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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最可怕的。除了这个,还有我对奈特的担心。星期天,我们将送他上火车,让他去参加一个暑期夏令营。按照安排,他将在那里待上三周,也正好是我的案子预计将要审理的时间。一想到奈特,我悄悄走上楼梯,站在他的卧室门口,在一片漆黑中,我竖起耳朵,听到了他平稳的呼吸声,我也努力让自己的呼吸跟着他的节奏。我看着睡梦中的奈特,一个奇怪的念头突然冒了出来:我突然想到了原子和分子,想到了皮肤和血管,想到了肌肉和骨骼。有那么一瞬间,我想把他看作是他身体各部分组合而成的一个整体,但我失败了。我们都没有办法超越自己的理解范围。我没有办法不带着强烈的情感去看我的儿子,他就和我的激情一样,是一种很神秘、很复杂的存在。我无法对他进行分析,他是我的宝贝儿子,睡梦中的他是那么可爱、那么柔弱,我心存感激,觉得自己的心都要碎了。我感激,在这艰难的人生中,我仍然能体会到如此的柔情。
如果我被判有罪,那就意味着我将失去他。一旦罪名成立,我肯定会入狱多年,一想到他以后成长的岁月我将无法陪伴,我就痛苦得仿佛是被撕成了碎片。奇怪的是,虽然我已经作了最坏的打算,但我对监狱本身并不是很害怕,也没怎么担心进监狱以后可能经历的磨难。我怕的,是被社会排斥、与骨肉分离。一想到从此将失去自由,生活在一个被束缚的小小世界中,我就坐立难安。
我知道监狱里的情况是怎样的。我曾经在鲁德亚德州立监狱待过很长时间,所有的谋杀犯都是被关在那里的。我当时是去询问证人,但那里的场景却让我不寒而栗。每个牢房门口都是粗粗的黑色铁栏杆,铁栏杆后面就是杀人犯。现在想起来,我突然觉得,他们都是那么相似。黑人犯人大多怒气冲冲,喋喋不休地说着什么;白人犯人一般都戴着毛线帽;拉丁美洲犯人则总是用愤怒而犀利的眼神盯着外面。他们基本上都是那种你在马路上或公交车站里会躲开的人,是那种在上学时就让人觉得不可救药的人。他们的堕落显而易见,他们被关到这里也是注定的事,就像一支射向天空的箭,最终还是要落回到地面上。
对这样的一群人,你很难对他们有什么好感。我听过各种各样恐怖的故事,我也知道,这些可怕的小故事就像是看不见的墨水,时常会染黑我无意识的梦境。对我来说,这和肉体的折磨并没有什么区别。我知道,在这里,有人半夜会被割开喉咙,有人被迫在澡堂里、在众目睽睽之下给别人口交。我知道一个名叫马克斯·惠特利的人,我曾经在办“暗夜圣徒”的案子时和他谈过话。他在交易毒品时和一个人发生打斗,后来被关进这里,又碰到了那个人。他在监狱的健身房健身时,那个人把二百五十磅的两个杠铃压到他身上,活活把他憋死了。我知道这里百分之十六的人都是杀人犯,一半以上的人都有严重暴力犯罪的历史。我知道这里的饮食猪狗不如,牢房是四人住一间,到处都充斥着一股刺鼻难闻的排泄物的气味。我知道,这里也有拉帮结派的狱霸,他们权势控制的区域可能连狱警都不敢走过。我还知道,这里的狱警也不全是正直的好人,有八个人曾经在除夕夜突发奇想,用枪指着十二个黑人犯人,让他们排成一排,然后用小石头和砖块去砸他们,最后,这八个狱警被联邦法院定了罪。
我知道,像我这样的人如果被关进监狱会有怎样的下场,因为我知道有些被我送进去的人的下场是怎样的。每当我想到这里,总会不由自主地想起马西·卢皮诺。马西是一个普通的美国人,还是一名注册会计师。他刚开始工作没多久的时候,曾帮以前的几个邻居做洗黑钱的勾当。后来,他的事业越来越红火了,就想金盆洗手。这时,一个黑帮人物约翰·康特告诉他,这种事不是他想不干就可以不干的,开了头就不能停止。于是,马西,这位有头有脸的注册会计师、自己孩子学校里的家长会主席、两家银行的董事会成员、在处理客户账务时不会出任何差错的专业人士、一个每天下午都会准时在三点半离开办公室去打球健身的人、一个各方各面都中规中矩的人,终于在某一天,被一个联邦探员举报了。税务局的调查人员走进大门时,发现马西正和六七个人在一起处理三百万美元的赌博投注单。马西被抓后,思路依然清晰。在过去的两年,他目睹了黑帮种种见不得人的勾当。他知道,联邦政府给他的任何惩罚,都远远比不上约翰·康特那帮人在十分钟里可能会对他做出的事严重可怕。他们大概会切下他的睾丸,让他嚼了吞下去,这绝对不是夸张。
