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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４４年冬天，医院里每天有二百至三百五十名妇女死于流行病。生病的犹太人不允许进医院，她们被直接送往毒气室。
１９４３—１９４４年的冬天，在女营的各个囚舍之间，常常可以看见僵死的女犯人的赤裸的身躯，满是可伯的折磨和拷打的伤痕。只有到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她们才被收集起来，加以核敷，再送进焚尸场。
女营点名持续的时间特别长，因为女犯人的数目很少能碰对。女犯人不得不好几个小时地站立在严寒或倾盆大雨中。党卫队分子对待女犯人像对待男犯人那样粗野。他们通常都是歇斯底里症患者和暴虐狂。
一次，党卫队分子抓住了试图从集中营逃跑的一位女犯人。他们把她带回集中营，交给了盖世太保。她在那里经受长时间的拷打和折磨，然后判决为活活烧死。这位女犯人知道等待她的是什么，于是她瞅准一个机会，打了党卫队分子一记耳光，并用刀片割破了自己手上的静脉。她被带到医院，进行抢救，随后就被送进焚尸场。
党卫队分子常常让犯有过失的女犯人光脚站在营房门口。这里离守卫室不远，党卫队分子从这里对她们进行监视。如果不幸的女犯人稍为动一下，等待她的是新的惩罚。女犯人还被迫光膝跪在碎石上，再给她两块大石头，让她高高地举在手上，要是石头掉了，她就要挨一顿暴打。
和虱子作斗争是消灭妇女的一种借口。这种运动搞得极为频繁。每一次和虱子作斗争运动后，都要进行“筛选”，即挑选送毒气室的犯人。
第一次大规模挑选是在女营从奥斯威辛１号搬往比克瑙的期间进行的，当时用毒气杀死了四千名妇女。１９４２年９月９日，营里开始了持续三天的和虱子作斗争的运动，有三干名妇女被选送毒气室。从１９４２年１１月１４日到１２月６日，集中营里进行“冬季”清理。在这以后，两万名犹太妇女只有一干四百名活了下来。“清理”是为了给即将从荷兰和法国用军用列车运来的囚犯腾地方。
而到底有多少孩子被送进了毒气室，也许永远也弄不清楚。但是整个家庭被送进毒气室的则比比皆是。据估计，被杀死在集中营中的孩子和满十六岁的青年达到一百万人。因为法西斯分子力图使用一切手段来灭绝所谓的劣等种族，所以党卫队的法律禁止孩子在集中营出生，集中营中的每个新生儿都要被杀死，怀孕的妇女就干呢被送进毒气室。而侥幸活下来的半大孩子则被当作建造比克瑙焚尸场的徒工来役使。而有—些妇女则表现出宁愿同自己的孩子一起去死的英勇行为，用这些母亲的话说：“即使在通往天国的路上，我们也要与孩子们同行，我们怕孩子们旅程孤单。”
有一次，在毒气室外等待处死的犯人中间，站着—名带一个五岁女孩的妇女。幼小的孩子不知道前面等待她的是什么，她等得已经有些不耐烦了。她不断地问母亲：“什么时候轮到我们进去？”母亲含着眼泪安慰说：“再等一会儿，快了，很快我们就要到奶扔和爷爷去的地方了。我们要先洗个澡，换上干净衣服再去……”小姑娘安静不下来，她好像预感到要发生什么不平常的事。她的母亲害怕这会激怒党卫队来毒打孩子，于是就说：“我们还要跳会儿舞，然后再到奶奶那里去。”小姑娘开姑跳起舞来，妇女和孩子们围住了在毒气室门口高兴地跳卡德里尔舞的小姑娘。一些党卫队员对这种身体的旋转感到惊奇，于是也看着这个跳舞的小姑娘。但是她还没有来得及跳完，一个党卫队军官就突然出现在场地上，叫喊一声：“这不是剧场！”随即命令她们进毒气室。纯真的小姑娘瞪着惊恐的服睛，隈依着母亲，满怀不解地走进了毒气室。在场的活下来的人都清楚记得那是１９４４年夏季发生在奥斯威辛比克瑙的事情。
