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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你妈妈做了什么，温德尔？”
他要了一杯水。
“你妈妈把你带到地下室以后，温德尔，她做了什么？”
“不好的事情。”他说。
“是这个吗？”卡洛琳走到证物桌旁，桌上摆着一把满是油污的黑色老虎钳，老虎钳比温德尔的手脚还要粗。
“嗯。”
“她弄疼你了吗？”
“嗯。”
“你哭了吗？”
“嗯。”温德尔又喝了更多的水，然后补充说，“我拼命哭呢。”
“告诉我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最后，卡洛琳温柔地说出了这句话。
温德尔便说：“她让我躺下。我拼命尖叫、拼命哭。我哭啊哭，但妈妈不准我哭。最后我还是自己躺下了，妈妈让我别叫了。”
温德尔一边说，一边荡着脚，手里还紧紧地抓着布娃娃。他按照卡洛琳和马丁利教他的那样，一眼都没有看他妈妈。在交叉询问的时候，斯特恩基本上没问什么，他只是问温德尔见过卡洛琳多少次，问他爱不爱他妈妈，这导致温德尔又要了更多的水。其实，在场的每个人都明白，这个孩子说的都是实话，倒不是因为他的表现很熟练，或是情绪特别激动，而是因为在他说出的每一个字里都有一种感觉，一种真实、铁证如山的感觉，让人不由得不相信。温德尔用他的勇气征服了每一个人。
我代表区检察院进行结案陈词时，内心是那么激动，我朝前走去，却突然不知道要说什么了，有那么一瞬间，我充满了恐慌，我怕我会无话可说，但我最终还是控制住情绪，开始慷慨激昂地为这个孩子辩护。我说：“他之前时时刻刻都生活在绝望和不确定中，他和我们一样，都需要爱，但得到的却只有冷漠、残酷和折磨。”
然后，我们就开始等陪审团作出决定，这个过程大概是庭审中最令人提心吊胆的了。我没办法集中精力，连清理办公桌、回电话、看报告这些最简单的事，我都没心思去做，最后，我走到办公楼大厅，拉住任何一个随口问我案子进展怎样的人，唠唠叨叨地对他们说起了我们在庭上的辩词和证据。大概四点的时候，卡洛琳来找我，说她要去莫顿商场退点东西，我自告奋勇陪她一起。我们离开办公楼时，开始下雨了，瓢泼大雨，狂风把雨线吹得歪歪斜斜，充满了寒冬的感觉。街上的行人来去匆匆，纷纷低着头。卡洛琳把她买的一个玻璃碗退了，然后我们又重新走回到雨中。风越刮越猛，卡洛琳在说话的时候差不多是在大声喊，我们一起撑着一把伞，我伸出一只手搂住她，她靠在我身边。好像有什么东西失去了控制，我们就这样走了好远、好远，但什么话都没有说，最后，我终于忍不住开口了。
“听我说。”我又说了一遍，“听我说。”
卡洛琳穿着高跟鞋，快到一米八，比我还高出两三厘米，当她把脸转过来时，差不多是在俯视着我。在白天的自然光线下，我可以清楚地看到她的脸，虽然她积极锻炼、注重保养，努力掩饰着自己的年龄，但这已经不是一张年轻女子的脸了，这是一张年过四十的脸，她的眼角可以明显看出擦过粉的痕迹，皮肤也透着一种憔悴、粗糙的感觉。但不知怎么回事，我却觉得这样的她更加真实。这就是我的生活，而这一切正在发生。
我说：“我一直在想你说过的一句话。你那天晚上告诉我，现在还不行，到底是什么意思？”
她看着我，摇摇头，好像在说她也不知道，但她脸上的表情却那么复杂，她抿起嘴，忍住笑。
就在这时，风又突然变大了，我拉着她躲进一条巷子避风。前面是格瑞森大街，两边的商店门口种着高大而茂密的榆树。
我说：“无论我的感觉有多么绝望、多么可怜、多么微弱，我们之间确实是有点什么的，是吗？难道是我疯了吗？我这样想是不是疯了啊？”
“我不觉得你疯了。”
“你不觉得？”
“对。”
“哦。”我说。
她还是那么妩媚地笑着，她伸出手，挽住我的胳臂，把我拉回到了大街上。
