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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愿国人注重“耻”字，就该把“节操”比一切都看重些。
君子之交淡如水，君子群而不党，他们可能素昧平生，或者只是一面之交，却能为对方义无反顾地取死就义。为什么君子能做到这些？就因为他们坚守的为人之道。这个“道”，是他们的做人准则，是内在的节操。他们不是为了某种龌龊的利益而苟合，而是为了心灵的契合与共鸣走到了一起。在他们的毅然舍身的举止上，我们仿佛看到了他们因为坚持节操、不曲意求生而走向人生终点时的微笑，感受到了一种坚持道义的人性之光，他们的身形虽然灭了，但是他们的精神却弥漫亘古时空。用一首我所喜欢的诗歌来概括这篇文章：“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作者简介
曹聚仁（1900—1972），字挺岫，号听涛，笔名袁大郎、陈思、彭观清、丁舟等。1900年出生于浙江浦江蒋畈村（今兰溪市梅江镇蒋畈村）。我国现代著名作家、学者、记者和杰出的爱国人士。作品有论著《文史讨论集》、《国学概论》、《国学大纲》，散文集《我与我的世界》、《今日北京》、《万里行记》、《文坛五十年》、《北行小语》，报告文学集《采访外记》、《采访新记》、《鲁迅评传》，辑有《现代中国戏曲影艺集成》等编著共近70种，约4000余万字。
心香一瓣
“千磨万击还坚韧，任尔东西南北风。”坚韧不拔，是青松的节操；“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凌寒独傲雪，是寒梅的节操。
高尚的节操，是检验一个人灵魂的试金石。我们的民族，正是得益于一批批具备崇高节操的仁人志士，才有了“中国人的气节”。
节操，还是尊严的体现。保持高尚的节操，就是爱惜自己的尊严。而有了尊严，一个人才值得他人的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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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章 脸与法治
林语堂
中国人的脸，不但可以洗，可以刮，并且可以丢，可以赏，可以争，可以留，有时好像争脸是人生的第一要义，甚至倾家荡产而为之，也不为过。在好的方面讲，这就是中国人之平等主义，无论何人总须替对方留一点脸面，莫为已甚。这虽然带点聪明的用意，到底是一种和平忠厚的精神。在不好的方面，就是脸太不平等，或有或无，有脸者固然快乐荣耀，可以超脱法律，特蒙优待。而无脸者则未免要处处感觉政府之威信与法律之尊严。所以据我们观察，中国若要真正平等法治，不如大家丢脸。脸一丢，法治自会实现，中国自会富强。譬如坐汽车：按照市章，常人只许开到三十五里速度，部长贵人便须开到五十六十里，才算有脸。万一轧死人，巡警走上来，贵人腰包掏出一张名片，优游而去，这时的脸便更涨大。倘若巡警不识好歹，硬不放走，贵人开口一骂，“不识你的老子”，喝叫车夫开行，于是脸更涨大。若有真傻的巡警，动手把车夫扣留，贵人愤愤回去，电话一打给警察局长，半小时内车夫即刻放回，巡警即刻免职，局长亲来诣府道歉，这时贵人的脸，真大得不可形容了。
不过我有时觉得与有脸的人同车同舟同飞艇，颇有危险，不如与无脸的人同车同舟方便。比如前年就有丘八的脸太大，不听船中买办吩咐，一定要享在满载硫磺之厢房抽烟之荣耀。买办怕丘八问他识得不识得“你的老子”，便就屈服，将脸赏给丘八。后来结果，这只长江轮船便付之一炬。丘八固然保全其脸面，却不能保全其焦烂之尸身。又如某年上海市长坐飞机，也是脸面太大，硬要载运磅量过重之行李。机师碍于市长之“脸面”也赏给他。于是飞机开行，不大肯平稳而上。市长又要给送行的人看看他的大脸，叫飞机在空中旋转几周，再行进京。不幸飞机一歪一斜，一颠一颠，碰着船桅而跌下。听说市长结果保全一副脸，却失了一条腿。我想凡我国以为脸面足为乘飞机行李过重的抵保的同胞，都应该断腿失足而认为上天特别赏脸的侥幸。