所以,黑帮调查组的麦克·汤森德给我打来电话,他希望我们给马西一点儿下马威,让他供出更多的黑帮内幕。我们对马西在州法庭提起了诉讼,他被定罪以后,我们把他送到了鲁德亚德州立监狱,而不是他原本以为的联邦拘留所。联邦拘留所的条件要好很多,那里每天有蔬菜吃,还可以打网球。如果他去了,可以给在监狱里念函授大学的犯人教会计课程,还可以每隔三个月让妻子探望一次,与他过夫妻生活。现在,我们却把他送到了监狱,他的狱友是一个用钥匙挖出了亲生女儿眼睛的暴力分子。
六个月后,汤森德又给我打来电话,我们一起去监狱看了马西,看他是否愿意以坦白换取从宽处理。我们在监狱的一片泥地里找到他,他拿着一把锄头,正在锄地。我们又重新自我介绍了一遍,其实并没有必要,他还记得我们。马西把锄头插在地里,靠在上面,哭了起来。我从来还没有见过哪个男人像他哭得那么伤心,他从头到脚都在颤抖,脸色变得青紫,眼里的泪水像是打开了水龙头一样,哗哗流个不停。一个矮胖秃头的四十八岁男人,就这样撕心裂肺地哭着,但他还是不愿意坦白从宽。他对我们说了一句话“我的牙齿都没了”,就再也没说别的了。
后来狱警跟我们解释了他的遭遇。
一个名叫多沃的大块头黑人想让马西当他的男友。多沃是那种别人绝对不敢对他说不的人,即便是监狱里的意大利黑手党也不敢得罪他。一天晚上,他跑到马西的牢房,掏出自己的阴茎,让马西给他口交。马西不愿意,多沃便揪住他的头,使劲往床头栏杆上撞。最后,马西的嘴里连一颗整牙也没剩下,有些是牙龈松动,有些牙齿是直接被撞断,反正一颗完好的牙齿都没有了。
狱警说,在监狱里,也是有规矩的。你受了伤,我们会给你包扎,帮你缝合,但如果你不开口说出实情,那也别指望得到任何特殊待遇。也就是说,如果马西不说出是谁打了他,那他就别想装上假牙。而马西就是不说,他知道自己的处境,他还没笨到那种程度。那个多沃倒是扬扬得意,他说他这一票干得不错,说马西现在很听话,说他现在很享受马西的“服务”,还说他从来没有这么爽过。狱警是个很有同情心的人。他对汤森德和我说,在这里,坏人并不一定会得到报应。
“逃跑吧!”当我坐在黑暗中,想到马西·卢皮诺的时候,这个念头总是突然冒出来。我在还担任检察官的时候,从来无法理解为什么取保候审的人会老老实实地待在家里,等待开庭、审判,最后被送进监狱。但绝大多数人就是这样,至少从我所经手的案子来看是如此。现在,我的银行账户里只有一千六百美元,这就是我的全部家当了。如果我偷偷取走巴巴拉的钱,那就足够我逃亡了,但这样的话,我就有可能再也见不到奈特了,那我获得自由又还有什么意义?就算我跑到了巴西、乌拉圭这些和美国没有引渡协议的国家,每年暑假让巴巴拉把奈特带去,和我偷偷见上一面,我也不知道不懂当地语言、没有生存技能的我要如何在那里生存下去。或者,我可以干脆跑到克利夫兰或是底特律的中部地区,改名换姓,但这样,我就再也不能见到儿子了,这两种生活都是我无法承受的。即便是坐在黑暗中胡思乱想的时候,我想要的也和我那天晚上在尼尔林下公交车时想要的一样。有时候我们是那么简单,又固执得有点奇怪。我坐在那里,紧紧抱着双腿,全身发抖,觉得好像闻到了香烟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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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六节
“被告人拉斯迪·萨比奇!”拉伦法官的文员恩妮丝坦对着拥挤的法庭大声喊道,她是一个表情严肃的黑人女子,有一米八左右的个头,“请出庭!”