１９４４年，集中营里来了大批意大利和法国孩子。所有这些孩子都患有湿疹和淋巴炎症。他们饥肠辘辘，衣着褴褛，许多人干脆光着脚。在华沙起义期间，集中营运来了—批波兰孩子，他们当中最小的才六岁。孩子们被安放在一个特别木棚里。这一时期，开始把囚犯运到德国去做工。所以，就由孩子门来干重活。这时，还从匈牙利开来了—长列装有犹太孩子的军车。他们被迫和波兰孩子一起干重活：用两轮车从—个集中营往另—个集中营运送煤、木柴和其它重物。在毁平集中营的时期，他们还干拆掉囚舍的活儿。这些孩子在集中营中一直干到他们生命的终结。
第五节 医学试验
用犯人做试验品 传染病试验 绝育试验 犹大族头盖骨的研究 用人皮做装饰品高空试验 冷冻试验
要完整他概述法西斯集中营的罪行，就不能不提到党卫队的医官。医生原本是世界上最人道的职业，其职业的红十字连上帝见了也尊重三分，然而在法西斯的死亡集中营中，医生却成了刽于手。有纯洁爱心的医护天使一旦心贴恶魔，其行为也就比恶魔更令人胆寒，更具有欺骗性，杀人手段更恐怖。在寿命并不算长的新秩序时期，德国入的许多行为与其说是产生于大规模的屠杀欲望，倒不如说是出于偏执的虐待狂。纳粹医生所进行的医学试验就是虐待狂与人性变态的典型例子。
１９４１年秋天，德国法西斯侵略者占领了斯拉乌塔市，并在该地建立了一所收容有病的红军官兵的军医院，称为斯拉乌塔“大军医院”３０１分营。就是在这所被人讽刺为“军医院”的死亡集中营中，纳悴医生用最原始的方法蓄意使各种传染病蔓延流行。他们把那些患斑疹伤寒、肺结核和痢疾的病人同受轻伤和重伤的人塞进一幢房子甚至同一间病房里。在通常只能安置四百人左右的地方，有时竟塞进一千八百名患伤寒、肺结核的病人。病房已经长时间没有打扫过，生病的战俘在好几个星期里都穿着被俘时穿的内衣裤，睡觉的地方也没有被褥床单，许多人甚至赤身露体。房间里从来没生过火，俘虏们自己盘的简易炉子也塌了。这里没有洗脸的水，甚至连饮用水也没有，这种损害身体健康的状况，使军医院里虱子滋生猖獗。而故意让传染病蔓延，将无病战俘同患传染病战俘关在一起的做法使“大军医院”常常发生莫明其妙的流行病，德国医生称之为霍乱。这种病的流行就是德国医生所做的各种实验的野蛮结果。这些流行病常常自生自灭。霍乱病例中有百分之六十到八十的人员后都以死亡告终。一些死于这种病的人被德国医生解剖了。但俄国战俘中的医生想对同胞死者进行验尸却被党卫队员坚决制止。有些时候，法西斯罪犯常常没有耐心等待这个或那个战俘咽气，许多战俘是尚在活着的时候就被活埋了。在死者的呼吸器官深部，甚至最纤细的支气管里，人们发现战俘死亡时曾吸进砂粒。更多的时候，德国的教授和医生以治疗为借口在红军官兵身上进行各种生物制剂、化学制剂及其他各种试验，受伤战俘因此而遭受脓毒性感染，随后就死去了。在斯拉乌塔被占领的两年里，希特勒分子大约消灭了十五万名红军官兵。医生博尔贝博士和施图姆博士以及其他医院人员在这方面为纳粹分子做了大量工作。他们中有许多是有相当造诣的医学人士，而可悲的是，在法西斯主义的毒雾下，这些白衣天使蜕变成了磨鬼，成了纳粹屠杀战俘的帮凶。
在这种蓄意谋杀事件中，虽然参与试验的还不到二百名医生——其中有些人在医学界有甚高的地位，但因为没有了医德，他们就类同于甚至赶不上江湖混子或骗子。但是，令人遗愿的是，在德国，虽然有成千上万名一流的医生知道他们同行的罪行，但这些医生中从没有一个人提出过哪怕最轻微的抗议。因此有人说，德国新秩序期间，德国医生队伍本身就是一台毫无知觉的“死亡机器”。