陪审团在七点之前回来了，宣布温德尔母亲的所有罪名成立。雷蒙德一直待在办公室里等着，结果出来后，他和我们走到楼下，接受媒体采访。在办公楼里，媒体记者是不允许在一楼大厅以外的地方进行采访的。采访结束后，雷蒙德带我们去喝了几杯。他还约了别人，八点半的时候就走了，只剩下我和卡洛琳坐在酒吧后面的一个小包厢里，我们一边聊天，一边喝酒，喝得越来越醉、越来越恍惚。我告诉她，她是多么出色，我都不记得我说过多少次了。
我们大概是看了太多电视和电影中的亲密场景，使得我们置身其中时，反而不知所措了。我们觉得这样的时候，应该是激情四溢的，应该是呼吸急促、四目相对的，那种感觉应该是无与伦比、惊心动魄的。
但最后，我们只是很安静地坐着，像电影里举止优雅的情侣，大概也是因为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吧。空气中充满一种紧张的气氛，我的心里也是五味杂陈，我没办法安心坐着，没办法张口说话，也没办法端起酒杯。我觉得我并不想点东西吃，但手上又确实拿着菜单，仿佛是为了让目光有个停留的地方，又像是个拿着丝绸扇子半遮半掩的风情女子。卡洛琳的手放在桌子下面，离我很近。
“刚开始的时候，我还不了解你。”
“什么？”她问。我们本来就坐得很近，但她一定是靠得更近了一些，因为我说话的声音是如此温柔，我还能闻到她嘴里的酒气。
“在这个案子之前，在这开始之前，我并不了解你，我觉得很不可思议。”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不一样了。”
“那你现在了解我了吗？”
“我觉得比以前更了解了。是不是？”
“有可能。”她说，“现在，你知道了，你想要更加了解我。”
“有可能。”我说。
她又重复了一遍：“有可能。”
“我能有机会了解你吗？”
“有可能。”她说，“如果你想的话。”
“我想。”我说。
“我觉得。”她说，“这只是你想做的一件事而已。”
“一件事？”
“一件事。”她说。她一边举起酒杯喝了一口，一边目不转睛地盯着我，我们的脸挨得那么近。她把酒杯放下时，衬衫上那个大大的蝴蝶结差点擦到我的下巴。她的脸看起来有点粗糙，擦了太多的化妆品，但眼睛却是那么深邃，闪闪发亮。我们靠得很近，空气中充满了化妆品、香水的味道，还有身体散发出来的气息。我们就这样，绕来绕去地说着话，像一只老鹰绕着山顶盘旋，一绕就是几个钟头。
“那我还想要什么？”我问。
“你自己知道。”她说。
“我知道吗？”
“你知道。”
我说：“但还有一件事，我还是不知道。”
“什么事？”
“我还不知道怎么得到我想要的。”
“你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
她笑了，那么妩媚，那么含蓄，她的笑容越来越灿烂。她说：“只管伸手。”
我们之间的空气中仿佛都飘荡着一种强烈的情愫，像一团迷雾。我慢慢地伸出手，摸到了那光滑的丝绸蝴蝶结，但没碰到她的胸口。我目不转睛地盯着她的眼眸，慢慢地扯开那宽宽的绸带。蝴蝶结一下就松开了，很顺滑，她衬衫领上的扣子露了出来，就在那个时候，我能感觉到卡洛琳的手在桌子下面拍动着，像一只鸟，一根长长的指甲顺着我隆起来的裆部轻轻地滑下去。我差点尖叫起来，但我没有，而是打了个颤。卡洛琳轻轻说，我们打车走吧。
“于是。”我对罗宾森说，“我就这样开始和卡洛琳偷情了。我们回到了她的豪华公寓，在柔软的希腊地毯上做爱。她把前门关上的那一刻，我抓住她，一手搂起她的裙子，一手伸进她的衬衫，非常熟练，我发起了闪电般的进攻。完事之后，我躺在她身边，打量着整个房间，柚木和胡桃木的家具，水晶小摆设，我觉得像是市中心什么精品店的展示橱窗，我开始天马行空地乱想，我的人生都做了些什么，或者说，在生活中都做了些什么啊！长期积累的激情迅速消退，我简直不敢相信所发生的一切。但我并没有时间多想，因为我们一起喝了一杯酒，然后就到她卧室去看晚间新闻了，新闻里是我们那个案子的报道。当我又可以再战的时候，当我再次伏在她身上的时候，我知道，我已经彻底沦陷了。”
