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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2日，肯尼迪在得克萨斯州休斯敦一群新教牧师前的一次取得重大效果、被大肆宣传的公开演讲起到了帮助作用。博比、杰克的竞选队伍、约翰逊和雷伯恩都反对他去演讲。“他们大多数是共和党人，他们的目的就是要逮着你，”雷伯恩告诉肯尼迪。但是，肯尼迪相信，他必须在某个时候面对这一问题，而且他希望能够在竞选活动的早期完事，以便自己可以转向更富有建设性的问题。 “我已经厌倦了这些以为我要用圣水来取代诺克斯堡的金子的人们，”他告诉奥唐奈和鲍尔斯。事实上，他在教义方面的知识以及与教堂的关系十分有限，因而他请来了天主教学者约翰？科格利（John Cogley）辅导他进行演讲的准备工作。
虽然肯尼迪认为自己的演讲以及按照自己所说过的话对观众提出问题的答复是竞选活动的关键，但他走到休斯敦莱斯饭店（Rice Hotel）水晶舞厅中300名观众（以及全国各地数百万电视观众）面前的时候，却没有丝毫的犹豫，或者说没有明显的紧张迹象。他讲话时表达的真诚看法瓦解了他的政敌，传达了一种内心的自信，从而转化了几个反对者，并使得一些犹豫不决的选民相信，他具备一个好总统所需要的成熟程度和平衡能力。
开始演讲时，他首先强调，虽然宗教信仰是今天晚上摆在他们面前的问题，但他看到“1960年的大选中还有关键得多的问题……因为战争、饥饿、愚昧和绝望是没有宗教界限的。”但是，他的宗教信仰问题是眼下的关心对象，而且他毫不避讳地坦率阐述自己的观点和打算。他宣称，他信任“美国这个将政教绝对分开的国家……我信任的总统，其对宗教的看法完全是他个人的事情，既不是国家强加给他的，也不是国家作为担任这个职位的一个条件而强加给他的……我不是天主教总统候选人，”他声称。“我是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恰好还是个天主教徒。在公共事务上我不是代表我的教堂——教堂也不代表我……如果当真出现了这种时刻……即我的职责要求我要么违背我的良知，要么违背国家的利益，那么我就会辞去公职，而且我希望任何其他有良知的公仆也会这么做。”演讲结束时，他恳求用宗教的宽容心服务于国家的安康。“如果大选的决定基础是4；000万美国人在他们接受洗礼的那天起就失去了当总统的机会的话，那么在世界各地的天主教徒和非天主教徒看来，在历史看来，在我们的人民看来，输家将是整个国家。”
虽然后来提出的一些问题对他的观点表现出不屑一顾，但他回答时的镇定和克制令牧师们在会面结束时不禁起身鼓掌，而且有些人还走上前来跟他握手，并祝他竞选顺利。在电视里观看演讲场面的雷伯恩喊了起来，“我的上帝，看看他——听听他说的话！他简直是在给他们洗脑。这个年轻人会成为一个伟大的总统！”
政治生涯总统大选（9）
休斯敦的演讲暂时抑制住了围绕宗教问题的喧嚣声，使得肯尼迪能够集中精力说服选民们，他当总统并不是太年轻或者太缺乏经验。反击这些说法的最有把握的方式就是直接与尼克松进行辩论。艾森豪威尔告诫尼克松不要接受电视转播型对抗这种前所未有的挑战：他比肯尼迪的知名度大得多，已经建立了一个卓有成效的发言人和国家利益的捍卫者形象——1958年，他在委内瑞拉加拉斯加面对过一群投掷石块的暴徒；1959年，他与赫鲁晓夫在莫斯科进行过“厨房辩论”。但是，尼克松喜欢直接面对政敌。想到自己在1952年竞选活动中在电视镜头面前的成功演讲（他的切克斯演讲——对有人指控他收受非法礼品的答复——是截止当时美国政治家运用电视最成功的一次），他同意进行4场辩论。他还认为，在这个电视新时代，拒绝辩论会造成他在政治上的损失。
肯尼迪同样信心十足——尤其是在他的休斯敦演讲之后——相信只要在媒体和数百万电视观众面前驳倒尼克松或者仅仅保持自己不被击败，他就能树立一种更值得入主白宫的形象。无论是以上哪种结果，都能够驳倒有关他参加大选太不成熟的说法。