其实与有脸的贵人同国，也一样如与他们同车同舟的危险，时觉有倾覆或沉没之虞。我国人得脸的方法很多。在不许吐痰之车上吐痰，在“勿走草地”之草地走走，用海军军舰运鸦片，被禁烟局长请大烟，都有相当的荣耀。但是这种到底不是有益社会的东西，简直可以不要。我国平民本来就没有什么脸可讲，还是请贵人自动丢丢脸罢，以促法治之实现，而跻国家于太平。
作者简介
林语堂（1895—1976），福建龙溪（现福建省漳州市平和县坂仔镇）人。原名和乐，后改玉堂，又改语堂。笔名毛驴、宰予、岂青等，中国当代著名学者、文学家、语言学家。
早年留学国外，回国后在北京大学等著名大学任教，1966年定居台湾，一生著述颇丰。
心香一瓣
“脸”与“法治”，这两个词之间会有什么交集呢？读完，恍然大悟，原来脸大的可以求特权，求钱财；可以一呼百应，可以大事化小。此时此刻，法治对他们来说不过是一个“玻璃门”而已。
直到今天，这种“法外开恩”的现象依然存在。总有人触了法仍可以逍遥法外，法律法规在脸大的人面前仍旧可以开绿灯……梁漱溟先生曾指出，伦理本位、关系本位等思想长期根植于中国人的人际交往观念中，“人情”，显然已成为我国进行民主法制建设的一大障碍。
所以，不割断“脸”与“法治”的关系，依法治国就是一纸空文，和谐社会就是“路漫漫其修远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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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章 五四断想
闻一多
挤是发展受到阻碍时必然的现象，而新的必然是发展的，能发展的必然是新的，所以青年永远是革命的，革命永远是青年的。
旧的悠悠死去，新的悠悠生出，不慌不忙，一个跟一个，这是演化。
新的已经来到，旧的还不肯去，新的急了，把旧的挤掉，这是革命。
挤是发展受到阻碍时必然的现象，而新的必然是发展的，能发展的必然是新的，所以青年永远是革命的，革命永远是青年的。
新的日日壮健着（量的增长），旧的日日衰老着（量的减耗），壮健的挤着衰老的，没有挤不掉的。所以革命永远是成功的。
革命成功了，新的变成旧的，又一批新的上来了。旧的停下来拦住去路，说：“我是赶过路程来的，我的血汗不能白流，我该歇下来舒服舒服。”新的说：“你的舒服就是我的痛苦，你耽误了我的路程。”又把它挤掉，如此，武戏接二连三地演下去，于是革命似乎永远“尚未成功”。
曾经新过来的旧的，不要只珍惜自己的过去，多多体念别人的将来，自己腰酸腿痛，拖不动了，就赶紧让。“功成身退”，不正是光荣吗？“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这也是古训啊！
其实青年并非永远是革命的，“青年永远是革命的”这定理，只在“老年永远是不肯让路的”这前提下才能成立。
革命也不能永远“尚未成功”。几时旧的知趣了，到时就功成身退，不致阻碍了新的发展，革命便成功了。
旧的悠悠退去，新的悠悠上来，一个跟一个，不慌不忙，哪天历史走上了演化的常轨，就不再需要变态的革命了。但目前，我们还要用“挤”来争取“悠悠”，用革命来争取演化。“悠悠”是目的，“挤”是达到目的的手段。
于是又想到变与乱的问题。变是悠悠的演化，乱是挤来挤去的革命。若要不乱挤，就只得悠悠的变。若是该变而不变，那只有挤得你变了。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古训也发挥了变的原理。
作者简介
闻一多（1899—1946），汉族，原名闻家骅，又名多、亦多、一多，字友三、友山。中国现代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坚定的民主战士，中国民主同盟早期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的挚友，诗人，学者，民主战士。新月派代表诗人，作品主要收录在《闻一多全集》中。