第十节
“只要是我能办到的，拉斯迪，有什么需要只管说。”
卢·巴里斯特尔瑞这样说道，他是警局特别服务处的主任。我此刻正坐在他在麦克格莱斯大楼的办公室里，这里也是警局各指挥中心所在地。我没法告诉你，在这里有多少个像巴里斯特尔瑞一样的人，他们五十多岁上下的年纪，头发花白，大腹便便，由于长期抽烟的原因，说话的声音含混而沙哑。他们是天生的官僚主义者，对待下属冷漠严厉，而对待位高权重的人，比如我，却是厚颜无耻、毕恭毕敬。他此时正拿着电话，打给鉴证科，那是受他管辖的部门。
“莫里斯，我是巴里斯特尔瑞。把迪克曼给我叫来。是，现在，马上。他要是在实验室里，就给我把他叫出来。是的，是的。”巴里斯特尔瑞朝我眨了眨眼，他曾经当过二十年的巡警，现在升到了主任，再也不用穿制服上班了，今天他穿着一件尼龙面料的衬衫，胳肢窝里已经汗湿透了，“迪克曼，是我，关于卡洛琳的这个案子。拉斯迪·萨比奇现在就在我这里。对了，他是雷蒙德的手下，职位是副检察长。我们是不是找到了一只玻璃杯还是什么。是，我知道上面有指纹，所以我才给你打这个电话。是，别他妈忘了，信不信我让你收拾铺盖滚回家。不过，我打电话是要说另外一件事的。我们能不能在计算机系统里把指纹和已有的数据库对比一下？你们那里有三个清晰的指纹印，对不对？那就搞齐你要的东西，在计算机系统里搜一搜，看看能不能在库里找到对应的记录。我听说查这个案子的警察都已经催你十来天了，现在是墨菲在负责吗？好，让他赶紧的。别跟我说什么计算机专业的废话，我听不懂。十分钟以后给我回话，赶紧给我把这事解决了。”
我慢慢听明白了，问题不在于仪器设备，而在于计算机系统是属于另一个部门管辖的，管事的人把资料当作是自家的私有财产，舍不得拿出来。
“好的，我会问的。”巴里斯特尔瑞接到了回电，他捂住话筒，“他们想知道你想在多大范围的数据库里对比。我们可以查全区所有犯过案的人，或者是所有录过指纹的人。你知道的，只要是留下指纹记录的人都能查到，包括政府的工作人员在内。”
我愣了一下，“查有犯罪记录的人大概就够了，如果有需要以后再查其他人的吧。”
巴里斯特尔瑞做了个鬼脸，“那就都查了吧。要不到时候不知道我还能不能找到他了。”我还没来得及回答，他就已经把捂着话筒的手拿开了，“查所有的。好的。多快能有结果？怎么他妈的要一个礼拜啊？这可是目前全市最重要的一起谋杀案，难不成还要萨比奇先生亲自来找你吗？告诉墨菲，我就是这么说的。”他把电话放下，“还要等一周，说不定得十天。他们要把所有的人事档案资料调出来，还需要找司法厅要一些档案。我会催他们的，不过估计也快不起来。对了，让你们的工作人员把那只玻璃杯从证物房提出来，送到实验室去，他们要。”
我谢过巴里斯特尔瑞的帮忙，便朝楼下的验尸房走去。这座办公大楼有点像以前老式的高中学校建筑，刷过漆的橡木墙边，陈旧破损的走廊。走廊里到处都是警察，男的女的都有——近年来，女警察有着越来越多的趋势——他们穿着深蓝色的衬衫，系着黑色领带，忙忙碌碌，来去匆匆，偶尔也开个玩笑。像我这个年纪和社会出身的人并不喜欢警察，以前我没当检察官的时候，他们总是找我的茬，搜我的身，想找出点什么违禁品。而且，他们并不聪明。当我成了一名检察官后，我总是和他们保持一定距离，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和警察共事。有些警察我很喜欢，但更多的警察我不喜欢。他们大多有两个缺点，一是很强硬，二是很疯狂。他们看到的太多了，对什么都疑神疑鬼。
