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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时期，漏泄法令依然严格惩治。晋代的尚书左丞郗隆“坐漏泄书，免”；何承天已受密旨，将提拔为吏部郎，“宣漏之，坐免官”。南朝陈的陆琛，“坐漏泄禁中语，赐死”，等等。
同样是“漏泄”，有的免官而止，有的则送性命，可见量刑上并无定准，或许也和漏泄信息的机密程度有关。此外，君主对这些问题看轻或看重，也是原因。比如南朝齐的几个皇帝，多具“平民风度”，交游复杂，无所谓信息保密，近侍、宦者俱得任意出入宫禁，“台阁案奏，月数十日乃报，或不知所在”，原来许多机密文件都被“宦者以裹鱼肉还家”了（《资治通鉴》卷一四二）。南朝四朝中，齐享祚最短，仅二十四年，前后七帝，政变不断，似也没见哪个大臣以泄密获罪。把这些现象联系起来看，还是挺令人琢磨的。
不该说的不说，不该问的不问，不该看的不看，不该传的不传，唐朝制定了很完备的保密法
信息安全保障构筑的转折点，是在唐代。当时的情况是，一方面，为提高政府的行政效率，开始全面推行信息交流制度，另一方面，因内外、部门、层级、官民以及信息性质、机密程度各有所区别的缘故，信息安全更受重视，相关的法制也趋于细密化。
唐律，凡事关征讨、捕寇等军事治安方面的机密，有泄露的，本人斩首，妻儿流配二千里。与外国间谍书信往来，或明知其间谍身份而故意容纳止宿、停留、隐藏的，一律处绞刑。泄露属于应该保密的重大事件，处绞刑。他如观察风云气色有异，应该向皇帝密奏而漏泄的，判徒刑一年半，倘若泄露给外国使者得知，加刑一等。同时，凡“非大事应（保）密”而有泄露的，以最初泄露者为首犯，从重处罚，但即使漏泄给外国使者，也不加重到判处斩刑；凡“辗转相传大事者，杖八十”。如果“非大事，虽应密，而转传之人并不坐”（均引自《唐律疏议·职制》）。这些条款，体现出唐朝在区分机密性质、级别，以及可能造成的后果等方面，比之以往要细密多了。
当然，什么属于唐代《职制律》规定的“漏泄大事应（保）密者”，司法解释上仍有很大空间。从史实看，凡皇帝单独召对或极小范围内的机密谈话，事关重要国策或人事变动等，但尚未形成决策，或已决策而尚未发布的，都属于应该保密的大事。但有唐一代，栽在这一条上送命的官员罕见。唐代宗时，有个艺术待诏贾道冲以“漏泄禁中事，帝怒，赐鸩酒”，最终还是改为流配岭南。唐德宗时，窦参任相，引用堂弟窦申（官任给事中）为其招权纳贿的帮手。凡有官员提拔任命，先让窦申向受命者招呼，时间一长，大家都称窦给事是“喜鹊”。后来窦参为此倒台，贬为郴州别驾，而有司给窦申拟定的处分也止于流配。德宗不满，说是“吾闻（窦）申欲至，人家谓之鹊喜”，这才加重处罚为赐死（《唐国史补》）。由此可见，是否援律加罪，关键还是看泄密的后果，像秦始皇那种格杀勿论或汉魏时代完全凭君主情绪来处置的现象，这时就很少见了。
《趣说古代官场生态》 第一部分奉公守法说保密（2）
在制法严明以相威慑的同时，唐朝更注重从纪律方面加以强调。如中书门下为决策机构，非召约，外人不得擅入，后来又要求先向御史台申请登记。德宗时，卢杞和张镒同在这里任长官。殿中侍御史郑詹与张镒交厚，每趁卢杞午后小睡时，跑来与张镒闲聊。卢杞有意排挤张镒，某日假寐佯熟，待郑詹进入张镒的办公室（称“阁”）后，“遽至（张）镒阁中，（郑）詹趋避”，大概是急忙躲到屏风或帷幕后，卢杞假装不知，“遂言密事”。张镒慌了，忙道：“殿中郑侍御在此。”“（卢）杞佯愕曰：‘向者所言，非他人所宜闻也’，后深劾（郑）詹之罪。”（《谭宾录》）结果郑詹被严处，张镒罢相，调任凤翔节度使。当时官场中人都为他俩抱冤，但郑詹身为纠肃官纪的御史而自己违纪，张镒在枢机重地接待私人，也是不争的事实。
