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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晚年岁月访问北京
9 访问北京 1904年5月，我对北京作了一次短期访问，拜访了庆亲王、兼任外务部和户部尚书的那桐、孙家鼐，以及其他一些人（详情将在下面关于“和平运动”的一章中叙述）。当时伦敦会派往中国的代表（梅斯·寇森和伯尔顿）也在北京。想到伦敦会所做的非同寻常的工作，我决定提醒中国政府的官员，对它和其它差会对中国的伟大奉献，应给予充分重视。为此，我给外务部写了一封信。 10 在山东召开的宗教大会 下面一件值得一提的事情是在山东青州召开的宗教大会。大会开得很成功。仲斯先生和我都认为，邀请中国各宗教派别的领袖前来参会、并一起商讨在中国的各种宗教的竞争方式的时机，真正到来了。 巡抚周馥从济南派出了前山东学政——那人是孔子的七十三世孙、一位知府和另外三位官员作为他的代表。超过三十位政府官员身着官服出席会议，其中包括满洲驻军的一位鞑靼将军。除基督徒外，参会的还有大约一百位宗教领袖。大会共开了四天，晚上聚餐，并有社交聚会。很多非基督徒参与了讨论。其中一人建议，以传播宗教为主旨的传教士应当编撰一些宗教课本，供政府开办的学校使用。 11 周馥的建议 大会闭幕后没几天，我去了趟济南，目的是拜访周馥。他对我极尽宾主之谊。不仅派一位官员陪同我浏览首府的风景，还提供轿子，抬着我的四个女儿逛大明湖，并且到那儿之后，早已准备好了游船和丰盛的茶点。然后，他举行宴会，邀请省里的高级官员们参加，欢迎新教传教士的到来。宴会中间谈的一个主要话题就是宗教。周馥一开始谈的是当年在天津时，他是如何开通中国第一条电报线路的；并且他提到，那时传递信息必须架设线路，但听说现在已经有了无线电报。然后，他评论说，中国需要一本书来解释上帝以及上帝与各种自然力之间的关系，那将是一本伟大的书的伟大主题。 另一件有趣的事是为庆祝慈禧太后生日在帝宫剧院（）举行的晚宴。我的座位在正对舞台的一个包厢里，坐在巡抚身边。我们西边的包厢里坐着藩台（布政使）、臬台（提刑按察使）、粮道、以及其他官员；而东边的包厢里则是新建的大学里的官员和教授，以及其他一些外国人。罗马天主教的主教和他的助手靠近我坐着。宴会中间暂停时，当演戏的锣鼓声压过了谈话的声音，巡抚就把我带进后面一座安静的院子里，单独同我交谈。就是在这样一次没有吵扰的间隙里，他提出了两条富有价值的建议： ⑴我以他的名义给山东的所有新教传教士写信，希望他们选出三名代表，同他一起协商处理山东的教务问题； ⑵我购进一些《新约圣经》，由他亲自发送给他属下的官员，以便他们能重视此书，认真阅读。 回到上海后，我拜访了圣书会在上海的代理。他给了我二百套精装的《新约圣经》。我作为礼物送给了周馥，让他分发给他属下的官员，以便他们对基督教的宗旨能有更好的理解。 不久以后，周馥被升迁为两江总督，随后又转任两广总督。在所有中国政府官员中，他是最令人感到亲切的一个。
第四部分：晚年岁月威尔士宗教兴奋大会
1 威尔士宗教兴奋大会 1905年初，我回到了英格兰。浸礼会委员会决定不再让我承担作为传教士代表的例行工作，而是去中部地区一些有影响的教堂举行专门报告会。 在威尔士的兴奋大会期间，我被邀请在一次称作Cymanfa的露天宗教大聚会发表演讲。在山坡上，扎起了一座演讲台；讲台前面的地面是一个逐渐升高的斜坡，就像半截露天环形剧场，因而坐在地上的数千听众能清楚地听到演讲者的声音。演讲的是三位威尔士籍传教士：W·R·詹姆斯、在印度传教的丹尼尔·仲斯，还有我。詹姆斯先生以热情洋溢的开场白、富有影响力的滔滔雄辩，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大会中最感人的场面，也许是一位矿工的制造的。他以宁静的语调讲了寥寥几句话，深深地打动了在场的听众；然后又唱起了圣歌，把人们心中的宗教情绪推向高潮。 2 浸礼会世界大会 这个时期，基督教教会内部发生了几次大的事件，旨在促进各个教派内部不同单位的统一，其结果是公理会总会、长老会总会和圣公会总会的成立。1905年7月，浸礼会在伦敦召开了世界性的大会，全球各地的浸礼会都派代表出席，我被推选为总委员会的委员之一，并作为中国教区的代表阐述了本教区对文字工作的巨大需求，以便对中国的领导阶级给予正确引导。作为我的演讲的结果，一位女士决定由她支付作者的工资，以便将任何我认为合适的书籍翻译成中文。从那天开始，在十年的时间里，她一直通过浸礼会对我们提供资助。只是现在，她已去了该去的地方。 休假期间，我的主要工作是参加“和平运动”。