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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求团结（4）
11月4日，周恩来和罗瑞卿专程前往上海，欢迎访问朝鲜后回国途经上海的印尼总统苏加诺。上海之行，是他出访之前最后未办完的一件大事。他在上海的活动，安排得非常紧张，除当日与苏加诺会谈外，他还在晚间举行盛大宴会，欢送苏加诺总统。
1964年11月5日，北京已是深秋时节，天有了很大的凉意。这天清晨，当周恩来从上海飞回北京时，西郊机场的寒风扑面而来。他知道，北边的莫斯科此时已是大雪纷飞了。从机场出来，周恩来急匆匆赶回中南海，因为离他出发前往苏联的时间，只剩下几个小时了。他根本来不及休息，收拾一下行装，安排好工作，便再次来到机场，和贺龙登上了北去的飞机，率中国党政代表团飞往莫斯科。
代表团成员除了团长周恩来和副团长贺龙外，还有各有关方面的负责人刘晓、伍修权、潘自力、乔冠华、姚溱、余湛以及其他随员共五六十人，这样强大阵容的代表团，显然不是去进行礼节性的访问，而是有着更高的目的和任务。随行的伍修权后来这样说：
我们代表团赴苏的使命，首先是想摸一下苏共新领导的态度，希望他们能改弦更张。同时还想解决一个具体问题，即赫鲁晓夫当权时曾通过一个决定，预定于1964年底召开一次实际上是围攻中国党的国际会议；苏共新领导上台后，将这次会议改期到1965年3月召开。我们是反对召开这个会议的。现在赫鲁晓夫已经下了台，我们希望将他过去决定的这次会议取消。
为壮其行，中共中央派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人专门到机场为周恩来等代表团成员送行。同机前往的还有以范文同为首的越南党政代表团。
在飞行途中，周恩来与范文同一路会谈，在估计到达苏联后的情况时，有喜有忧。周恩来说道：关于苏联的内部情况，我们也不大清楚。从公开报纸看来，《真理报》同《红星报》的调子有些不同。《真理报》11月1日的社论还是坚持原来的路线不变，《红星报》则提到反帝、支持古巴等。从到新西伯利亚时苏方的接待和派顾大寿来接我们的情况看，苏方的态度是比较冷淡的。到莫斯科时，有可能柯西金来接，这是最好的估计，也可能派一个部长会议副主席来接。总不会超出这个范围。
飞机上，周恩来还把早已准备好的一份讲话稿拿出来给范文同看，他仍抱着希望但又不无担心地说：“我们准备在庆祝大会上讲话，不知道苏方是否让我们讲。”这份讲话稿，高度评价了十月革命的世界意义，认为这次革命“是国际性质的革命”，“是人类历史上由资本主义旧世界进到社会主义新世界的根本转变。从此，开始了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新时代。”而“中国革命是伟大的十月革命的继续”。周恩来在讲话稿中还着重强调了“大敌当前，我们两党两国没有理由不团结起来”之意。
下午6时15分，当周恩来和范文同率领的中越两国党政代表团抵达莫斯科时，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等人早已迎候在机场上。柯西金来接，应了周恩来的那句话：“这是最好的估计。”
到达苏联的第二天，周恩来率中国党政代表团拜谒列宁墓并献花圈。花圈上的题词是：“献给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领袖和导师弗·伊·列宁”。这一活动，是中方有意安排的。充分表明中国共产党坚定地维护在马列主义旗帜下的团结。
11月6日，上午11时10分，周恩来和贺龙等人前往苏共中央大楼，拜会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勃列日涅夫，在半个小时的谈话中，周恩来首先提出了中国党政代表团团长希望在庆祝十月革命47周年大会上讲话的问题。没想到勃列日涅夫对此并不感兴趣，他托词婉拒，因为他并不在意周恩来在讲话稿中呼吁中苏两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础上团结起来。首次与勃列日涅夫接触，周恩来感到了一阵不祥之兆。这次谈话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