这桩谋杀案庭审第一天的场面不小,像是清晨即将打响的一场战争,又像是古罗马时期勇士与狮子的搏斗,空气中飘散着一股血腥的味道。观众们都在尽量往前挤,媒体记者整整坐满了四排座位,最前面一排坐的是五个素描师。法庭的工作人员,包括法官的秘书和文员,也一反常态统统出席了,他们坐在法庭最后靠墙的一排折叠椅上。法警在这一庄严的时刻都全副武装,站立在大理石柱旁边法官席的两侧。整个法庭的气氛忙碌而紧张,大家都在交头接耳,每个人都兴奋不已。
拉伦法官走进法庭,全部人员起立。恩妮丝坦又开口了,“肃静,肃静!金德区法院现在开庭,由拉伦·利特尔大法官主持。如果有任何意见,请上前表述。上帝保佑美国,上帝保佑本庭。”恩妮丝坦敲了敲自己的小锤子。每个人都坐下来以后,她叫到了我的案子编号。
我和律师都走到前面,斯特恩和肯普、莫尔托和尼可,格勒登尼也来了,他作为案件的调查者和检方坐在一起,我站在这几个律师的身后。拉伦法官朝我们俯过身来,他的头发刚剪不久,梳得很整齐。今天是八月十八号,再过几天就是我被正式起诉两个月的日子。
“可以请陪审团出席了吗?”拉伦问。
“法官大人。”肯普说,“我们还有几个问题要汇报。”斯特恩让肯普在这个案子里负责研究法律方面的条文,所以,他会在陪审团不在时向法官汇报法律方面的问题。等到陪审团出席后,他就不会再发言了。
恩妮丝坦用法庭的电话给接待处打过去,让所有候选陪审团成员都过来,这些人将会接受法官和律师的询问,最后,再决定哪些将成为正式陪审员。
“法官大人。”肯普说,“我们已经收到了你下令让检方移交证物的通知。但还有一样,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过那只玻璃杯。”
斯特恩让肯普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不要说是因为我们很好奇,很想看看那只杯子。他希望让法官认为,检方的所作所为是非常令人失望的。
这个策略起到了效果,拉伦非常生气,“这是怎么回事,拖拉王戈迪亚先生?”
尼可显然完全不知情,他朝莫尔托看去。
“法官大人。”莫尔托说,“我们会在庭审后处理的。”
“那好。”拉伦说,“今天必须处理好。”
“还有。”肯普说,“您还没有对我们要求撤销莫尔托证人资格的申请作出决定。”
“对?我一直在等检方的回答呢。拖拉王,你们怎么说?”
莫尔托和尼可相互看了一眼,点点头。他们显然在确认之前商量好的决定,不管那决定是什么。
“法官大人,检方将不会传唤莫尔托先生出庭作证。所以,我们建议该申请可以撤销了。”
斯特恩走上前。
“法官大人,那么,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莫尔托先生在任何情况下都将不会出庭作证,他之前的证词在本案的整个审理过程中都将无效?”
“是。”拉伦表示同意,“我也希望我们一开始就把这点说清楚,拖拉王先生。我不想过一段时间,又听到你说你们没有预料到这个,没有预料到那个。莫尔托先生将不会在这个案子中出庭作证了,是这样吗?”
“是的。”尼可说。
“很好,那么被告提出的这个申请我就宣布撤销了。”
恩妮丝坦对法官小声说了几句话,候选陪审团的所有成员已经在走廊里了。
然后,这七十五个人就走了进来,其中的十二个人将决定我的命运。这些人并没什么特别,都是普通人。如果不经历法庭传唤、问卷调查这一系列程序,你完全可以从街上随便抓七十五个路人来,也是一样。恩妮丝坦请其中的十六位先坐在陪审席上,其余的人在检方前面的四排就座。法警刚把那里的观众赶了出去,现在,他们正抱怨着排队在大厅等候。
拉伦向候选人介绍了案子的基本情况。他大概在职业生涯中经历了不下一千遍的陪审团挑选过程,他总是能迅速获得这些候选人的信赖:这个大个子的黑人法官,很帅气,有点幽默,而且聪明。就算是白人,也都觉得他很不错,这些人大概都在想,如果自己也能像他一样,就好了。在这个时候,拉伦对被告的保护优势就体现得淋漓尽致了。在他的内心深处,是绝对坚信一个理念的,那就是,任何一个被告在被证明有罪之前,都是清白的,是假定无罪的,他会对陪审团非常明确地指出这一点。
“不好意思,前排那位先生,你叫什么名字?”
