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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袁枚在《诗话》卷四载欧阳修讥元稹自注《桐柏观碑》，并说诗有待于注便非佳诗，这与他主性灵说有关。严长明吟厉鹗《湖楼题壁》诗：“水落山寒处，盈盈记踏青。朱拦今已朽，何况倚栏人？”谓情深可矣，而袁氏寻出处，产生错误，钱先生已指出。据《唐诗纪事》卷三十五云：欧阳詹游太原时爱上一妓，分别后，赋诗以寄所思，诗中还有“万里东北晋，千里西南秦。一履不出门，一车无停轮”句，写他们千里相隔，一留太原不出门，一在返福建故乡的路上，显然是“恨空间的阻隔”，与厉鹗“朱栏已朽”，追忆往昔的“倚栏人”，完全不同。钱先生指出苏轼的“雕栏能得几时好，不独凭栏人易老”，正是厉诗之意所本，可见袁氏对厉诗的理解有误。
四、袁枚谈艺立说，往往图一时之快，未加周密考虑，因此常出现前后所说矛盾之处，时有可商。这里举引《诗话》卷四中的例子，袁氏从一般意义上的贵厚贱薄，讲到诗的厚薄，认为厚者未必贵，薄者未必贱，而宜厚宜薄，以妙为主，并举例说杜甫、李商隐似厚，李白、温庭筠似薄，“俱为名家”，似乎诗的厚薄不成其为评价原则，亦无贵贱之别、高下之分，其实不然。这里指出：以厚薄作为评价贵贱标准的，最早见于《淮南子》，玉璞厚者贵，角觨薄者佳，宜厚宜薄，因物而异。钱先生说：“诗之厚者未必妙于薄者，而诗之妙者，必厚于不妙者。”又以袁枚所举名家分析，指出袁枚论诗的厚薄还是有高下之分的，如《诗话》卷六云：“凡作诗，写景易，言情难。景从外来，目之所触，留心便得，情从心出，非有一种芬芳悱恻之怀，便不能哀感顽艳。然亦各人性之所近：杜甫长于言情，太白不能。永叔长于言情，子瞻不能。”所言似有李逊于杜、苏轼逊于欧阳修之意。同卷引王文治语：“今聪明才学之士，往往薄视诗文”，其“薄”有“轻”意。卷二云：“古文之有方望溪，犹诗之有阮亭：俱为一代正宗，而才力自薄。”此“薄”便有“下”的含义。卷六论王安石又云：“诗贵温柔”，显然此“贵”有“重”意。所以说袁枚也是贵厚贱薄，有高下之分的，并不像他自己标榜的“宜厚宜薄，惟以妙为主”。这里钱先生还举引贾谊《新书》记范蠡论璧的一段话十分精彩透辟，证明薄墙、薄缯、薄器、薄酒因其不能“旷日持久”，皆次于厚者，而诗乃是有声韵可吟咏的艺术作品，正需要“旷日持久”，才能流传百世。
（2）
（袁枚）《随园诗话》记汪东山事①，疑亦本之《国朝诗别裁》②，正如其论马相如诗也③。《别裁》卷一汪绎条注：“殿撰于胪唱日，马上得句‘归计’云云。癸未假归，未十年卒，知诗谶之早成矣！”随园进而以无意之“诗谶”为“不寿”之“自知”也④。