从勃列日涅夫办公室出来，周恩来于12时25分率中国党政代表团来到克里姆林宫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办公室，拜会柯西金，谈了20分钟。由于他们俩人在党和政府中的相似的地位，所以他们既谈经济又谈政治。在谈到领导问题时，柯西金说：“有集体领导就可以正确解决经济和政治问题。”他还引用了苏联的一句谚语：“两个人总比一个人聪明。”周恩来接过话说：“一个人总没有三头六臂，群策群力总是好的。”他俩都深知：一个政党如果缺乏集体领导，必定是没有发展前途的。在谈话中，周恩来还强调了政治领导与经济工作的关系，他认为：必须纠正在经济工作中的不正确的政治领导，正确的领导要善于总结经验，掌握事物的规律，找出实现这些规律的有效办法。
寻求团结（5）
离开柯西金5分钟以后，周恩来又到克里姆林宫的另一个办公室拜会了老朋友——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米高扬。他们的谈话是从叙旧开始的。周恩来回忆，1928年到莫斯科出席中共六大时，很遗憾没有与当时的“米高扬部长”见面；1949年初，米高扬代表斯大林秘密来华，到西柏坡拜会中共中央五大书记，这是双方认识的开端。老朋友见面，既有朋友之谊，又有国家之别。这样便有了一段有趣而微妙的对话：
米高扬：你休息得很少，但气色很好。
周恩来：马马虎虎。
米高扬：我想，周恩来同志，你是有经验的人，是不是带来了恢复我们之间关系到10年、15年前那样的计划。
周恩来：我们的愿望已经在我们的贺电中表达了。我们希望两党、两国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础上团结起来，共同对敌，为我们的共同事业而斗争。正是根据这一目的，我们这次来除了参加庆祝活动外，还希望进行接触，交换意见。我们希望，这会为今后打下一个好的开端。（周恩来再次叙旧）我已经有三年没有来了。解放后，我这是第十次到莫斯科了，解放前来过三次。我来的次数最多，但在苏联的时间是刘晓同志最长。
在短暂的时间里，周恩来连续拜会三位苏联领导人，谈话时间由30分钟，20分钟，最后到米高扬这里，只停留了10分钟。这既是时间所限，也是一种苦心的安排。这一天的主要活动安排在下午。
为庆祝十月革命47周年，11月6日下午5时，苏共中央在克里姆林宫安排了一个大会。周恩来和中国党政代表团其他成员出席会议，听取勃列日涅夫代表苏共中央作报告。为配合中国党政代表团在莫斯科的访问，以期改善中苏关系，中共中央决定在北京破格隆重庆祝十月革命节。为真心表达对十月革命的纪念和对苏联新领导的支持，11月5日，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联名给苏联新领导发了贺电；11月6日，中国首都各界举行了十月革命47周年庆祝大会；11月7日，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还出席了苏联驻华大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与此同时，中国各大报纸第一次不作为反面材料转载了苏共中央的有关文章，《人民日报》还发表了《在伟大的十月革命旗帜下团结起来》的社论，并把勃列日涅夫在莫斯科庆祝十月革命47周年大会上的报告全文安排在11月8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这些，都是中苏关系恶化以来所没有的举措，充分表明了中国党和政府希望改善中苏关系的诚意。
11月7日上午，周恩来等人来到莫斯科红场列宁陵墓上，与苏联领导人一起检阅苏联传统的阅兵式和群众游行。前来参加这一活动的外国客人除了兄弟党的代表团外，还有阿联副总统阿密尔元帅，阿尔及利亚国民议会议长本·阿拉等。在列宁墓上，周恩来见到了好几位苏联元帅，他们问起中国在帝国主义国家的核威慑下所进行的原子弹试验。其中，索科洛夫斯基元帅对周恩来说：你们中国的原子弹炸得好。可以多炸几个。周恩来说：我们还要搞火箭。索科洛夫斯基赞成道：应该多搞。
