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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开国就受到美国“蘑菇云”的笼罩。美国的战争狂人们连续不断地以核武器对新中国发出威胁。朝鲜战争爆发后，1950年7月底美国总统杜鲁门下令将装有核弹的10架B—29轰炸机部署到关岛；11月份，在侵朝美军受到重挫后，杜鲁门又发表声明，宣称正考虑在朝鲜使用原子弹，以对付中、朝两国。1951年4月，美国继续对中国进行核讹诈。1953年，艾森豪威尔就任美国总统以后，继续传递要在朝鲜战场上使用核武器的信息。1954年1月，美国战略空军司令部的一个将军甚至露骨地说：“在朝鲜没有合适的空投目标，然而我们可以在中国的东北和苏联的东南部合适的地方投几颗原子弹。”……
狂妄，到了极点！
中国需要发展原子能，世界反对美国核讹诈政策的和平人士，也希望中国掌握核武器。1951年10月，一位名叫杨承宗的留法中国放射化学家就要回国参加祖国建设，著名的国际和平战士、法国科学家约里奥·居里特地约见了杨承宗，对他说：你回国后，请转告毛泽东主席，你们要反对原子弹，但为了打破美国的核讹诈政策，你们必须要有原子弹。原子弹也不是那么可怕。原子弹的原理也不是美国人发明的。
挑衅、挑战与机遇，接踵而至。新中国的原子能事业，在50年代初期艰难地创建起来。
新中国无论是原子核科学还是其他科学技术事业，几乎都是在薄弱的基础上白手起家的。
中国科学院成立以后，在原北平研究院原子学研究所和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原子核物理研究机构的基础上，组建了近代物理研究所，由钱三强担任所长，专门从事原子核物理和放射化学的研究（1953年底，近代物理所改名为物理研究所）。
与此同时，一大批受到新中国感召的物理学家和核科学家回到了祖国，组成了一支实力雄厚的科学家队伍。但是，对原子能本身，许多科学家也并没有真正掌握。
1953年春，周恩来批准中国科学院组织访苏代表团，考察苏联的科学研究工作，商谈中苏两国间的科研合作问题。代表团访苏期间，恰逢斯大林逝世，周恩来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到莫斯科参加斯大林的葬礼。在繁忙中，周恩来听取了中科院代表团的情况汇报，并与同来莫斯科的李富春共同与苏方交涉，使得中科院代表团团长钱三强有机会参观了苏联保密性很强的一些核科学研究机构和培养这方面人才的专门院系。参观中，钱三强向苏方提出，能否提供有关核科学仪器和实验性反应堆。苏方回答，可以通过外交途径解决。
在周恩来的努力下，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了钱三强提出的问题。
1954年，是中国原子能事业发展的一个关键年份。这年，我国地质部门首次发现了铀矿资源，原子能的基本材料找到了！这一发现，引起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人的高度重视。
1955年1月14日，周恩来专门找来国务院第三办公室主任兼国家建设委员会主任薄一波、著名科学家李四光、钱三强和地质部负责人刘杰，详细询问了我国核科学研究、核反应堆和原子弹的原理、发展核能技术所需要的条件以及我国的铀矿资源等等情况。
周恩来明确地告知：中央要讨论发展原子能问题，你们作好汇报准备，届时带着铀矿石和简单探测仪器，做些操作表演。
谈完，周恩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
今日下午已约李四光、钱三强两位谈过，一波、刘杰两同志参加。时间谈得较长，李四光因治牙痛先走，故今晚不可能续谈。现将有关文件送上请先阅。最好能在明（15）日下午3时后约李四光、钱三强一谈，除书记处外，彭（真）、彭（德怀）、邓（小平）、富春、一波、刘杰均可参加。下午3时前，李四光午睡。晚间，李四光身体支持不了。请主席明日起床后通知我，我可先一小时来汇报下今日所谈，以便节省一些时间。
破核威慑（3）
一个伟大的决策和对科学家极大的尊重，都包含在了这封信中！