在涉及这个题目的那一章里，将对此有所叙述。 3 中国使者参观蓝贝斯宫 在我居英休假期间，中国政府向英国派出了一个由五名成员组成的使团，带队的是庆亲王的儿子载涉（音译）伯爵，来考察欧洲和美国的西方文明。他们抵达英国后，我给坎特伯雷的大主教写了一封信，向他建议说，作为圣公会的首脑，如果他能邀请中国使者到蓝贝斯宫参观，并请自由教会议事会的主席也发出邀请，那将是一件很能体现身份的事情。我觉得，如果使者们受到派遣传教士出国传教的宗教组织的首脑们的接待，回到中国后，对传教士的工作会采取更加友好的态度。我的建议得到了大主教的首肯。几天以后，因为我在中国时与这位伯爵相识并能提供翻译，我接到了蓝贝斯宫发出的邀请，要我在伯爵参观时参与接待。参加接待的还有几位主教。 我们在图书馆会见使团成员。我为大主教做翻译。随后，他带着客人参观宫殿各处，把最有意思的部分介绍给客人。当使团成员在大主教的来宾登记簿上签名留念时，我坐在伯明翰主教的身边。谈及中国政府采取的派遣使者到世界各国研究西方文明这一聪明的做法时，我问这位主教，他是否认为那些对在中国的传教事业感兴趣的人也应当派遣一个五人使团访问中国，其中两人代表英格兰教会，两人代表非国教信仰者，一人代表苏格兰教会，以便研究在传教中存在的问题。 “啊，不！”他大声说：“我怀疑那完全是不现实的。我们还没有对此做好准备”。 “那样的话”，我答道：“中国人是一个非常现实的民族。他们会理所当然地认为，一种在如此小的规模上都不能把各个派别联合起来的宗教，是不适合中国的”。 但也有与这位主教持不同意见的人。他们认为，现在是教内人士和非国教信仰者能够走到一起讨论问题的时候了。 4 J。 B。 帕顿博士 我在国内碰到的值得一提的人物当中，没有哪一个比诺丁汉郡的帕顿博士对中国在义和团事变后的发展更有洞见，也更关切。珀西·邦婷（）爵士和邦婷（）女士把我介绍给了他，他们两人对中国的觉醒也很感兴趣。此后，在他们家里，我多次见到帕顿先生。 除了个体灵魂具有皈依于上帝的需要这种普通人持有的理念外，他还奉持一种终生不渝的信条，就是致力于在大地上建立上帝的天国。他认为，这意味着所有人种、民族和阶级的高度发展。他创立了他自己称为“内在会”的组织，引导基督教会关注群众物质和智力上的改善，以及精神上的成长。为此，他组织了全国家庭读书联合会。他是数不清的组织机构的灵感和激情的源泉，不论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我发现，他也是设在巴黎的国际教育委员会的成员。在为印度当地农民谋利益的储蓄银行的组建过程中，他也是一个积极主动的角色。
第四部分：晚年岁月威尔士宗教兴奋大会
1 威尔士宗教兴奋大会 1905年初，我回到了英格兰。浸礼会委员会决定不再让我承担作为传教士代表的例行工作，而是去中部地区一些有影响的教堂举行专门报告会。 在威尔士的兴奋大会期间，我被邀请在一次称作Cymanfa的露天宗教大聚会发表演讲。在山坡上，扎起了一座演讲台；讲台前面的地面是一个逐渐升高的斜坡，就像半截露天环形剧场，因而坐在地上的数千听众能清楚地听到演讲者的声音。演讲的是三位威尔士籍传教士：W·R·詹姆斯、在印度传教的丹尼尔·仲斯，还有我。詹姆斯先生以热情洋溢的开场白、富有影响力的滔滔雄辩，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大会中最感人的场面，也许是一位矿工的制造的。他以宁静的语调讲了寥寥几句话，深深地打动了在场的听众；然后又唱起了圣歌，把人们心中的宗教情绪推向高潮。 2 浸礼会世界大会 这个时期，基督教教会内部发生了几次大的事件，旨在促进各个教派内部不同单位的统一，其结果是公理会总会、长老会总会和圣公会总会的成立。1905年7月，浸礼会在伦敦召开了世界性的大会，全球各地的浸礼会都派代表出席，我被推选为总委员会的委员之一，并作为中国教区的代表阐述了本教区对文字工作的巨大需求，以便对中国的领导阶级给予正确引导。作为我的演讲的结果，一位女士决定由她支付作者的工资，以便将任何我认为合适的书籍翻译成中文。从那天开始，在十年的时间里，她一直通过浸礼会对我们提供资助。只是现在，她已去了该去的地方。 休假期间，我的主要工作是参加“和平运动”。在涉及这个题目的那一章里，将对此有所叙述。 3 中国使者参观蓝贝斯宫 在我居英休假期间，中国政府向英国派出了一个由五名成员组成的使团，带队的是庆亲王的儿子载涉（音译）伯爵，来考察欧洲和美国的西方文明。他们抵达英国后，我给坎特伯雷的大主教写了一封信，向他建议说，作为圣公会的首脑，如果他能邀请中国使者到蓝贝斯宫参观，并请自由教会议事会的主席也发出邀请，那将是一件很能体现身份的事情。