阅兵式和群众游行结束后，周恩来率中国党政代表团与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进行了半小时的会谈。提到许多国家领导人都在莫斯科，周恩来风趣地说：“我们在这里不只是要谈兄弟国家的关系，也要办外交。”在谈话中，双方都感觉到了苏方在细小问题上与赫鲁晓夫的差别（如允许各代表团进行接触，在勃列日涅夫的办公室内可以自由地抽烟等等），但到底有多大不同，还有待进一步观察。周恩来告诉罗方人员：勃列日涅夫要我们多留几天，说有商量的可能。明天是星期天，他们少数几个人（勃列日涅夫、柯西金、米高扬、安德罗波夫）到我们住的地方共同吃饭，进行接触。
正当周恩来准备着“谈兄弟国家的关系，也要办外交”，且等待着与苏共领导人说的“有商量的可能”时，一件严重的不愉快事件发生了。
寻求团结（6）
11月7日晚上，苏联政府在克里姆林宫举行庆祝十月革命47周年招待会。招待会上，周恩来先与一些苏联领导人交谈，然后向苏联元帅们聚集的地方走去，也打算与他们谈谈。此时，迎面走来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元帅。看他的神情，来者不善。
马利诺夫斯基劈头盖脸便对周恩来冒出一句阴险的话来：“中国人不要耍政治魔术！”
此言一出，周恩来虽然十分惊讶，但立刻就明白了他的意图。由于当时在场的有一些西方国家的使节和美国等国的记者，周恩来有意用别的话把马利诺夫斯基的意思岔开了。可马利诺夫斯基却进一步口出狂言：
“不要让任何鬼来妨碍我们的关系，……俄国人民要幸福，中国人民也要幸福，我们不要任何毛（泽东），也不要任何赫鲁晓夫来妨碍我们的关系。”
周恩来心中不悦，但在这种场面上不便与他论理，只是严肃地故意对他说：“你的话我不懂。”说完就走到旁边去与别的元帅说话，却听到马利诺夫斯基还在继续冲着中国代表团的人高声嚷嚷：“我们俄国人搞掉了赫鲁晓夫，你们也要搞掉毛泽东！”
马利诺夫斯基见周恩来已经走开，又跑去找贺龙元帅胡言乱语。他鼓动贺龙说：“我们现在已经把赫鲁晓夫搞掉了，你们也应该仿效我们的榜样，把毛泽东也搞下台去。这样我们就能和好。”贺龙立即严肃地对他说：“这是根本不能相比的两回事，我们党和你们的情况是完全不一样的，你的想法是根本不会实现的，而且是错误的。”
马利诺夫斯基更极为放肆地使用极端粗鲁的语言，恶毒攻击、侮骂斯大林和毛泽东。对此，贺龙都严词顶回。
由于发生了马利诺夫斯基的挑衅事件，中国代表团的成员气愤地离开了宴会大厅，回到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当晚，周恩来在这里与代表团的同志一起仔细地分析了马利诺夫斯基挑衅的全部情况。考虑到苏联曾经有过颠覆兄弟党的历史记录，代表团成员认为此事绝非偶然事件，这不仅是对中国党和人民及其领袖毛泽东的严重侮辱，而且是公然煽动要推翻我们党和国家的领袖，必须严肃对待。
第二天上午，勃列日涅夫率柯西金、米高扬、安德罗波夫、葛罗米柯到中国党政代表团驻地回拜。在谈话中，周恩来首先问了头一天的书面贺词苏方如何处理的问题。勃列日涅夫显然没有顾上考虑这件事，他仓促回答，打算出版一个贺词专集，在集子上登载。但他没有说是否马上在报纸上发表的事。
接着，周恩来提到了第二个“比较严重的问题”：“昨天，在公开的有帝国主义国家的使节和西方记者在场的时候，马利诺夫斯基提出一些侮辱的、挑衅的话……”他把马利诺夫斯基的丑行复述了一下后，提出了强烈的抗议，并要求苏方澄清：苏共欢迎我们来的目的之一是不是你们要当众向我们挑衅，是不是期待中国党也撤换毛泽东的领导。
勃列日涅夫等辩解说，马利诺夫斯基挑衅一事他们是事后得知的，感到不安和愤怒。但马利诺夫斯基不是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他是“酒后失言”，不代表苏共中央，而且翻译上也有错，他已受到中央委员会的谴责。勃列日涅夫说，他现向中国同志表示道歉。
