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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并非如此，人们也受到个人天性的驱使。大自然以一种特别的方式留下指印，使我们在不同处境下倾向于拥抱、容忍或断然拒绝。我们仅仅是经验的总和而已。
性心理阶段受到生物与环境的影响，除了弹性的范围之外，还有一套发展的内部计划，有一种内在的潜能不断前进着。适度地关爱孩子，指的必然是以适合每个孩子天生倾向的方式去栽培他们，意即给予孩子支持。孩子不是可供记录的空白帆布，而是有自己逐渐展开的生长模式。这观念绝不是“抹煞幼儿期的关键重要性”，相反地，它使我们更了解维持自然进步的最佳方式。自然进步正是发展的一部分。
一个6岁男孩对学校新老师的阅读课似乎毫无兴趣，这情形令该名老师颇为挂虑。于是，她就向较资深的教师询问这孩子的事情，才发现他的父母刚分居，于是便把他的行为归因于他正处于充满压力的情境。因此，新老师在班上就较少给他压力，从不叫他回答问题，或强迫他做困难的作业。
几个月后她得知，那孩子早在父母分居之前，在学校的发展就已经非常缓慢，倒是一对一的教法反应比较好。虽然他一直不是学习很快的孩子，但在每周一次的课后特别教学中，由于她的鼓励，使他在班上的参与度提高不少。她对这个结果十分满意，更何况这男孩的其他科目也有进步。
了解某些区域较受制于遗传模式，某些区域则较有弹性，应该是孩童与自我研究课题的一部分。父母、教师、医师与治疗师若是知道，从何处着手可以形成最大的影响，或是就遗传时间表而论，时时把大自然的计划牢记在心，将会受益不少。
然而，在认识个别的孩子时，我们是否应等待孩子从我们特别的指导中得到好处？或是尝试强加给我们的想法？反过来说，在孩子需要时—即使这需要似乎比其他孩子来得早，我们是否已经准备好伸出援手？或者总是要等到“平均”的时候？孩子的个人特质逐渐显现之际，我们是否能够干涉或阻挡？
待我们对大自然的生长设计图多加了解后，才能回答这些问题。
解决冲突
虽然，在恋母情结时期与父母抗争的明确特性，也取决于家庭的变迁与发展，但观察同卵双胞胎共有的抗争可能性，也是很有趣的。前恋母时期、潜伏期与青春期等阶段，也是受到生物蓝图的设定，它影响了心理与生理组织的变化。
这个事实或许十分难以想像：一个由于父母被迫逃往他国而离开家园的小女孩，最深恶痛绝的不是失去住所或离开故乡，而是中断与同伴的关系。这种反应，在她的发展阶段而言是很具体的，那是该年龄看待各种关系的顺序，但三四岁的孩子就不至于如此。或者，我们再想想两岁小孩在自我控制（如大小便训练）的努力，这也是在这个年龄才会出现的现象，5岁孩子就不太常有这种情形。因为他们在不同的情况下，会有不同的事情需要处理。
其实，偏离发展路径也有时间表。换句话说，天生体质会影响神经官能症的发生。我们在上一章已经提过，特定的遗传疾病具有一对一的遗传关系。目前要讨论的并非遗传是否影响发展失序，而是遗传对发展失序有多少影响，意即倘若发展偏离了航道，是否回得来？
假如某个发展结果，因环境或遗传而加速或延缓，有机体是否能够弥补这偏差，并且回到偏差发生前的发展路径？或者是日后整个模式都因而变动？
弗洛伊德发现，每个发展与成熟阶段，都有一套对应的冲突，这些冲突若得到解决，便能导向新的阶段与新的冲突。健康并非意指没有冲突，就像脑部没有损伤并不表示健康。健康是得以解决童年的冲突，而且在以后的日子里，能解决每个人内心与环境的抗争；健康是尽管有这些冲突，仍然能够去爱与工作。
就这个意义来看，5岁孩子的恐惧、噩梦、对原始愿望的罪恶感、恋母挣扎等病症，都是健康发展可以预见的部分，并导向弗洛伊德所谓的婴儿期神经官能症（infantile neurosis）。对成人来说，这可能代表不正常，但对那年龄的孩子而言，则是正常成长中可预料的一部分。
正常与异常
