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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设在红楼三楼的一间教室，张炼被押到现场时，我已经坐在群众背后等着她了。张炼参加这样的批斗已经不止一次，行前显然都有过一番着意打扮。今天她那一头短发照样梳理得很整齐，一件血牙红的衬衫也是干干净净。她走到指定的位置站下，正面而立，苍白的脸上显示着一份美丽的庄重，令我不恰当地想起了《红岩》里的江姐。一位女生看不下去站起来喝问道：张炼，你为什么不低头？张炼对着她反问道：你也是没有改造好的知识分子，我为什么要向你低头？张炼的话激怒了在场群众，立刻有两名男生上前按住她的头往下揿，揿了一会男生把手松开了，张炼把头发理顺衣服拉直，又抬起了头。男生觉得丢了面子，再把她往下揿，并且加大了力度，可手一松张炼继续反弹。如是几次以后主持会议的工宣队连长不耐烦了，挥一挥手宣布道：不管她了开会！连长话音落下，便先后有几个人站起来发言，他们均以严正的立场声讨张炼对张春桥反夺权的罪恶行径，接着责令张炼交待在审查期间的现行活动。他们伸手直指张炼的鼻子，气势十分凌人。但是我能够理解他们的好意，他们是在给张炼机会。可张炼就是不肯领情，索性将脸转向了窗外。问了几遍以后连长又不耐烦了，把桌子一拍：蒋寄梦揭发！
我一下从椅子上弹了起来。我本以为连长会将事实公布逼张炼承认从而了结此案，万没想今天要我来出演这么一种角色。可是开弓已无回头箭，我只能将这个角色演下去。我很难形容我当时的心情，总的感觉是我成了一个甫志高，那低眉嗫嚅的样子一定非常丑恶。在我说话那时，工宣队连长向我投来了赞许的目光，以为我正在以实际行动改正错误，从此将洗心革面。我知道自己不是个好青年，在那疯狂的年代我曾经给许多人造成了伤害。但是我最不能原谅自己的恰恰是这个会上的表现，说实话我宁愿走上去同张炼站在一起，哪怕是再坐一次喷气式，再过一个“蒋寄梦”日。我终于说完了。我说完以后在场群众对着张炼又是一连串的责问，随后是此起彼伏；的口号声，大约差不多的样子连长站起来作总结发言，他说不管张炼交待还是不交待，两个人以上的供词就能将她定罪，今天的会打掉了她的嚣张气焰，大长了无产阶级志气，所以开得很成功，毛主席万岁。
批斗会以后张炼搬出我隔壁，被转移到了红楼下面的一间琴房，就在那里她同党委书记交上了朋友。我是半年以后再见到她的，那时候林彪已经垮台，学院里的政治气氛略显得宽松。我们被安排到了一起学习中央文件，在学习的间歇中我终于找到一个机会走到她面前郑重其事地向她道歉。这个机会我等了半年，所以我很严肃。没想她扑哧一声笑了出来，她说：没事，我知道你那时候处境不好。我那时的处境酌确很糟糕，何况还背了个沉重的出身包袱。可她的处境也好不到哪里去，她母亲于五七年划为右派，父亲是个资深记者，这几年被当作黑线文人屡遭批判。她与我同属可以教育好一类，可当狂风恶浪席卷来时。她挺起削瘦的肩膀站立起来，我却缩进脖子躲到了她的身后，作为一个男生我更感到惭愧。
张炼现在旅居美国，每当她探亲回国总要约上我和红画枪过去聚聚，我们的友谊开始于红楼的那次串联。
彷徨
康 梦
第一次到底特律快凌晨两点了，我从阿拉斯加安科内奇（Anchorage）大学作为最终候选人之一，来到坐落在芝加哥和底特律之间的阿尔滨学院，竞争一个客座教授的位置。
自1982年在北京上大学，开始就读法国文学，八十年代后期去了加拿大，1998年获法国文学博士，次年很幸运地获美国安科内奇大学法国文学讲师职位。在西方我没有遇到过几个搞法国文学的东方人。九十年代以后，法语在美国从第一外语的位置直线下跌到三流语言，被西班牙语所淹没，由此，法国文学教授位置的竞争力直线上升。
