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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从事萨满文化调查研究工作以来，我走访了满族、赫哲族、鄂伦春族、鄂温克族、锡伯族、蒙古族、达斡尔族、彝族、藏族等许多民族聚居区，那里的萨满文化遗留情况是我最关心的问题。调查的收获是巨大的，它们为我后来的科研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出版了多部萨满教研究著作后，我始终有一个遗憾，那就是当我把调查所得的资料本身作为研究对象之后，那些信息提供者所生活的环境、他们在表达时的动机和情感，他们心灵深处的感慨和疑问等，时常缠绕着我，而关于这些我还没有机会告诉大家。
从总体上看，我国的萨满文化处于一个濒于消亡的过程，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无论是仍旧存活的萨满、还是萨满文化知情人，无论他们对那个即将逝去的文化抱有怎样的情感，他们都很习惯地生活在现在的时空中，虽然他们的生活角色是各种各样的。本书不打算作普遍意义的理论研讨，只想介绍我在调查中所见到的事实，它们既有给予本人以巨大启发的有关专业方面的知识和事件，也有使我感动和震撼的那些生活场景和现场述说人。一个社会科学工作者不可能在毫无感觉、麻木不仁的状态下进行工作，他接触的是一个活生生的社会事实。他所调查的每个人都处在现实人际关系之中，处在社会具体生活需求之中，每个人都在努力保持自我的持续与完整，追求与外界社会发展的协调与均衡。一种文化的命运是通过许多个人的故事和现实场景来展示的，这些对于我们理解目前所处的社会进程是十分重要的，如果你想要感悟中国当代社会历史进展的面貌，或许从本书的介绍中可见一斑。
多少年来我一直保持着做调查手记的习惯，这些记录本都存放在家中。遗憾的是，由于几次搬家，这些珍贵的记录遗失了多份，其中的故事也就随之成了头脑中的电影片段。所幸的是，自从90年代以后有了电脑，许多调查记录被我及时输入。现在根据这些调查手记来实现本书的打算，还是很有把握的。
我很愿意给大家讲一个非常边缘化的生活故事，这里的场面、人物和事件，你可以把它们看作萨满文化在现代社会存在状况的一个缩影。
前言第2节 什么是萨满教
国内外萨满教研究者普遍把世界上最早出现的巫术宗教遗迹当作萨满教的早期例证。在这个意义上，萨满教和人类早期宗教具有相同的内涵，它等同于一般学者所说的原始宗教。
萨满教是原生性宗教。萨满教不是创生的，而是自发产生的。其历史中或许有非常著名的大巫师，但却没有明确的创教人；其主要的信仰与祭仪在氏族、部落、民族社会中，自发形成，代代相传。
萨满一词最早是在我国史籍中出现的。宋代《三朝北盟会编》中记载：“兀室奸滑而有才。……国人号为珊蛮。珊蛮者，女真语巫妪也，以其通变如神。”关于萨满一词来源考察的结果并不必然导致对萨满教产生问题的结论，“萨满教”这个词已经成为学术界的一个通用语，它是涵盖许多民族的宗教文化体系或宗教现象的统称。比如中国北方民族都有自己的萨满教，其内容不尽相同，每个民族对萨满的称呼也不一致。蒙古族把男萨满称作〃勃额〃，把女萨满称作“奥德根”；雅库特人称萨满为“奥云”，达斡尔族称萨满为“雅德根”，塔塔尔族、哈萨克族等称萨满为“喀木”（Kam），也有称“奥云”或“巴克西”的。因此关于萨满教产生的考察要超出对萨满一词溯源的范围。
但是萨满一词引发了一些研究者关于萨满教起源和分布区域的许多联想。在早期大量的西伯利亚萨满教调查材料的支持下，有学者认为通古斯萨满教对其他民族有重要影响，通古斯人的起源和萨满教的起源应该结合起来考察。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萨满教的核心区域是北亚、中亚地区。20世纪，越来越多的学者对北美和南美、东南亚、澳大利亚和大洋洲所发现的宗教现象给予极大关注，并认为在类型和功能上它们是与萨满教相近的宗教现象。著名萨满教学者米·埃利雅德认为：严密意义上的萨满教要数西伯利亚和中亚的萨满教现象最为典型。另外，萨满教的意识形态和技术见诸于澳大利亚、马来群岛、南美、北美和其他地区的原始人群中间。也有把北欧作为萨满教发源地的观点，还有更为极端的意见认为萨满教的摇篮是北极地区，声称只有在北极人群中才有真正萨满控制的昏迷术，它应称之为大萨满教。