三四周之前，一个星期五的晚上，我在吉尔酒吧坐了很久，和一个名叫普鲁奇的巡警边喝酒边聊天。他喝了一大杯啤酒和好几杯威士忌，说起了那天早上他在一个塑料保鲜袋里发现的一颗心脏。就是一颗心脏，没别的。心脏，还连着主要的几根大血管，被扔在小巷尽头的一个垃圾桶边。他把它捡起来，看了看，然后开车离开了。但他还是回来了，他把垃圾桶的盖子打开，翻了一下里面的垃圾，没有别的器官和尸体残余，“就这样了，我已经完成了我的任务。我把那颗心脏交到市中心的警局，告诉他们，应该是一颗羊的心脏吧。”
是的，警察们都很疯狂，他们就是纳税人在支付薪水供养的一群偏执狂。一个警察在阴沉的天气中会立马嗅到阴谋的味道，你跟他说早上好，他觉得你是心怀不轨。他们是冷漠封闭的，置身于我们之中，却对我们所有的人都不信任。
我坐电梯来到地下一层。
“熊谷医生，你好！”我跟他打了个招呼。熊谷的办公室就在停尸房外，从摆着不锈钢桌子的停尸房里飘来一股尸体开腔剖腹后的恶心气味。隔着墙壁，我都能听到电锯转动的声音。熊谷的办公桌上一团乱，堆满了文件和杂志。办公室的角落里放了一台小电视机，开着，声音很小，屏幕上插放着下午的一场棒球比赛。
“看来这案子确实很重要啊，副检察长都亲自来了。”熊谷医生外号“不痛”，日本人，身高一米六五，人很奇怪，眉毛浓浓的，留着两撇八字小胡。他总是动个不停，不是躲躲闪闪，就是扭来扭去，说话的时候两只手在空中挥舞。他像个疯狂的科学家，但绝非善类。不知道是谁想到让他来解剖尸体的，还真是找对了人。我很难想象如果他治疗活人，会是什么样的态度，大概会朝病人乱扔东西、破口大骂吧。他只要有一点点不高兴，就要发泄出来。他的存在，有时会让人觉得很多余。如果凭自己的直觉，努力尝试去理解他的话，我大概会陷入一片混乱。他在工作的时候，在看电视的时候，或是在追求某个女人的时候，我都无法想象他脑子里到底在想什么。如果有人和我打赌，让我猜他上周六晚上干了什么，哪怕有十次猜的机会，我也一定会输。
“实际上，我只是来拿份报告，你给利普兰泽打电话说过的。”
“哦，对。”“不痛”说，“报告就在这里什么地方。那个利普兰泽，什么事都催得要死。”“不痛”的两只手忙个不停，一边移着桌上的一堆文件，一边找那份报告，“听说，你这个副检察长不会当太久了啊？尼可肯定能把雷蒙德打个落花流水的，啊？”他看着我，等我回应。他微笑着，这是他的习惯。当他做着别人觉得讨厌的事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
“再看吧。”我说，但我又觉得，我不应该示弱，“医生，你和拖拉王是好朋友吗？”
“尼可是个很厉害的人，我们一起破了不少大案子。他现在越爬越高了，他对付律师很有一套，就是这么回事。”他把一个文件夹朝我扔过来，然后又弯腰去看电视，“这个戴维·帕克真该死，球打成了这样。”
我之前从来没有想过尼可和“不痛”之间的关系，但他们一个是大名鼎鼎的凶杀案检察官，一个是警方验尸医生，关系好也是正常的，他们应该经常都会需要对方的帮忙。我问“不痛”我能不能坐一会儿。
“当然了，坐，坐。”他把一堆文件移开，然后又回过头去看电视。
“利普兰泽和我最近都在思考这样一个理论。也不算是什么理论吧，就是个想法。这件事会不会是卡洛琳和她的情人为了玩什么刺激的性游戏，玩到失控了。也许卡洛琳只是暂时窒息，但她那个情人以为她死了，朝她脑袋上砸了一下，好让整件事看起来像是谋杀，有这个可能吗？”
穿着白大褂的“不痛”把胳膊肘撑在高高的一摞文件上。
“不可能。”
“不可能吗？”
“绝对不可能，警察怎么总这么蠢。”他说，好像忘了自己也是警局的验尸官，“复杂的事，他们总是搞得很简单，简单的事，又搞得很复杂。认真看看那报告。我写了份报告，你们倒是认真看看啊！利普兰泽老让我快点、快点，报告出来了自己又不看。”
“这份报告吗？”我举起手里刚刚拿到的报告。
“不是这份。”他挥了一下手，“我的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