于是，9月26日晚上，在芝加哥的CBS演播室里，2个候选人在主持人霍华德？K？史密斯（Howard K。 Smith）和由4名电视记者组成的专题讨论小组面前，面对大约7；000万美国观众——占全国成人人口的将近2/3——讨论竞选问题。肯尼迪用了几乎整整一天的时间准备如何回答可能提出的问题。正如竞选历史学家西奥多？怀特所描述的那样，肯尼迪躺在国宾东大酒店（Ambassador East Hotel）的床上，身穿鸡心领白色T恤衫和咔叽裤，手里拿着助手们为他准备的一沓“数据卡片”；他准备了大量的题目，每完成一个主题就将一张卡片仍在地上。演讲稿撰写人为他准备的8分钟开场白没有令他满意，于是他向一个秘书口述了自己的讲话。
虽然他和尼克松在辩论的大部分时间里争论的是一些具体问题，但是肯尼迪通过向美国人民直接宣讲自己的开场白而获得了早期优势。相比之下，尼克松则利用介绍和总结的机会突出自己与肯尼迪的不同之处。其中的差距不言自明：肯尼迪给人的印象是一个打算应对国家最大问题的领导人；尼克松给选民的感觉是试图在一个政敌面前占上风。尼克松的语言很有节制，但与肯尼迪相比却缺乏政治家风范，进一步强化了许多人对他在过去竞选众议员、参议员和副总统时留下的负面印象。他的竞选伙伴亨利？ 卡伯特？洛奇——他曾经劝尼克松不要生硬粗暴——在辩论结束后说，“那个狗娘养的刚刚输掉了大选。”
人们一致的看法是，肯尼迪之所以占了尼克松的上风，同时也因为他看上去更加轻松，更具自制能力，或者说——正如西奥多？怀特所描写的那样——“冷静、沉着……相比之下，副总统则很紧张，几乎很害怕的样子，时而脸色阴沉，偶尔显得很憔悴，到了病怏怏的程度。”在镜头面前，尼克松表现出“有点无精打采，他脸上的‘懒汉剔须’（Lazy Shave）粉被汗水冲出隐隐约约的沟痕，他的两眼夸大了黑色的深邃，他的嘴部、下巴和面孔因为紧张而下垂。”（“我的上帝！”戴利市长说道，“他还没死他们就给他做了防腐处理。”）此外，在浅灰色的舞台背景灯光下，身穿浅灰色西服的尼克松“淡化成了一个模糊的人影，而肯尼迪的深色西服却在光线反差中呈现出一个欢快的画面。”尼克松还没有从最近的一次住院中——为了医治一场事故中受伤的膝部感染——完全恢复过来，又被紧张的竞选活动折腾得筋疲力尽，因而显得骨瘦如柴、萎靡不振。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肯尼迪的身体问题远远超过尼克松患过的任何疾病，却表现出一副健康魁梧的模样。＇注：尼克松的竞选班子里可能有人并不这么认为：从肯尼迪的医生的2个纽约诊所偷窃医疗档案的企图有可能是尼克松的助手所为，目的是想拿约翰逊的一些指控材料做文章。根据《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威廉？萨菲尔（William Safire）的说法，那些指控材料由一位“心怀不满”的林登？约翰逊支持者因为不满意杰克？肯尼迪获得提名而转交给他们。虽然42年后，尼克松竞选班子的参与人员和同情尼克松的其他人对该指控都矢口否认，但这些事显然可以理解为水门事件和擅自闯入丹尼尔？埃尔斯伯格（Daniel Ellsberg）在贝弗利山的精神病诊所事件的前奏。此外，1960年竞选活动中的先遣人员约翰？埃利希曼（John Ehrlichman）承认，双方都有些“肮脏的招数”。所有这一切固然都不能明确证实尼克松的某个特工企图偷窃肯尼迪的病例档案，但却是很有可能的。除了尼克松的竞选班子外，谁会从获取这些资料中获益呢？＇在辩论过程中，肯尼迪乘胜追击，在尼克松发言的时候露出厌烦或者好笑的神情，仿佛心里在想，“真是愚蠢。”
在辩论结束后，他们站在舞台上相互调侃打趣的时候，尼克松一边用余光注视着摄影人员，一边“脸上露出严厉的神情，用手指狠狠地戳着我的胸膛，这样他就会看上去像是在对我制订有关外交政策或者共产主义方面的法律，”肯尼迪说。同样，这一举动表现的不是控制，而是一个校园小流氓的形象。