20世纪中叶，著名宗教学家埃利雅德的《萨满教…古老的昏迷方术》一书出版，本书提出萨满教=昏迷术的观点，激起了世界范围内的萨满教研究热潮。这样一来，以萨满教名义解释的宗教现象不再局限于北亚、中亚、北欧，而是遍布世界各地。萨满教的研究更为深入，规模日趋扩大，范围更加广泛，致使萨满教变成一个特殊的学科——“萨满教学”（Shamanology）。
目前国际上最广泛流行的萨满教规范性研究是把萨满教的各种组合因素进行分类，将其作为萨满教特征，并依据这些特征和由这些特征组合的具体系统，对萨满教的本质进行概括。对萨满教特征的认识集中在萨满昏迷行为、萨满的守护神与助灵系统、入教幻觉、灵魂到他界的旅行、萨满宇宙特征等方面。学者们常常把这些特征作为判断各个民族和地区萨满教的参照系，某些缺少上述部分特点的萨满教，被认为是不完整的萨满教或边缘的萨满教。
萨满教“特征”问题的提出对于鉴别各民族萨满教的基本内容和文化体系，是很有益的工具，它部分地揭示了作为社会文化现象的萨满教和某个历史阶段萨满教的典型特征，这为推动萨满教研究的规范化和建立理解萨满教的理论参照系统，都极有益处。但以“特征论”进行萨满教本质的判断也存在严重的不足。经常有学者认为；对整个萨满教现象来说，某些特征是最重要的，并把这类典型的东西作为了解全部萨满教复杂现象的关键。因此关于萨满教的认识出现了常常用典型的东西遮盖所有其他现象的倾向。正是由于这种不足，使得关于萨满教的认识一直存在着多重标准和互相矛盾的看法。
萨满教的本质像其他宗教一样，是关于神灵的信仰和崇拜，因此不应该把它排除在宗教之外。萨满教是宗教，这一点是确定无疑的。萨满教在普遍的宗教意识之上确立了各种具体的信仰和崇拜对象，并建立了同这些对象之间或沟通、利用、祈求、崇拜，或防备、驱赶、争斗等宗教行为模式；萨满服务其中的社会组织约束并规范了其社会的共同信仰和各种宗教行为，决定了萨满的社会角色和社会作用，并利用它们服务于现实的社会生活秩序和社会组织体制。因此萨满教应看作是以信仰观念和崇拜对象为核心，以萨满和一般信众的习俗性的宗教体验，以规范化的信仰和崇拜行为，以血缘或地域关系为活动形式三方面表现相统一的社会文化体系。
有学者认为，萨满教本质上是一种巫术的实践，并作为生存手段不断被重复。这种巫术宗教由于它服务对象的直接功利性和具体性，在统一人们的信仰方面有一定的限制。萨满作为巫术实践者，他们与追随者之间除了像病人和医生的关系一样，没有任何其他的关系。萨满的行为依赖于支持它的文化，而不是专门的社会组织。笔者认为，这种看法缺少一种社会发展的观点和一个历史基础的角度。萨满教信仰的统一性不是以神灵来判断的，即使在萨满教发展的最高阶段，多神信仰的格局依然存在。萨满教信仰的统一性表现在某个信仰群体对自己崇拜对象的共同认可，而这些对象，作为神圣传统，是共同宗教活动的出发点。在北方民族里，以血缘联系为基础的社会组织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作为与信仰对象同生共长的伙伴，相互依存，互相服务，不可分割。因此，社会组织是萨满教必然的外在形式，它作为萨满教的基本成分是由这种宗教的产生和发展的特点所决定的。
由血缘关系支配的社会制度早已消失，但血缘－地域居住格局却普遍存在，社会关系很大程度上保持着宗法关系，社会关系依然建立在宗法家庭背景之上。在人与人之间还保持着宗法关系的现代生活中，血缘关系的功能对萨满教多多少少还有作用。例如萨满纷纷采取以祖先神灵的名义维持传统的形式，各种类型的萨满常常把所领的神和成为萨满的原因解释成来自祖先的召唤和命令。虽然萨满不断地吸收外来神灵，把它们纳入自己的神堂，但某种隔绝心态却没有完全消除，或把它们放置在自己祖先系统的神灵之外；或在自己死去之后，这个神灵以自己的血缘关系下传，从而有资格成为祖先神灵。
