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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在官员和学者之间与张之洞的第二次会见
6 与张之洞的第二次会见 回到上海不及一个礼拜，我正在煞费苦心的细化自己的方案，收到了张之洞发来的电报，要我立即动身前往南京，再交流一次，旅行费用由他支付。2月16日，我又回到了南京。梁先生告诉我，总督将在第二天上午8：30接见我。趁此机会，我把关于延请外国监管中国的方案的大纲送给了梁先生，好让他先跟总督提一下，以便总督有充裕的时间思考这个问题，会见时能有的放矢地进行批评。第二天，按约定地时间到达总督衙门时，我不得不同其他官员 一起等候。在那儿，我见到了一位戴蓝宝石顶官帽的官员，姓于，他说他籍贯永庆（），在山东待过，现在扬州，在洋务局任职已多年了。接着一个红宝石顶戴的官员走了进来。他是前驻英公使郭松焘的侄子。他说，中国正处在极度艰难的困境之中，不知道何去何从。后来我了解到他是南京水师学堂的。他提到新疆专员是他的朋友。还问到傅兰雅博士。随后来了一个水晶顶戴的，说他认识麦肯西博士。接着又进来一位红宝石顶戴的。他一进门，所有人都站起来行礼；我跟着照做了。见过礼后，他在一把最高的椅子上坐下，招呼大家就座。他姓菊（），是总督府的司库，负责总督所辖各行政区长官的选任。 11点，梁先生进来了，并且拿过我的表看了看。我问梁先生，我是不是正好在约定的8：30到达的。他回答说，总督本来希望我早点来，但现在他正在花园里，心情不好，不愿被打搅。于是利用这段时间，我和他又谈起了中国生死攸关的局势和我提出的治疗方案，以便他更清楚地理解我来南京将要向总督提出的建议。我们的谈话持续了将近一个小时。这时梁告诉我说，总督最得意的方案是派遣年轻的皇室成员赴国外留学。我问是不是他建议派遣20－30岁之间的，他回答说总督希望派遣更年轻一些的到国外接受教育。我说，那将使改革耽误得太久。第一批派往国外的留学生应当是那些几年后掌握高层权力的人，否则将错过改革的机会。 这当口，有人进来传话，说总督召见。总督不像我第一次拜访时那样友好，看起来似乎脸上有一团阴云。见面的寒暄过后，他问我要提供的“妙法”是什么。我马上讲了三点。 在答复我的建议时，总督声明，他不主张将中国变成某个国家的暂时的保护国，但赞成在不超过10年的某个时期内，以某个国家结成互惠互利的盟友关系，为此可以给予某些商业上的优惠条件，如增开通商口岸，修筑铁路、开采矿山和引进工业的收益权等，但必须采取措施避免其它国家的忌妒。
第二部分：在官员和学者之间拜会赴日议和代表张荫桓
7 拜会赴日议和代表张荫桓 回到上海不久，正碰上张荫桓 于赴日途中在上海暂住。他是作为首席和谈公使去探询日本政府的和谈条件的。感到有必要同他见个面，我把自己翻译的麦肯西的《泰西新史揽要》连同我为此书写的绪言，派人送给了他，表示希望他能读一读，并问我是否可以登门拜访。他给了答复，约定2月28日见面。谈话过程中，我首先强调了中国面临的危险： ⑴来于外国的危险：来于法国，来于俄国的西伯利亚铁路； ⑵来于她的官员和民众的无知，无知导致了迷信、腐败和贫困； ⑶来于她的人口无法增多这种现状，这将招致列强的瓜分，就像他们在非洲所做的那样。 接着我提出了中国扭转颓势的办法： ⑴派出两位亲王担任对日议和全权代表，有限考虑金钱补偿而不是其它方面的要求； ⑵与一个强大的国家结盟，以推进有益的改革； ⑶大清皇帝应每日召见总税务司赫德爵士，每一位督抚都以同样的方式聘用外国专家； ⑷中国应联络列强，成立世界仲裁法庭，以消弭国际间的冲突和战争。 