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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那么回事。他们一定查了出租车公司和租车公司的记录，什么都没有找到。我猜，他们也找到了一些证据，证明巴巴拉当晚确实是不在家的。”
“大概是她学校的进出记录吧。”我说，奈特和我曾经去过她的办公室，“计算机上会显示她使用机器的时间，而且她一到办公室就使用计算机。”
“哦。”斯特恩说。
“那是什么时候？”肯普问，“不会太晚吧？她应该知道在谋杀案发生的那天你在家啊，或者至少在她出门的时候，你是在家的，对不对？”
“嗯，她登录计算机的时间应该是八点，从家里出发的时间大概是七点半，最迟也就是七点四十左右。”
“那奈特呢？”斯特恩问，“他那天什么时候睡觉的？”
“差不多也是那时候，一般巴巴拉在出门之前都会先把他哄上床。”
肯普问：“那奈特睡觉以后会经常起来，还是睡得很沉？”
“睡得很沉。”我说，“但我绝对不会趁他睡着，就留他一个人在家里。”
斯特恩轻轻咳了一下，我明白，我们没法证明这一点。
“不过。”斯特恩说，“这些情况对我们还是很有帮助的，根据布兰迪法则，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检方所掌握的全部证据。”这个法则是说，如果检方知道了某项证据能够证明被告的清白或是能够减轻他的罪行，那么检方必须向被告告知，“我们必须再提出一项申请，要求查看他们所有的证据，言辞要激烈，语气要愤怒。这也交给你了，拉斯迪。”他微笑着说。
我记下了。我告诉斯特恩，只有一个证人我还想说一说，我指着罗宾森的名字。
“他是一位心理医生。”我说，“我去见过他几次。”我敢肯定，把我的心理医生列为证人一定是莫尔托搞的鬼，但他这一招确实戳到了我的痛处。我以前也曾经对别的被告做过同样的事，这一举动就是要让他们明白无误地知道，我已经掌握了他们生活的各方各面。上个月，莫尔托调查了我的银行账户记录。那家银行的行长是巴巴拉已逝的父亲的一个老朋友，现在我去银行，他连看都不敢看我。毫无疑问，莫尔托是从我的账户记录中找到了罗宾森的名字。
我说完这话，斯特恩的回答倒是让我出乎意料。
“是的，罗宾森医生。”斯特恩说，“他在起诉书下达后立刻就给我打了电话，我忘了跟你说了。他在报纸上看到我是你的代理律师，他说他打电话来只是想让我知道，他已经被列为证人，警方想找他问话，他不想告诉你这件事是不想烦你。无论怎样，他告诉我，他哪怕是上庭也不会说出任何不利于你的证词，因为他要遵守医患之间的保密协议。我反复确认了这一点，然后告诉他，我们会在庭上提出反对意见。”
“反不反对都无所谓。”我说。我不在乎，和过去几个月发生的一切相比，这不过是一个很小的插曲。
“作为你的律师，我命令你，你不能无所谓。尼可和莫尔托绝对是希望我们在庭上表示反对的，他们认为，这个医生大概会说，以你的精神状况，不太可能会犯下杀人的罪行，但如果我们提出反对，反而显得自己心虚了。”
“我敢打赌，医生肯定会那么说的。”
“还有一件事。”斯特恩说，“我之前说过了，这个案子里，犯罪动机是一个薄弱的环节，我认为你对尼可思路的总结很到位。你也说了，拉斯迪疯狂地爱着卡洛琳，无法释怀。但你看过尼可送来的这些资料后，你告诉我，这里有证据能证明你和卡洛琳之前发生过性关系吗？就凭几个电话？那有可能是为了商量公事。这里没有你们双方任何人的日记，没有送花时的卡片，也没有情侣之间的书信往来。这大概是他们让你的秘书上庭作证的原因，要让她补充一些关于你们之间关系的信息，不过我猜，她也说不出什么。”