1月15日，在周恩来的安排下，毛泽东在中南海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专门讨论中国发展原子能事业的问题。出席会议的除毛泽东外，还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彭真、邓小平、彭德怀、李富春、薄一波等。
会议听取了李四光、钱三强和刘杰关于核反应堆和原子弹的原理以及我国核科学研究情况的汇报。根据周恩来会前的嘱咐，他们向中央领导人作了用仪器探测铀矿石的操作表演。大多数中央领导人还是头一次接触到原子核反应原理，他们产生了极大的兴趣。
接着，毛泽东又询问了发展原子能事业的有关问题。在李四光等人汇报后，熟知内情的周恩来又补充了一些情况。他还提醒科学家：用最通俗易懂的语言，把这一问题讲清楚，以利中央做出决策。
听完汇报的毛泽东兴奋不已，随即发表了一番包含着重大决策的讲话：
我们国家现在已经找到铀矿，进一步勘探一定会找出更多的矿床。解放以来，我们训练了一些人，科学研究有了一定基础，创造了一定的条件，过去几年你们也经常反映，但其他事情很多，来不及抓这件事。这件事总是要抓的。现在到时候了，该抓了。只要排上日程，认真抓一下，一定可以搞起来。
毛泽东还强调：
现在苏联对我们援助，我们一定要搞好！我们自己干，也一定能干好！我们只要有人，又有资源，什么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
周恩来则在会上强调：对人才的培养需要大力加强。
这次会议，中共中央正式做出了发展原子能事业的战略决策，揭开了大力发展中国核科学技术研究和进行核工业建设的帷幕。
就在中共中央做出这一重大决策的时候，美、苏两个拥有核武器的大国对中国采取了两种不同的态度。
——美国继续用原子弹恐吓中国；
——苏联则同意在和平利用原子能方面提供给中国一座实验性反应堆和一个回旋加速器。
对美国的恐吓，国际上有些人很担心。
1955年1月28日的中南海，曾有这样一幕：芬兰驻华大使孙士敦向毛泽东主席递交国书。在座的有周恩来等人。
谈话中，这位外国大使过分地夸大原子弹的作用，他说：“有几个氢弹投在中国，中国差不多就完了”。
周恩来当即表示：“人是活的，不是死的，原子弹危害最厉害的是工业集中、人口集中的国家。”
毛泽东坦然且风趣地回答：“即使美国的原子弹威力再大，投到中国来，把地球打穿了，把地球炸毁了，对于太阳系来说，还算是一件大事情，但对整个宇宙说来，也算不了什么。”
毛泽东和周恩来的话再一次明白无误地告诉国际社会：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中华民族再也不是任人摆布和任人宰割的民族。
就当时而言，有苏联的帮助，中国更没有什么可怕的。
苏联许诺帮助中国，中国政府迅速做出了反应。
1955年1月18日，《人民日报》等报纸刊登了苏联部长会议关于苏联帮助中国和平利用原子能问题的声明。随后，在周恩来主持下，起草了中国政府有关和平利用原子能问题的决议。
1月31日，周恩来向国务院全体会议第四次会议作了《关于苏联在促进原子能和平用途的研究方面给予中国以科学、技术和工业上的帮助问题的报告》，首次在国务院系统通报了情况，并作了动员。
周恩来说：“对中国来说，这是个新问题。现在是原子时代，原子能不论用在和平或者用于战争，都必须懂得才行。我们必须要掌握原子能。”
他还从两个方面阐述了掌握原子能的意义和作用：“从积极方面来说，我们要公开地进行教育，认真地进行工作，积极促进原子能的和平利用。从消极方面来说，要号召人民起来反对使用原子武器，反对进行原子战争。”
破核威慑（4）
对需要立即着手进行的几件事情，周恩来在国务院系统做出了周密的布置。他特意强调说：“这是一件大事情，又是一次生产革命。”
有苏联老大哥的帮助，中国方面心中有了底。但事情毕竟是自己做，帮助终归是外在因素。如何处理自力更生与苏联援助的关系？人们不得不认真对待这一问题。
中共中央指示我国的科技工作者：既不能无限期地依赖苏联专家，更不能放松对苏联和其他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进行最有效的学习。
根据这一指示，在中国创建原子能事业的初期，自力更生和最有效地学习，成为科技工作者的指导思想。