机要部门严禁随意出入之外，不许在家办公也是制度。《东观奏记》载，“太常卿封敖于私第上事，御史台弹奏，左迁国子祭酒”；此外，经手封缄后盖印文书而擅自拆开偷看的，也属于犯法。唐律规定，如私拆印封文书是密件，比照泄漏机密罪减本刑二等，就是判徒刑三年；如非密件，也要处笞刑。如系误拆，又没有看，可以原恕，不过这得有人证明。
两宋政府极度重视事关国家安全的信息保密，对一切外事活动实行全程特务监控，然而有宋一代竟无国防机密可言
五代以降的政府机关保密制度及相应的立法定罪，基本上都沿袭唐代传统。以两宋为例，事关国家安全的信息保密最为重要。《宋会要辑稿·职官》五一上有篇南宋高宗的诏书，规定，凡官员奉命出使金国，都依祖宗旧制，由皇城司（中央警卫局）加派亲从官随行，“听从使、副问答语言及见闻事件，兼觉察一行人”。说白点，这些“亲从官”的身份就像前苏联的克格勃。《梅■诗话》卷上：“（施）逵……状元及第，仕至礼部尚书，复以出疆漏语，被诛。”看来这位施部长是被皇城司打了小报告。该书同卷又记，自孝宗乾道以后，凡金国使团来访，除钦定侍郎以上官员负责接待外，还要有皇城司人员全程陪同，“自后接伴同此”，也是怕大宋官民把国内的机密信息泄露给金国使臣。同样，与宋朝对峙的金国也是如此。《续资治通鉴》卷一三○称，金主完颜亮造舟调兵，欲攻南宋，又派翰林学士施宜生赴临安祝贺新年，迷惑对方。当时宋高宗已听到谍者关于金国备战的情报，但不太相信，便让吏部尚书张焘接待施宜生，借同乡之情套取真相。施宜生见随同出使监视他的女真侍从正好不在，便假称聊天气，说：“今日北风甚劲！”又顺手拿起案几上的毛笔，道：“笔来（谐音：必来）！”岂知如此机密的对话，居然仍为金人知悉，俟“（施）宜生归，以漏言烹死”。
和唐代一样，两宋也以运筹决策、起草诏制的中书省为重点保密单位。苏东坡回忆：“元祐元年，余为中书舍人。时执政患本省事多漏泄，欲于舍人厅后作露篱，禁同省往来。余曰：‘诸公应须简要清通，何必编篱插棘’（《仇池笔记》）。”此人性喜谈谑，自惜羽毛的官员，就不敢乱开这种玩笑。《邻幾杂志》称，宋真宗晚年，召知制诰晏殊进宫，交给他一份要拜数大臣为相的名单，让他写制书。按规定，像他这种他官兼知制诰的，叫“外制”，只能起草诏令，而起草拜相制书，应由“内制”即翰林学士负责。于是，晏殊主动说明“臣是外制，不敢越职”。真宗颔首，改召翰林院值班学士钱惟演来。晏殊又请示：“臣恐泄漏，请止宿学士院。”意思是我已看见这份名单了，为摆脱走漏消息的嫌疑，今晚自请软禁，不出去了。等到第二天制书正式发布，晏殊一看，和昨天所见大不相同，“深骇之，而不敢言”。这件事，《涑水纪闻》中有传闻，道是最重要的区别是现任宰相中，李迪留任，丁谓罢相。但正式公布后，却变成了李迪罢相，丁谓留任。有人说真宗病重，已糊涂了，党同丁谓的钱惟演趁机捣鬼。但真相究竟如何，看过制书由头的晏殊始终没敢说出来，从而成为因严守保密制度而留下来的历史之谜。
从总体上比较，两宋君臣针对内部的保密制度的执行远不如唐代。仁宗初年，钱惟演拜枢密使，奉旨撰写制书的是他的从弟、翰林学士钱易。神宗初年，韩绛拜相，奉旨写制的翰林学士是他的弟弟韩亿。哲宗晚年，曾布拜相，奉旨写制的中书舍人是他的弟弟曾肇。这种有碍保密原则的操作，在唐代似无可能，曾肇等当事人也曾以违制推辞，但皇帝反认为“弟草兄麻，太平美事”，旁人亦当“盛事”羡慕不已。《挥麈录》作者王明清是曾布的外孙。据他在书中介绍，当时其母亲才九岁，当宫内派人来曾肇家急召其入宫写制时，她正巧在叔父家玩耍，回家后便告诉父亲：“翁明日（拜）相矣！”政府首相人事调整这等机密大事，一个垂髫小女竟能提前获知，岂非等同儿戏？
