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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艺录》读本（一六）消纳
屠琴坞倬作《菽原堂集序》，记查梅史论诗大旨①，主乎“消纳”，尝谓：“沧浪香象渡河，羚羊挂角，只是形容消纳二字之妙。世人不知，以为野狐禅。金元以降冗弱之病，正坐不能消纳耳。《唐书·元载传》：胡椒八百斛，他物称是。举小包大，立竿表景，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云云。此真解人语，尝试引申之。长短乃相形之词。沧浪不云乎：“言有尽而意无穷”；其意若曰：短诗未必好，而好诗必短，意境悠然而长，则篇幅相形见短矣。古人论文，有曰：“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有曰：“读之惟恐易尽。”果如是，虽千万言谓之辞寡亦可，篇终语了，令人惘惘依依。少陵排律所谓“篇终接混茫”者，是也。否则虽短篇小什，亦觉词费；以才穷意竭，而支扯完篇，明月已尽，夜珠不来②，实不必作此闲言语也。随园不悟“消纳”之旨，宜其斤斤以篇幅为言矣。悟乃人性所本有，岂禅家所得而私。一切学问，深造有得，真积力久则入，禅家特就修行本分，拈出说明；非无禅宗，即并无悟也。（199页） ①屠琴坞：清屠倬号。有《菽原堂集》十卷。查梅史：清查揆号。有《菽原堂集》十四卷。
②《唐诗纪事》卷三《上官昭容》：评沈佺期、宋之问二诗曰：“二诗功力悉敌，沈诗落句云：‘微臣雕朽质，羞睹豫章材’，盖词气已竭。宋诗云：‘不愁明月尽，自有夜珠来。’犹陟健举。”
这一则主要是讲查揆论诗主张“消纳”，从这一则看来，消纳有两个意思：一是即小见大，二是有言外之音。即小见大，如写元载的贪污财物，胡椒尚且有八百斛，那末别的比胡椒更有用的东西，也就多得无法计算了。这就是即小见大的写法。言外之音即“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的写法。这两者的分别，前者是点明的，如“胡椒八百斛，他物称是”，点明还有“他物”，多得像“胡椒八百斛”那样。后者是不点明的，如祖咏《终南望余雪》：“林表明霁色，城中增暮寒。”雪后必冷，这后面一句含有担心平民挨冻的意思，但没有点明。刘勰于《隐秀篇》说：“情在词外曰隐，状溢目前曰秀”，讲的也是这个意思。有言外之音，“读之惟恐易尽”，是作品在读者中产生的艺术效果，这样的作品纵有千言万语，也不能算长，因为它能给人“言有尽而意无穷”之感，正如杜甫所云“意惬关飞动，篇终接混茫”（《寄高适岑参三十韵》）。反之，如果死扣题目，又毫无余味，篇幅再短，字数再少，亦觉词费。一般说“才穷意竭”挤出来的文字，硬支撑完篇的，便觉其长。所以说作品的长短不能单看字数，而要视其内容是否充实，文章是否尚有余味。袁枚不明白这一点，而斤斤计较以篇幅言长短，是不对的，如《孔雀东南飞》有353句，1765个字，是中国五言叙事诗的长篇，但读起来并不觉其长，因为它能用通俗的语言，叙述一个家庭悲剧，这个家庭悲剧在封建社会里具有广泛的代表性，感人至深，正如王世贞所评：“叙事如画，叙情若诉，长篇之圣。”（《艺苑卮言》〉所以这首诗虽长，它的含意极为深刻，可供体味。西方十九世纪作家如佩特论文主张“留有读者思量”，马拉梅也认为诗之妙在于情词不尽，与严羽论诗所见相合。
《谈艺录》读本（一七）附录
中国固有的文学批评的一个特点