“马哈洛维奇。”
“马哈洛维奇先生,你觉得萨比奇先生是不是杀人凶手?”
这个矮胖的中年男人膝盖上放着一张折叠着的纸,耸了耸肩。
“我也不知道,法官大人。”
“马哈洛维奇先生,你可以走了。女士们,先生们,让我再重申一遍,你们必须假定萨比奇先生是无罪的。我是法官,我告诉你们,你们必须假定他是无罪的。现在你们坐在那里,我希望你们都看看这边,对自己说,这里坐的,是一个无罪的人。”
接着,他详细解释了在审案的过程中,检方必须排除合理的疑点,证明被告确实有罪,而被告有权保持沉默。然后,他又叫了一位个子瘦小、头发花白的女士,她穿着一条裙子,坐在刚刚马哈洛维奇坐过的座位旁边。
“这位女士,你觉得,一个无罪的人应该到这里来,向你证明他自己的清白吗?”
她在犹豫,她看到了马哈洛维奇回答问题后的结果,但她又不能对法官说谎。她摸着自己裙子的领口,半天才开口。
“我觉得不应该。”她说。
“当然是不应该。你必须假定萨比奇先生是无罪的,我们都应该假定他是无罪的,他不需要证明自己的清白。因为美国宪法规定了,他不需要。这也就是说,如果你成了本案的陪审员,你必须保证不带有任何偏见。萨比奇先生和他的律师斯特恩先生可能会行使宪法的权利,保持沉默。而制定了宪法的前辈们说了,萨比奇先生不需要为自己解释。如果你们还有人认为他需要为自己的清白向你们解释,那就违背了宪法的精神。”
在我担任检察官的时候,我会觉得拉伦的这番话简直难以忍受,但现在我是被告,气得脸色发白的是尼可和莫尔托。拉伦的这番话都是实话,说得都对,但你很难相信,作为一个法官,他会对陪审员如此强调这一点。尼可这时候看上去垂头丧气,他带着一副警觉、冷漠的表情听着。这段时间他好像瘦了,眼睛下面的黑眼圈更明显了。在三周时间里准备好一个这样重大的案子,压力一定非常大,但他毕竟有整个检察院的手下可以使唤。再说,他在这个案子上面压了太多的赌注。他已经昭告了天下,让大家都看他尼可·德拉·戈迪亚的。如果他输了,他将永远失去在检察院里的威信,他想继任波尔卡罗市长职位的打算也会过早夭折,他的职业生涯比我的职业生涯更加命悬一线。反正,我最近明白了,经过这一系列的波折之后,无论我有没有被定罪,我的职业生涯大概要基本终结了。
接下来,拉伦又开始说关于媒体报道的事情了,他问候选的陪审员们都在报纸、杂志、电视上看到了什么。对那些回答得支支吾吾的人,他直接问他们,有没有看过今天《论坛报》头版头条宣布本案开庭审理的报道。很多人都撒谎说没有看过,这些人来到法庭,是很想认真履行陪审义务的,他们不会回答那些明显会导致自己被除名的问题。但拉伦很有办法,他会慢慢套出他们的真实想法。结果是,在场的所有人基本都知道关于这个案子的一些情况,大约过了二十分钟,拉伦法官告诉他们,他们听到的都是没用的。“到目前为止,没有人知道这案子的真实情况。”他说,“因为我们都还不知道到底都有哪些证据。”有六个候选人表示,他们没法忘记已经看到过的各种报道,拉伦让他们离开了。至于剩下的人,对媒体的大肆报道到底是怎样的想法,还无从判断,很难相信他们真的能完全抛开先入为主的成见。
稍后,法庭又开始对候选人的背景询问,在这过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