙军不平,反对甚烈,卒以黎元洪为大元帅,黄兴为副元帅,外人颇有疑陶君嗾动军队为此者。沪都督陈其美尝与浙军参谋吕公望言,谓致意焕卿勿再多事,多事即以陶骏保为例。    
    


第二部分:发迹以前枪杀陶同志 2

    陶骏保是被同盟会枪杀的光复会军官,在刺陶之前,已对陶有所警告。太炎述此时,吕公望尚在,绝不可能是空穴之风。何况在魏兰的《陶焕卿先生行述》中也提到:    
    当其时,上海谣传已有陈其美欲刺先生之说,先生不以为真。王文庆在南京致书先生,谓得确实消息,先生在沪大不利,先生始避之于客利旅馆。(页四三六)    
    可见杀陶已酝酿多时,而且“确实消息”来自南京!    
    ……    
    陶成章也知道危险,所以才移居到广慈医院,即使给他的妻子写信,也十分隐秘。现存一封十一月十一日(阴历)的短笺,成为绝笔:    
    弟现移居金神父路,在南徐家汇路相近,广慈医院,头等房间第六号。此地僻静,晚间来看不便。如来看视弟,可在上午八九点钟后,下午四点钟前,此上小云姊鉴。    
    从弟  东生白  十一月十一日        
     小云即孙晓云,陶成章的太太,一九O九年在日本结婚。东生为陶成章的化名,曾用起东笔名故。成章死后,有遗腹子,即陶珍(本生)。    
      ……    
      蒋介石为了将“刺陶”合理化、合法化,一口咬定陶是“叛徒”、是“假革命”,然而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于刺陶之翌日(元月十五日),即致电陈其美:    
    万急,沪军陈都督鉴:阅报载光复军司令陶成章君,于元月十四号上午两点钟,在上海法租界广慈医院被人暗刺,枪中颈、腹部,凶手逃走,陶君遂于是日身死,不胜骇异。陶君抱革命宗旨十有余年,奔走运动,不遗余力,光复之际,陶君实有巨功,猝遭惨祸,可为我民国前途痛悼。法界咫尺在沪,岂容不轨横行,贼我良士。即由沪督严速究缉,务令凶徒就获,明正其罪,以慰陶君之灵,泄天下之愤。切切。总统孙文。(初见一九一二年一月十七日上海《民立报》,收入(孙中山全集》第二卷,页二十三)    
    孙中山明言,陶成章于革命有“巨功”,谓刺陶乃“不胜骇异”、“贼我良士”,并“即由沪督严速究缉”,结果如何呢?不了了之!陈其美与蒋介石原是凶手,孙竟要犯人陈其美去查案,哪会有结果呢?蒋介石逃到日本,孙中山总该知道谁是凶手了吧,但凶徒根本没有缉获归案,明正其罪,反而成为帮手。后来蒋介石还加入“中华革命党”,宣誓效忠孙中山,陈其美至死也一直是孙的死党。……    
    临时大总统致电陈其美之后,陆军总长黄兴又于一九一二年元月十七日也拍一电报到上海,载于同月二十日的《民立报》上:    
    上海陈都督鉴:闻陶君焕卿被刺,据报云是满探,请照会法领事根缉严究,以慰死友,并设法保护章太炎君为幸。黄兴叩。霰。(另见《黄兴集》,页一○三)    
    黄兴更故布疑阵,“云是满探”,但又说要“设法保护章太炎”。为什么满洲的侦探只想杀光复会的领袖们呢?为什么不必保护同盟会的领袖们呢?说到保护章太炎,更有趣的还在后头,因章太炎不断批评南京的临时政府,黄兴又想要杀章。太炎在与黄季刚书中透露此事:    
    昨闻述黄克强语云:章太炎反对同盟会,同盟会人欲暗杀焉。以其所反对者,乃国利民福也,赖我抑止之耳!咄哉克强,所善者独有恫疑虚竭耶?往者,陶焕卿死,彼即电陈其美保护,今又以斯言见恬,如是伎俩,但可于南洋土生间行之,何能施诸扬子江流域耶?暗杀本与盗贼同科,假令同盟会人诚有此志,则始终不脱鼠窃狗偷之域。克强以此恐人,而反令己党陷于下流卑污之名,亦当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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