在今天的各个民族里，萨满教并没有完全从血缘关系中抽离出来，它体现的价值观念在宗法关系的社会背景中，仍起着某种作用。所以，北方民族祭祀祖先的礼仪比较普遍，它和人们缅怀祖先，景仰先辈的伦理观念融合在一起，因而成为得到倡导的民间习惯。但是这种祭祀行为已经不很规范，祭礼也不完整，它只是作为习俗的一部分保留在日常生活之中。有的民族，大型氏族、家族祭祀活动的历史刚刚终结，所以在学者们的文化发掘中，氏族长老和萨满们仍然能够积极配合，熟练地主持祭祀活动。这些按照原来传统进行的仪式表演，使我们有机会看到粗犷火暴的原始祭祀场面。
在我们注意到现实宗法关系的同时，还必须承认，现代社会的血缘联系早已失去氏族时代的凝聚力，人们的社会关系网络更为广阔，也更加开放。氏族宗教不再拥有往日的约束作用，只是在个别节日或场合，它才显示出某种现实意义。
共同区域之间的生产生活联系，随着氏族制度解体，也随着民族国家的消亡，越加频繁和密切，萨满教活动的组织形式因而出现了地域性质。在每年的生产活动开始之时或丰收之时，一些地区常常由当地的民间组织举行生产性的祈祷活动，比如祭天、祭敖包。这种祭祀没有氏族限制，居住区内的不同姓氏或不同民族成员都可参加，祭祀的花费也是公摊。在祭祀结束之后一般要举行各种体育竞技活动，所以它也是当地最为热闹的节日。
萨满教活动的个体化和组织性一直是在一种相互矛盾又相互补充的动态发展之中，即使在较封闭的氏族社会内也不完全限制各种声称有宗教体验人的独立行巫活动。在比较典型的氏族社会阶段，不同萨满的社会角色分工是明确的，形成了各种习俗性的约束方式，并在惯例上有着清楚的分门别类。这就使得各种萨满实际上拥有不同的社会身份和权力。随着氏族制度的解体，虽然氏族萨满仍然拥有相对高一些的威望，但是其他萨满的活动能力和活动范围也在增大。特别是与国家政治相关的职业萨满出现，大大加快了萨满教的区域性和职业化进程。当萨满教组织与社会组织同构的状态发生解体之后，从事个人行医活动的萨满教行为十分流行。巫术思维有着直接的目的性和具体的实施性，萨满往往通过对神秘对象的软硬兼施来满足大众的需要。这里表现的仍然是一种原始制度的遗风。它强调通过巫术活动获得直接利益，强调个人具体问题的解决。这种巫术的确缺少具有超个人的伦理纽带，把萨满和信众联成一个统一的社会或道德群体，但是它仍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拥有可以依赖和支持它的文化传统。它的活动仍然处于地域或亲属的关系网络之中。
萨满教在漫长的文化发展中，由于自身在性质、内容、时空方面的历史局限性，早就感受到在外来文化面前与之进行同等水平上的交流和寻求进一步发展的困难。历史已经证明，在多种宗教文化的冲突中，它遭受了不可避免的衰败命运。文化是一种有方向的运动，沿着由简单到复杂的历史路程，不断更新。只有把握了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逻辑，才能真正理解萨满教的当代命运。人类文化的时代变迁，文明类型的更替，必然与人们生存空间的拓展、生活内容的丰富和活动方式的更新，更紧密地联系着。作为历史上的社会文化体系，萨满教的文化追求和文化创造已经减弱了原先的活力，时代性的淘汰难免发生，它走向衰退和没落是历史的必然。
前言第3节 萨满文化遗留现象的类别
同世界许多地区的民族一样，中国少数民族已经置身于全球化的场景，尽管他们所面临的问题在许多方面与全球化过程中我国主导的经济结构、社会生活和大众文化心态不那么同步，但是各种渠道的现代化或全球化的影响已经存在，它们正在改变少数民族传统得以生产及再生产的环境和手段，当代少数民族所遭遇的文化问题已变得前所未有的复杂。
1）消失了的萨满教