我们其实可以说，弗洛伊德把神经官能症“正常化”了，至少把它的出现与消失，都看成健康发展的一部分，而且影响力将持续一辈子。孩子两三岁时仪式性的行为（如不断重复同样的游戏、上床时间要求同样的习惯动作，或是希望大人一字不变地说同样的故事……）似乎情不自禁，但对这个年纪的儿童来说是完全健康的。因为如此一来，孩子在持续性与规律性方面的需要，可以得到满足，而再大一点则不然了。
当然，发展方面真正的异常确实存在，但也可以视之为隐含在发展的过程里，而且并非单一的疾病实体。正如乐伯维奇（Serge Lebovici）与戴肯（René Diatkine）的看法：
认为孩子没有外显的病征就属正常，是不对的。因为这样会忽略了内隐的病因……我们必须提出有关“正常”与“异常”的概念，因为我们无法明确定义这些概念，并实际运用于医疗中。
如此有力的观点使我们了解到，冲突与异常也是发展过程的一部分。一位精神病医师在回顾这趋势时表示：“‘疾病’（disease）出局；‘异常’（disorder）进场。”因为“异常”指的就是次序失常—这是成熟与发展在井然秩序中的一阵骚乱。
单单考虑异常的个别现象，会令人误入歧途，因为这些异常现象隐含在生长过程中，并受到体内基因与外在环境的指引。发展有正常、异常与间断等情形，旧的阶级组织与操作方式，会随着成长而被新的阶级组织与操作方式取代。虽然我们可以假定一种井然的顺序，但是，个人似乎较偏好走自己的路，制造出无数种健康与不健康的变化。无论这些阶段是多么明显预见，每个孩子都有他自己的发展时间表。若要标出确切的时期（几星期、几个月时某些能力会出现），等于是忘记了互动性与变异性，又把先天与后天的问题交回二分法了。
玛琳的需要
其实，错综复杂的偏离正轨与周期性的变动，是发展范围的一部分，我们可以倚赖基因与环境来发挥功能。有些孩子的发展阶段会互相重叠、速度迟缓，没有明显的区分与中断现象；有些孩子似乎固定在某种特定的运作方式，无法进展到下个阶段；还有些孩子同时出现几个阶段，远远把其他孩子甩在后面。有人发展得特别快速，有人则动作慢得令人心急。
玛琳是个聪明的27岁女郎，服务于一家律师事务所，她描述自己在社交接触上无止境的需要：
晚上下班后独自一人时，她会打电话和朋友聊上几小时，拼命想听别人的声音，也要别人听她说话，朋友询问她每天的生活与感觉时，她更是留意对方问得是否真诚，或者只是敷衍了事。
在工作方面，她对自己在同事间的地位也一样敏感。虽然有些男士被她吸引，其中一些人也跟她约会了很长一段时间，但对她而言，男朋友总是供不应求。
玛琳有钱便大肆购物，钱花光时就伸手向父亲要，从来不太清楚自己每年究竟要花多少钱。出门时虽然很喜欢穿昂贵的衣服，但她形容自己的房间有如随时处于紧急状态下，需要极度警觉，因为随时有人会突如其来探访她。
就本质来说，她是什么人取决于别人如何对待她。她可以是个女皇，也可能是个清洁妇；可能天资聪颖，也可能是文
盲—一切都得看她觉得别人怎么看待她。她从来不确定对自己的感觉，她的独立意识与自我个性从来不曾生根。她为自己总是缺乏满足感而怪罪家庭，怪妈妈不知道该如何帮助她，也怪爸爸太过忙碌。或许他们对她的帮助确实不够，不足以帮她克服缺乏组织力的缺点，但她也渴望别人帮助她完成她自己做不到的事。
在玛琳的发展过程中，我们看到不同的阶段同时存在。她原始的口腔期要求，以及执意证明自己的女性特质，都显示出她一直没有过渡到下一阶段。各阶段并没有阶级差异、划分界线或是不连贯的情形，即使玛琳已经自青春期进入成人期，每个阶段仍然与其他阶段共存。这个模式不同于其他较常见的模式，例如有些人停留于以口腔期为主且十分倚赖的阶段；有些人仍受限于肛门期的身体控制与强制性行为的约束。然而，发展的次序若是产生混乱，任何结果都可能发生，造成失序与不适。
共享发展模式
过去人们把神经官能症（neuroses）视为一个笼统的心理疾病名称，后来弗洛伊德把神经官能症的各种病症和发展阶段的过程相联结，借此他所看到的是：生命周期的情境、生命的静止或变化、遗传的成长时间表和具有特殊弹性的关键期所导致的心智失常。既然发展次序提供了这个过程的基础，恐惧症、强制症与焦虑症的状态，都可以说是出于发展上的失序，和遗传设计图与天生性向有关，并受到来自环境的刺激。