随后我详细表述了自己关于与某个大国结盟的方案（前面已提到）。对此，他的回应是：“俄国是一个让其它国家都害怕的国家”；但谈到英国时，他认为英国是最可信赖的。我指出，与所有强势国家结盟是致命的错误。 这位和谈公使是这样回答我的问题的： ⑴中国官员的腐败是可怕的、无可救药的； ⑵把任何改革方案摆在朝廷面前都毫无用处； ⑶本人曾提出派皇室成员出国考察的方案，但却被劝告不要把建议提交朝廷，因为那只会削弱我的影响力； ⑷官员之间以各种罪名相互攻击，但上边从来不调查一下谁是谁非； ⑸铁路会使中国受益非浅，战争期间可以轻松地把兵力运送到任何地方； ⑹恭亲王不敢去日本，但日本人会因此感到高兴的； ⑺日本只是表面上强盛，实际并非如此； ⑻中国派往国外的使臣，极少合格的观察者； ⑼如果李提摩太先生有什么方案，我很高兴见识见识（于是我把拟定的方案呈给他，见下文）； ⑽对于你提到的改革方案，十有八九我赞同。为你创发的这些改革措施表示衷心感谢，但现在采取什么措施都晚了； 当我说还有十多天的时间可供转圜时，他回答： ⑾中国已同列强建立了盟约，但现在全都袖手旁观； ⑿在国外，本人受到了各国政府优厚的接待，想到外国公使在北京得到的待遇，感到惭愧得很。 当我提到应大力诱导改革时，他说： ⒀不经过巨大的、激烈的变动，在北京什么事也干不成。 看来，对当今朝廷的失望深深地扎根在他的心里。前一天晚上，他已经读了我送的书，看到了我提到的一下两点： ⑴我把日本进步的原因归于她接受了基督教文明的基本原则； ⑵我指出了中国由贫穷转富强的途径。 但对于立即实施我所提到的任何措施，他都不抱有什么希望，因为在同日本达成和平之前，一切都无从谈起。会见持续了近两个小时，讨论涉及的主题非常广泛。 8 第三次会见张之洞 5月份，我又去南京拜访了张之洞，为的是呈交进一步改革的方案。利用这个机会，我请他为我翻译的《泰西新史揽要》写了一篇序言。在归途的船上，我碰到了李鸿章的儿子李经迈。看到书后，他自告奋勇要为我写一篇序。我感谢了他的好意，同时想到他的父亲是不是也可以写一篇。谈话中，他提到了由于民众的贫困，不能筹集更多的税款或者发行更多的公债。他同意我的看法，认为张之洞没有把任何税款留在自己手里，同时他强调说，张非常专制，会把当铺、盐商和其它人的积蓄劫夺得一干二净。
第三部分：代表教会上书北京上书委员会（图）
1 上书委员会 1890年，在上海基督教全国代表大会上，我在论文中呼吁关注政府传播的对基督教的敌意，建议就此事向皇帝上书。结果成了了一个由七人组成的委员会，成员有林乐知博士、阿什莫尔（）博士、布劳格特（）博士、约翰（）博士、穆尔（）主教、沃瑞（）博士，还有我。我们被责成起草一份请愿书，以表明基督教会来中国的真正目的，并要求保障宗教自由。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我们拟定了一份很长的稿子，但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没有送上去。然而，1895年，发生了一些事情，使我们委员会不得不立即采取行动。 2 对基督徒的迫害 不幸的是，我在1890年的大会上所做的预言：我们正处在一个随时都可能爆发的火山口的边缘，被事实证明是太正确了。1892年，在芜湖以及整个长江流域，爆发了反对传教士的动乱，而当时的湖广总督张之洞，仍然对基督教怀有敌意。通过在的报纸上——日报和周报同时——大量登载对传教士有利的声明，并且强调传教士在赈灾和医药方面所做的种种善事，我做了力所能及的一切去影响人们，但长江流域的迫害活动仍然在继续着。 1893年，两位瑞士传教士在离汉口不远的宋埠遭到残酷攻击。