题目这样累赘，我们取它的准确。我们不说中国文学批评，而说中国固有的文学批评，因为要撇开中国文学批评里近来所吸收的西洋成分，我们不说中国旧文学批评，而说中国固有的文学批评，因为中国的文学批评的特点，在中国新文学批评里，多少还保留着。
这里近似东西文化特征的问题，给学者们弄得烂污了，我们常听说，某东西代表道地的东方化，某东西代表真正的西方化；其实那个东西往往名符其实，亦东亦西。哈巴小狮子狗，中国通俗唤作洋狗，《红楼梦》里不就有“西洋花点子哈巴儿”么？而在西洋，时髦少妇大半养哈巴狗为闺中伴侣，呼为北京狗——北京至少现在还是我们的土地。许多东西文化的讨论常使我们联想到哈巴狗。譬如我们旧文学里有一种比兴体的“香草美人”诗，把男女恋爱来象征君臣间的纲常，精通西学而又风流绮腻的师友们，认为这种煞风景的文艺观，道地是中国旧文化的特殊产物，但是在西洋宗教诗里，我们偏找得出同样的体制，只是把神和人的关系来代替君臣了①。中世纪西洋文学尤多此类比兴的作品，但丁就是一个刺眼的例子。西洋中世纪神学里的神人之爱保持着名分和距离，破除私情而又非抽象的记号崇拜，跟中国的名教所谓“忠”，十分相像，不比新教神学所讲爱，带有浪漫性的亲昵。因为西洋有这一体诗，所以也有比兴说诗的理论；但丁译诗四义，甚深微妙义，曰“寄记义”，竟完全是我们常州词派的原则。又如章实斋论先秦著作，指出一种“言公”现象，研究章实斋而亦略知西洋文化史的人，立刻会想到“言公”是西洋中世纪的特征，它所根据的人生哲学和艺术观，在现代西洋文艺思想里尚占有强大的势力。“言公”现象跟“香草美人”体的得失是非，我们不能在此地讨论；我们不过借来证明所谓国粹或洋货，往往并非中国或西洋文化的特别标识，一般受过高等教育的野蛮人还未摆脱五十年前中国维新变法，出版《学究新谈》、《文明小史》时的心理状态，说到新便想到西洋，说到西洋便想到新，好像西洋历史文物，跟他老人家一样的新见世面，具这种心眼来看文化史，当然处处都见得是特点了。
换句话说，中国所固有的东西，不必就是中国所特有或独有的东西。譬如，中国道学家排斥文学；同样，西方的艺术思想史也不过是一部相斫书，记载着“善的帝国主义”和“美的帝国主义”的冲突。中国道学家的理论，虽未受任何西洋影响，但也算不得中国特有。此类中外相同的问题，不属本文范围。其次，中西对象不同，理论因而差异，我们不该冒失便认为特点；因为两种不同的理论，可以根据着同一原则。譬如中国文章讲平仄，西洋文章讲轻重音；西洋诗的禁忌，并非中国的四声八病，而两者共同遵守着声调和谐的原则；虽不相同，可以相当。此类问题，也不属本文范围。最后，我们讲的是中国文学批评的特色，并非中国特色的文学批评；我们不以一家一说一派而以整个的中国文评为研究对象。譬如，心解派的文学批评，当然是西方特有的文学批评，但是我们决不能说，西方文学批评的特色就是心解术；因为，在心解术成立以前，西洋文评早有二千多年的历史，在心解术应用到文学上以后，西洋文评还有不知多少别具手眼的宗派。
所以，我们所谓中国文评的特点，应是：（一）埋养在自古到今中国谈艺者的意识田地里，飘散在自古到今中国谈艺的著作里，各宗各派各时代的批评家都多少利用过；唯其它是这样的普遍，所以我们有见而相忘。（二）在西洋文评里，我们找不到它的匹偶，因此算得上中国文评的一个特点。（三）却又并非中国语言文字特殊构造的结果，因为在西洋文评里我们偶然瞥见它的影子，证明西洋一二灵心妙悟的批评家，也微茫地、倏忽地看到这一点。（四）从西洋批评家的偶悟，我们可以明白，这个特点在现象上虽是中国特有，而在应用上能具普遍性和世界性；我们的看法未始不可推广到西洋文艺。
