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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工只能示人以规矩，不能令人巧。学问之道，不思则罔矣！父唯唯而退。清夜思之再三，始恍然大悟。夫阳明者胃也，润者滋养之义。肾气热，骨枯髓减，与热甚伤津同义。津枯液涸，不得用苦燥清热，当以甘润生津，主以益胃之剂，则宗筋得润，筋骨关节自能通利。于是以大剂益胃汤为主方，加入葛根、淮山药，不数剂而腰脊疼痛大减，后以此方加减调理数月而愈。
其次是向同道学习。同道中经验宏富者亦不乏人，只要肯虚心请教，大多能谈其一般心得。但在旧社会因受保守思想之束缚，其关键处则多秘而不宣。对学习同道中的经验，先父采取的办法是；促膝谈心，互相交流，实际观察，临床验证。在他多次组织的义务医疗队中，即以虚心诚恳待人，收到了互相学习、共同提高的良好效果。如壬申年成都地区霍乱流行，家父组织壬申防疫队，同道者二十余人参加，互相推诚相见，争献秘方。经过临床证实，以蚕矢汤和防疫避瘟丹疗效最佳。这不仅对控制疫情起了很大作用，也给先父以后治疗霍乱、中暑痧症、闷乱呕吐、腹泻等症提供了有效的办法。又如同道谢某，惯用升降散加减治疗多种外感疾病，先父虚心求教，谢某以实告之，用于临床，确获显效。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再次是向广大群众学习。先父认为，群众中蕴藏着极大的智慧，医学本身也是从群众的生产和生活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特别是群众中的单方、验方更不容忽视，如能从理论上加以提高，从适应证上加以鉴别，准确地用于临床，常能获得奇效。如先父在四川高师工作时，曾闻一工友谈一止鼻衄奇效方，即用干姜烧黑煎水急服，父即笔录之以待验证。一九三一年，先父因探望叔父去中江。叔友孙某，长期患鼻衄，反复发作，经服清热止血药，愈服愈烈，当时突然暴出不止，血色暗黄，面色苍白，手足厥冷，诊得脉细而迟，舌淡而紫，病属垂危，以为气寒血凝，血不循经而妄行，溢出上窍而发之鼻衄重症。因思工友所告之止衄验方，正合此种证型，乃令急煎炮姜炭15克以暖气摄血。服后鼻衄顿减。先父由此而悟及《金匮》所云：吐血不止者，柏叶汤主之。其方由干姜、艾叶、柏叶组成。此虽为气寒吐血而设，然此类吐衄均为气寒，血出上窍，故可通用。复诊时乃用干姜、艾叶炒黑，以增强温摄之力。
此症虚寒已极，重点在温，故未用柏叶而加用附片。又仿《千金方》柏叶汤加入阿胶以养血调理，再加红参以补气摄血。服此方数剂后即鼻衄全止，未再复发。后先父以此方活人甚多，皆得力于群众验方之启示。
知难而进百炼成钢
先父常说：治学当知难而进，千锤百炼，才能成为好钢。他常以亲身的体会告诫我们，学中医要有四不怕，才能有所收获。即不怕难治之病，不怕难答之题，不怕难讲之课，不怕难写之文。他在临床上遇到难治之病，即动员病家与之配合，治不好绝不轻易罢手。他认为治疗疑难病症，常有无限乐趣。即能探索复杂的自然规律，此一乐也，能救人于危难之中，此二乐也；能丰富自己的学识经验，此三乐也。他在从事中医事业的早期，即在他创办的《医药改进》月刊里，增辟医药顾问专栏，以供中医界及广大群众提出问题。当时多种医药难题接踵而至，使他不得不在诊病之暇，查阅大量资料，通过思考，一一作出解答。他认为这是鞭策自己进行深入学习的好机会。解放前，他在四川国医学院办学期间，对难于讲授的中医课程，凡是其他人不愿讲的，他就主动承担。他说；这并不是我比别人懂得多，而正是感到自己不足，主要是运用教学相长这一道理，来锻炼提高自己。自己若不首先弄懂，又怎能去教会别人呢？这正是促进自己学习的好机会。他还认为，学习中医不但要会临床，会讲授，会解疑，而且要学会写作。通过写作才会使自己的思想条理化，才能系统地总结自己的临床经验，也才能有讲授的教材。古代没有通俗的中医教材，全靠自己消化古书，才能写出讲义来。他所写的《金匮新铨》、《内科杂病讲义》等书，都是抱着这样一种学习态度写出来的。通过写作，也更加丰富了他的祖国医学知识，也为他后期写作的大量医著，奠定了可靠的基础。