底特律的创始人是一个叫甘地亚克（Candiaillc）的法国人。Detroit是个法文词，意思是海峡。十七世纪法国人南下路易斯安那州，CLouisiana）取道经过这儿，错把内湖当成了海，开发了这个城市并命了名。十九世纪末，底特律附近发掘了无数丰富的铁矿，炼铁工业的发展带动了汽车制造业，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底特律成为全美汽车制造王国。美国通用汽车公司（GM）的总部那绿色玻璃高楼就矗立在市中心杰弗逊（Jefferson）大街。五六十年代是美国汽车制造业飞黄腾达的黄金时代，直到七十年代初期优势被日本车替代：小型，耐用，省油。从此，底特律这个城市开始萧条，周围的小城市跟着不景气，到了二十世纪末，像阿尔滨这样的小城市已奄奄一息了。在美生活的人都知道中：西部文化（mid…westculture）指的是白人文化，也就是一种比较落后的闭塞文化。
车进入了校园，在绿色草地和百年老树堆中矗立着一块大石碑，上面刻有阿尔滨学院1835（AlbionCoHege 1835）字样。这是个典型的美国私立贵族小型大学：富裕，闭塞，传统。它的学费是一般公立大学的三倍，每年约二万五千美金，近一千三百个学生，教授和学生以一比十的比例开小灶培养他们。学舍环境幽雅，矮墙簇拥着鲜花。这类贵族学校的学生绝大多数是美国白人的孩子，父亲不是医生就是律师。
当晚我在贝尔默公馆下榻——这是学校接待外宾用的，一座十九世纪城堡式风格的建筑。待我找到房间，放下行李，已是早晨四点半左右，我的面试从八点开始一直到晚上八点结束。美国和加拿大大学选择教授时采取一个固定的模式：由一个三或五人组成的评选委员会，从报考的几百份材料中挑选大约十人左右进行第一轮筛选：给每人以三十分钟的电话面试，再从中选三个，最后的竞选者由学校出钱请他们到校进行持续一天的面试。
一路颠簸赶了三架飞机，近三十个小时我是在飞机上和飞机场中度过的，没有睡过觉。累会使人紧张，而紧张使人更累。马上就要上场了，我不敢睡觉，躺在浴缸里闭目养神：这一战是不成功便成仁。我与阿拉斯加大学的合同即将到期，若得不到这个客座教授的位置，将面临没有工作合同的窘境。想到这儿，我顿时觉得前途渺茫，心情沉重。我的弱点写在我的脸上：一个中国人，在西方，却要与法国和美国人拚夺那几个屈指可数的法国文学教授位置。
我为什么不懂得扬长避短找一个有利于自己取胜的行当？
悔恨像幽灵般无情地缠绕着我，人与行当上的背景差异，使我这十几年来为事业付出了莫大的牺牲。情绪上的波动每次都一样，在决赛前那一刹那我特别消沉，断定自己走错了路：在一条死胡同中耗费了十年青春时光。好在阿尔滨这个位置是客座的，竞争要弱得多，凭我在法国和加拿大发表的那么多学术论文，我应该是个强硬的候选者……刚闭上眼睛电话铃就响了，是黛安娜教授，询问有关八点与她共进早餐的事。这是场开场戏，她要跟我法语对话。十点我准时等候在院长室，准备接受院长的问话。他是位颇有名气的生物教授，他的科研项目在美国国家电视台收视率很高的全国地理节目中有专题报道。他很开朗，谈话的气氛一下子活跃起来了，我告诉他英文是我最差的语言，他笑着说：“那你的法文和中文肯定不得了的好。”
示范课安排在下午一点，当我把教科书、参考书、教学仪器各就各位放好时，顺便瞟了一眼台下，评委们都坐好了。每次比赛总是要上语法课，语法规则需要死记硬背，可美国教学法规定千万不能让学生死记硬背，我是借用电脑技术来教的（powerpoint），用彩色屏幕把例句用别的颜色显示出来，配上图画来讲解，同时不断和学生对话，并刻意选择了非常幽默的句子作为例句，笑声不断，课堂一下子活跃了起来，我当然注意到了评委们脸上浮起的笑容。到了最后五分钟了，应该是总结这一堂课的主要内容时，突然，由于积累下的紧张和疲劳使我左上牙床失去控制，肌肉僵化发音不准，一连串怪音句子，几次企图纠正都失败，我的心紧张地狂跳……