这个特点就是：把文章统盘的人化或生命化。《易·击辞》云：“近取诸身……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可以移作解释；我们把文章看成我们自己同类的活人。《文心雕龙·风骨篇》云：“词之待骨，如体之树骸；情之含风，犹形之包气……瘠义肥词”；又《附会篇》云：“以情志为神明，事义为骨髓，词采为肌肤，宫商为声气……义脉不流，偏枯文体”；《颜氏家训·文章篇》云：“文章当以理致为心肾，气调为筋骨，事义为皮肤”；宋濂《文原下篇》云：“四瑕贼文之形，八冥伤文之膏髓，九蠹死文之心”；魏文帝《典论》云：“孔融体气高妙”；锺嵘《诗品》云：“陈思骨气奇高，体被文质”——这种例子那里举得尽呢？我们自己喜欢乱谈诗文的人，谈到文学批评，也会用什么“气”、“骨”、“力”、“魄”、“神”、“脉”、“髓”、“文心”、“句眼”等名词。翁方纲精思卓识，正式拈出“肌理”，为我们的文评，更添上一个新颖的生命化名词。古人只知道文章有皮肤，翁方纲偏体验出皮肤上还有文章。现代英国女诗人薛德莲女士明白诗文在色泽音节以外，还有它的触觉方面，唤作“texture”，自负为空前的大发现，从我们看来“texture”意义上、字面上都相当于翁方纲所谓肌理。从配得上“肌理”的texture的发现，我们可以推想出人化文评应用到西洋诗文也有正确性。因为我们把文章人化了，所以文章欠佳，就仿佛人身害病，一部分传统的诙谐，全从这个双关意义上发出。譬如沈起凤《红心词客传奇》四种之一《才人福》写张梦晋李灵芸挂牌专医诗病，因苏州诗伯诗翁作品不通，开方劝服大黄；又如《聊斋志异·司文郎》一则记盲僧以鼻评文，“刺于鼻，棘于腹，膀胱所不容，直自下部出”，此类笑话可以旁证人化文评在中国的流行。
我们该申说，何以文章人化是我们固有的文评。当然我们可以说，我们在西洋文评里没有见到同规模的人化现象；我们更可以说，我们自己用西洋文字写批评的时候，常感觉到缺乏人化的成语。但是，这两个负面的论证也许太空泛了。我们要在西洋文评里找出代表的例子，来分析，来指明它们的似是而非，它们的貌同心异，算不得人化。我们把例子分为三类，由浅入深，逐类辨析。
第一类像西塞罗的议论。西塞罗云：“美有二种：娇丽者，美女也；庄严者，男美也。”这当然算不得人化：因为西塞罗根本是在讲人体美，所以他下文说须眉丈夫，总得保持庄严本色，切勿软绵绵，懒洋洋，衣冠言动，像个不男不女的戏子。他只说男女刚柔各有其美，并非说文章可分为阴柔阳刚。我们若讲美学思想史，西塞罗的分类极为重要，因为人体美属于美学范围；我们若讲文学批评，此说全不相干。我们当然可把此说推演到文艺上面，但是我们要注意，西寨罗自己并没有推演。一切西洋谈艺著作里泛论美有刚柔男女性的说法，都算不上人化。
第二类西洋普通“文如其人”的理论，像毕丰所谓“学问材料皆身外物，惟文则本诸其人”，歌德所谓“文章乃作者内心真正的印象”，叔本华所谓“文章乃心灵的面貌”，跟我们此地所讲人化，绝然是两回事。第一，“文如其人”并非“文如人”；“文章乃心灵的面貌”并非人化文评的主张认为文章自身有它的面貌。第二，他们所谓人，是指人格人品，不过《文中子·事君篇》“文士之行可见”一节的意见，并不指人身。顾尔蒙唯物化的论文，认为文章是生理作用的产物，健康、饮食、居住以及其他生命机能都影响到文章，这也不是人化或生命化。顾尔蒙只想以作者的生理来解释作者的文笔，生理是文笔外面或背面的东西，而我们的文评直接认为文笔自身就有气骨神脉种种生命机能和构造。一切西洋谈艺著作里文如其人或因文观人的说法，都绝对不是人化。