诸家兼采推陈致新
先父在学术思想上主张诸家兼采，推陈致新。如他在总结治疗中风经验时说：古代治疗中风，有主火者，有主痰者，有主气者，有主阳虚者，有主阴虚者，有主血瘀者，有主肝风者，凡此种种，都是根据他们当时临床所见而总结出来的，均有其实践根据。绝不能以为一家之偏见面扬弃之，亦不能无视具体情况而偏守一家之说。虽然古代医家各执一端，但证之临床则多合并数因出现，或呈连锁反应。在临床上应把握本病当时所出现的突出证型，分别选用古代医家之法。对证型复杂者，还可综合选用数家之法。对古代医家尚无论述者，则当依据辨证，灵活选用方药。应有敢于推陈致新之精神，使祖国医学不断得到发展，但其基本点应始终着眼于具体证型。
他在：临床上则主张理宜精，法宜巧，方宜平，效宜稳。对各种疑难杂证，常以四两拨千斤之法取得显著疗效。他在运用疏肝法治疗多种内科杂病，选用补阴分而不腻，除湿热而不燥的药物治疗阴虚湿热证等方面，均有其独到创新之处。这些都证实了先父在学术上的指导思想，确有其实用价值。忆肖龙友先生
肖承悰
【肖龙友小传】肖龙友（1870～1960），名方骏，以字行。四川省三台县人，为前清拔贡，名中医师。精通文史，医文并茂，自学成医。一生精研历代中医书籍，理论联系实际，临床经验极为丰富，疗效甚高。历任第一、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央文史馆馆员，中国科学院生物地学部委员，卫生部中医研究院学术委员，名誉院长，中华医学会副会长，中央人民医院顾问等职。
我的祖父肖龙友先生是北京四大名医之一，他的一生为发展中医事业作出了很大贡献，在人民中享有很高的威望，曾有北方肖龙友，南方陆渊雷之说。
我从小生活在祖父身边整整二十年，他慈祥的面容，刚直不阿的性格，刻苦勤奋的学习精神，都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我深深感到他是一位不平凡的中医大师。这篇文章仅仅是我亲自的感受及手头掌握的材料写成的，远远不能反映龙友先生的全部情况，疏漏和错误之处，望了解龙友先生的前辈和同志们不吝指正。
扎实的基本功
祖父肖龙友，本名方骏，字龙友，别号息翁，解放后改号为不息翁。祖籍四川省三台县人，一八七零年二月十三日出生于四川雅安。
我的曾祖父肖端澍，为清光绪戊于（一八八八年）科举人，曾先后任武昌、大冶两县知县。祖父龙友先生出生之际，正值洪杨革命之后、帝国主义竞相侵略、欧西新学输入萌芽之时。当时士大夫阶级仍以科举考试为生路，而祖父又为曾祖父的长子，故自幼严受父教，每天诵习诗书，直至深夜，熟读四书五经、诗赋帖括、四史诸子，同时书法也受到了严格的训练。每当家中来客人时，曾祖父令其背诵，作为待客之礼，深受祖辈的喜爱。故对中国的历史、文学、语言知识，从小就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弱冠之后，祖父赴成都入尊经书院读词章科，考试每获第一。此时博览群书，中医书籍也多涉猎。学习当中古文水平不断提高，中医理论知识不断丰富，这为他以后自学中医打下了扎实的基本功。这也启示我们要学好祖国医学，必须要学好中医经典著作，必须有过硬的古文知识。
动荡的仕途生活
祖父二十七岁时（一八九七年）考中丁酉科拔贡，遂即入京充任八旗教习。其时正值义和团起义，八国联军攻破北京，祖父饱经忧患，曾被迫给洋人背粮，又曾在琉璃厂卖字以度生涯。
