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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装部队不以居民为敌人，一切国际法条款均得到尊重。”党卫队的野蛮暴行，撕碎了这个诺言。陆军成了出尔反尔、言而无信的骗子。军人们恼怒之余开始猛烈攻击党卫队的暴行。
９月２０日，第十四军团情报处报告，部队情绪严重不安。
这是由于沃伊尔施地区的特别行动队在军区的部分违法行为（集体枪杀，尤其是集体枪杀犹大人）……而引起的。部队特别感到气愤的是，午轻人不上前线去作战，而是拿手无寸铁的人来证明他们的勇敢。
接着东总提出不能再容许沃伊尔施的特别行动队继续留在该地区。希姆莱为了暂时缓解与日益不满的陆军将士的矛盾，只好同意了这个要求。１０月１日，陆军总司令部通知驻波兰各军团司令部：
保安警察首脑１９３９年９月２１日给特别行动队的２８８／３９６号关于占领区内犹太人问题的命令。暂时仅限于采取措施做好准备。据悉，已由党卫队全国领袖向特别行动队发布一项相应的新命令。
希姆莱的命令还未发到特别提动队，或许他根本就不打算发布这样的命令，只是搪塞一下陆军而已，希特勒在１０月中旬便下令撤消了军事管制。
当东总冯·伦斯德大将得知老纳粹弗朗克出任政府总督时，立即提出辞呈，收拾铺盖撤走了。这时行政机构还未建立，希姆莱利用这个真空时机，派他的党卫队和警察乘虚而入。特别行动队摇身一变，成了地方常驻的区秘密警察局和区保安处。同时，在波兰被占领区还建立了同德国本土一样的风纪警察系统。
希姆莱在波兰建立起来的党卫队兼警察体系充当了重要的角色。他要求下属单独同波兰的残余抵抗部队和新建的游击队作战，而不同军队磋商。这种以老大自居的傲慢态度激怒了武装部队的将领。新上任的东总约翰内斯·勃拉斯科维兹大将掀起了武装部队讨伐党卫队的斗争。他命令整理有关党卫队独断专行、胡作非为的材料，直接寄给陆军总司令部。几天后，这份报告摆到了希特勒的办公桌上。报告中写道：
因法枪杀、逮捕和查抄引起巨大忧虑，担心部队目睹这些事情后难以保持纪律，就地同保安队和秘密譬察磋商毫无结果，因为他们有党卫队全国领袖撑腰；请求重整法纪，特别应规定必须经过依法判决才能执行处决。
希特勒对此报告不屑一顾，鄙夷地说：“幼稚的看法。”他说他对勃拉斯科维兹将军队来不信任，应赶快换掉他的职务。由此可见，希特勒完全支持希姆莱一伙的狂暴行为，把陆军的不同意见看作是不忠的表现。
东总勃拉斯科维兹没有理会领袖的震怒，他继续收集材料反对党卫队，各个部队送来了大量的事实材料。１９３９年１１月２３日，瓦尔特兰军区司令贝茨尔将军报告：
所述这些组织（党卫队和警察）儿乎在所有较大的村镇进行公开枪杀。杀害各种各样的人物，经常令人费解。而其做法也很不光彩，几乎总是一边杀人一抢劫。
１９４０年２月２日，南部边区总司令乌莱克斯将军写道：
最近一段时间内，警方人员的暴行层出不穷，反映出缺乏人性和道德感，实在令人费解，以致可以称之为与禽兽无异……摆脱这种不光彩、站污整个德国人民声誉的状况的唯一办法，我认为是……立即调走和解散警察部队，包括其全体高级领袖。
勃拉斯科维兹大将整理一份包括三十三起事件的材科，他在２月６日说：
部队对党卫队和警察的态度，时而厌恶，时而痛恨。每一个军人都对德国人和国家权力的代表者在波兰犯下的这些罪行感到可耻和恶心。
陆军高级将领反对党卫队和警察的暴虐行动，在血风血雨的波兰占领区形成了小气候。甚至连莱希瑙这样的以忠实于领袖著称的军人也加入到控诉党卫队一伙的行列中，在部队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以致在领袖大本营里，武装部队的军官，谁也不愿同任何一个党卫队头子握手。
最后，是新任总督弗朗克这个小丑帮了希姆莱的忙。他面见希特勒，请求领袖撵走勃拉斯科绍兹，说他太爱吹毛求疵了。其实，希特勒已经决定抛开这块绊脚石。三个月后，勃拉斯科绍兹被调往西线，５月１０日打响了西线之战。
希特勒的“组织解决”，使希姆莱的行动不会再受到任何阻拦和攻击。然而，陆军同党卫队、盖世太保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并没有停止，在很多问题上，他们仍然水火不相容。至第三帝国垮台前夕，这种斗争已发展到白热化程度。而领袖长期偏袒党卫队一伙的做法也给他带来引火烧身的后果。
