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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帝亲政后，复设军机处，鄂尔泰与张廷玉分任满、汉军机大臣，总理朝廷大政，并将雍正帝生前的谕旨入于遗诏，说：“此二人者，朕可保其始终不渝。朕万年之后，二臣着配享太庙。”朝臣配享太庙，前此如费英东、额亦都等，都是满洲元勋。汉人文臣配享，是历来所不曾有。清朝一代，也只有张廷玉一人。
鄂尔泰、张廷玉主持军机处后，权势尤盛。乾隆帝为防范满、汉朝臣结党，屡次申谕饬戒。1740年4月，在一个谕旨中说：“无知之辈，妄行揣摩，如满洲则思依附鄂尔泰，汉人则思依附张廷玉，不独微末之员，即侍郎、尚书中，亦所不免。”“鄂尔泰、张廷玉乃皇考与朕久用之好大臣，众人当成全之，使之完名令节，永受国恩。”“二臣当更仰体朕心，益加敬谨，以成我君臣际遇之美。”《啸亭杂录》说：“上习知其弊，故屡降明谕，引宪皇帝（雍正帝）朋党论戒之。”乾隆帝亲自处理朝政，大权独揽，又一再告诫，防止朋党的形成。
鄂尔泰是著名武将，又主持文坛，为翰林院掌院学士，主考会试，门下满、汉臣僚甚众。受命辅政，位至尊显。子鄂容安也在1736年授任翰林院编修、南书房行走。后转侍读，擢升詹事府詹事。鄂氏一门在朝中权势甚盛。左都御史仲永檀乾隆元年进士，是鄂尔泰主考的门生。乾隆七年十二月被揭发与鄂容安结党营私，将密奏留中事泄露。乾隆帝说他“依附师门，将密奏密参之事无不预先商酌，暗结党援，排挤不睦之人，情罪甚属重大”。审理此案的王大臣请将鄂尔泰革职拿问，乾隆帝特予宽容，“交部议处，以示薄罚”，仍留原任。鄂容安革职，仲永檀死于狱中。1745年正月，鄂尔泰因病请解任，四月病死。
鄂尔泰获罪后，张廷玉主持军机处，权势益重。张廷玉是安徽桐城人，康熙时曾以翰林院检讨入直南书房。雍正时，为翰林院掌院学士、国史馆总裁、会典总裁，晋为大学士，草拟皇帝谕旨，深得雍正帝倚信。乾隆帝即位，受命辅政为总理事务大臣。元年，复为大学士、军机大臣。二年，与鄂尔泰同进三等伯。汉人文臣爵至侯伯，为前此所未有。张廷玉以进士出身，得三朝倚任，在朝连膺重任，并一再充会试考官，成为汉人文臣和文坛的领袖。
早在1741年，左都御史刘统勋即上奏说：“外间舆论，动曰桐城张、姚两姓，占却半部缙绅。”“今张氏登仕版者，有张廷璐等十九人。姚氏与张氏世姻，仕宦者，有姚孔振等十三人。”1746年，乾隆帝因廷玉年老，命其次子张若澄入直南书房，以便扶掖入朝。1748年，张廷玉以老病乞休，乾隆帝不准。1749年冬，再次乞休。乾隆帝不悦，乃许致仕。次日，张廷玉未入朝，只命若澄入谢。乾隆帝大怒，命发旨诘责。张廷玉随即于次日晨入朝谢恩。乾隆帝又怀疑草拟诏旨的汪由敦泄露内情，将汪由敦革职，削去张廷玉伯爵，命以大学士衔休致留京。1750年，张廷玉疏请南还，乾隆帝更怒，严加斥责。张廷玉疏请治罪。1755年4月病死，仍命配享太庙。
