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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配的折磨和压迫，必定遇到强烈的报复和反抗。即使在戒备森严的奥斯威辛的囚犯，特别是战俘，而尤其是俄国战俘，自始至终都坚持着反抗和逃跑。在集中营中，犯人们组成政治活动小组，给集中营内的囚犯提供医药、食物和衣服。在当时恐怖的统治下，这样做是极其艰难且危险的，但这些人仍然于方百计与纳粹分子周旋，从毒气室里救出许多人，瞅准机会帮助可能逃跑出去的人逃跑。
在１９４３年以前，比克瑙还不存在建立地下组织的条件，有觉悟和思想进步的犯人太少。集中营周围地区的居民总是出卖试图逃跑的犯人，这又给地下工作造成极大的困难。在集中营里，很长一个时期，笼骂着一种孤立无援的气氛，这种气氛使犯人们在精神上和体力上受到摧残。任何抵抗的想法都会被对叛变的恐惧、而主要是为大批犯人麻木不仁的俯首听命所断送。
实质性的变化是从苏军在斯大林格勒城下的胜利后开始的，这一胜利使人们对于有可能获得自由产生了一线希望。于是，各种抵抗小组建立起来了，加强了各营之间的联系，逃跑更加频繁了。
地处僻静角落里的钳工房成了抵抗运动各小组代表们活动的场所。表面上，犯人们要在比克瑙的各个营干种种钳工话，这些人干活总是快得使党卫队分子感到惊讶。但是，他们谁也想不出，犯人们用的是什么样的工具和材料。很快这些人就成了营中不可缺少的人，于是出现了一个为数不多的工作队。这个队的成员生活得要比其他的犯人好一些，而主要的是能够在比克瑙地区内自由来往。
因此，抵抗运动小组得以从毒气室救出了许多同志。他们把药品送给医院的人员，来治疗其他犯人。他们还和女营保持密切的联系，传递犯人们的信件和各种物品。
抵抗运动在女营中组织得更好。但是，那里所取得的成绩却没有能超出男营中地下工作的成果。这些工作是在不断变化的条件下进行的。人们生活在紧张状态之中，并时刻担心党卫队分子这些职业罪犯和叛变者会突然发现这些秘密。
在１９４３—１９４４年间，抵抗运动小组的活动有好几次超出了本营的范围，想方设法帮助了捷克家庭营中的人们。
从１９４４年３月起，抵抗运动小组加强了逃跑的准备工作，并且许多次逃跑都获得了成功。他们和在集中营周围地区活动的游击队员、在营区企业建筑工地上干活的一些雇佣人员建立了联系。
苏联战俘们从展览用的飞机上搞来了武器，他们还从那里把收音机带进了集中营。
１９４４年秋天，犯人们加强了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准备工作由奥斯威辛１号营的抵抗运动中心领导，但起义并没有举行。
１９４４年１０月７日，奥斯威辛集中营一片混乱，射击声和汽笛的吼叫声撕破了秋日的宁静。一件新闻以闪电般的速度传遍了全营：特别小队的犯人们手执武器造反了，正在和党卫队分子战斗！
犯人们反对党卫队分子的武装行动在１０月７日前就开始准备了，特别小队的犯人中的主要政治组织者是集中营的监工、立陶宛人卡明斯基。卡明斯基获得党卫队分子的信任后，利用方便的条件到其他营去，并和秘密政治组织的成员建立了联系。
卡明斯基在１号焚尸场内藏了三十颗手榴弹。在卡明斯基的小队里，除了波兰犯人，还有二十五名苏联战俘。
