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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案子中，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戈迪亚先生跟你们说了很多关于萨比奇先生和波尔希莫斯女士之间的事。他没有告诉你们，但证据会告诉你们，萨比奇先生和波尔希莫斯女士是同事，他们曾经在一个非常重要的案子中一起担任律师，而不是情人。戈迪亚先生提都没有提，所以，只能由我来告诉你们，各种证据也会告诉你们。在萨比奇先生和波尔希莫斯女士的关系问题上，你们必须认真思考各种证据能说明什么，不能说明什么。这是一个只有间接证据的案子，你们不要忘了，戈迪亚先生必须用证据排除合理的疑点，证明萨比奇先生有罪才可以。让我非常清楚地告诉你们，各种证据都无法证明戈迪亚先生刚才说的那些话，无法证明。你们会看到，这个案子根本没有什么事实，只有推测加推测，猜想加猜想。”
“斯特恩先生。”拉伦平静地说，“你似乎也在犯和戈迪亚先生一样的错误。”
斯特恩转过身，他微微鞠了一躬。
“对不起，法官大人。”他说，“是他把我给带坏了。”
大家都小声笑了，法官笑了，几个陪审员也笑了，这是对尼可的一种嘲笑。
斯特恩转过身面对陪审团，又开口了，像是在自言自语：“我必须让自己随时保持理智清醒才行。”接着，他说完了最后几句话，没有什么豪言壮语，很简单的几句话。
“那么，我们就不得不问为什么了。当你在听检方所列举的证据时，问一问为什么，不是问卡洛琳为什么会被杀，这一点我们从现有的证据中根本无从知晓。而是要问，为什么坐在这里的萨比奇先生会受到这种错误的指控，为什么没有直接证据就起诉这样一个案子，这样一个无法排除合理怀疑、无法证明被告确实有罪的案子？”
斯特恩停下来，他歪着头。也许他知道答案，也许他不知道，他又开口了。
“为什么？”这是他说的最后一句话。
第二十七节
他们找不到那只玻璃杯了。
我们第三天早上一到法庭，尼可就对斯特恩、肯普和我坦白了这一点，今天我们即将传唤第一个证人上庭作证。
“怎么可能？”斯特恩问。
“对不起！”尼可说，“莫尔托告诉我，他忘了，他确实忘了。现在他们正在到处找，会找到的。”尼可和斯特恩一边走，一边商量着。莫尔托看着他们，显得非常担心。他似乎不愿意离开检方律师席上的座位，像条癞皮狗一样坐着。说真的，他看上去很糟糕。这么早出现在法庭，他显得疲惫不堪，脸色蜡黄，还穿着昨天的衣服，似乎一直都没有休息过。我怀疑他昨天根本就没有回家。
“他们怎么可能把证物就这么弄丢了？”肯普问我。
“这是经常的事。”我回答。警局在麦克格莱斯大楼证物中心里无人认领的物品多如牛毛。很多证物连标签卡没有，或者编号是错的。我处理过的很多案子中，证物都是乱七八糟放着的。
斯特恩和尼可都一致同意，应该将这一情况在开庭前汇报给法官，我们便都回到了法官室里，这样，会让尼可避免受到公众的指责。斯特恩在这些事情上的让步也正是让他颇受法官欢迎的原因之一，如果是别的律师，会要求把这种差错记录在案，让尼可在媒体面前下不了台。
我们都坐在法官的办公室里等着，秘书科琳盯着桌上电话的小灯，灯亮着，法官正在和别人通电话。科琳是个很庄重的女人，胸部很大，法院里很多人都怀疑她和拉伦之间有什么，但去年秋天，她嫁给了一个名叫柏金斯的警察，流言也就终止了。拉伦一直很受女士们的欢迎，他大概在十年前离婚，我听人说，离婚后，他经常去帅哥美女众多的酒吧喝酒，那些酒吧在博雅大道上，很多人把那里叫“美梦成真大街”。
“他说让你们进去。”科琳在和法官简短地说了几句，放下电话对我们说。肯普、尼可和莫尔托走在前面，斯特恩还想和我说几句话。