多年的民族文化调查经验使我们看到，现今时代，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已经发生巨大大变化，甚至是结构性的变化。那些少数民族的共同分享的传统生活方式逐渐消失，传统环境下的文化整体感觉和自发性的文化表现也逐渐缺失，由独特地理环境营造的“家乡”的意识受到“现代化”的极大影响而逐渐失去特色。
在当今变革剧烈的社会生活中，许多少数民族传统所提供的认识世界的知识模式遇到太多的无法克服的困难和难以解决的问题。现实世界的许多问题对固守民族传统的人来说，不可理解。无庸讳言，一些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要求之间的差距是显而易见的。
现代科学、技术、教育的传播引进推行了一些新的文化标准，尤其是那些体现在知识学科中的文化标准被加以制度化，它将使萨满们提供的知识地位发生彻底的改变，神灵的威信逐渐消退，鬼怪的出没越来越无足轻重。现代各种知识的不同表达，置疑着萨满教的认知内容、形式，使它们在许多范围和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可信性，萨满教对民族文化整体统协地位的丧失似乎已经成为定局。所以，我们能够亲眼目睹的萨满教常常是各民族保留下来的萨满教遗留物，像神偶、神本、萨满器具、萨满服装、祭祀用品、口头传说等等。
2）顽强挣扎的萨满活动
在某些地区，萨满们仍旧保持着跳神或祭祀。但大多数地区老萨满已经所剩无几，一些自称萨满的年轻人，既与老萨满格格不入，也不被一般群众所理解，只能在某种小圈子内活动，并没有形成什么群体文化势力和个人影响。相信萨满教的人越来越少，有的地方只有少数老年人还信仰它。一旦有了疾病，人们一般是到医院求治，很少有人愿意把病人交给萨满治疗。偶尔某些患了疑难病症或绝症的个别人，到了无药可医的时候，会在老人或信仰者的劝说下找萨满做个仪式，即使这样，大家的态度也是半信半疑。萨满们的活动在与现代教育、医疗系统、科学技术并行的过程中，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必然的。当然我们也充分认识到传统文化变迁过程的长期性和复杂性，某些地区国家体制性的科学、技术和教育的传播，还相对滞后，还不能达到对当地的社会传统进行现代化重建。因此，就不难理解许多少数民族不同程度地出现了知识模式的混乱，价值观上的冲突，以及权威知识的多元化或多重性问题。
3）作为文化展示品的萨满教
全球化运动大大促进了世界范围内的民族文化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主要是由于其文化的非主流性，因其独特性、差异性而显现出现代魅力。外族人对本民族文化的兴趣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本民族成员对自身文化传统的反思，唤醒了他们的民族热情，人们重新认识自己的文化传统，认识这些传统的现代价值，从而强化了民族认同意识，更自觉地肩负起民族兴旺发展的责任。许多民族纷纷从民俗、艺术、宗教、建筑、学术不同方面来展示自己文化的独特性、奇异性，通过不同方式的族群意识表述和塑造，民族形象更加鲜明和强化，民族文化也借助现代社会的文化兴趣得到保护、传承、延续和发展。
民族文化独特性对现代人吸引最大，在蓬勃发展的民族文化宣传中，民族文化和民族居住地的自然风光成为有其经济价值，能够创造财富的重要资源。我们看到，萨满文化同样处在这样的时代潮流中，在一些民族和地区，作为文化展示的商品而被积极地发掘和推荐。萨满文化由于受到商品经济的启发，成为系列化的民族展演。这样一来，萨满文化常常被简化为易于把握和利用的几种要素或特征，人为的编排使萨满文化逐渐变得客体化、非历史化。萨满文化表演在某些地区、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