君主对保密制度贯彻不力，大臣们的松懈自然难免。史书上，两宋官员在家撰述章奏的故事不少，为此而泄露闯祸的也有。《挥麈录》说，宋神宗初即位时，历任三朝宰相的曾公亮当政。言官滕元发和杨绘摸准皇上有意起用新人的志向，找个机会进言：“曾公亮久在相位，有妨贤路。”神宗说：“那你们为什么都不写文字呈送？”两人便约定各自具奏。建议罢相的奏疏，何等大事，可滕元发是在家里做这篇文章的，他弟弟滕申看见了，忙去告诉曾公亮。曾亦连夜撰成辩解文字，抢先递呈皇上。翌日，滕、杨两人求见神宗，还未将奏牍拿出来，神宗怒斥道：是要讲某人吧？人家已经先来辩解，文字都留在这儿了。“卿等为朕耳目之官，不慎密乃尔”！请曾公亮罢相交权的策划就此作罢，滕、杨两人也因此失去皇帝的信任。稍后，杨绘得知是滕申泄密，衔恨不已。事隔多年后，滕元发在池阳任知州，杨绘去拜访他，饮宴甚欢。席间杨绘突然问道：“你那个贼汉令弟还活着吗？”原来曾公亮后来向神宗力荐王安石继任执政，并于交权后暗中支持他变法，而滕、杨等都因反对新法一贬再贬，所以他们都把这起泄密事件当因果联系的一个关节看待。
《趣说古代官场生态》 第一部分奉公守法说保密（3）
这种现象到了南宋更加不堪。《四朝闻见录》里举过两例：余嵘任中书舍人，不会写制书。奉旨撰制诰时，必令表侄应镛代笔。后来应镛出任安吉县令，他竟派人骑快马将制书由头送到安吉，“立等可取”。有时上面来催，“余（嵘）之左右必晓之曰‘安吉之人未回’”。还有一位掌知制诰的陈贵谊，“凡常行词，皆嘱潘子高拟稿，陈索潘文，晷刻不差，且遣皂衣立门以俟”。中枢文件，居然是在这种流程中产生的，所以南宋政府的信息隐患很突出。《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仅高宗时期，就先后有杨邦弼、汪渤、陈澥、章岵等人因“探报朝廷事传播于外”或“窥探朝政密报相闻”而被罢官或降职。不过这些惩治，似乎并不见效，其后仍有臣僚抱怨：“近闻内降诏旨，未经朝廷放行，而外人已相告语。”至于前文所述皇帝派皇城司特务监视一切外事活动的措施，就防止泄密而言未见有多少成效，反倒是制造了不少诬告陷害的冤案。如《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一四称：“故事，奉使契丹者，遣皇城卒二人与偕，察其举措，使者悉姑息，以避中伤”，工部郎中刘随就是在随使辽国回来后“为皇城卒所诬，有司劾奏夺一官”。还有人痛切指出：“缘〔皇城司〕亲从官多系市井小人，既差入国，自谓得以伺察上下。入界之后，恣情妄作，都辖以下，望风畏避，不敢谁何”（《栾城集》卷四二），总之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在这种情况下，无论宋金对峙还是宋元对峙时期，许多军政外交信息都被对方获悉，前面说到施宜生通风遇害，便是一例。
不过，首先应该为南宋保密制度败坏负责的权相秦桧，倒有过利用这种现象歪打正着的急智。《桯史》载：有一段时间，临安市面上现钱奇缺，商品流通大受影响。京兆尹曹泳向宰相告急，秦桧笑道：“这种事好办！”马上将监造仪物器仗的文思院官员召来，故作慎重地给他下令：“已得旨，要改革币制了。你赶快依现在的夹锡钱配比，铸一缗新的钱样来送皇上审批，现在流通的钱通通废除。”该员唯唯而退，马上布置铸范做样。接着便是现钱全跑了出来，“物价大昂，泉溢于市，既而（钱）样上，寂无所闻矣”。
币改事关国家经济命脉，如此重要的金融情报，照样连夜漏泄，而狡诈的秦桧偏能逆用，听起来颇有黑色幽默的意味。
古代保密制度的重点防范对象是具体承办公务的吏胥。吏员必须留宿机关并严禁任意出入和串岗，是历代相沿的传统制度