《随园诗话》卷一四：“唐荆川云⑤：‘诗文带富贵气，便不佳。’余谓不然。”因举金德瑛桧门《郊西柳枝》为例⑥：“长是至尊临幸地，世间离别不曾知。”按吴仰贤《小匏庵诗话》卷一亦称桧门此绝⑦，谓其似义山《咏柳》：“后庭玉树承恩泽，不信年华有断肠。”按咏柳用斯意者，唐以来数见不鲜。《花间集》卷五毛文锡《柳含烟》第二首⑧：“河桥柳，占芳春。映水含烟拂路，几回攀折赠，暗伤神。乐府吹为横笛曲，能离肠断续⑨。不如移植在金门，近天恩”⑩；第三首：“章台柳，近垂旒⑾。低拂往来冠盖，朦胧春色满皇州，瑞烟浮。直与路边江畔别，免教离人攀折。最怜京兆画蛾眉，纤叶时。”宋李质《艮岳百咏·柳岸》⑿：“牵风拂水弄轻柔，三月花飞满御沟。不似津亭供怅望，一生长得系龙舟”（《宋诗纪事》卷四）。
“离别”、“攀折”见于言外。清人如严荪友《秋水集》卷五《万柳堂竹枝词》之二⒀：“问讯平泉金柳枝，陌头飞絮可同时？移根独近金茎露，不向春风管别离⒁”；厉太鸿《樊榭山房集》卷七《西湖柳枝词》之六⒂：“路旁烟态罥朱楼，长送行人千里游。愿作涌金门外柳，生来浑不识离愁”；梁山舟《频罗庭遗集》卷一《玉河柳枝词》之六⒃：“争向东风拜舞频，六龙此日度龙津。生来不解销魂事，只送銮舆不送人⒄。”皆亦早向义山夜半传衣，或与平珪梦中神遇矣⒅。然宋之问首拈此意以赋莲花，《全唐文》卷二四载其《秋莲赋》，有云：“御桥之西，玉池清冷，红蕖菡萏。谬履扃闼，自春徂秋。见其生，视其长，睹其盛，惜其衰。得终天年而无夭折者，良以隔碍仙禁，人莫由窥。向若生于潇湘洞庭，溱洧淇澳，即有吴姬越客，郑女卫童，芳心未成，采撷都尽。”移以咏柳，可牵合攀枝赠别一事，遂饶情致矣。（《钱锺书研究》25—26页） ①汪东山：清代作家汪绎号。有《秋影楼诗集》九卷。《随园诗话》卷十四：“汪东山绎，精星学。自知不寿，自赠云：‘生计未谋千亩竹，浮生只办十年官。’”
②《国朝诗别裁》：即《清诗别裁》，沈德潜编，三十二卷。
③马相如：清代诗人马朴臣字。袁枚在《随园诗话》卷十四论及朴臣。
④汪绎《庚辰胪唱日赴顺天府宴，马上得句云：“归计未谋千亩竹，浮生只办十年官。”归舟试笔，忽忆前语，遂足成八绝句》，诗题中二语见该诗第七首，是自己表明淡于宦情之意，并非“自知不寿”，而袁枚将‘归计”改为“生计”，遂指为“自知不寿”，可见其妄。
⑤唐荆川：明代作家唐顺之，字应德。有《荆川集》。
⑥金德瑛：清代诗人，字汝白，号桧门。
⑦吴仰贤：清代诗人，字牧驺。有《小匏庵诗存》十卷，《诗话》收在其中。
⑧《花间集》：后蜀赵崇祚辑，十二卷。毛文锡：前蜀词人，字平珪。
⑨横笛曲：指《折杨柳曲》，折柳赠别。
⑩金门：汉有金马门，指皇宫，意为柳种在宫里不受攀折。
⑾章台：汉长安有章台街。汉京兆尹张敞朝罢，走马过章台街，归家为妇画眉，如柳叶细。
⑿李质《艮岳百咏》：宋徽宗在汴梁筑土山，砌太湖石，种奇花异树，名艮岳。李质作《百咏》。咏《柳岸》，写艮岳的柳树，不像津亭（渡口亭）的柳树受人攀析。《宋诗纪事》：清厉鹗撰，一百卷。
⒀严荪友：清代作家严绳孙字。有《秋水集》十七卷。其中诗八卷，文七卷，词二卷。
⒁平泉：平泉庄，唐幸相李德裕别墅。金柳枝：秋后柳丝垂金色。
金茎露：汉朝用铜柱托盘承露。此指把柳移植宫庭。
⒂历太鸿：清代文学家厉鹗字。有《樊榭山房集》二十卷。