我们走进法官室后，尼可已经向法官开始汇报玻璃杯的问题了。他和肯普坐在法官对面的扶手椅上，莫尔托坐在稍微远一点儿的沙发上。这间法官室有一种很特别的感觉，一面墙上堆满了各种法律文书，另一面墙则是拉伦自己的荣誉墙。上面有一张他和雷蒙德的大幅照片，还有他和其他一些政客的照片，和他合影的绝大多数都是黑人。
“法官大人。”尼可说，“我也是昨天晚上才听莫尔托第一次说。”
“莫尔托昨天说的那些话，意思好像是玻璃杯在你们手上，只是忘了送过来。莫尔托，我现在要告诉你。”拉伦在桌子后面站了起来，他穿着一件紫色的衬衫，领口和袖口都是白色的，显得很有皇室的风范，他开始还在一边听，一边翻书和文件，现在却站起来，用一只手指着莫尔托，“如果在这个案子里，我再听到你说这样的废话，我就把你关起来。不要对我说的是一回事，实际上又是另一回事。尼可，你也知道我们一直都相处得很好，但现在……”他朝莫尔托的方向点了点头。
“法官大人，我明白。所以我一知道这件事后，就非常担心。我真的认为，这只是我们的一个小失误。”
拉伦狠狠地瞪了尼可一眼，尼可并没有退缩。他做得很好，他把两只手放在膝盖上，努力表现得恭敬而谦卑。这不是他的自然反应，但他总能在法官面前随时表现得恭恭敬敬，这招很有用。他和莫尔托昨天晚上一定闹得很不愉快，所以，莫尔托才会看上去那么垂头丧气。
不过拉伦并不准备就这么算了，和往常一样，他很快明白了这个意外事件的深层含义。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检方一直承诺要把有我指纹的玻璃杯给我们看，但他们其实早就找不到那只玻璃杯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法官问。他看了斯特恩一眼，似乎是希望得到他的支持，“你也知道，尼可，我签的那些法庭令不是好玩的。你的证据你想怎么处理都可以，但是这只杯子最后是在谁手上？”
“现在还不太清楚，法官大人，但应该在警方那边。”
“那是自然。”拉伦说。他显得很愤怒，看着远处，“你也看到了现在的情况。你们是公然违抗了法庭的指令，让被告没有准备的机会。尼可，你也做了开庭陈述，在开庭陈述里，你多次提到这只玻璃杯。现在，这就是你的问题了。等你找到了这只杯子，我们再来决定它到底能不能够作为证物。现在，继续审案。”
实际上，尼可所面对的难题比法官的愤怒要复杂得多。法庭上证人出庭的顺序已经都安排好了，第一个作证的人是要描述犯罪现场的警察，那么，在他的证词中，一定会提到那只玻璃杯。
“在我的法庭上，他绝对不可以提。”拉伦说，“绝对不可以，我们绝对不会去讨论一个连找都找不到的证物。”
这时，斯特恩终于开口说话了。他说，我们并不反对尼可按照他们的计划进行下面的程序。
“但是，法官大人，如果说，检方找不到这只杯子了，那么，我们要求撤销与之有关的其他所有证据。”他所说的，当然就是那份指纹报告，“现在，如果法官大人允许的话，我认为我们应该立刻开庭，不要再推延了。”
拉伦耸耸肩。这是斯特恩的官司，这也是斯特恩和我之前就商量好的。如果我们反对第一个证人出庭作证，我们就可以打乱检方计划好的证人顺序。但斯特恩认为，如果尼可的第一个证人一出庭，就要解释为什么一个如此重要的证据会丢失，反而对我们很有利，检方的这种错误会给陪审团留下很糟糕的印象。我跟肯普说，警方终究还是会找到那只杯子的，但他认为，就算是找到了，也不会再对我们有多大的影响。
“我认为你应该给斯特恩先生一份证据和证人清单，好在我们下一次讨论这个问题时，让他有所准备。”
莫尔托马上开口了，“我们有，法官大人。我们现在就给他们。”莫尔托在自己膝盖上的一堆文件中翻了半天，最后递给肯普一张纸。
“你们的这个错误要记录在案。”拉伦说。这是对尼可的惩罚，看来，他最终还是要向公众做一番解释了。