“她确实说不出什么。”我说。斯特恩是对的。作为一名检察官，我居然没有看出这个大漏洞。但有时，当你面对纷繁复杂的各种证据时，就是很难洞察一切。不过，我还是压住了自己放松的心情和重新点燃的希望。我不敢相信尼可会在这么大的问题上出纰漏。我指着电话记录单，“去年十月下旬，有几个从卡洛琳家打到我家的电话。”
“是吗？那又怎样？你在那个月之前刚刚接了一个很重要的案子。案子虽然结束了，但肯定还有很多需要跟进的地方。我还记得，案子中关于那个男孩的监护权问题，还有不少争议，那个男孩叫什么来着？”
“温德尔·麦克加芬。”
“对，就是温德尔。你是副检察长，上班的时候很忙，可能忘了这些事，所以才会在下班后和卡洛琳通过电话讨论。”
“那么，我为什么不让利普兰泽去查我家的电话记录呢？”
“这确实比较难解释。”斯特恩点点头，“不过可以这么说，一个完全清白的人会下意识把自己排除在嫌疑对象之外，所以，才不想让已经很忙碌的警察浪费时间。”他这样一说，我仿佛是被施了什么魔法一样，立刻释然了。
“那克拉波特尼可太太呢？”我又问。我猜，她出庭作证一定是要说曾经在卡洛琳家附近见过我。
“你和卡洛琳当时在一起办案子，有很多事需要一起讨论。当然，如果你不想待在令人压抑的办公室，还能去哪呢，总不能去你家吧。我们并没有否认你曾经去过卡洛琳家，我们也承认，毕竟，玻璃杯上有你的指纹。”斯特恩露出一个颇有拉丁风情的微笑，很有深意。他的辩护词在逐渐成形，而且还很有说服力，“还有。”斯特恩说，“尼可现在不能给你打电话，也不能给你妻子打电话，所以，他会面对很多难以解释的问题，拉斯迪，我敢肯定，金德区的每一个律师都在怀疑你和卡洛琳之间的婚外情，但这些流言蜚语在法庭上是没有效力的。检方又没有任何证人可以确切地证明这一点，所以，他们找不到你犯罪动机的证据。我是抱着很大希望的。”斯特恩说，“不过你的证词，是个问题。”他用他那双深邃、严肃的大眼睛迅速和我对视了一眼。他说的，是我是否要上庭作证的问题，“但这是以后的事了。毕竟，我们的目的只是要提出质疑。所以，当尼可总结陈词时，我们要让陪审团感觉到，你有可能只是因为各种巧合，才背上了杀人的黑锅。”
“或者让他们感觉我是被陷害的。”
斯特恩是一个理智而审慎的人，我的这句话让他流露出了严肃的表情，他显然并不希望让我产生不切实际的希望。他看了一眼手表，快到我们上场的时间了。我伸出手搭在了他的手腕上。
“如果我告诉你，卡洛琳一直在查检察院内部的一桩受贿案，你有什么想法？而且，涉案的检察官就是莫尔托。”
斯特恩半天没有回答，他的表情很紧张。
“你详细说说。”
我告诉了他关于B类档案的事。我解释说，这应该是属于机密，直到现在，我还不是很想把这件事说出来。
“那么，你调查的结果是什么？”
“什么都没有，我离开的那一天就停止了调查。”
“我们必须想个办法继续查下去。如果是平时，我会建议找个私家侦探来。不过，你也许还有别的什么想法。”斯特恩掐灭了雪茄烟，他小心地把烟头按下去，有那么一瞬间甚至是有点虔诚地盯着烟头，他叹了一口气，站起身，穿上外套，“拉斯迪，我们想出来的攻击检方的策略很好，但有没有效就不得而知了。我之前说到的那些事，比如你和尼可在政治上的对立，你曾经开除过他的事实，都是一些能够影响到他信誉的因素，这些事能够帮助我们解释为什么检方会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就匆匆提起诉讼。但如果我们真要冒险对检方提出质疑，那首先必须非常谨慎地考虑清楚。你也知道，通过质疑检方的起诉动机而打赢官司的先例，少之又少。”
“我明白。”我说，“你放心。”
“那好，我也明白了。”
“只不过。”我说，“我总是认为，这一切不仅仅只是一个巧合。”突然，我涌起了一种冲动，我终于说出了之前自己的自尊一直不允许自己说出的那句话，“斯特恩，我真是无辜的。”
斯特恩伸出一只手，拍了拍我的手背，他也只能这样了。他的表情很深奥，还有点悲伤，但仿佛是很有经验的那种悲伤。当我看到他的眼神和表情时，我明白了，斯特恩作为全市最好的辩护律师之一，大概已经听过太多次这种发自内心的坦白了。