正当我国科技工作者信心十足地创建中国的原子能事业的时候，1959年6月，在赫鲁晓夫访问美国前3个月，苏联政府单方面撕毁了关于援助中国和平利用原子能的协定；1960年8月，苏方撤走全部专家，并带走了重要的图纸资料，停止供应设备材料，给正在建设的中国核工业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和严重的困难。苏联方面的无情，与当时中国所处的天灾人祸一样，严厉地鞭打着中国人民。
一些外国人认为，这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他们断言：“中国20年也搞不出原子弹来”。
1959年7月，中国总理周恩来作了这样的回答：“不理他那一套，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准备用8年时间搞出原子弹。”
风趣的陈毅元帅说得更为彻底：“即使当了裤子也要把原子弹搞出来！”
1960年7月，毛泽东在北戴河听取李富春汇报时说得同样坚决：“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赫鲁晓夫不给我们尖端技术，极好。如果给了，这个账是很难还的。”
意志刚毅的毛泽东早在1958年就预言：“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我看有10年工夫完全可能。”
紧要关头，中国的核工业迅速实行了全面自力更生的重大转变。
进入完全自力更生的核工业，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其中强有力和高效运转的领导机制是至关重要的。
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曾说过这样的话：
中国过去没有搞过大规模的科学技术研究，“两弹”（指原子弹、导弹）才是大规模的科学技术研究，那要几千人、上万人的协作，中国过去没有。
组织是十分庞大的，形象地说，那时候我们每次搞试验，全国的通讯线路将近一半要由我们占用，可见规模之大。
那时是周恩来总理挂帅，下面由聂荣臻元帅具体抓，这个经验从前中国是没有的。我想，他们是把组织人民军队、指挥革命战争的那套经验拿来用了，当然很灵，从而创造了一套组织领导“两弹”工作的方法。这在新时代下有很大意义。
钱学森讲的中国尖端科技事业的组织系统和工作方法，是周恩来领导创建的。
在1955年1月31日召开的国务院全体会议上，周恩来就强调过：“要促进和平利用原子能，就要进行严肃认真的工作。”
为了加强对原子能事业的领导，1955年7月，中共中央决定由陈云、聂荣臻、薄一波组成三人领导小组。1956年7月28日，周恩来向中共中央提出报告，建议在国务院设立原子能工业部，并对我国原子能事业如何解决建设速度、投资、技术干部等等问题提出了具体的意见。同年11月，原子能工业部——第三机械工业部（1958年以后改名为第二机械工业部）正式成立，由宋任穷任部长，刘杰、袁成隆、刘伟、钱三强、雷荣天任副部长，具体负责我国原子能事业的建设和发展工作。同时，在中国科学院系统，为加快发展核科学技术，还成立了分别以李四光和吴有训为主任的原子核科学委员会和原子核科学委员会同位素应用委员会。根据中央关于要“迅速地建立和加强必要的研究机构”的指示，到1958年夏，原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改名为原子能研究所。9月，原子能研究所建立了我国第一个比较完整的综合性核科学技术研究基地。随后，又相继建立了铀矿地质、铀矿选冶、核武器等专业性研究机构。从此，我国原子能事业进入蓬勃发展的阶段。
破核威慑（5）
有了机构以后，必须进一步解决规划问题。
1956年1月14日，周恩来在代表中央作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提出了这样的思想：“科学技术新发展中的最高峰是原子能的利用。原子能给人类提供了无比强大的新的动力源泉，给科学的各个部门开辟了革新的远大前途。”
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以后，在周恩来亲自领导下，李富春、聂荣臻主持制订了我国第一个科学技术发展12年规划，5月，在全国科学规划会议期间，周恩来多次听取科学家们的意见，会议最后确定规划的方针是：重点发展，迎头赶上。并选定了原子能、喷气技术、半导体、计算技术、电子学、自动化技术等57门重点学科。