张廷玉在乾隆朝，执政十余年。作为汉人文臣的领袖和代表，权位至于极盛。乾隆帝倚用汉人文臣而又时加控制，并一再宣告“满汉均为朕之臣工”，不得相互歧视。乾隆帝即位后约二十年间，满汉大臣之间并未出现严重的朋党纷争。
鄂尔泰死后次年，其侄鄂昌任广西巡抚，奏请将鄂尔泰列为广西名宦入祀，遭到乾隆帝的驳斥。1747年，乾隆帝令督抚大臣举贤自代。鄂昌举荐广西布政使李锡泰，说他“堪膺封疆之寄”。乾隆帝说，他曾召见过李锡泰。李锡泰痛贬前任广西巡抚托庸的坏处，极力称赞鄂昌居官的好处。现在鄂昌又来举荐李锡泰，这怎能避免党同朋比之嫌？1755年初，乾隆帝还在诏谕中说起，张廷玉当年乞休时，曾奏称史贻直曾说他不宜配享太庙，请求保证。史贻直是在单独奏对时说过这样话的。张廷玉怎么会知道？这能说没有揣摩朋党之风么！又说，南巡时准令兵部尚书梁诗正解职归乡，奉养老父，就有人怀疑，说是因汪由敦排挤而去。倘使汪由敦能在朕前排挤梁诗正，何以不能救护张廷玉？这不是很明白么！又下谕说：“徇情曲庇，即是党援门户之渐。昔皇考洞悉此等陋习，大加振刷。如查嗣庭、吕留良诸案，实足以挽颓风而励名教”。“倘以日久渐弛，复萌故智，将来如有似查嗣庭、吕留良不法之案，朕亦非不能执国宪以警奸顽者。诸臣其苦均之。”乾隆帝此谕，向诸臣发出警告，表明他也将惩治查嗣庭案一类的事件。果然，这年二月，便有胡中藻、鄂昌狱兴起。
江西新建人胡中藻，1736年考取进士，鄂尔泰为会试正考官，因而自称鄂尔泰门人。得到鄂尔泰的赏识，被视为“昌黎（韩愈）再世”。鄂尔泰死后，胡中藻出为陕西学政、广西学政。后解任归江西。
胡中藻平居吟诗，与鄂昌相唱和。汇集所作诗稿题为《坚磨生诗钞》，礼部侍郎张泰开曾为作序刊刻。乾隆帝因而怀疑鄂昌与胡中藻等结党怨望。1755年2月，密谕广西巡抚卫哲治：“将胡中藻任广西学政时所出试题及与人唱和诗文并一切恶迹，严行察出速奏。”卫哲治查出胡中藻曾出试题及唱和诗三十六首与在陕西时诗文一本奏呈。3月2日，乾隆帝又密谕协办陕甘总督刘统勋，乘鄂昌去安西之际，亲往兰州鄂昌抚署，“将其与胡中藻往来应酬之诗文、书信，严行搜查，并其与别人往来字迹中有涉讥刺嘱托者，一并搜查封固，差妥人驰驿送来”，并严示“不可预露风声”。13日，乾隆帝召谕大学士九卿等朝臣，痛斥胡中藻“诋讪怨望”，“非人类中所应有”，指斥胡中藻集内诗句“又降一世夏秋冬”，是隐喻清朝传三世以后至乾隆时“又降一世”。“一把心肠论浊清”，是“加浊字于国号之上”。呈南巡诗有“三才生后生今日”，是詈骂乾隆帝在三才（天、地、人）之后。又所出经义试题有“乾三爻不象龙说”，“乾隆乃朕年号，龙与隆同音，其诋毁之意可见。”等等。
乾隆帝还说：“伊在鄂尔泰门下，依草附木，而诗中乃有‘记出西林第一门’之句，攀援门户，恬不知耻。”乾隆帝认定：“胡中藻之诗，措词用意，实非语言文字之罪可比。夫谤及朕躬犹可，谤及本朝，则叛逆耳。”“鄂昌身为满洲世仆，历任巡抚，见此悖逆之作，不但不知愤恨，且丧心与之唱和，引为同调，其罪实不容诛。”最后说：“朕不得不申我国法，正尔嚣风，效皇考之诛查嗣庭矣。”随即将鄂昌、胡中藻拿解来京审讯，并将张泰开革职。