他们爬上房顶，想从其它房子的顶上逃走，但还是被逮住了，像逮老鼠一样，被残忍地处死。这种罪行被汇报给总督后，他表现得一点都不害怕，而是说出了以下值得记忆的言论：“我们不需要传教士。我们要反对他们，发起暴动抵抗，毁掉他们的教堂，杀死受他们蛊惑的人，是外国人就杀死。不过可怕的是，我们杀死的越多，他们就越急切地要来”。 1893年9月，我专门去了一趟汉口，与杨格非（）博士和希尔（）先生讨论上书事宜。这期间，在四川爆发了更严重的动乱。反教运动不仅局限于长江流域，还蔓延了整个福建省。 1895年4月，发生了圣公会11名传教士——其中大多数是妇女——被残杀的卑鄙事件。这引起了文明世界的惊恐。 我写信给上书委员会的成员，敦促他们立即前往北京，力图同最高层当权者接触。尽管大多数成员离不开他们的岗位，他们都认为有必要立即采取行动，因此他们赋予我全权，赴北京与住在那儿的上书委员会成员——布劳格特博士和沃瑞博士——协商。离开上海之前，我草拟了一份更短也更切实可行的文稿，其内容得到了林乐知博士的完全赞同。随后，我收集到了传教士团体20余位代表人物的签名，包括几位主教。 9月，我到达北京时，发现布劳格特先生回国休假去了。原来打算呈交皇帝的基督教会的声明就是他起草的，他把手稿留给了沃瑞博士。我们一致同意，把我起草的那份文字少的呈交总理衙门，而布劳格特起草的那份请愿书因为篇幅太长，以书籍的形式同时呈送。因为中国人要把两份文件仔细修正一遍，并誊抄下来，因而过了很久后才呈报上去。
第三部分：代表教会上书北京第一次会见李鸿章（图）
与此同时，我们决定做一些铺垫性的工作，以接近总理衙门的官员们。当时总理衙门有8位成员，首席大臣为恭亲王。于是，我拜访了李鸿章，请他写封信，把我引荐给恭亲王。由于在对日战争中的失败，李鸿章很不光彩地赋闲在家。去李鸿章家的那天是9月17日，下面是当时所做的记录的摘要： “总督异乎寻常地热情，坚持要我留下来同他共进晚餐。吃饭过程中，他一再对我大加赞美之辞。谈到国家事务，他说： ⑴皇上毫无主见，完全依赖少数几个拥有最终决定权的顾问； ⑵掌权的高级官僚对国外事务一无所知，他们当中很少有人读过像我翻译的麦肯西的《泰西新史揽要》这样的书。而他，不仅亲自反复读过，而且还要求他的幕僚们读； ⑶包括张之洞在内，都反对他同日本议和，鼓吹战斗到底； ⑷朝廷各部门的大臣称西方教育为“鬼子学”（意为魔鬼的学问），他们只把时间花费在中国的传统学问上； ⑸占据着学子们心灵的八股文没有任何实际效用； ⑹对那些在西学上有造诣的人，政府是不会授予官职的； ⑺《新闻报》（出版于上海的一份报纸，人们都认为它受张之洞资助）对他的攻击是不光彩的； ⑻那些能够阅读最高级的中国经典的人非常之少。 “在同李鸿章的英文秘书、美国人白梯克（）谈话时，我得到了一下信息： ⑴实际上，翁同和（总理大臣）才是中华帝国的皇帝； ⑵中国政府应该明白，同外国政府签订的所有协议都应当像遵守法律一样严格遵守，不论什么时候，如果忽略或违背了协议，就会导致战争； ⑶中国政府的态度，已经有了一些改变。证据是，强学会的《京报》转载广学会的杂志《万国公报》发表的文章； ⑷总理衙门的大臣们对各国政府心怀怨恨，原因是驻北京的各国公使就最近发生的暴乱对他们施加了压力。 “谈到我代表教会面见总理衙门的官员并向中国政府上书的事情，他建议我请总理大臣翁同和引见，拜会恭亲王；并且见到翁同和后，要把我以前跟督抚们交往的历史向他讲一讲”。 4 后来与李鸿章的几次会见 9月23日的下午三点，我再次拜访了前总督，就像白梯克先前对我说的那样，这对李鸿章是个安慰。