下午三点我准时步人了梯型教室，虽已精疲力竭但还满面笑容，我讲的课题是十九世纪欧美文学转换，以一个当时在法国很走红的女人日记为例，解释它在法国成名的捷径，找到它从巴黎到蒙特利尔的文化转换路程，探讨它打人北美文化界的渠道和手段。这个课题的难度在于它没有别的学者的研究作为借鉴，还牵涉到好几个国度和文化。五点半我准时坐在学院大厅，与法文高级班学生见面，说句老实话，他们的法文与我们中国毕业班学生的不能比，要差得多。我已近四十八小时没睡，到了晚上八点，最后一关：与系里教授共进晚餐。回到贝尔默公馆已过十点，我的车约在早晨三点，赶乘六点的飞机返回阿拉斯加，因为晚上还要上课。
等待评委裁决的日子，每次在讲台上，这份担忧若被迫退居第二线的话，一下讲台，它便占据整个心情：担心，焦虑，紧张，白天加黑夜地胡思乱想……心在十字路口，再一次来到蓝色的安科内奇湾，不再拥有夏天的那份蓝色，一片灰白，雪中的麦肯期（Meckenzie）峰冷峻，威严，非常有距离感。明天在哪里？下一站是天涯何处？
望眼欲穿的等待中没有盼来合同，却来了个不速之客。导师从加拿大来电，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英裔加拿大赫赫有名的女学专家（womensstudies），凡拉莉找我，问她的新书中是否可以借用我关于法国文学打人加拿大的渠道的论点，如果可以，我有什么附加条件。实在无心解答我博土论文中那些深不可测的牛角尖问题，草草地回了她：没有条件，她爱怎么转抄就怎么转抄，待出书后寄一样本给我就行。
临近寒假了，我灰心丧气地收拾办公室，电话铃响，也瓦教授在线上，告知了评委的最终裁决：我获胜！合同将在二十四小时内邮到。在美国，教授的合同分为终身和客座两个档次。终身教授的合同有五年的考察期（tenure…track），其中第三年有一个鉴定。这是个由系里系外已获得终身教授头衔的人对你的教学研究及对学校或社区作的贡献的一个评估。如果好的话到时你将获终身制；否则的话第五年必须走路。而客座的是期限制（termposition），有的学校给一年合同，最长的像阿尔滨那样给三年，因不能在同一个学校连做五年教授，那就自动成为了终身教授。
2001年1月7号，我与蓝色的阿拉斯加吻别，在阿尔滨市定居。这是一个从早年十几万人口的工业城市降到近一万人口的小城市，除了阿尔滨学院还保持着当年富人学校的规模和气派以外，剩下的便是几个小破饭馆，十几个小旧铺子。从某种程度上讲，我离开了远离文明世界的阿拉斯加，来到了离文明世界更远的美国中西部小镇。学校安排我搬进了坐落在校园附近的爱梨（Arie）别墅，这是一幢十九世纪末建造的，具有维多利亚风格的大宅，有十八扇窗，九扇门。它的客厅和起居室相连成圆弧形，整个弧形由落地窗构成，在悬挂着蜡烛吊灯、镶嵌着巨大玻璃壁橱的餐厅末，有一道通向卧室的腰门，其中主卧室有近四十平方米。如有人敲门，从卫生间奔向卧室门要近一分钟，经常有人敲完门后等不及走掉了。这个充满大家庭气息的住宅跟我孤独的身影、孤寂的心形成绝妙的反衬。一个人掉入了这样的大宅，周围没有第二个中国人，没有一个亲人和朋友。坐在客厅里，默默地面对着巨大的大理石壁炉，我想起了法裔加拿大企业领袖皮埃尔（PierrePeladeau）的话：“当你独自一人住在一个很大的房子里，你才感受到你所缺少的是生活中最主要的部分。”寂寞和空荡荡使我从主卧室中仓皇逃出，第二晚便搬入了十平方米的最小的卧室。