乾隆帝亲自铸成此案，旨在打击权势显赫的鄂尔泰家族，消除大臣间的朋党积习，用意是明显的。但以胡中藻狱为引线，任意指斥诗句为诽谤，则又继承了前朝以语言文字之过处置大臣的恶例。
雍正帝在位时因力矫康熙末年的积弊，施政不免严猛。乾隆即位的次年即1736年（乾隆元年）就在诏谕中说：“大抵皇祖圣祖仁皇帝时，久道化成，与民休息，而臣下奉行不善，多有宽纵之弊。皇考世宗宪皇帝整顿积习，仁育而兼义正，臣下奉行不善，又多有严峻之弊。朕缵承统绪，继述谟烈，惟日孜孜，正欲明作有功，以几惇大成裕之治。”乾隆帝这段话表明：他力图矫正前朝施政或宽或严的弊端，以“宽严相济”作为自己的施政方针。
他依据宽严相济的施政方针，对前朝已经处置的重大案件，又重新做了处理。当年雍正帝严惩宗室兄弟，翦除政敌允禩、允禟一党，令其削籍离宗，赐名阿其那、塞思黑。允禩、允禟相继死于狱中。宗室多人也被株连。乾隆帝即位后，于1735年九月，诏宗人府依圣祖康熙帝处置宗室例，将宗室、觉罗中有因罪革退名号，并其子孙除去玉牒，不准载入者逐一查明，分赐红带、紫带，附载玉牒。十月，谕将雍正帝拘禁的允禵宽宥。已死的允祉收入谱牒。又命廷臣重议允禩、允禟子孙事。十一月，又依照康熙处置莽古尔泰等例，将允禩、允禟的子孙，给与红带，收入玉牒，即重新承认他们的宗籍，仍为皇族。乾隆帝此举，旨在争取皇族宗室的支持，用意是明显的。
雍正帝处置年羹尧案，涉及依附他的汉人文士汪景祺、查嗣庭，家属子孙均被流放。1736年3月，下诏赦免了汪景祺的子孙、兄弟族人。查嗣庭受牵连的后代子孙，也得以从宽发落。
乾隆帝在宽赦前朝满汉罪臣家族亲属的同时，又严厉处置了曾静、张熙。曾静及弟子张熙，因雍正时传播吕留良反满思想，劝说岳钟琪反清案被拘。雍正帝赦其死罪，命往江浙各地宣讲，自陈悔悟。乾隆帝即位后，随即加重处置，说：“在皇考当日或可姑容，而在朕今日断难曲宥。”1735年12月，将曾静、张熙凌迟处死。乾隆帝初即位，即处置曾、张，旨在镇压汉人的反抗，用意也是明显的。
另一方面，他还加强了对汉人文士的选拔任用。经过康、雍两朝采用汉制统治广大汉人地区，汉人文臣已在统治集团中逐渐占有重要地位。乾隆帝即位后，在处置曾、张以镇压汉人反抗思想的同时，又以多种方式，选擢文士，开拓仕途，以争取汉人文士的臣服。
康熙时曾于科举定例之外，特设博学鸿儒科，擢选文士。1735年8月乾隆刚即位，就于11月下诏说：“皇考乐育群材，特降谕旨，令直省及在朝大臣，各保举博学鸿词之士，以备制馆之选。乃直省奉诏已及二年，而所举人数寥寥。……朕因再为申谕，凡在内大臣及各直省督抚，务宜悉心延访，速行保荐，定于一年之内，齐集京师。”
次年二月，各省所举文士即有一百余人到京。九月，在保和殿御试一百七十六人，命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及吏部侍郎邵基阅卷。考取一等五名，二等十名。乾隆帝亲自召见，授一等刘纶、潘安礼、诸锦、于振、杭世骏为翰林院编修。二等中由科甲出身的陈兆仑、刘玉麟、夏之蓉、周长发、程恂授为翰林院检讨，未经中举的杨度汪、沈廷芳、齐召南授为翰林院庶吉士。1737年（乾隆二年）7月，张廷玉等又考取续到的博学鸿词之士一等万松龄、张汉为翰林院检讨，二等朱荃、洪世泽为翰林院庶吉士。博学鸿词科是皇帝特设的制科，考取者即可入官翰林院，一时被士林视为殊荣，贵于例行的科举。