虽然民意测验和人数、激情都在上涨的人群促使人们相信，肯尼迪已经取得了第一次辩论的胜利，但他知道，对这种领先自以为是将是愚蠢的。与电视观众不一致的是，电台听众们认为尼克松打败了肯尼迪，从而证明了镜头面前的反差形象有多么重要。肯尼迪认为这场竞争仍然远远没有拉开距离，而且很可能导致选民对共和党过去和当前的失败产生情感。但是，对老大党的攻击不能提及仍然深得人心的艾森豪威尔的名字。新闻记者约翰？巴特罗？马丁（John Bartlow Martin）——他曾经为史蒂文森撰写演讲稿，现在是为肯尼迪撰写演讲稿——鼓励杰克这样回答有关尼克松因化装不当而吃亏的抱怨：“无论他们把多少名化装专家带进演播室，那仍然是原来的理查德？尼克松，那仍然是原来的共和党。”笼络庞大的独立人士群体的办法——题为《竞选活动回顾》（Campaign Reflections）的文件指出——就是突出“尼克松先生的过失。”职员们编撰了“一份详尽的尼克松讲话汇编”，包含“数年来尼克松讲话的矛盾和不一致之处的最新分析。”肯尼迪将尼克松描绘成一个传统的反革命。“我今天站在伍德罗？威尔逊曾经站过的地方，站在弗兰克林？罗斯福和哈里？杜鲁门曾经站过的地方，”杰克说道。“迪克？尼克松站在麦金利曾经站过的地方，站在哈丁、柯立芝（Coolidge）和兰登（Landon）曾经站过的地方，站在杜威曾经站过的地方。他们是从哪儿弄到那些候选人的？”
政治生涯总统大选（10）
艾森豪威尔帮了忙。长期以来，艾克一直十分敏感的说法是他在“控制，而不是统治”，而且他个人痛恨尼克松关于副总统在管理政府的说法。当一名新闻记者请总统列举他曾经采用过副总统提出的哪个重大想法时，他回答说，“如果你给我一个星期时间，我也许能想起一个。我不记得了。”
但是，无论尼克松这个矛盾型人物和粗暴的个性表现得有多么卤莽——艾克的秘书对他的描述是“表现得像个好人但其实并非如此”——令他最可能招致失败的是他与最近的经济和外交政策挫折拴在了一起。在1953年至1959年期间，每年的经济增长率平均只有2。4％，而在民主党领导下，1939年以来的经济增长率却是5。8％；西欧的工业化国家和日本的发展速度都超过了美国，而根据美国中央情报局（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CIA）的预测，最近的苏联增长率超过了每年7％。50年代已经出现2次衰退，失业率和就业不足率达到7％，通货膨胀率上涨，不利的国际收支形势造成了黄金外流。从1960年4月开始并贯穿整个竞选期间的又一次经济下滑呼应着肯尼迪的指责。当尼克松断言失业率在超过450万人之前不是什么大问题时，肯尼迪回答说，“我……认为失业人口……达到449。9万的时候就成了一个重大问题。”
“外交政策多年来第一次将成为大事，正如尼克松先生经常告诉我们的那样，”肯尼迪写信给前国务卿迪安？艾奇逊说，而尽管尼克松的政绩表明他是个反共人士，但肯尼迪相信，他自己的旅行、著述、公开讲话和在外交关系委员会的工作说明他与那位副总统并不仅仅是旗鼓相当。肯尼迪于1958年发表在《外交》杂志上的《一个民主党人士眼里的外交政策》和他在1960年出版的225页著述《和平战略》（The Strategy of Peace）——该书汇编了他近期发表的有关国际事务和国家安全问题的讲话——其目的就是为了表明他已经做好准备，掌控下一届总统必然会面对的重大国际挑战。
1960年7月，盖洛普调查表明“绝大多数被采访的人将与俄罗斯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关系看作是国家如今面临的首要问题。”卡斯特罗在古巴建立的亲苏联政权和赫鲁晓夫的警告——宣称莫斯科正在像生产香肠那样制造导弹，而共产主义将埋葬资本主义——激起了人们对遭遇美国显然无法抵御的进攻的恐惧。当世界各地城市里的人们被问及在过去的一年当中美国的声望是上升还是下降时，45％的人说下降了，而只有22％的人认为是上升了。