事后分发山东，先后任淄川、济阳两县知县。到鲁后正值变法维新之始，行新政，废科举，省会设立高等学堂。祖父为之匣订章程，兼充教习。任知县时，他以办救案与外国神父作斗争而深得民心。辛亥革命后，移居济南任闲职。当时祖父在大明湖畔还留下了碑文，一九六二年我去济南度寒假时曾去寻找，但未找到。
一九一四年祖父奉调入京，历任财政、农商两部秘书及府院参事，农商部有奖实业债券局总办等职，并由执政府内务部聘为顾问。
自学成医的道路
祖父为医，既无家传又无师承。他童年时因曾祖母多病，留心于医药，经常到族人所开设的药铺去请教，渐而在少年时期即能辨药真伪，以后在书院读经史之暇也阅览方书。在读老子及诸子学说中，受到一定的启发，因而悟及岐黄之奥妙，加深了他对中医基础理论的信任及兴趣，进而认真反复地学习研究内、难各经。后因曾祖母血崩久治不愈，促使祖父更加努力学习历代诸医家名著，而略有心得。
一八九二年，川中霍乱流行，省会成都日死八千人，街头一片凄凉，棺木售之一空。很多医生因惧怕传染，不敢医治。而祖父不顾危险，陪同陈君蕴生沿街巡视，用中草药进行救治，使很多病人转危为安。
于是，声誉雀起。这是祖父以医药服务于人民的开始。
进入仕途后，虽在官守，也未间断研究医学。当时所译西医书籍亦多浏览，并在公余之暇以医问世，辄见小效。所以当时的内务部及主管卫生机关多聘请祖父为考试中医士襄校委员，并因而取得医师资格。复以自感数十年浮沉宦晦，于国于民无益，更加深了从医的决心。一九二八年，民国政府南迁后，毅然弃官行医，正式开业，自署为医隐，号为息园，曾撰《息园医隐记》一文刻于扇骨，以述其志。
附：患园医隐记
人必无所显而后得隐。余显乎哉？余志在医国，浮沉宦海，数十年于国事毫无济，即以名位论，不过一中大夫耳。况当叔季之世，并此亦不能得邪？四顾茫茫，行藏莫测，内人告余曰：子非深于医者邪？既不能显达，出所学以医国，何不隐居行其术以医人．倘能合彼就此，我闻医亦大夫也。医虽小道，亦自利利他之道也．如果是，吾将与子偕隐约而终老。余曰：诺。乃卷藏退密而业大夫之业，因自署为医隐焉．是为记．时在壬子之冬（一九一二年），越十七年己巳（一九二九年）刻于扇骨。
息公努力经营中医事业
（一）实事求是的医疗作风祖父治病素以诊断高明而为人所敬重。在医疗上他既全力以赴，却又从不吹嘘。能治者则治，不能治者则不包揽。现举一例说明之：
一九二四年，孙中山先生患病，不能饮咽，同事祖父给予诊治。检诊后，祖父断为病之根在肝。多
人苦求开方，因明知病入膏肓，非汤药所能奏功，故坚不与方药。后经解剖，证实孙中山先生所患乃系肝癌。此事说明祖父诊病非常准确，并具有实事求是的医疗作风。当时这件事轰动了社会，祖父的医名进一步流传开来。
（二）开创了中医进入西医院用中药治病的先例祖父行医以来，理论联系实际，因此疗效甚佳。当时德国医院（现北京医院之前身）之德国医师狄博尔，因闻祖父大名，经常约请祖父会诊。所会诊之病多是疑难重症，如大脑炎、黑热病，子宫瘸、糖尿病、噎嗝病等。祖父不畏艰准，悉心予治，所会诊之病例
常单以中药而愈。在中医受歧视的旧社会，中医没有自己的医院，也没有资格进出医院，更不要说在外国人开设的医院服用中药。而祖父以他高超的医术；博得了西医界的信任和尊重，开创了中医师进入西医院用中药治病的先例，为中国人民，特别是为中医界争了气，由此他的威望与日俱增。
（三）急病人所急，痛病人所痛祖父开业后，投医者很多，上午门诊，下午出诊，有时还要应邀去
外地治病，终日忙碌不堪。他看病心正意诚，对待患者一视同仁，每遇穷苦病人，常不收诊费，或解囊相助。祖父工作时，聚精会神，一句闲话不说，也不许家人打扰。每遇棘手之症，投药一时未效时，他总是反复思考，茶饭不香，甚至常于夜间翻阅医书，终宵不眠，直至考虑出更为妥当的治疗方案并取效时，始感轻快。每于出诊遇重病患者，回家后常多次用电话或其他方法联系，以了解病人服药后的反应及病情的变化，从而斟酌下一步的处理。总之，他的心中总是惦念着病人，他确实做到了急病人所急，痛病人所痛。