在死亡机器制造的死亡中，丧失生命的不只是犹太人，纳粹医生还利用俄国战俘、波兰集中营里的女囚犯，甚至德国人进行试验。试验是多种多样的，囚犯有的被用于压力试验、耐高温试验，直至停止呼吸，有的被注射致命的斑疹伤寒和黄疽病毒，有的被用于冷冻实验，被浸在水中或者被脱光衣服放在户外雪地里直致冻死；还有的被用来进行毒药弹和糜烂性毒气的试验。在专门囚禁妇女的蜡文斯勃鲁克集中营，被称为“兔子姑娘”的成百名波兰女犯受到毒气坏疽病的创伤，其余的女犯则被进行“接骨”试验。在达豪和布痕瓦乐德，吉普赛人被挑选出来用于“唱盐水究竞能活多长时间”的试验。在几个集中营中，曾以各种不同的方法大规模地对男女犯人进行绝育试验。在１９４２年的冬天，从柏林来到奥斯威辛的舒曼教授在女营中装备了一座Ｘ光实验站，用强Ｘ光射线的照射来使年轻的男人和女人丧失生殖能力。目的是“使目前囚禁在德国的三百万布尔什维克绝育，这样既可使他们做工，而又不致于繁殖，消除给帝国增添的无谓的负担。“为此目的，集中营当局向舒曼教授提供了无法统计的犹太犯人。
灭绝生殖能力的手术是这样进行的：将犯人放在Ｘ光机的圆锥形灯泡之间，持续照射好几分钟。这种做法，令犯人们很痛苦，他们常常喊叫起来。选去作绝育手术的是年龄在二十至三十岁之间的囚犯，主要是荷兰和希腊犹太人。前后共有数十人作了这种手术。这些犯人在照射后很快就在痛苦的折磨中死去。另外，党卫队医生舒曼还给女人做绝育。为此，他桃选了年轻貌美的萨罗尼加希腊少女做试验对象，先用Ｘ光照射卵巢部位，然后作切除卵巢的手术。数周后，当刀口有几分愈合时，女犯人又得作一次手术，切除另一例的卵巢。曾有一次，参加绝育手术的德林格医生和另一名党卫队医生打赌，说他半天之内能给十名妇女做手术，结果，他打赌赢了。但是这些妇女在手术完刚被带走后就倒了下来，死因是德林格在手术时为了争输赢，草率从事，结果大多数妇女内出血导致死亡。
另一个罪大恶极的德国医生是斯特拉斯堡大学解剖学研究所所长奥古斯特·希尔特教授。他不知道怎么对研究犹太族布尔什维克的头盖骨发生了兴趣。他在１９４１年写给希姆莱的副官鲁道夫·勃兰特的信中说：
我们搜集了大量的各个民族和种族的头盖骨。但犹太人种头盖骨标本很少……现在在东方进行的战争给我们提供了克服这个缺点的机会。由于获得了犹太族布尔什维克的治疗员——他们是令人憎厌但却十分典型的劣等民族的标本——的头盖骨，现在我们有机会得到科学材料了……把这些犹大人弄死后，不要损坏他们的头颅，应由医生割下他们的头，装入密封的白铁罐送来。
希尔特博士的请求，得到希姆莱的支持，他指示为希尔特教授“提供他研究工作所需要的一切东西。”希尔特得到了充足的供应，供应者就是外号叫“纳粹蓝胡子”的纳粹分子沃尔弗莱姆·西佛斯。西佛斯于１９４３年６月在奥斯威辛搜集到七十九名犹大男子、三十名犹太女子、四名亚洲人和两名波兰人，总共一百一十五人。他要求柏林的党卫队总部把这些人从奥斯威辛运到斯特拉斯堡附近的纳茨维勒集中营去作特别处理。
党卫队老牌凶手，曾以”贝尔森野兽“而威震一时的党卫队上尉约瑟夫·克拉麦尔承担了这项处决任务。他反复做了几次，直到把这些囚犯都杀死，他们的尸体也都“按照要求”送给了希尔特教授。后来，希尔特教授又收到了标有“军事物品”字祥的两批囚犯的尸体，共五十六具男尸。但是在希尔特教授做完这些囚犯的尸体模型之后，因为美、法军队已逼近斯特拉斯堡，希尔特教授的科学研究没有最后完成。当美国第七军团的部队以法国第二装甲师为前锋进入斯特拉斯堡时，一个盟军工作组在那儿发现了没有销毁的几具尸体。
最为惨绝人寰的当属布痕瓦尔德集中营搜集人皮的事件。专门为这个残忍的目的而处死囚犯从而剥下人皮的做法，不能用“科学研究”作借口。这些人皮是用来制造极其精美的灯罩的，它们具有极高的装饰价值。因此有人为布痕瓦尔德集中营长官的老婆依尔斯·科赫夫人制造了几只人皮灯罩。这个掌握布痕瓦尔德囚犯们的生杀大权、被囚犯们称为“布痕瓦尔德媳妇”的科赫夫人最喜欢纹身的人皮。因此
……所有纹身的囚犯奉令须向医疗所报告……“对囚犯们检查以后，其中刺得最好、最具有艺术价值的，就用注射毒药的办法将其杀死，然后将尸体送往病理学部门，把一片片符合要求的纹身人皮从尸体上剥下来，并作进一步处理。成品送给科赫夫人，做灯罩和其他家具上的饰品。