几个律师还在法官面前讨论，我仔细看了看那张清单。我很想知道利普兰泽会在什么时候出庭作证，他越早出庭，也就能越早开始对尼奥的调查。我本来是想找斯特恩的那个私家侦探继续查，但他说什么都查不到。我看到了利普兰泽的出庭时间，很倒霉，排在了后面，看来我要再等一等了。
失望归失望，从这份清单上，我还是看出了莫尔托和尼可对这个案子的小心谨慎。他们会从对谋杀现场的描述开始，然后是各种物证，接着再慢慢证明为什么我就是凶手。一开始，是证明我和卡洛琳之间的关系；接着，是我在调查过程中的可疑表现；最后，他们会用各种各样的证据，证明我曾经在谋杀现场出现过：包括玻璃杯上的指纹、地毯纤维、电话记录、尼尔林的那个女佣、血型检验结果，等等。最后作证的将是熊谷医生，我猜，他会在关于证物的处理问题上给出专家的意见。
拉伦继续对尼可不依不饶。
“检方如果找到了证物，会立即通知被告吗？”
尼可做了保证。
这件事就算是处理完了，陪审团入席，尼可宣布传唤检方的第一个证人哈罗德·格里尔警官。他从走廊走了进来，站在拉伦前面，等着宣誓。
格里尔警官一站上来，大家就明白了，为什么尼可会坚持要他作为第一个证人出场。陪审团对第一个证人的印象是最深刻的，而格里尔正是那种会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人。他是黑人，个头很大，说话有条有理，不慌不忙，给人一种很有魄力的感觉。警局里有很多像他这样的人，他们的智商完全不输于大学教授，只是因为条件环境所限，才成了警察。
莫尔托对他进行询问。虽然莫尔托看上去很疲惫，但所有的问题都经过了精心的准备。
“那么尸体是在哪里？”
格里尔是达到凶案现场的第三位警官，卡洛琳是在上午九点半左右被人发现死亡的。那天早上，她没有去参加一个八点的会议，又缺席了九点的庭审，她的秘书立刻给公寓的管理员打了电话。管理员曾经告诉我，他唯一做的，就是推开门，四周看了看。他看了一眼，就知道要立刻报警，警局派来了格里尔。
格里尔描述起他当时所看到的情形，以及鉴定人员是如何在他的指导下完成工作的。格里尔确认了一个装有地毯纤维的塑料袋，里面的纤维是从卡洛琳的身上发现的，他又确认了一个装有卡洛琳裙子的大塑料袋，里面有更多相同的地毯纤维。莫尔托和他慢慢把话题转到了那只玻璃杯上，格里尔说，他是在吧台上找到那只杯子的，他亲眼看到技术鉴定员把那只杯子放进了证物袋。
“那么，这只杯子现在在哪里？”
“本来是在警局的证物室，我们现在找不到了，但很快就会找到的。”
接着，莫尔托又问卡洛琳阴道中被取走的那个子宫帽。格里尔说他仔细搜查了整套公寓，没有发现任何类似的避孕工具。就这样一点儿一点儿，警方找出的所有证据都已经在陪审团面前做了说明，最后，莫尔托问到了最关键的一个问题。
“根据你过去九年凶杀案侦探的经验，从案发现场的情况看，你认为发生了什么？”莫尔托问。
斯特恩在陪审团面前，第一次提出了反对。
“法官大人。”斯特恩气愤地说，“这完全是猜测，这不能作为专家的意见。莫尔托问的是这位警官的一种直觉。”
拉伦用他的大手摸着下巴，但最终还是摇了摇头，“反对无效。”
莫尔托又把问题重复了一遍。
“根据尸体的位置。”格里尔回答道，“尸体被捆绑的情况，还有现场被翻动的痕迹，家中打开的窗户，我看到凶案现场的第一眼就觉得，应该是波尔希莫斯小姐在被性侵犯的过程中或者是之后被杀害了。”
“你是指强奸？”莫尔托问，这是一个诱导性的问题，一般在直接询问的阶段是不允许问的，但现在问出来其实也无妨。
“是的。”格里尔说。
“警方的摄影师到了现场吗？”
“到了。”
“那么他们做了什么？”
“我让他们对现场进行拍照，他们也拍了。”
“你当时也在？”