（四）发展中医教育披荆斩棘祖父不仅忙于诊病，并为发展中医教育苦心经营，力主举办中医学校。在国民党反动当局提出废止中医中药时，他克服重重困难，与名中医孔伯华先生共同创办北京国医学
院，与孔先生共任院长，亲临讲坛，以发展中医学术，造就国医人才。在国医学院经费困难时，祖父倾囊维持，甚至与孔伯华先生在学院看门诊，把所收费用交给学院，以贴补经费的不足。历时十余年，毕业学员达数百人，对当时的中医事业起到了挽救和促进作用。
但是，国民党反动派一贯歧视中医，北京国医学院后来被迫停办。当该校停办，而焦易堂先生所主持的国医馆请设学校又不获准时，祖父义愤填膺，当即作《七律》三首，以示对国民党反动派当局的不满。
七律
闻北平各医校因当局干涉，均已停办，感而赋此，意有所在，不计词之工拙也。
（一）
不重中医国必危，
当年保种是轩岐。
讲明生理人繁衍，
说透天元族大滋。
黄帝子孙盈宙合，
僦师徒众满中畿。
倘教知本同医国，
四万万人孰敢欺。
（黄种之人，实因黄帝讲明撮生之道，所以人种繁衍，至今偏重西医，未免数典忘祖。果使舍己芸人真有利益，何尝不可。学问公器也，讲学公理也，何中西之有哉！）
（二）
中医无文误文襄，
彼对医经不外行。
社会虽开徒聚讼，
讲堂能设自多方。
欲从新化分科目，
须请明人改学堂。
倘不同谋存国粹
有心甘让刘邦强。
（张文襄）当日手订学章，于各大学增设医科，仅有西无中。柯君逢时曾质问之，谓宜中西并重。张曰中医太深，一时难求教材，取西医者以有现成课本可援，且与军事方面有关。中医稍从缓，再设专校可也。那知一缓至今，竟为学西医者作为口实。而教育部据此只准立医社，不准设学堂，嗣后国医馆请设学校，原系补缺，已由中政会通过之条例，而卫生当局竞串通行政院秘书长，将条例改变。以褚（2）为西医界之首领也，故有此权力，不知行政机关何能擅改立法机关通过之文，而当局竟引以为据，亦可怪矣。）
（三）
医判中西徒有名，
天公都是为民生。
学人何苦交相诟，
志士终归要有成。
友国维新真得计，
吾华蔑古太无情。
一兴一废关强弱，
不敢相从要品评。
（医无中西，同一救人，不过方法不同耳。即以针而论，西医用药针，便则便矣，但与经穴毫无关系，如能按穴道使用，则奏效当更速也。中医用针灸，按穴道，调理气血，万病皆宜，且获奇效，不过精者少耳。国家如能提倡，不患崛起之无人，传法之不广。医学关国家兴废存亡，非同小可，吾敢断言，纯用西法，未必能保种强国，如提倡中西并用或有振兴之日。谓余不信，请以十年为期，国家如有意兴学育才，十年之后，中医如不能有成，鄙人愿受妄言之罪，即时废止，决无异言。倘听其自生自灭，不之闻问，吾恐不出十年，中医绝迹矣。到中国之中医绝迹，而西医必将中法拾去研究，一旦发扬，华人又必转于西国求中法矣。吾念及此，声泪俱下，不知同道中人，作何感想也。）
解放以后，祖父仍是念念不忘中医教育。他认为必须学校医院并设，使学习和临床同时互有经验，否则不易取得良好效果。一九五四年他以八十四岁高龄当选人民代表，不仅亲临会议，并积极提案设立中医学院。后来国家参照他的提案，于一九五六年在全国创办了第一批四所中医学院，发展至今中医教育事业可谓朝气蓬勃、成绩卓著。想祖父在九泉之下，一定感到欣慰。
主要的学术思想
（一）临证详审四诊，最重问诊在临床上祖父重视辨证论治，主张四诊合参。他在新刻《三指禅》
序中曾云：中医治病以望闻问切为四要诀。望者，察病人之色也；闻者，听病人之声也，问者，究病人致病之因也；三者既得，然后以脉定之，故曰切。切者，合也。诊其脉之浮沉迟数，合于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