周恩来义正辞严地指出：马利诺夫斯基并非“酒后失言”，而是“酒后吐真言”，这不是简单的偶然的个人行动，而是反映苏联领导层中仍有人继续赫鲁晓夫那一套，即对中国党政代表团侮辱中国人民和中国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这是连赫鲁晓夫在位时也未曾采用过的恶劣手段。周恩来还表示，这事他回国后要报告中共中央。
8日这天，美国、英国等国的通讯社根据头一天马利诺夫斯基的恶性事件从莫斯科报道，内称：这里的权威人士说，苏共已和中共达成协议，要毛泽东下台，由周恩来当中共中央主席。
西方记者虽然善于捕风捉影，但此等拙劣的报道却事出有因。气愤的周恩来对苏共领导人说：这并不是什么偶然的巧合，如果不是苏联领导人中有这种思想，马利诺夫斯基敢于这样胡说八道？苏方赖账说：马利诺夫斯基是胡说并已经道歉，这个问题已经结束。周恩来说：问题没有结束，我们还要研究，要报告中央。勃列日涅夫无话可说，只好回答：“那当然，那当然！”
寻求团结（7）
马利诺夫斯基事件，给本来就蒙上阴影的中苏关系设置了极其严重的障碍。即将正式开始的中苏会谈，显然困难重重。
11月9日、11日、12日，周恩来正式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同勃列日涅夫、柯西金、米高扬、安德罗波夫会谈。
在9日的第一次会谈中，周恩来表明了中国党政代表团前来参加庆祝十月革命活动并与苏共领导人进行接触的良好愿望：“我们的接触总是希望改善中苏关系，并使之一步一步地前进。”他着重提出：“我们要求了解赫鲁晓夫被解职的政治原因。”
对赫鲁晓夫被解职的详细原因，勃列日涅夫讳莫如深，故意搪塞，说可以下次再谈。他反而提出了一个莫明其妙的问题——建议停止中苏两党之间、其他党之间以及整个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公开论战。其实勃列日涅夫何尝不清楚，首先挑起公开论战的不是别人，恰恰是赫鲁晓夫。但勃列日涅夫对赫鲁晓夫首先挑起论战，对苏共中央对中国共产党的不可胜计的攻击、对中共中央关于停止公开论战的建议，却一概避不作答。因此周恩来对勃列日涅夫的这一提议未予回答。
为摸清苏联新领导与赫鲁晓夫究竟有多少差别，周恩来又提出了有关兄弟党国际会议的问题，他希望了解我方在与赫鲁晓夫存在严重分歧的这一关键性问题上，同苏联新领导有无商量的余地。
周恩来说：“勃列日涅夫同志在十月革命节庆祝会上的讲话中说，召开兄弟党的会议成熟了。依我们看来条件并未成熟，还要创造。”
勃列日涅夫却说：“只有开会才能消除分歧，别无他途。”
中国党显然不是笼统地反对开会，关键在于开什么样的会，什么时机下开。所以周恩来又问：“你们是否不再提你们过去决定在今年12月15日召开的那个筹备委员会会议？”
这点勃列日涅夫倒是回答得很干脆：“不！我们讲的就是这个筹备会议。”
周恩来说：“不能把召开兄弟党国际会议与12月份将要召开的筹备会议连在一起。采用兄弟党协商的办法，找出一个途径，达到最后的目的，即召开兄弟党的会议，这是一回事；坚持苏共中央1964年7月30日信中通知召开的12月15日的筹备委员会，起草一个兄弟党会议的文件，这实际上是赫鲁晓夫下的命令，这是另一回事。如果把兄弟党会议同赫鲁晓夫下令召开的那个筹备委员会连在一起，就没有谈判余地了。所以这个问题还是回到赫鲁晓夫问题上来了。”
勃列日涅夫诡辩说：“开会是苏联党的决议，是建议，不是命令。”
周恩来再次说明：“8月30日我党给你们的信中已经答复，你们召开的那个会议是分裂会议，我们主张开团结的会，反对开分裂的会，如果你们一定要开，我们坚决反对，决不参加。这是我们党的决议。”
勃列日涅夫反过来说：“中国党对我们的复信是命令。”
周恩来理论道：“我们的信是我们两党来往的信，是建议；而你们则是由一个党决定，通知其他25个党来开会，不来不行嘛！即使有一部分党不参加也要开，这不符合兄弟党协商的愿望，也不符合1960年声明中兄弟党关系的准则。我们从多方获悉，早在1964年2月12日，苏共中央就背着中国党向各兄弟党发出了一封反对中国党的信，号召对我们党进行‘反击’，并且要对我们采取‘集体措施’。到了7月30日，赫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