第十九节
两点差十分，我和肯普在街角和巴巴拉碰头，然后一起朝法庭走去。法庭外面的台阶上，已经有一大群记者在等我们了。有一个后门，但我认为，可能只能从那里走一次，就会被别人发现，所以，应该把它留到最后关头再用，等到我最想逃开这些拿着聚光灯、举着麦克风、又推又攘、又喊又叫的人群的那天。现在，我还是从人堆里挤过去好了，我一边走，一边不停地说着：“无可奉告，无可奉告。”
第五频道的斯坦利第一个跑到我面前，除了大龅牙，他其实还是挺帅的。他把摄影师和录音师都甩到了后面，单独跑到我跟前，在我们旁边走着，我们相互打了个招呼。
“你愿意接受采访吗？”
“不愿意。”我回答。
肯普已经准备打断他的话了，但我阻止了他，我们继续往前走着。
“如果你改变主意，能不能先给我打个电话呢？”
“现在别说这些了。”肯普一边说，一边伸出手拉住斯坦利的胳臂。斯坦利还是保持了一贯的好脾气，转而向肯普做起了自我介绍，开始游说起他来。斯坦利说，如果我能在听证后接受一次现场采访，对大家都好。但斯特恩不允许我对任何人发表评论，所以，当我们走到台阶处，面对一片摄像机、聚光灯和麦克风的海洋时，肯普说了一句“我们会考虑的”。我们开始往楼上走，斯坦利紧跟在后面，肯普和我走在巴巴拉的左右两侧，从人群中挤开一条路。
“雷蒙德·霍根即将要指证你，你对此是怎么想的？”斯坦利和我们分开时，他突然大声喊出了这个问题。
我猛地转过身。斯坦利露出满口大牙，他知道，这个问题击中了我的死穴。这是怎么回事？我想。斯坦利可能是看到了法庭的文件档案，发现尼可把雷蒙德列到了证人名单上，所以才会作出这样的推测。但他和雷蒙德之间的关系非同寻常，直觉告诉我，他不会随随便便喊出雷蒙德的名字的。
按照法庭规定，摄像机是不允许进入法庭内部的，我们穿过大厅的旋转门时，只有报纸和电台的记者跟着我们挤了进来，他们把录音机伸到我们面前，大声喊着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我们都没有回答。我们沿着走廊匆匆朝电梯走去，巴巴拉挽着我的胳膊，我也伸出手去拉她的手。
“你怎么样？”我问。
她的表情很紧张，但她告诉我她很好。她又说了一句，斯坦利真人没有电视上帅啊。我对她说，电视里的人都这样。
对我听审的是艾迪·莫菲瑞法官，他是金德区高级法院的首席法官。我开始在检察院工作时，他刚刚离开检察院。即便在那时候，大家已经对他崇敬有加了，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他非常有钱。他的父亲在本市开了很多家连锁电影院，后来还开了酒店，办起了电台。莫菲瑞一直不想坐享其成，他当检察官当了将近十二年，然后又去当私人律师，但只干了一两年，就成了法官。他用实力证明了自己是一个正直、有能力的法官，虽然还谈不上聪明绝顶。去年，根据政府方面的安排调整，他升任大法官，不过还是会主持各种提审，处理审案前期阶段与被告之间的协商等事宜。
莫菲瑞法官的法庭是一个有着洛可可装饰风格的阴暗房间，我在前排坐下来，巴巴拉坐在我旁边，她今天穿着一套精致的蓝色套装，我搞不懂的是，她还戴了一顶帽子，帽子前面垂下来一块黑色的网纱，大概类似于面纱吧。我想告诉她，这还不是我的葬礼呢，但一想到她从来就不喜欢我的这种黑色幽默，便作罢了。在我们旁边还有三个来自本地电视台的素描师（素描师，在美国法庭中，凡是一些涉及政治等方面的特殊案件，不允许现场拍照或是摄像，只能用素描画来记录庭审时的情形。——译者注），疯狂地画着我的素描画像。他们后面是记者和法警，都在等待我第一次在公众场合被叫作杀人犯时的反应。