心香一瓣
“芳邻新叶催旧叶，流水前波让后波。”革命是除旧布新的有效措施，青年则是革命的动力泉源。青年一代，朝气蓬勃，勇敢坚定，是推动社会变革的主力。
辩证唯物主义哲学认为，新事物符合客观规律，代表了事物的发展方向，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广阔的发展前途，因而必然战胜旧事物。但任何新事物的成长道路都是曲折的，都要经过与旧事物的斗争。
因此，青年要推动时代发展潮流的前进，就必须首先革除旧的规章制度，这也正是伟大的五四运动的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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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章 我若为王
聂绀弩
我以为世界之所以还大有待于改进者，全因为有这些奴才的缘故。生活在奴才们中间，作奴才们的首领，我将引为生平的最大的耻辱，最大的悲哀。
在电影刊物上看见一个影片的名字：《我若为王》。从这影片的名字，我想到和影片毫无关系的另外的事。我想，自己如果做了王，这世界会成为一种怎样的光景呢？这自然是一种完全可笑的幻想，我根本不想做王，也根本看不起王，王是什么东西呢？难道我脑中还有如此封建的残物么？而且真想做王的人，他将用他的手去打天下，决不会放在口里说的。但是假定又假定：我若为王，这世界会成为一种怎样的光景？
我若为王，自然我的妻就是王后了。我的妻的德性，我不怀疑，为王后只会有余的。但纵然没有任何德性，纵然不过是娼妓，那时候，她也仍旧是王后。一个王后是如何地尊贵呀，会如何地被人们像捧着天上的星星一样捧来捧去呀，假如我能够想象，那一定是一件有趣的事情。
我若为王，我的儿子，假如我有儿子，就是太子或王子了。我并不以为我的儿子会是一无所知，一无所能的白痴。但纵然是一无所知一无所能的白痴，也仍旧是太子或王子。一个太子或王子是如何地尊贵呀，会如何地被人们像捧天上的星星一样地捧来捧去呀。
假如我能够想象，倒不是件没有趣味的事。
我若为王，我的女儿就是公主，我的亲眷都是皇亲国戚。无论他们怎样丑陋，怎样顽劣，怎样……也会被人们像捧天上的星星一样地捧来捧去，因为她们是贵人。
我若为王，我的姓名就会改作：“万岁”，我的每一句话都成为：“圣旨”。我的意欲，我的贪念，乃至每一个幻想，都可竭尽全体臣民的力量去实现，即使是无法实现的。我将没有任何过失，因为没有人敢说它是过失；我将没有任何罪行，因为没有人敢说它是罪行。没有人敢呵斥我，指责我，除非把我从王位上赶下来。但是赶下来，就是我不为王了。我将看见所有的人们在我面前低头、鞠躬、匍匐，连同我的尊长，我的师友，和从前曾在我面前昂头阔步耀武扬威的人们。我将看不见一个人的脸，所看见的只是他们的头顶或帽盔。或者所能够看见的脸都是谄媚的，乞求的，快乐的时候不敢笑，不快乐的时候不敢不笑，悲戚的时候不敢哭，不悲戚的时候不敢不哭的脸。我将听不见人们的真正的声音，所能听见的都是低微的，柔婉的，畏葸和娇痴的，唱小旦的声音：“万岁，万岁！
万万岁！”这是他们的全部语言：“有道明君！伟大的主上啊！”这就是那语言的全部内容。没有在我之上的人了，没有和我同等的人了，我甚至会感到单调，寂寞和孤独。
为什么人们要这样呢？为什么要捧我的妻，捧我的儿女和亲眷呢？因为我是王，是他们的主子，我将恍然大悟：我生活在这些奴才们中间，连我所敬畏的尊长和师友也无一不是奴才，而我自己也不过是一个奴才的首领。
我是民国国民，民国国民的思想和生活习惯使我深深地憎恶一切奴才或奴才相，连同敬畏的尊长和师友们。请科学家们不要见笑，我以为世界之所以还大有待于改进者，全因为有这些奴才的缘故。生活在奴才们中间，作奴才们的首领，我将引为生平的最大的耻辱，最大的悲哀。我将变成一个暴君，或者反而正是明君；我将把我的臣民一齐杀死，连同尊长和师友，不准一个奴种留在人间。
我将没有一个臣民，我将不再是奴才们的君主。