莫尔托从他们今天早上推进来放证物的小推车上拿出一沓照片，正是我四个月前在自己办公室里看到过的那些。他一张张地拿给斯特恩看，然后又拿给格里尔看。莫尔托的这一招非常精明，通常，在谋杀案中，法官会尽量限制检方展示凶案现场的照片，因为那些照片都很血腥，会导致陪审团的偏见。但莫尔托事先问了现场的情况，再拿出照片，我们实在没有理由反对，只好坐在那里，表现出义愤填膺的样子。格里尔把每张照片都描述了一番，并确认现场的情况就是那样。当莫尔托再次递来照片的时候，斯特恩走到法官席前面，要求法官自己也要看看。
“尸体的照片留下这两张就可以了。”拉伦说。他拿走了另外两张，但他允许莫尔托在询问完格里尔以后，再把照片拿给陪审员看。我不敢抬头，从陪审席里的一片沉寂看来，那些照片中的血腥和卡洛琳被捆绑着的尸体显然起到了检方所期望的效果，学校女老师大概很长时间都不会再对我微笑了。
“现在请被告律师进行交叉询问。”法官说。
“就问几件事。”斯特恩说，他对着格里尔微微笑着，我们不会为难他这样的证人，“警官，你刚刚提到了一只玻璃杯，那只杯子现在在哪儿？”斯特恩盯着格里尔面前的照片。
“不在这里。”
“不好意思。你刚刚作证的时候，不是说找到了一只杯子吗？”
“我是说了。”
“哦。”斯特恩表现得很慌张，“但现在，杯子却不在你们手上？”
“不在，先生。”
“那你最后一次看到它是什么时候？”
“就是在犯罪现场。”
“从那以后，你就再也没有看到过了？”
“没有，先生。”
“你们有去找过吗？”
格里尔笑了，这大概是他站上证人席后第一次笑，“有的，先生。”
“你这个表情是不是在告诉我，你们很认真地在找？”
“是的，先生。”
“但还是没有找到？”
“没有，先生。”
“它最后出现是在谁手上？”
“我也不知道，所有的证物收据单都在莫尔托先生那里。”
“哦。”斯特恩转过身，看了莫尔托一眼。莫尔托脸上挂着一副哭笑不得的表情。他认为斯特恩在演戏，但陪审团显然并不知道他这种表情的原因。他们觉得，这样的笑显得莫尔托很自大，“莫尔托先生有证物的收据单？”
“是的，先生。”
“那么正常条件下，证物也应该在他那里喽？”
“是的，先生，证物和原始的证物登记卡都是在检方那里。”
“那么，现在也就是说，莫尔托先生有那只玻璃杯的登记卡，但是没有那只杯子？”
“是的。”
斯特恩又转身看了一眼莫尔托，他盯着莫尔托说了一句：“谢谢你，警官。”他沉思了片刻，然后才重新转过身，看着证人。
接着，斯特恩花了几分钟时间，详细询问了各种证物搜集时的情况。当问到那个子宫帽的时候，他暂停了下来，明显是想重点问清楚。
“你们没有找到的东西其实还不只这个避孕工具，是不是，警官？”
格里尔皱起了眉头。他又不是去找大钻石或是老姨妈弄丢的蕾丝手帕，这个问题，他不知道怎么回答。
“警官，你和你的同事对那套公寓进行了彻底详细的搜查，是不是？”
“当然是。”
“但是，警官，你们不仅没有找到那个子宫帽，也没有找到任何要和子宫帽一起使用的润滑剂之类的东西，是不是？”
格里尔犹豫了，他之前从来没有想过这一点。
“是。”最后，他终于回答。
尼可立刻转身看了莫尔托一眼，他们坐在我前面四五米远的地方，面朝陪审团。我之前还从来没有好好看过这两个对头。他们从坐的地方，可以直接看到陪审团的反应。尼可对莫尔托悄悄说话，大概是在说，这些东西都在哪儿？显然，已经有几个陪审员对这个疑问引起了警觉。
斯特恩正准备坐回来的时候，我让他把照片拿来给我看看。他脸色暗沉地瞥了我一眼，他显然是想把这些照片赶紧扔掉才好。我又对他做了个手势，他只好把那沓照片递给了我。我找到了吧台的照片，我跟斯特恩说了几句话。他听我说完，即刻回到了证人席前面。
“格里尔警官，你认得这张编号6—G的照片吗？”
“认得，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