据说，科赫夫人最为喜爱的一片人皮上面刺着“汉斯和格丽特尔。”
在达豪集中营，人皮常常供不应求。一位名叫弗朗克·勃拉哈博士的捷克被囚医生说：
有时我们得不到足够的有着好皮的尸首，腊彻尔博士说“没关系，你们将会得到尸体的。”第二天，我们就会收到二三十具青年人的尸体。他们都是颈部中弹或是头部被击碎致死的，这样就可以不弄坏皮肤……这种人皮一定要从健康的囚犯身上剥下来，而且要完整。
勃拉哈博士提到的这个腊彻尔博士是残忍已极的医学试验负责人，他所进行的高空试验及冷冻试验可说是对囚犯的残害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做高空实验时，腊彻尔博士亲自观察研究，亲自解剖，他用二百多名囚犯进行这种试验后，才结束了这项工作。而他所创造的囚犯惨死时的情况更令人咋舌：
第三个试验是试验人体在相当于二万九千四百英尺高空缺氧时的反应，受试验的是一个三十七岁的健康的犹太人。试验进行四分钟以后，受试验者开始出汗和扭动头颈，五分钟后，出现了痉挛状态；从第六分钟到第十分钟，呼吸急促，受试者失去了知觉；从第十一分钟到三十分钟，呼吸完全停止……停止呼吸后大约半个钟头开始解剖尸体。
……这些试验总是以试验者死去告终。
腊彻尔博士的冷冻实验是在达豪集中营进行的。他的冷冻试验有两种：第一种是观察一个人最大限度能忍受多冷的气温，超过这个极限才会冻死；第二种是找寻经受了极端寒冷而尚未冻死的人重新回暖的最好的办法。他选用两种冻死人的办法；把人浸在一桶冰水里，或者在冬天将人脱得精光，赤条条地放在雪地里过夜。集中营的囚犯瓦尔特·奈夫曾在腊彻尔手下担任护士，他作为外行人对腊彻尔博士的冰冻试验作了描述：
这是一次最残忍的试验。两个俄国军官从战俘营中被押解出来。腊彻尔把他们的衣服扒光，赤身浸入水桶。一个钟头又一个钟头过去了，这一次这两个人整整呆了两个半钟头还能应声答话，而一般的情况最多只能呆上六十分钟就失去知党。他们恳求腊彻尔给他们注射安眠剂，但怎么恳求也不答应。在快满第三个钟头时，一个俄国人向另一个说道：“同志，请你跟那个军官说，开枪把我们打死吧！”另一个回答说他不期望这个法西斯豺狼会发善心。然后，两人就握手道别，彼此说了一句“再见，同志”……一个波兰青年把这几句话翻译给腊彻尔听。腊彻尔走进他的办公室。那个波兰音年马上想给这两位受害者打麻药针，但腊彻尔立即又折回来，他用手枪威吓我们……试验至少延续了五小时，那两个受试验者才死去。
腊彻尔所做的冷冻试验，一次比一次残酷，一次比一次荒诞。在腊彻尔的试验中共有三百多人被用来进行约四百次“冷冻”试验，直接被冻死者有八九十人，有的发了疯，有极少数人因担心泄露试验内容而被杀死。
令人不解的是，虽然这些医学试验对人的迫害证据确凿，对囚犯所犯下的罪行万恶不赦，但有很多凶手，像想使干百万敌人丧失生殖能力的臭名昭著的医生波科尔尼却被宣判无罪。而更令人愤愤不平的是，在纽伦堡召开的一次德国科学会议上听腊彻尔宣讲《关于在海上和冬季紧急情况中的医学问题》的论文时，在场所有的人，包括医学界员著名的九十五名德国科学家，在毫无疑问地知道腊彻尔杀害了许多人的情况下，却没有一个人对此提出过任何抗议。难怪乎人们在纽伦堡审判结束时议论：整个德国医学界在新铁序运作期间都像人皮事件的刽子手那样疯了，而纽伦堡的审讯判决官们也疯了。
第六节 抵抗和暴动
集中营里的抵抗运动 比克瑙特别小队的暴动
残配的折磨和压迫，必定遇到强烈的报复和反抗。即使在戒备森严的奥斯威辛的囚犯，特别是战俘，而尤其是俄国战俘，自始至终都坚持着反抗和逃跑。在集中营中，犯人们组成政治活动小组，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