原子能，被摆在科学技术规划的最为突出的地位。
在规划的指导下，经过我国尖端科技界的发愤工作，到1962年上半年，核工业建设和核武器的研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1962年，是中国国民经济调整的关键一年。对中国尖端科技事业来说，也是关键的一年。
8月，第二机械工业部党组向中央提出了争取1964年至迟1965年进行第一颗原子弹试验的规划。为保证这一规划的实施，10月3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专门向中共中央呈送了一份报告——《关于成立加强对原子能工业领导的中央十五人委员会的建议》。
《建议》说：
我们考虑，最好是总理抓总，贺龙、富春、王鹤寿、张爱萍、先念、一波、定一、荣臻、瑞卿、赵尔陆、刘杰、孙志远、段君毅、高扬等同志参加，组成这个委员会。
成立中共中央专门委员会，目的在于从更高的层次加强对中国尖端科技事业的领导。
11月2日，邓小平在报告上批示：“拟同意，送主席、刘、周、朱、彭核阅。”
11月3日，毛泽东批示：“很好，照办。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
如何协同？重任落在了周恩来身上。
在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讨论这项工作时，刘少奇也主张：“这件事要请总理出面才行。”这一意见，得到大家的一致赞同。
1962年11月17日，在中共中央直接领导下的中央专门委员会正式成立，由15人组成。主任周恩来，成员有贺龙、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陆定一、聂荣臻、罗瑞卿、赵尔陆、张爱萍、王鹤寿、刘杰、孙志远、段君毅、高扬。
中央专门委员会的任务，是加强对中国尖端科学技术事业的领导，第一步首先是加强对原子能工业建设和原子武器研究、试验工作的领导。
在这一特殊的高层决策机构中，容纳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各有关部门的负责人。有共和国的一位总理、七位副总理、七位部长级干部。它是中国原子能事业（包括核工业建设、核试验工作、核武器研制、核能的和平利用、核科学技术等等）的领导核心。它的权威性和权力机制，是不言而喻的。
在以后中国尖端科技事业的发展中，这个机构，也一直是最高的决策和领导机构。中央专门委员会的成员后来虽然有所变化，但周恩来终身担任着主任一职。
从1962年11月中央专委会成立，到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周恩来共主持召开了九次大的中央专门委员会会议和若干次专委小会，及时地解决了原子能工业生产、科研和建设中的100多个重大问题。
1962年11月17日，就在中央专委会成立的当天。周恩来主持召开了第一次专委会议。详细听取了第二机械工业部部长刘杰的汇报。在这次专委会上，还决定从工业部门抽调干部，成立中央专委会办公室，主任罗瑞卿，副主任赵尔陆、张爱萍、郑汉涛。办公室附设在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
11月29日，周恩来主持第二次专委会，这次会议，主要解决中国核工业的主攻方向。周恩来明确提出：“先抓原子弹”。
这一战略重点的提出，使从事这一工作的人们立即明确了主要目标。用专委会办公室专职副秘书长刘柏罗的话来说：“大家的心情豁然开朗，一下子就把思想集中到原子弹这个重点上来了，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也都很赞同。此后，中央专委会和国防尖端工业部门的工作，主要放在原子弹的研制上。”
破核威慑（6）
在第二次专委会上，还讨论、解决了组织制度、工作条例、队伍建设等问题。
周恩来一言概之：
专委会是政策领导、组织领导，负责决策和行政、组织、检查等工作；大家又是“首长”又是“脚长”，要做无名英雄。
为解决人员结构这一薄弱环节，周恩来当即决定：加强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