两点整，尼可从衣帽间走出来，紧跟在他后面的是莫尔托。尼可倒是很轻松，一边走一边回答着记者的问题，记者也一路跟着他走到了前厅，他站在门口继续和记者说话。我心里暗想着，这就是见鬼的新任检察长。巴巴拉一直握着我的手，尼可的出现让她握得更紧了。
当我十二年前第一次见到尼可时，我一眼就觉得他是那种非常聪明的孩子，我在学校、在社会上都见过这样的孩子，但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努力不想让自己成为那样的人：他们虽然聪明，但喜欢装作无所不知、满嘴大话、喋喋不休。当时，我们一批新入职的人很少，我和尼可迅速熟络了起来。我们一起吃午餐，帮助对方准备案件的材料。过了几年，由于性格上的差异，我们最终还是渐渐疏远了。我在州最高法院当了多年的文职人员，才当上律师。而尼可则和检察院其他很多人一样，一来就带着深厚的人脉关系。我那时经常听到他在电话上同别人的谈话。他的堂兄埃米利奥·托纳提是区委官员，尼可曾经在他那里当过辖区区长，也正是这个堂兄，帮尼可赶在雷蒙德最后一批的招聘中，顺利进入了检察院。尼可对区政府大楼里一半的人都很熟悉，而且经常会参加政治圈里的各种高尔夫球赛和晚宴，到处拉帮结伙。
出乎我意料的是，他其实也是一个不错的律师。虽然他不喜欢待在图书馆，但他确实很能写材料，在法庭上的表现也很出色。过去这么多年来，我发现他在法庭上是那种典型的检察官风格，严肃、坚韧、毫不留情。他有一种很独特的紧张感，我只能用故事发展的高潮去形容那种紧张。上个星期，当斯特恩和肯普问我和尼可一起处理的最后一个案子时，我就是这么形容他的。
那个案子大概是八年前的事了，尼可和我当时刚刚被指派到重案庭，我们都迫不及待地想做好新工作，所以同意接手去处理一个必输无疑的强奸案。≮更多好书请访问：。 ≯
我跟斯特恩和肯普讲，尼可让一个名叫露西尔·法伦的女人作为目击证人上庭作证。露西尔是一个黑人女子，那天下午四点正在一个酒吧里，就在那时，她碰到了被告弗莱迪·麦克，他们便攀谈了起来，而当时，她失业下岗的丈夫正在家里带四个孩子。露西尔和弗莱迪相谈甚欢，露西尔同意让弗莱迪开车载自己回家。而弗莱迪是一个四进监狱的惯犯，之前就曾经犯过强奸罪和故意伤害罪。他开始变得有点兴奋，对露西尔开始动手动脚，露西尔表示反抗，结果还是遭到了强暴。
尼可和我花了很长时间帮露西尔准备证词，但几乎没有什么效果。她是一个穿着紧身裙的胖女人，又邋里邋遢，看上去惊慌失措，对发生在自己身上的这件可怕事情总是说得含含糊糊。出庭的那天，她丈夫也来了，坐在前排，她便临时撒了谎，在法庭上编造了一个全新的故事。她说，她碰到弗莱迪的时候他正从酒吧出来，找她问路，尼可对她问话时，她回答得一塌糊涂。
“弗莱迪先生当时都做了些什么，法伦太太？”
“他就做了那事。”
“什么事，太太？”
“他一直说的那个事。”
“他是不是和你发生了性关系，法伦太太？”
“是的，先生，他做了。”
“他是不是让他的阴茎进入了你的阴道？”
“嗯。”
“那么他把刀放在哪里了？”
“就在这里，就压在我脖子上，紧紧地压在这里，我每次呼气的时候，都觉得他会一刀割开我的喉咙。”
“好的，太太。”尼可正要走开，这时，坐在律师席上的我递给他一张小纸条，尼可接着说，“对了，我差点忘了。当时他有高潮吗，太太？”
“什么？”
“他有高潮吗？”
“没有，先生。他开的是一辆福特车。”
尼可没有笑，他从来不会笑。倒是法官笑得躲到了桌子底下，还有一个陪审员简直是从椅子上笑翻了，尼可却连晃都没有晃一下。“等到我们都退庭以后。”我告诉肯普和斯特恩，“尼可发誓，他再也不会和我一起办案子了。他说，因为我当时也笑了，我让陪审团产生了一种不严肃的感觉。”
今天，尼可倒是看上去非常开心，周身都散发着一种权势的光芒。他站得笔直，穿着一套深色的新西装，又别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