我觉得，如果使者们受到派遣传教士出国传教的宗教组织的首脑们的接待，回到中国后，对传教士的工作会采取更加友好的态度。我的建议得到了大主教的首肯。几天以后，因为我在中国时与这位伯爵相识并能提供翻译，我接到了蓝贝斯宫发出的邀请，要我在伯爵参观时参与接待。参加接待的还有几位主教。 我们在图书馆会见使团成员。我为大主教做翻译。随后，他带着客人参观宫殿各处，把最有意思的部分介绍给客人。当使团成员在大主教的来宾登记簿上签名留念时，我坐在伯明翰主教的身边。谈及中国政府采取的派遣使者到世界各国研究西方文明这一聪明的做法时，我问这位主教，他是否认为那些对在中国的传教事业感兴趣的人也应当派遣一个五人使团访问中国，其中两人代表英格兰教会，两人代表非国教信仰者，一人代表苏格兰教会，以便研究在传教中存在的问题。 “啊，不！”他大声说：“我怀疑那完全是不现实的。我们还没有对此做好准备”。 “那样的话”，我答道：“中国人是一个非常现实的民族。他们会理所当然地认为，一种在如此小的规模上都不能把各个派别联合起来的宗教，是不适合中国的”。 但也有与这位主教持不同意见的人。他们认为，现在是教内人士和非国教信仰者能够走到一起讨论问题的时候了。 4 J。 B。 帕顿博士 我在国内碰到的值得一提的人物当中，没有哪一个比诺丁汉郡的帕顿博士对中国在义和团事变后的发展更有洞见，也更关切。珀西·邦婷（）爵士和邦婷（）女士把我介绍给了他，他们两人对中国的觉醒也很感兴趣。此后，在他们家里，我多次见到帕顿先生。 除了个体灵魂具有皈依于上帝的需要这种普通人持有的理念外，他还奉持一种终生不渝的信条，就是致力于在大地上建立上帝的天国。他认为，这意味着所有人种、民族和阶级的高度发展。他创立了他自己称为“内在会”的组织，引导基督教会关注群众物质和智力上的改善，以及精神上的成长。为此，他组织了全国家庭读书联合会。他是数不清的组织机构的灵感和激情的源泉，不论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我发现，他也是设在巴黎的国际教育委员会的成员。在为印度当地农民谋利益的储蓄银行的组建过程中，他也是一个积极主动的角色。
第四部分：晚年岁月爱丁堡大会
9 穆德博士 1901年11月，在中国传教事业的地平线上，升起了一颗耀眼的新星，这就是穆德（）博士。他召集了一次会议，邀请二十名各差会的负责人——来于中国北方的、南方的、中部的还有西部的——到南京与他见面。从一开始，他就亮出了一个宏大的工作规划。在同他乘坐同一艘轮船旅行时，我和他交谈过多次，告诉他我所确立的最成功的传教方式，已在各省府经由中国的官员和学者得到了贯彻。我敦促他派遣工作人员，在文字工作方面与广学会进行合作，但他并不同意这样做。在南京的会上，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本厚厚的书，上面写着很多他提前准备的关于传教工作的方方面面的问题。他依次向每位传教士发问，以期收集正确的信息。我越来越清楚地看出，他是一个很专断的人，是不可能跟任何人合作的。但他又有自己别出心裁的一套工作计划，要求、希望其它差会帮助他付诸实施。 随着基督教青年会的发展，他把自己的聪明才智运用到了极致，而那种才智倘若用在他可能从事的任何经营领域，都会使他出人头地。基督教青年会所奠基于其上的那些基本工作原理与美国最成功的商业经营体制是一脉相通的。穆德也取得了对英美两国学生志愿者运动的主要控制权。由此，他接触到最优秀的基督徒学生，得以从中挑出上帝认定的男女选民为他工作。凭着强有力的、富有蛊惑性的演讲以及磁石一样的人格，他令人惊异地打动了欧美学子的心。 我在太原时实行的讲座方法，怀特赖特（）先生先在青州、后在济南在他开办的那无与伦比的博物馆和研究院中也采用过。在去南京的途中，我把这种方法向穆德先生作了详细介绍。 现在，在基督教青年会中，赖于罗伯森（）教授卓越的经营和管理，这种方法在更大的规模上得以成功地组织实施。 穆德博士最突出的成就与1910年爱丁堡大会和1912年成立的永久委员会联系在一起。 10 爱丁堡大会 在中国和印度的传教士团体远在国内教会之前，表达了联合行动的愿望。但在英美两国，都曾进行过这方面的尝试，如分别在纽约和利物浦召开的全世界基督教大会，就是要表明在基督教各派别的合作中所存在的共同利益。在所有这一类联合大会中，穆德博士担任主席的爱丁堡大会组织得最精心，举行得最成功。 因为代表很多，不可能让他们长篇大论。因而，不论他们是主教还是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