⒃梁山舟：清代作家梁同书号。有《频罗庵遗集》十三卷，其中诗三卷，集二卷，文四卷，题跋四卷。
⒄六龙：指六匹马。銮舆：皇帝乘坐的车。
⒅义山夜半传衣：李商隐受令狐楚教以作四六，称为夜半传衣。
平珪梦中神遇：毛文锡字平珪，指受毛文锡影响。
钱先生在《谈艺录补订》曾指出：袁枚“评近人诗，多凭耳食，一斑片羽，未识厥全。”这一则写袁枚记汪绎事（见《诗话》卷十四），说汪“精星学”，曾为桐城吴贡生女算命，也为自己何时中状元算命，皆对应云云，因其马上得句有“归计未谋千亩竹，浮生只办十年官”而将“归计”改为“生计”，遂说汪氏“自知不寿”，其实此句未有此意，只不过是淡于宦情的表白。同卷记马朴臣有《渔父诗》云：“自把长竿后，生涯即水涯。尺鳞堪易酒，一叶便为家。晒网炊烟起，停舟月影斜。不争鱼得失，只爱傍桃花。”是一首实实在在描绘渔夫生活的诗，然袁枚说“真王、孟也”，其实与王维、孟浩然的诗并不相类。又云：“有人传其‘月影分明三李白，水光荡漾百东坡’，则弄巧而反拙。”钱先生指出此联乃《秦淮水阁醉歌》，极为沈德潜称赏，写醉中的迷离恍惚，见月影仿佛有三个李白，见水波仿佛有百个苏轼，绝妙地写出了醉态，而袁氏则指为“弄巧成拙”。此两例正如钱先生在《谈艺录·随园记事之诬》中早已指出的，是其记事不可尽信的证明。这里又举出袁枚引唐顺之云：“诗文带富贵气，便不佳。”袁不同意此说，并举出金德瑛的《郊西柳枝》：“西直门边柳万枝，含烟带露拂旌旗。长是至尊临幸地，世间离别不曾知。”云此诗“富贵，何尝不佳？”他仅看到诗中写到“至尊临幸”便谓富贵，不知此诗咏柳正在于写离情。吴仰贤拈出此诗之意，谓其似李商隐的《咏柳》，诗云：“为有桥边拂面香，何曾自敢占流光？后庭玉树承恩泽，不信年华有断肠。”柳树多种植于岸边水侧，不像槐树多种植于宫中，即后庭玉树，能够承受到至尊的恩泽，那么，这些得幸的后庭玉树，便不会知道桥边柳树的寂寞悲愁了，因为它只能供离人攀折以赠别。毛文锡的《柳含烟》“河桥柳，占芳春”一首，几乎是李商隐《咏柳》的仿作，只不过用了词的形式，更写出“不如移植在金门，近天恩”，“免教离人攀折”的意思。钱先生指出，自从李商隐《咏柳》之后，还有宋代的李质，清代的严绳孙、厉鹗、梁同书等咏柳多效此意。同时又指出，李商隐《咏柳》通过后庭玉树之荣，反衬桥边垂柳之悴的写法，也不是自己的创造，早在初唐宋之问的《秋莲赋》中已这样赋咏莲花，那是长于御桥之西、清冷玉池中的水莲，红红的荷花，开在宫门之外，自春到秋，人们可以看到它的生长盛衰，可幸的是每一株莲都能“得终天年”，没有中途夭折的。如果它是生长于潇湘洞庭人迹喧嚣之处，早就被那些爱花的游客攀折尽了。李商隐借此意以咏柳，金德瑛又牵合以“攀枝赠别”的意思，更富有情致。
《谈艺录》读本（一五）评《红楼梦评论》