1737年5月，举行定例的科举，考取于敏中等三百二十四人，赐进士及第三人，进士出身八十人，同进士出身三百四十一人。殿试进士，原由主考官阅卷。乾隆亲自阅定前十名，诏谕主考官说：“卿等所拟第四卷，策语字画俱佳，可置第一。所拟第一卷改置第二。所拟第七卷亦佳，可置第三。所拟第二卷改置第四。”乾隆帝亲自阅卷，决定名次，掌握了科举取士的权柄。同年，又亲自考试翰林、詹事等官，说：“非朕亲加考试，无以鼓励其读书向学之心。”阅卷后，依文字优劣，定为四等，分别予以升降，以至休致。乾隆帝由此加强了对文士的选擢和控制。康熙以来，国子监生和知县官缺，可输钱米捐纳，是一项弊政。乾隆帝即位后宣布停止捐纳，也有利于科举取士制的实行。
1736年6月，乾隆帝命内阁学士方苞主持选颁四书文，将明朝及清初的科举应试文章，选集数百篇颁布，以为举业指南。六年正月，又谕各省督抚学政，采访近世研究经学的著述，不拘刻本抄本，随时进呈。十四年十一月，诏谕各省公举潜心经学之士，不拘进士、举人、诸生以及退休闲废人员，以应精选。由此访得顾栋高等名儒四人，于十六年并授国子监司业。乾隆帝通过多种途径察访文士儒生，也从而加强了对文化思想的统治。
盛世伟业
乾隆帝期间是封建帝国历史上空前的繁荣，在军事、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都达到的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高峰。与同时期世界各国比较，康乾盛世都是最高峰，堪称第一国家。创造了中国历史上一个盛世。当时中国的人口和经济总量都约占世界的三分之一。
清王朝建立起封建制的统治后，征收赋税是对广大农民的主要的剥削方式，也是向地主索取钱粮的主要手段。因而减免赋税便成为朝廷争取各阶级民众的最便当的方法。乾隆帝即位时，前朝建树的富盛的国力，为他准备了减免赋税的物质条件。父祖因减免赋税而博得赞誉的事实，又为他提供了借鉴。乾隆帝初即位下诏颁布合行事宜，恩赏各级官员，即令查明“各省民欠钱粮，系十年以上者”，“候旨豁免。”甘肃省因连年负担军需，雍正帝在世时已有旨，将本年地丁钱粮全行捐免。此后十年间，乾隆帝不断减免各地赋税。全省通免及一次减十州县以上者，屡见于清《高宗实录》及乾隆《会典》。
1736年2月，在豁免甘肃应征钱粮的同时，又谕“陕西只征一半，以昭格外之恩。”又免贵州通省钱粮一年。二年，免顺天直隶额赋，免山东正项钱粮一百万两。三年，免江南松江府额赋。四年，免陕西榆林等十一州县逋（欠）赋。六年，免福建台湾逋赋，江苏苏州等府属逋赋。七年，免直隶、江苏、安徽、福建、甘肃、广东等省雍正十三年逋赋，并免江南、浙江未完雍正十三年漕项。十年六月，又命普免全国次年钱粮，下诏说：“朕临御天下……，躬行节俭，薄赋轻徭。……是以左藏尚有余积。数年以来，直省偶有水旱，朕加恩赈济，多在常格之外。如前年江南被水，抚绥安插，计费帑金千余万两。”“朕思海宇乂安，民气和乐，持盈保泰，莫先于足民”，“将丙寅年（1746）直省应征钱粮，通行豁免。”廷议三年之内轮免一周。