但是，由于一个叛徒的出卖，卡明斯基被杀害了，愤怒的犯人们聚集在卡明斯基的遗体旁，向他致以最后的敬意。１９４４年１０月７日，一个星期六的早晨，抵抗组织得知，在１９４４年９月２４日可怕的屠杀之后活下来的特别小队的队员们要在最近几天被消灭掉。抵抗组织马上把这一情况通知了特别小队中的抵抗小组成员，他们迅速挖出了藏匿的武器，在打死威胁他们的集中营监工后，解除了党卫队分子的武装。一部分暴动人员放火烧了４号焚尸场，占据了焚尸场后小树林中的防御阵地。枪声、爆炸声和汽笛的吼叫声把集中营的全部驻军，计三干名装备良好的党卫队队员都动员了起来，将焚尸场团团围住，把主要力量集中在被暴动人员所占领的小树林。党卫队封锁了沿着通电铁丝网的小道，特别小队根本没有可能从焚尸场和集中营逃跑出去。只有一组暴动人员杀死了六名党卫队分子，向维斯拉河方向逃跑了。党卫队分子在离比克瑙十公里的赖斯科地区追上了他们。逃跑者在一座棚子里进行自卫。但是，纳粹分子放火烧棚子，并开枪打死了所有的犯人。
在这场争自由的英勇斗争中，有二百名犯人在战斗中牺牲，他们中有暴动的组织者格朗多夫斯基。在集中营地区抓到的暴动人员被枪杀在４号焚尸场的院子里和２号焚尸场的周围，只有几个人得以隐藏了起来。
焚尸场的暴动是奥斯威辛的犯人们唯一的一次武装行动，它有很大的精神力量和政治意义。暴动极大地提高了犯人们的觉悟和他们对于自己的力量以及战争终将取得胜利的信心。另一方面，它向党卫队分子表明，即使人数不多的犯人也能进行反对大批党卫队分于的英勇战斗。
第四章 谈虎色变的影子部队党卫队保安处和盖世太保
他给人以慈眉善目、谦谦君子的外表，实际上却是一个时而大发脾气、时而哭哭啼啼的歇斯底里症患者，他就是盖世大保之父——赫尔曼·戈林。
盖世太保（ＧＥＳＴＡＰＯ），这四个字使盟国乃至整个欧洲颤抖了整整十二年。在它的统治下，千百万人受尽了他们及其同伙党卫队的摧残而命丧黄泉，使欧洲大地血流成河，白骨累累。
但是，哪一个人——受害者、耳闻目睹者及后人，能完整地描绘出这个可怕的令人憎恶的东西呢？是哪个庞然大物锻造了纳粹机器的这根轴呢？
１９３３年１月３０日，在兴登堡大元帅的办公室里。希特勒获得德国内阁总理的任命书。在一系列的人事任命中，国会议长戈林作为“不管部”部长隶属于内阁，同时兼管空军和普鲁士内政部事务。
赫尔昼·戈林并非面目狰狞，他那宽阔的脸膛和蔼可亲。他举止大方，待人随和，讨人喜欢。然而，人不可貌相，他的心里每时每刻都在想着杀人和恐怖勾当。
希特勒担任帝国总理后，黑色恐怖便笼罩着全德国。扰衅性的巷战暴动造成血流成河，尸横遍地。纳粹突击队员通宵达旦地肆意抓人，然后随意用手枪、绳索和棍棒将他们杀死。
戈林采取的第一个步骤是剥夺帝国委员在警察中的权力，并亲自掌握警察的领导权。他对警察事务早有浓厚的兴趣。他从他的朋友、柏林警察局第一厅的官员鲁道夫·狄尔斯那里熟知了政治警察 的日常业务。
２月２日，戈林以普通内政部长的身份，接管了普鲁士警察局的领导权，并对它进行了大清洗，将一干四百多名异己分子清除出警察局，断然开除了一批具有民主共和思想的官员，转而由可靠的纳粹分子所取代。成百个警官、监察员和穿制服的警官、三分之二的骨干分子不得不让位于冲锋队和党卫队员。盖世太保从此在纳团体中崛起。
２月９日，戈林的警察机器加速运转。他们对全国的共产党人聚会场所和党的领袖住宅进行搜查，并通过新闻媒介大造其谣，说是发现了武器、弹药和文件，造成共产党淮备叛乱的假象，以蒙骗德园公众。柏林的街道上，带着纳粹袖章的三万名“辅助警察”，在巡逻、执勤。他们每天可领到三马克的补贴，这笔钱，在战败后经济萧条、大批人失业的境况下，是个不小的收入。
戈林是暴力的疯狂鼓吹者，他命令警官“在紧急情况下立即开枪。每个警察都必须要有这种思想，即不采取行动要比在执行命令中所犯的错误更为严重。”
他还在指示中说道：
……现在从警察枪管中发射出的每一颗子弹都是我的子弹。如果有人说这是谋杀，那么，我就是在进行这种谋杀。这一切都是我的命令，我抵偿一切，我承担贵任，我无所畏惧。
他在３月３日的演讲中说：
“我这里不行使什么公道，要的是消灭和根除，别的什么也没有……但是我要在这场生死搏斗中痛击你们（指共产党人），我要同我手下的褐衣队员一起进行这场斗争！