王氏于叔本华著作①，口沫手胝，《红楼梦评论》中反复称述，据其说以断言《红楼梦》为“悲剧之悲剧”。贾母惩黛玉之孤僻而信金玉之邪说也；王夫人亲于薛氏、凤姐而忌黛玉之才慧也；袭人虑不容于寡妻也；宝玉畏不得于大母也；由此种种原因，而木石遂不得不离也。洵持之有故矣。然似于叔本华之道未尽，于其理未彻也。苟尽其道而彻其理，则当知木石因缘，侥幸成就，喜将变忧，佳耦始者或以怨耦终；遥闻声而相思相慕，习进前而渐疏渐厌，花红初无几日，月满不得连宵，好事徒成虚话，含饴还同嚼蜡（参观《管锥编》109页、326页、1524页）。此亦如王氏所谓“无蛇蝎之人物、非常之变故行于其间，不过通常之人情、通常之境遇为之”而已。请即以王氏所征《意志与观念之世界》一书明之②。有曰：“快乐出乎欲愿。欲愿者、欠缺而有所求也。欲餍愿偿，乐即随减。故喜乐之本乃亏也，非盈也。愿足意快，为时无几，而怏怏复未足矣，忽忽又不乐矣，新添苦恼或厌怠、妄想，百无聊赖矣。艺术于世事人生如明镜写形，诗歌尤得真相，可以征验焉。”叔本华好诵说天竺古笈③，姑以佛典为之张目。《大智度论》卷十九《释初品中三十七品》云④：“是身实苦，新苦为乐，故苦为苦。如初坐时乐，久则生苦，初行立卧为乐，久亦为苦”；卷二十三《释初品中十想》云：“众极由作生，初乐后则苦。”古罗马大诗人卢克莱修论人生难足，早曰：“一愿未偿，所求惟此，不计其余；及夫意得，他欲即起。人处世间，毕生燥渴，盖无解时，嗷嗷此口，乞浆长开。”叔本华所憎鄙之黑格尔尝曰⑤：“如愿快欲，不能绝待至竟。新欲他愿，续起未休。今日得饱食酣眠，无补于事，明日仍不免复饥馁劳弊耳。”意大利魏利撰《苦乐论》⑥，谓乐自苦出，本乎亏欠；康德极赏斯语⑦。若夫餍即成厌（参观《管锥编》459页），乐且转苦，心火不息，欲壑难填，十六七世纪哲士诗人亦多体会。十九世纪名小说《包法利夫人》实揭示此义⑧，至明且清。叔本华横说竖说，明诏大号耳。吾国嵇叔夜《答难养生论》有曰⑨：“又饥食者，于将获所欲，则悦情注心。饱满之后，释然疏之，或有厌恶”，亦微逗厥旨。史震林《华阳散稿》卷上《记天荒》有曰⑩：“当境厌境，离境羡境”（参观卷下《与赵闇叔书》），尤肃括可乱释典楮叶矣。苟本叔本华之说，则宝黛良缘虽就，而好逑渐至寇仇，“冤家”终为怨耦，方是“悲剧之悲剧”。然《红楼梦》现有收场，正亦切事入情，何劳削足适屦。王氏附会叔本华以阐释《红楼梦》，不免作法自弊也。盖自叔本华哲学言之，《红楼梦》未能穷理窟而抉道根；而自《红楼梦》小说言之，叔本华空扫万象，敛归一律，不屑观海之澜，而只欲海枯见底。夫《红楼梦》、佳著也，叔本华哲学、玄谛也；利导则两美可以相得，强合则两贤必至相阨。此非仅《红楼梦》与叔本华哲学为然也。西方旧谑，有士语女曰：“吾冠世之才子也，而自憾貌寝。卿绝世之美人也，而似太憨生。倘卿肯耦我，则他日生儿，具卿之美与我之才，为天下之尤物可必也。”女却之曰：“此儿将无貌陋如君而智短如我，既丑且愚，则天下之弃物尔。君休矣。”吾辈穷气尽力，欲使小说、诗歌、戏剧，与哲学、历史、社会学等为一家。参禅贵活，为学知止，要能舍筏登岸，毋如抱梁溺水也。（349—352页） ①叔本华：十八、九世纪德国厌世主义哲学家。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一文，受其影响颇为明显。《红楼梦》：清曹雪芹撰。