肯尼迪看到了强调美国面临的国际威胁问题在政治上的显著好处。1958年8月，他已经就导弹差距发表了一次著名的参议院讲话。他在提出警告说美国在核武器方面即将失去对苏联的优势时，引用了空军上将詹姆斯？加文（James Gavin）的话——他认为“我们的进攻和防卫导弹能力”落在“苏联导弹的后面太多，以至于我们处在了一个非常危险的境地。”肯尼迪断言，拥有洲际导弹和中程导弹、“史无前例的潜艇数量”以及远程超音速喷气式轰炸机的苏联可能有能力“摧毁我们85％的工业能力、我们50个最大城市中的43个以及我们国家的大部分人口。”他补充说，“我们制订的战略和军事要求是为了符合预算数字”——而不是反过来。在后来的2年里，肯尼迪一次又一次地在公开讲话中回到这个问题，频繁得导致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于1960年9月向卢？哈里斯抱怨说，“杰克？肯尼迪已经表明他不软弱，因此这样做他只能让人感到恐惧。”
1960年8月，由于公众更加看好共和党而不是民主党，认为共和党最有能力维护世界和平，因而肯尼迪加大努力，公开艾森豪威尔…尼克松在防务方面的缺点。但是，他对美国的相对军事弱势的注重并非完全出于政治目的。他由衷地担心美国正在面临一场危机，需要新的思维和措施。在这方面，他站在了许多防务专家的一边——他们警告说，美国落在了苏联的后面。除了加文以外，福特基金会（Ford Foundation）的小H？罗恩？盖瑟（H。 Rowan Gaither Jr。）——他曾经负责过一个委员会，专门研究原子时代的国家安全问题——也得出结论说，“我们的积极防务不够充分”，我们的被动防务，或者说民防“不值一提”。“盖瑟实际上预计到了西方文明的终结，”一位历史学家说。盖瑟还认为苏联的经济规模大于美国，在防务开支以及在核武器、洲际弹道导弹、中程弹道导弹、潜水艇和空防规模方面超过了美国，更不用说太空技术领域了。
即便在当时，这种差距是否存在，都是有争议的。艾森豪威尔通过U…2间谍飞机获得了确切证据，表明不存在导弹差距。他指示他的军事长官们说服肯尼迪相信这一点，但是由于担心情报泄露，同时由于确信肯尼迪会竞选失败，因而艾森豪威尔很不愿意提供他的情报来源。他同时认为，从权威的角度否认该差距将会激怒苏联人，从而导致苏联加强军备；艾克认为，只要公开记录表明莫斯科走在了美国的前面，赫鲁晓夫就不会斥资开展大规模高成本的洲际弹道导弹建设。但是，由于政府不愿意为肯尼迪提供更加全面的信息，因而杰克相信艾森豪威尔不愿意承认可能会导致尼克松大选失败的失误。肯尼迪掌握的数字表明苏联和美国军事力量之间存在着惊人的、不断扩大的差距。当他向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Allen Dulles）询问导弹差距问题时，杜勒斯回答说，只有五角大楼能够给出恰当的答复。在肯尼迪看来，这是一种信号，说明杜勒斯没有足够的信息来排除苏联拥有重大优势的可能性。
政治生涯总统大选（11）
其他民主党人提醒肯尼迪说，尼克松不仅会否认我们在防务问题方面的现实情况，而且——如果这种否认不起作用的话——接着会试图将国家的弱势问题怪罪在民主党身上。事实上，尼克松希望吓唬选民，让大家以为肯尼迪要么是想用没有必要的军备建设来冒战争的危险，要么是想继续采取传言中他那个党的政策，即在防务方面不给予足够的投资。肯尼迪也许知道尼克松曾经写给司法部长威廉？罗杰斯一份备忘录，请他提供有关演讲信息，表明杰克？肯尼迪“将是一位非常危险的总统，威胁到和平的事业，危险到了投降的地步。”但这是个战术错误。导弹差距是个非常容易向选民解释的问题，而尼克松很难逃脱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为他设下的圈套。
虽然肯尼迪由衷地关心导弹差距问题，但他对卡斯特罗领导的古巴的反应，更多的却是出自政治上的机会主义考虑。对“距离美国海岸仅仅90英里处”出现的一个共产党政权的忧虑是一个难以抗拒的竞选题材，尤其是在佛罗里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