这些话无疑是屠杀的动员令，警察不再受法律的约束，司法不再起作用，德国已完全纳粹化了。
戈林在普鲁士上台后就把警察握在自己的手中。他为自己建立了一支私人卫队，取名‘特别警察部队”。他物色了一个狡猾异常的警官，即普鲁士内政部政治警察部队高级政务参议鲁道夫·狄尔斯博士，任命他为第一处处长。招兵买马之后，原来只有六十多人的部门，一下子增加到有二百五十多名官员的机构。
戈林通过提供必要的法律依据，使狄尔斯的警察逐步摆脱政府的领导。４月底，他通过一项法令，将狄尔斯的政治倩报机构取名为“秘密国家警察处”。它是一个只受戈林领导的邦警察部门。一位不著名的设计邮戳图案的邮局职员给这个新机构定了一个缩写名称：ＧＥＳＴＡＰＵ（秘密国家警察处），但民众都称它为ＧＥＳＴＡＰＯ（秘密警察，音译为“盖世太保”）。这一魔鬼般的名字使德国和整个欧洲心悸。在德国和欧洲的每一个角落里，只要提到“盖世太保”这四个字，仿佛空气都要凝固。这是个令人毛骨悚然的人类历史上的头号恐怖组织。
第一节 希姆莱接管盖世太保
争夺全国警察领导权 戈林与冲锋队之争 戈林与希姆莱的明争暗斗 盖世太保划归党卫队 海德里希建立秘密警察处
当戈林这个好充大人物的家伙在国会里夸耀自己时，他没有料到，在阴影里早有另外一个人决心把警察夺走。
戈林在昔鲁士建立他的盖世太保时，希姆莱的眼睛也盯着秘密警察这块肥肉。１９３３年３月，希姬莱放任命为慕尼黑警察局长，一个月以后成为整个巴伐利亚政治警察的领导人。于是他有了向建立全国警察的目标进军的条件。他决心废除旧有的那种警察，建立起一支统一的全国性警察。他要摆脱“各区诸侯”的影响，把警察事务的权力集于他一人之身。党卫队三级小队长贝斯待博士愿为他效劳，并成为他的得力干将。
但是他马上便感到力不从心了。普鲁士总理戈林率领他的警察队伍固守自己的地盘，对他这个侵占者虎视眈眈，使他难以在德国一半以上的地区插手。两个野心家都攀握着一部分警察，都欲吞掉对方，一场争夺全德国警察领导权的斗争开始了。
戈林碰到的第一个对手是他意想不到的。１９３３年春，戈林号召警察和称之为“辅助警察”的冲锋队人员“采用最为严厉的手段对付敌视国家的组织活动……如有必要，不借使用武器。”他指手划脚地对冲锋队员嚷道：“在这一点上我不讲什么公正，我的任务只是处死和斩草除根，别无其他！”
遗憾的是，这位普鲁士总督低估了冲锋队这个由罪犯、流氓、无政府主义者、流氓无产者和社会渣滓装满的垃圾箱的破坏力。冲锋队有了上方宝剑，便横行于大街小巷。他们对被捕者滥施刑罚，百般折磨。仅拍林一个城市，便设立了五十个集中营。在帕佩将军街、康德衔、德黑曼街、菲斯滕费尔街的各处防空洞中，冲锋队员们狠狠毒打被捕的人。恐怖随即波及到其他地区。普鲁士转眼之间变成了一座人间地狱。
戈林的初哀是利用冲锋队，然而他自己却被冲锋队包围起来。令他警惕的是各地很大一批警察局长也时髦地穿上了褐色衫，局长们的身边坐着春风得意的冲锋队顾问。局势已经失控，戈林意识到，他在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狄尔斯见局势不妙，便建议对冲锋队采取行动。戈林对此模棱两可，冲锋队的过火行动是在他的鼓励下干的，不遏制冲锋队的势力又危及他的地位，对此，他莫衷一是。狄尔斯未等主子首肯，便抢先行动了。
他调来一批警察，包围了德黑曼街10号纳粹党柏林区党部四楼私设的刑房，在四周架上机关枪，迫使冲锋队交出了被抓定的人。这些受害者被关在狭长的柜子里，成天站立着，逼迫他们招供。所谓审讯就是反复地拷打。十几名冲锋队员分成几批，轮番上阵，让受害者饱尝铁条、橡皮棍和皮鞭的酷刑。他们躺在烂草堆上，浑身伤口已经化脓，饿得只有一口气了。