②《意志与观念之世界》：叔本华的名著，今译为《意志与表象之世界》。
③天竺：印度的古称。
④《大智度论》：龙树菩萨撰，秦罗什译，百卷，释《大品般若经》者。
⑤黑格尔：十八、九世纪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
⑥魏利：十八世纪意大利文学家。
⑦康德：十八世纪德国哲学家。
⑧《包法利夫人》：十九世纪法国著名作家福楼拜的长篇小说。
⑨嵇叔夜：三国魏诗人嵇康字。
⑩史震林：清代作家，字岵冈，号瓠冈居士，撰《华阳散稿》二卷。
这一则是对王国维运用叔本华哲学研究《红楼梦》所作的评论。
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一文，收在《王国维遗书》中。在其第二章《红楼梦之精神》中，开始便引叔本华的诗，提出饮食男女是人生的大问题，而王氏认为：“自哲学上解此问题者，则两千年间仅有叔本华之‘男女之爱之形而上学’耳。”他认为生活是痛苦的，“生活之于痛苦，二者一，而非二”，《红楼梦》一书“实示此生活、此痛苦之由于自造，又示其解脱之道，不可不由自己求之”，《红楼梦》就是通过宝黛之事“写人生之苦”，“凡此书中之人，有与生活之欲相关系者，无不与苦痛相终始”，所以他认为《红楼梦》是“彻头彻尾的悲剧”。这是王国维对《红楼梦》的总的看法。
叔本华将悲剧分为三种：一是恶人作祟；二是盲目的运命；三是由于悲剧中人物的位置及关系，使其不得不这样，不必非有蛇蝎之人物与意外之变故。由此，王国维认为前两种悲剧属于罕见者，可以避免，而第三种如《红楼梦》，则是以非常之势力，足以破坏人生之福祉，无时不可坠于面前者。他说：兹就宝玉黛玉之事言之，贾母爱宝钗之婉嫕，而惩黛玉之孤僻，又信金玉之邪说，而思除宝玉之病；王夫人固亲于薛氏；凤姐以持家之故，忌黛玉之才，而虞其不便于己也；袭人闻黛玉说“不是东风压西风，就是西风压东风”之语，惧祸之及，而自同于凤姐，亦自然之势；宝玉之于黛玉，信誓旦旦，而不能言之于最爱他的祖母，遂酿成金玉合木石离的“悲剧中的悲剧”，“此等惨酷可谓天下至惨”，因这不是由于蛇蝎之人物和非常之变故造成的悲剧。因此，他认为《红楼梦》的“美学价值即存于此”（见第三章）。钱先生指出：王国维就宝黛悲剧的分析，说明他“似于叔本华之道未尽，于其理未彻”，如果能尽其道，彻其理，则应当明白“木石因缘，侥幸成就，喜将变忧，佳耦始者或以怨耦终；遥闻声而相思相慕，习进前而渐疏渐厌”。《红楼梦》写宝黛爱情，好就好在没有将他们撮合。钱先生在《管锥编》多次讲到诗文中表现的男女乖离，初非一律，所谓“见多情易厌，见少情易变；但得长相思，便是长相见。”（张云璈《相见词》）“最为简括圆赅。”悲剧所以引人入胜的艺术力量，犹如俚语所谓“偷得着不如偷不着”（凌濛初《二刻拍案惊奇》卷九）“许看不许吃”（李渔《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