开学了，我上一门法国浪漫史，一门法裔加拿大文化精华，和一门要命的语法课。系里七个教授，一个秘书。每个教授拥有个人办公室。整个办公楼前后门进口处各有个玻璃框，镜框内刻有每个教授的名字，和他们的办公室门号，我抬头、看，除了我一个姓“康”外，剩下的都是清一色西方人的姓，心里一丝得意：在美国的土地上我跟他们平起平坐了。紧接着而来的却是一绺凄凉感：到底得到的多还是失去的多？这恐怕是我终生都想回避的问题。我要求把课全排在中午十二点以后，因上午我要搞研究及写作。所以整个下午的时间要上三门课，有时因要看图片和录像，要在别的大楼的梯型大教室上，往往是一下课便左手抱着一大堆书籍、磁带，右手推着手推车，上面有全套教学仪器，飞速冲回系里，秘书已等在门口迎接我，在五分钟内必须换好教科书冲向别的教室。我至今不认为自己是个兢兢业业的好教授，教书是个互动关系，若只是讲台上在动，下面累得直打哈欠，我不可能再有激情。十七八岁的美国学生过着一种成年人的日子：恋爱，打工，自食其力，独立生活，每每到课堂上来时已累得半死，经常有人三小时的课没上到一半就撑不住歪头睡着了。有时问一个问题下面会理直气壮地回答你：
我根本不想回答这个问题。
为什么？
我气得紧逼。
因我上周没来上课。
你不认为你的缺席首先是你的失职，你更需要加倍努力听讲吗？
在阿拉斯加和阿尔滨，都有种景观：女教授和摇篮。在女教授的办公室里，你有时会看见摇篮，她们会把孩子抱到办公室，左手摇摇篮，右手写字。
那天下课，我和往常一样左右开弓地窜出教室，直奔办公室，一眼看见我门旁有一辆中国婴儿车。一边开门，广边脑子里在转：婴儿车，在我门旁，还是中国的？不知为何，我又联想起上周开门时，发现有人把一份《底特律时报》塞在我门旁的报刊箱里，打开一看，是揭露中国饮食业漏洞，卖死内脏给人吃。坦白地讲我对这个送我报纸的人有点意见。照理说应该附上一个条子，上面写上名字，并提一下让我看这文章的目的，在美国有许多报道中国的文章，为什么偏挑一个这么恶劣的？来路不明，OK，我正好不读，随手把报纸扔进了字纸篓。
而今天呢又来了辆婴儿车，我得问问清楚。一转身穿过走廊进了秘书办公室，板着脸问她婴儿车的故事。她是个金发碧眼的中年妇女，平时温柔细心，她赔着笑说不了解情况，并说为了使我高兴她可以把车推到她的办公室……话音没落便听见有人开我隔壁办公室门，并推那辆车。那办公室前段时间一直空着，我冲回走廊，竟有个跟我年龄相仿的中国女子把那车推到我隔壁门里。
Hello。
我招呼她，她一转身，激动啊！我们异口同声：
你是中国人？
她是学校新雇来的临时教员，每周教一门课所以门上不刻名字。
那你看见我门上的名字为什么不来找我？
我带委屈地问她。
每次走过你的门口都抬眼瞧瞧你的名字，我一直以为你是外国人，韩国人，或什么的……
好了，好了，你叫什么名字？住哪儿？你去我家好吗？
我的热情和迫不及待不亚于那些十八岁的学生。
皓晶获密歇根州立大学教育学博士，她不住在阿尔滨，每周三下午来一次，从此等皓晶成了我一潭死水般日子中的大事。我会提前到办公室，一进大楼先把眼光投向她的门，若是关着，才扫兴地落到自己的门上。然后一反往常地把门敞开，三心二意地干活。写几个字就往走廊里扫一眼，一听见她的脚步声，把笔一扔就冲向门口去迎接她。可爱的皓晶每次都带好吃的给我，她住密歇根州最富有小资产阶级情调的安娜港（AnnArbor），那儿有全美著名的密歇根大学，很多艺术画廊，欧式咖啡店，一流的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