狄尔斯到此并没有罢手，他派出全部人马，开始一个地方一个地方地搜寻冲锋队的据点，然后把它们取缔。到了５月底，普鲁士冲锋队的集中营几乎绝迹。冲锋队给秘密警察带来的威胁消失了。在反冲锋队的同时，狄尔斯同他的主子戈林共同认识到，真正威胁他们地位的人是希姆莱和他的黑色集团。狄尔斯说：“党卫队行将出击，他们比明火执仗的冲锋队更为居心叵测、老谋深算。”
在党卫队中，有戈林的人，也有希姆莱的人。普鲁士警察头子、党卫队地区总队长达吕格虽然没有加入希姆莱阵营，但戈林还是不放心，派人监视他的一举一动。另外的两个重要人物是刑事参议阿图尔·奈比和秘密警察陪审官汉斯·伯恩德·吉斯维乌斯。奈比的野心大到对人毫不隐瞒的程度，他的名言是：“没有信念，只有权力。”吉斯维乌斯有向上司打小报告的嗜好，他鼓励奈比向狄尔斯挑战。二人利用狄尔斯对各种势力的圆滑态度，控告他可能是暗藏的共产党人，并劝说希姆莱的竞争者达吕格相信这个推断。看上去头圆简单的达吕格却十分清醒，他对他们说：“你们难道还想前门驱狼后门进虎吗？”事实上，奈比和吉斯绍乌斯早已和希姆莱挂上了钩，成了引虎进门之人。
在党卫队全国领导机关向希特勒呈请将党卫队保安处机关从慕尼黑迁往柏林的同时，达吕格的部下赫伯特·帕克布施带领一队党卫队员冲进了狄尔斯的私宅。狄尔斯大太被关在卧室中，帕克布随对室内进行搜查，试图找出他反对党卫队的证据。狄尔斯太大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偷偷打电话给丈夫。几分钟之后，狄尔斯带领一队临时找来的动物园警察坐车赶到了家里。帕克布施在毫无防范的情况下被解除了武装，抓了起来。
帕克布施被关了起来， 达吕格只好出场了。 他向戈林求情，说帕克布施只是“缺乏纪律性”，而狄尔斯反对柏林党卫队才是大问题。谎言重复一百次就成了真理，戈林虽然不相信狄尔斯是暗藏的共产党人，但起码是个不得力和招惹是非的家伙。他下令释放了帕克布施，并于几星期后派人包围了狄尔斯的机关。狄尔斯大惊失色，慌忙逃往波希米亚的卡尔斯巴德，在那里静观局势的变化。
戈林对狄尔斯的态度，暂时平息了党卫队的攻击，希姆莱多少得到一点面子，两家的关系又转好了。狄尔斯博士见风干浪静，便返回柏林，并荣耀地担任了党卫队的旗队长。在他的人事档案上有如下的评价：此人圆滑，不坦率，自私自利。
希姆莱对戈林的第二次夺权所采取的行动只是在秘密警察处安插了党卫队全国领导机关的代表，这个突破口太小，显得微不足道。
这时，一个意想不到的盟友帮了希姆莱的大忙。他就是内政部长威廉·弗立克博士。他极有远见地主动投靠党卫队全国领袖，愿为他效犬马之劳。他主张中央集权，设计了一套国家管理办法。规定中央有权对各邦发布指示，其中自然包括对警察部门的领导。这样，两个反对“诸侯政府”和“诸侯警察”之貉结成了一丘之盟。
弗立克博士的计划中写进了关键性的条款，规定各邦的主权包括警察主管权全部划归中央政府，也就是说，内政部要掌握全德国的警家部队。在细则中有非经中央内政部事先批准，德国留察部门不得发布执勤条例、不得部署和调整机构、不得提升和任命干部（少校以上）的规定。
弗立克博士给了戈林致命的—击，他的独立王国面临被吞食的危险。但戈林毕竟是戈林，戈林决非等闲之辈，他抢先采取了行动。
１９３３年１１月３０日，戈林颁布法令，将普鲁士秘密警察定为内部行政当局的一个独立机构，由内政部主管的有关业务工作划归秘密警察处，隶属普鲁士总理领导。戈林棋高一筹，他仍然领导着秘密警察，又逃脱了弗立克设计的对警察的控制。
以希姆莱为首的警察中央集权派在希特勒的赞同下，在弗立克的暗中配合下，向普鲁士一戈林的分离主义展开强大攻势。
１９３３年１１月，中央内政部任命希姆莱为汉堡、卢卑克和梅克伦堡—什未林政治警察司令。到了１２月份，又任命他为巴登、黑森、不来梅、安哈特、图林根和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