总督说： ⑴首席内阁大臣徐桐 在路上碰见他拜访外国公使回来，竟然上奏皇帝弹劾他，说他私下里与外国人相勾结； ⑵翰林院掌院学士不允许翰林们研究西方书籍，并且一直在诅咒西方的学术和宗教； ⑶只要权力还掌握在排外的老臣手里，所有的翰林和维新之士都将无所作为； ⑷满族人无足轻重； ⑸我应当把我的书送给恭亲王； ⑹我建议让白梯克先生进入恭亲王的幕僚集团，以便让恭亲王了解他的想法和处理问题的方式，而不必仰仗那些蒙昧无知的反对派；他听了后未置可否，只是对我说：“你应该给翁同和写一封信，说明你已经在中国待了多年，曾经参加过赈济灾荒和启蒙民众的工作，因而对中国的情况非常熟悉；并且表示，你有一件非常重要、非常紧急的事情必须当面向他汇报，如果在他有空时定个时间，前去拜访他，你将感到非常荣幸”。 这是在一个小时的谈话即将结束时他对我讲的。同时，我提出了以下建议： ⑴派遣100名翰林、10名皇室亲贵去国外考察学习； ⑵对所有秀才实施外国式教育； ⑶定期在北京举办讲座，讲解当今世界的主题和重大事件； ⑷由于反战派的错误，中国被迫赔付日本两亿两白银；而我规划了一个方案，可以使总理大臣每年有四亿两白银入帐； 谈话期间，李鸿章表示希望我在北京定居，给翰林们讲讲课。他还指出，翁同和生性多疑，简直可以说没有脑子，只有一颗半信半疑的心。 9月26日，白梯克先生邀请我在塔利饭店用餐，席间我碰到了10位翰林。第二天，我拿着写给翁同和的信的草稿，又拜访了李鸿章，请他改正一下。李又给我提建议说，在跟这位总理大臣会面时，先要拍拍马屁，恭维他一番，然后“把问题一股脑地提出来，请他切实回答”；结束时要强调，整个国家的成败利钝的伟大责任都在他一个人肩上。他大约花了半个小时的时间向我表明，要使翁同和确实相信局势的危急性，有必要畅所欲言，并利用有说服力的图表和实例。在对恭亲王与翁同和进行比较时，他说，他们之间的区别，就如同石头和印度橡胶。
第三部分：代表教会上书北京拜访总理大臣（图）
根据翁同和的安排，10月26日，我们在总理衙门见面。简单寒暄了几句后，他建议我们去一个更加秘密的地方会谈。他把我领进了属于同一所建筑的同文馆的一间房子里。在场的只有汪鸣銮一人。汪是翁的得力助手，也是总理衙门大臣之一。 为了使他相信，谁是破坏中国政府和基督徒之间的和平的最主要的麻烦制造者，我随身携带了两套书作为证据。其一是十卷本的《海国图志》；第二套也是十卷，出于另一个作者之手。这两种书都带有对基督徒的最荒谬的敌意。第一种，作者魏源，声称基督徒把华人的眼睛挖出来，配以铅粉，炼制白银，外国传教士因此而致富；第二种书宣称，传教士制作迷幻药，使妇女发狂；制造摄影机，偷取被摄像者的灵魂。我向总理大臣指出，这种种诽谤的目的，在于制造反对外国人的动乱。他问我，谁是应当为此负责任的居心不良之徒。我回答说，是中国政府的官员。他说那不可能是真的。作为回答，我拿起上面提到的书中的一本，翻到书中对基督徒进行诽谤诬陷的地方，指给他看；接着，我又让他看了第一卷里由左宗棠——那位从俄国手中收复伊犁的伟大总督——撰写的序言，说：“你肯定会认为这是一位杰出的将军”。随后，我打开另外一套书，把含有错误指控内容的那一页折起来，又翻回第一卷，可以看到云贵总督王文韶的名字。“你会认为这个人也是一位高级中国官员，”我又加了一句：“你心里肯定很清楚，这本书不久前刚被重印了，就像中国的蓝皮书（《经世文编》）一样，为了能在整个帝国广泛传播而采用简装形式。当普通人读到这些诽谤——包涵在通俗性的印刷品中、带有国内高官签名认的认可的对基督徒的诽谤——时，我们不敢想象他们会不会受到蛊惑而发起暴动，屠杀基督教徒。” 看到我的观点无可辩驳，总理大臣哈哈大笑，嚷道：“你在中国住的太久了！”，就这样，他被我的观点所征服了。 接着，我指出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