第三类是西洋文评里近似人化而程度上未达的理论。在文艺思想里，像在宇宙里，一字的差分最难跨越。譬如有关，我们可破；有墙，我们可跨；只有包裹着神明意识的一层皮囊，我们跳不出，在一丝半米上，见了高低好丑。此类例子，不比前两类，在西洋文评里，不易找见。我们拣最亲切有味的来说。郎吉纳斯云：“文须如人体，不得有肿胀”，又云：“文如人体，非一肢一节之为美，而体格停匀之为美”，昆铁灵云：“人身体康强，血脉足，运动多，筋骨牢固，所以为健丈夫，亦即所以为美丈夫，若专事涂饰，作妇人态，适见其丑，于文亦然”，又云：“文章雕饰，必有丈夫气，勿为女子佻冶态，”又云：“文章矫揉做作之弊，曰肿胀，曰水盅，曰肉感”，又云：“文章宁可粗硬，不可有女气而软弱。”维威斯的议论要算西洋文评里顶精辟的人化说了，他说：“文章者，心灵以及全人之影象也。人品本诸身与心；文品本诸文字及意义。文字有音与形，故文章有体格。字句精炼，音节弘亮，结构充实，则文之体高而大。文字琐碎，音枙薄，词紧促而不舒，则文之体卑且侏。体格而外，文章更有面貌：文之简赅者，其貌圆而润，文之详实者，其貌方以刚。文章亦有肉，有血，有骨。词藻太富，则文多肉；繁而无当，则文多血。文章又有液：字妥句适，理壮，辞顺，则文之液也。用字过省，且无比兴譬喻，音节细弱，结构庸俗，则文枯瘦；无血无肉，干皮包散骨，如囊貯石而已。”班琼生也有类似的见解：“文字如人，有身体，面貌，皮肤包裹。繁词曲譬，理不胜词，曰多肉之文；词不该理，曰多筋骨之文；音谐字妥，则文有血液。”华茨华斯云：“世人以文章为思想之衣服，实则文章乃思想之肉身坐现。”卡莱尔云：“世人谓文字乃思想之外衣，不知文字是思想之皮肉，比喻则其筋络。有瘦硬之文，有憔悴穷饿无生气之文，有康健而不免中风危险之文”。佛罗贝论文云：“思想与形式分开，全无意义。譬如物体，去其颜色形模，所余不过一场空。思想之为思想，端赖文笔耳。”又云：“文章不特为思想之生命，抑且为思想之血液。”这几个例子够举一反三了。
在我们讨论这几个例子以前，我们先要注意，它们在西洋文评里，不过是偶然的比喻，信手拈来，随意放下，并未沁透西洋文人的意识，成为普遍的假设和专门的术语。记牢了这一点，我们然后研究，上面所举第三类例子，跟中国文评的人化，有什么差异，我们分四层来讲。
第一，此类例子大多把文章来比人体，只是一种显喻；我们该注意到“如人体”的“如”字，“于文亦然”的“然”字。顶多也不过隐比，算不得人跟文的化合；我们只要把郎吉纳斯跟刘勰比较，便见分晓。在此类西洋文评里，人体跟文章还是二元的，虽然是平行的二元。在我们的文评里，文跟人无分彼此，混同一气，达到《庄子·齐物论》所谓“类与不类，相与为类，则与彼无以异”的境界。从比喻的“比”字，望文生义，我们便推想得出平行的二元性；在拉丁文里，比喻唤作translatio，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翻译，更明白地流露出被比较的两桩事物的对抗。超越对称的比喻以达到兼融的化合，当然是文艺创造最妙的境界，诗人心理方面天然的辩证法这种心理状态，经波德来雅再三描摹之后，已成为文艺心理的普遍常识，我们不必更事申说。刘勰《文心雕龙·比兴篇》论诗人“蠲物圆览”，那个“圆”字，体会得精当无比。人化文评是“圆览”；人化比喻单是“左顾右盼”。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