乾隆十年下诏普免钱粮，一时颂为盛事，也说明当时确是财力充裕，库藏有余。乾隆帝即位后的十多年间，正如他自己所说，各地遇有水旱雹灾地震等害，也都加赈济和减免额赋，并一再废止各地的多项杂税，史不绝书。乾隆帝以减少税收的办法，安定人心，防止动乱，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乾隆帝即位日久，宫廷生活也日益侈靡，任情挥霍。典型的事例，是1751年冬为太后举行的60寿辰庆典。康熙帝曾为孝惠皇太后祝贺六十寿辰，贡献各色珍贵礼物，备极豪侈。但孝惠太后仍令停止筵宴，以为限止。乾隆帝效法乃祖，也为生母皇太后祝寿，但其豪华远远超过康熙时的庆典。
北京城西有圆明园，原为雍正帝即位前藩邸赐园。圆明园之南，有畅春园。康熙时，以明人别墅改建。乾隆时，孝圣太后常居此园。11月25日为皇太后生日。19日，皇太后自畅春园去万寿山游幸。次日，自畅春园启銮，入城，入居皇城的寿康宫受贺。
皇太后的庆寿活动虽在京师举行，但成为全国各省都要鼎力筹办的大事。早在本年春初，即由在京王大臣奏准，于万寿山至京一路，“分段预备，公祝圣寿。”乾隆帝诏谕各省督抚，先期遣人进京，按分派地段，预备经坛、戏台之类，“以展臣子祝嘏之诚，而玉辂经过，亦可仰承圣母欢心。”各省督抚自然竞相贡献，争奇斗艳。
城外自万寿山至西直门，城内自西直门至皇宫西华门，沿路十余里遍设万寿彩棚、戏台、灯彩楼阁之类。城内道路两旁房屋均被遮挡不见。广东省搭设的“翡翠亭”，宽约两、三丈，亭瓦全用孔雀尾翎毛，不下万眼。湖北省搭建“黄鹤楼”，重檐三层，用玻璃作墙壁，高七、八尺。浙江省献“出湖镜”，在广榭中用大圆镜嵌入藻井，小镜数万堆砌四旁，构成镜壁。人入其中，即可照影千百。各省搭设的祝寿棚，互竞豪侈，剪彩为花，铺锦为屋。每数十步，设一戏台。南北戏曲及四方乐舞，在台上演出祝寿。
不仅在京王公大臣及各省督抚各自搭设华侈的坛台，博取“圣母欢心”。在京及各省非现任职官的在籍人员，也有一百八十五员设立经坛庆祝，因而获得晋级和赏给职衔的“恩施”。11月初，西直门一路祝寿彩棚就已铺设，并特派步兵昼夜看守。大约自初十起，即开始乐舞庆祝。许居民观赏，以示“普天同庆”。史学家赵翼当时正在京师，说他曾到长街游览两次，“如入蓬莱仙岛，在琼楼玉宇中听霓裳曲、观羽衣舞”，“此等胜会，千百年不可一遇。”
不仅各省督抚以下的各级官员，都来京祝寿，地方绅民也相继来京，因人数过多而被制止。但直隶和湖广的老民老妇，因起程较早而陆续到京，受到恩赏。皇太后启銮回宫之日，在京文武官员、大臣命妇、八旗男妇、京师士女及各省来京官民，都端服盛妆，跪伏在道路两旁，为太后祝嘏。22日，乾隆帝为皇太后加上徽号，举行庆典。25日，举行祝寿大典，乾隆帝亲制《慈圣万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