我若为王，将终于不能为王，却也真的为古今中外最大的王了。“万岁，万岁，万万岁！”我将和全世界的人们一同三呼。
作者简介
聂绀弩（1903—1986），现代诗人、散文家、古典文学研究家。湖北京山人。曾用笔名耳耶、二鸦、箫今度等。周恩来戏称他为“中国最大的自由主义者”。出版有散文集《沉吟》、《巨象》，杂文集《追悼》、《二鸦杂文》、《海外奇谈》等，诗集《元旦》，剧本小说集《天亮了》，短篇小说集《两条路》等。
心香一瓣
谁不曾幻想自己为王呢？可以被万人瞩目，可以一呼百应，可以受人拥戴。但实际上并非如此。本文向我们呈现了为王的痛苦：你将生活在奴才中间，将听不到真话……
没有什么比生活在这样一个虚幻的世界里更让人痛苦了。
联想现实，声名之累不就像为王之累吗？盛名之下，隐藏的是一颗疲惫的、不堪重负的心灵。名人们表面风光的背后，总是有自己不为人知的苦处。
所以，做人还是低调点好。把自己看作寻常人，以平淡之心看待生活，不沽名钓誉，才能活得踏实、轻松和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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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章 圆桌与筷子
梁实秋
我听人说起一个笑话。一个中国人向外国人夸说中国的伟大。
圆餐桌的直径可以大到几乎一丈开外。外国人说：“那么你们的筷子有多长呢？”“六七尺长。”“那样长的筷子，如何能夹起菜来送到自己嘴里呢？”“我们最重礼让，是用筷子夹菜给坐在对面的人吃。”
大圆桌我是看见过的，不是加盖上去的圆桌面，是订制的大型圆餐桌，周遭至少可以坐二十四个人，宽宽绰绰的一点也不挤，绝无“菜碗常需头上过，酒壶频向耳边洒”的现象。桌面上有个大转盘（英语名为“懒苏珊”），转盘有自动旋转的装置，主人打开按钮就会不急不徐地转。转盘上每菜两大盘，客人不需等待旋转一周即可伸手取食。这样大的圆桌有一个缺点，除了左右邻座之外，彼此相隔甚远，不便攀谈，但是这缺点也许正是优点，不必没话找话，大可埋头猛吃，作食不语状。
我们的传统餐桌本是方的，所谓八仙桌，往日喜庆宴会都是用方桌。通常一席六个座位，有时下手添个长凳打横，只有在特殊情形下才加上一个圆桌面。炕上餐桌也是方的，方桌折角打开变成圆桌（英语所谓“信封桌”），好像是比较晚近的事了。
许多人团聚在一起吃饭，尤其是讲究吃的东西要烫嘴。当然圆桌为宜，把食物放在桌中央，由中央到圆周的半径是一样长，各人伸箸取食，有如辐辏于毂。因为圆桌可能嫌大，现在几乎凡是圆桌必有转盘，可恼的是直眉瞪眼的餐厅侍者多半是把菜盘往转盘中央一丢，并不放在转盘的边缘上，然后掉头而去，转盘等于虚设。
西方也不是没有圆桌。亚瑟王的圆桌骑士是赫赫有名的。那圆桌据说当初可以容十百五十名骑士就座，真不懂那样大的圆桌能放在什么地方，也许是里三层外三层围绕着吧？近代外交坛坫之上常有所谓圆桌会议。也许是微带椭圆之形，其用意在于宾主座位不分上下。这都不能和我们中国的圆桌相提并论，我们的圆桌是普遍应用的，家庭聚餐时，祖孙三代团团坐，有说有笑，融融泄泄；友朋宴饮时，敬酒、豁拳、打通关都方便；吃火锅，更非圆桌不可。
筷子是我们的一大发明。原始人吃东西用手抓，比不会用手抓的禽兽已经进步很多，而两根筷子则等于是手指的伸展，比猿猴使用树枝拨弄东西又进一步。筷子运用起来可以灵活无比，能夹、能戳、能撮、能扒、能掰、能剥，凡是手指能做的动作，筷子都能做。没人知道筷子是何时何人发明的。如果史记所载不虚，“纣为象箸而箕子唏”，纣王使用象牙筷子而箕子忍泣吞声地叹气，象牙筷子的历史可说是很久远了。箸原是竹子做的筷子，又作挟，木头做的筷子。象牙筷子并没有什么好，怕烫，容易变色。假象牙筷子颜色不对，没有纹理，更容易变色。而且在吃香酥鸭的时候，拉扯用力稍猛就会咔嚓一声断为两截，倒是竹筷子最好。湘妃竹固然好，普通竹也不错，髹油漆固然好，本色尤佳。作祖父母的往往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