我们已经看到，在不同家庭长大的同卵双胞胎，通常都享有相同的发展模式。所以他们共有的这些变异，也不至于令人感到讶异。
彼得与帕利是荷兰的一对双胞胎，由不同的家庭抚养长大，直到22岁，两人才知道对方的存在，并见了第一次面。
两兄弟被形容为“在洞察力与情绪反应方面，相当拘泥于小节”，两人童年时期都很神经质，也都会咬指甲。帕利还会挖鼻子、尿床与口吃。彼得较大时，一担心考试就会乱拔眉毛。兄弟俩在青春期都心绪不安、紧张与烦恼，而且都选择一位较年长的男人为良师，以致彼得的母亲指责他有同性恋倾向。
帕利描述自青春期以来即有的一些模糊感觉，这种内心的纷扰感可以持续几小时，甚至几天之久，让他觉得自己“死了一部分”，而且喉头周围有疼痛感。他觉得当时的声音“不对劲”，老是咕哝着，话也说不清楚，却怎么也改不过来。
彼得也谈到，自青春期以来，他即产生一种说不出的感觉，好像快“死掉”一样，这种感觉会维持好几天才消失。有时候，他觉得好像有东西在喉头附近，自己的声音在当时好像“调子不对”，但又无法抑制口齿不清。
不同家庭长大的同卵双胞胎，享有许多同样的情感失序，如畏惧、焦虑、异常的倚赖、吸吮大拇指、睡眠问题等。他们也共有精神方面的疾病，如精神分裂症与抑郁症。有趣的是，每对双胞胎恐惧的内容也各有不同。
天生会害怕
小女孩在梦中看到的巫婆或仙女，只可能长得像她认得的人，尤其是父母、兄弟姊妹、朋友或照顾她的人。这种经验仅属于她个人所有，而且只存在于她的环境中。她特殊的关系、梦想、恐惧或发展阶段，对她而言都是独一无二的。在这些范畴内，这女孩与其同卵双胞胎之间类似的程度，并不比任何一对孩子来得多。为了解释这些恐惧所提出的理由，也是很个人化的：某个女孩为自己的恐夜症而怪母亲太强势；另一个女孩因自己害怕动物，怪父亲太过威严或总是不在家。
但是，无论害怕的对象是什么，“害怕”倒是孩子普遍都会的。布沙尔与同事在明尼苏达大学进行的研究中发现，有三对生长于不同家庭的同卵双胞胎，都有同样的恐惧，或是都害怕几样东西—怕水、怕高、怕受牵制。环境的影响可能修正、拖延甚至消除这些恐惧与焦虑，然而，有些人天生的恐惧倾向会对引发新恐惧、唤醒旧恐惧有所准备，有些人则否。
彼得与帕利在这方面似乎十分脆弱，任何事物都无法让他们心绪安定，而错并不全在环境。倘若他们不是双胞胎，或许有人会以为是环境使然。两兄弟显然有相似的困扰，恐惧倾向比非双胞胎更厉害，而且自出生即存在于他们的发展模式中，终其一生，受其影响。
当然，因分离与恐惧而产生的焦虑等问题，总是隐身于重叠的关系中。因为这类问题只会在与父母、兄弟姊妹或同龄人互动的情境里出现。我们应该注意的是，发展的困难是因这些关系所致，或是只是表现在这些关系中。
思索存在意义
既然发展与冲突的时间表确实存在，过去视各种关系为形成冲突的惟一原因，现在可能要重新评估了。我们可以看出，亲子互动并不是所有情绪困扰的惟一成因，或许只算是最接近的原因。因为孩子进入生命中第一层关系时，体内已带着井然有序或茫然失序的倾向或易感性，绝不是父母某些做法所致。
我们的生活会取决于我们所记得的事件，以及外界迫使我们去应对的情境，例如：找一份工作、找个伴侣、找栋适当的住宅、找好医生、为子女找好学校、找较安全的水和够好的食物……我们在做这些事情时，并不了解这些行为的内在发展模式，因为它们往往显得毫不相干，无关紧要。但这不仅是为人父母者的机会，身为哺乳类动物的我们更该借此去深思生存的目的，使生命的延展更有意义。
我们能熬过生活中的艰难困苦，运用特别的爱与关怀的能力，也依各人的特色而有所不同—不同的内在生长与存在计划，和互异的经验。
这么一来，我们面临了一个令人困惑却很有趣的议题：一座把个人“天赋”和“环境”相结合的多面向桥梁—也就是“适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