根据南宋政府有关部门的调查和判断，信息泄露的渠道，“省、部、寺、监、知杂司及进奏官即皆传播”，涉及面可谓将各个机关一网打尽。但分析起来，若非另有原因，敢拿仕途冒险而违犯保密纪律的官员毕竟是少数，更多的“传播”者，还是那些有机会接触信息而无所谓政治前途的吏员一类。所以历代的保密理念，都把防范吏员泄密作为一个重点。吏员必须留宿机关并严禁任意出入和串岗的传统制度，主要就是出于这一层考虑，当然也有其他因素。《南部新书》载，唐代长安，“户部与吏部邻司。吏部移牒户部，令墙宇悉竖棘，以防令史交通”，就是一例。《说郛》卷四七记：“宋法：令史白事，不得宿外，虽八座（古人称左右仆射和六部尚书为‘八座’）命亦不许。李唐：令史不得出入，夜则锁之。”俟韩愈任吏部侍郎，道是“人所以怕鬼，因为没见过鬼。假使经常见鬼，就不会害怕了。令史也是如此——那些等候吏部铨选任官的人，因为没机会见识吏部令史，所以认为他们势重，如任其出入，他们就无威势可挟了”。据《说郛》称，从韩愈执掌吏部开始，该部不禁吏员出入。韩愈的见解，听似颇有道理，其实纯属书生议论。有唐一代，主管人事的吏部一直是纳贿弄权的“事故多发地段”，其中作用尤称恶劣的，正是这批惯于泄密通风、营私舞弊的吏员。
作为整个封建时代的衙署管理原则，防范吏胥的传统至少在形式上一直沿袭到清代，甚至在吏员地位相对来说比较高的元代，也是如此。元胡祗遹《吏治杂条》规定：“钤束吏人，非事故白昼不得出离各房。”连办公室也不得随意进出，遑论机关大门。张养浩《为政忠告》说：“诸吏曹勿使纵游民间，纳交富室，以泄官事；皂卒徒隶，非公遣勿使与民相往来。”管束范围更扩大到一般公勤杂役。当然，“立法必严”是一回事，是否能做到“违法必究”又是一回事。仍以宋代为例，法纪制度俱全，上起中央省部，下至州县衙署，吏员泄露机密信息是普遍现象。且看《水浒传》里，济州府侦缉科长（缉捕使臣）何涛好不容易查清了劫取生辰纲的“七个正贼”都窝藏在郓城县，“只恐怕走透了消息，星夜来到郓城县”，适逢“知县相公早衙方散”，赶快与当天值班的吏目宋江接洽，孰知宋江赶紧通风报信，反做成了“宋公明私放晁天王”的美名。一部《水浒传》里，像这类吏员衙役营私泄密的故事，满篇皆是，不仅足以概括宋代史事，也是小说成书之明代的现实写照。
清代保密制度的严密，堪称历史之最，铁齿铜牙纪晓岚因通风报信，差点儿掉了脑袋
或许是惩于前朝教训太深，清代保密制度的严密，堪称为最。《大清律例·吏律》规定，凡漏泄讨袭敌国军队、收捕反逆贼徒信息的，斩首。近侍官员漏泄常事的，杖一百；漏泄密事的，斩首。由皇帝“钦定”的官员处分则例规定，军政长官送呈奏章的副本，或投送各部院的密封揭帖，皆须由各机关首长亲拆和登录，以防因假手他人而泄密。各级衙署间的往来文札，如系紧要者必须密封投递，并由各机关首长亲拆收贮。任何题奏事件在未经发抄（即登录“邸抄”）以前，官员之间“不得互相谈论，如有漏泄，将承办官降一级留用”。《新世说》称，乾隆时，两淮盐运使卢雅雨亏空盐帑被人密劾，廷议查抄。其儿女亲家纪晓岚在内廷值班获悉，忙派人乘快骑送一封信给他。卢雅雨打开一看，内无半纸一字，是个空函，但装有几片茶叶、少许盐粒。卢顿悟，这是亲家借物传告“查（茶）盐空”的信息，马上安排转移家财。事发后，纪昀虽然没留下一字证据，依旧以漏泄论罪，谪戍乌鲁木齐。据说这还是乾隆惜才，从轻发落。他在《阅微草堂笔记》中写道：“戊子秋，余以漏言获谴，狱颇急。”真要按漏泄密事定罪，就要斩首，足见彼时惶恐。
《趣说古代官场生态》 第一部分奉公守法说保密（4）
在清朝的中枢机构军机处，为加强保密，还有更加严密的防范措施，如高级官员的子弟，一律不得充任军事章京；军机处所用听差，皆选用十五岁以下不识字的少年；各部院大小官员都不得擅入军机处，其窗前、阶下均不许闲人窥视、站立。凡在此范围当差的所有供事、苏拉、厨役等，都在稽查范围，“如有串通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