１９４４年６月５日早晨，一支强大的舰队向法国北岸推进。一小时后，盟军第二十一集团军的先头部队登上了卡尔瓦多斯海岸并迅速取得了立足点，解放法国的战斗开始了。“帝国师”经过顽强抵抗，损失了五分之三的兵力。圣洛沦陷后，德国军队狼狈地向布列塔尼撤退。
斯大林格勒战役使德国遭受巨大损失，在非欧战场也节节失利。形势对盟军越来越有利，失败的阴影开始笼罩德国。
于是，在陆军许多将领中滋生了悲观和不满情绪。他们预感到，元首再这样干下去，德国必然招致灭顶之灾。他们不愿从根本上改变纳粹主义，他们只是想保住已经得到的利益。
希姆莱历来重视军队这个国家和战争的支柱，他派出最优秀纳粹间谍追踪和监视将军们的动向。但卡纳里斯的“军事谍报局”如针插不入、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令他不能得心应手。
刺杀希特勒的“闪电计划”就是由谍报局的一批将校军官策划的。施行计划的有国内驻防军参谋长、补充军司令弗雷德里希·奥尔布里希特将军、中央集团军第一参谋长海宁·冯特莱斯夫少将印司令部里的施拉勃伦道夫中尉。
１９４３年３月１３日，希特勒到中央集团军视察。他在乘飞机返回腊斯登堡之前、施拉勃伦夫给了他的陪同官员一个装有两瓶“白兰地”酒的包裹。这个官员事先已同意特莱斯科夫的请求，替他把礼物交上去。那包裹里面有枚定时炸弹，时间定在飞机恰好在空中时爆炸。但是，炸弹失灵了，希特勒安然无慈。机灵的密谋分子借口包裹里的瓶子搞错了，把东西取回来。这是一次没有暴露同时也未获得成功的行动。暗杀没有因此而罢手，下一次行动仍在策划之中。
缪勒和施伦堡凭着谍报专家的嗅觉，闻到了火药味。他们终于查清谍报局外谍处处长汉斯·奥斯特上校参与了一项秘密活动。盖世太保的警察们在他的保险箱里发现了一批文件。希姆莱并没有立即对谍报局采取行动，他认为放长线才能钓到真正的大鱼。
９月，盖世太保又有了新的收获。曾在威廉二世手下担任最后一任外交部长、在魏玛共和国做过驻日大使的威廉·索尔夫的遗孀——索尔夫夫人在自己的家里组织沙龙。这个“京尔夫夫人茶会”，实则是在进行情报活动。她同瑞士的逃亡者保持着接触，并通过他们与英美间谍挂上了钩。１９４３年９月，柏林仁慈医院一位年轻的瑞士医生雷克策博士经人介绍加入了这个圈子。他给人以强烈反纳粹的印象，并主动提出将情报送到瑞士去。索尔夫夫人同意了，她为如此轻信付出了代价。这个雷克策不仅是个医生，同时还是个间谍。他负责传递的那份情报，当天夜里就出现在希姆莱的办公桌上。
２月２９日，在希姆莱的敦促下，希特勒下令对谍报局采取摧毁行动。谍报局办事处被德国中央保安局吞并，外事局情报处作为“军事机构”而获得有限的独立性。同时，希特勒给予德国中央保安局第六处处长施伦堡以行动完全自主权，卡纳里斯被解职。
一场多年的斗争至此分出了胜负。大德意志武装部队失去了自己的谍报机构，从而变成世界上唯一一支本身没有情报机构的军队。今后武装部队的情报来源要依靠党卫队保安处了。
缪勒在对谍报局的战斗中功绩卓著，却未分到战利品，倒是德国中央保安局第六处（国外保安处）处长、党卫队旅队长瓦尔特·施伦堡摘取了谍报局这个熟透了的桃子。
海军上将卡纳里斯同施伦堡是望年之交，他喜欢这个聪颖过人的年轻人。反过来，施伦堡对卡纳里所也非常尊敬。他们经常探讨一些问题，甚至隐秘的事情也在此列。尽管慈父般的卡纳里斯下台了，但施沦堡还是很高兴，他现在可以建设一个统一的超级情报机构了。而由施沦堡兼并谍报局，总比别人好，卡纳里斯多少得到了一点安慰。
施伦堡性格内向，是个有尖不露的人。德国中央保安局的同事们把他看作是海德里希唯命是从的大管家。只是以后人们才发现，这个仪表堂堂且又文质彬彬的人物柔中有刚。党卫队全国领袖称施伦堡为“本杰明”。一次乘飞机，希姆莱不小心背靠在飞机舱门的把手上，反应敏捷的施伦堡一下子抓住了他的衣服，于是他给全国领袖留下了好印象。这个好印象使希姆莱在合并保安处和谍报局后，立刻想到的人选便是施伦堡。
施伦堡开始建立隶属德国中央保安局的部队情报机构。但是他在人事安排上非常谨慎，几乎留用了全部原谍报局的人员。他的宽容态度深得人心，同时也引起一些人的猜测：这个施伦堡为什么这样仁慈呢？
时隔不久，他的属下们惊喜地发现，原谍报局的反对派同施伦堡对时局的看法有着非常相似之处，即德国最终将失败，杀死希特勒，单独同英、美媾和，德国才能获救。
杀死希特勒，拯救德国的想法和行动在许多人头脑中形成并付诸于行动。施伦堡对此暗中支持，并提供条件。
陆军中的一批高中级将领策划的“伐尔克里”行动就是六次谋杀希特勒中最为成功的一次。
施道芬堡中校是一个旧贵族军士家庭的后代，他相信国家社会主义能给德国带来好处。他在突尼斯受了重伤，失去了一只眼睛和右手臂。伤愈后，他被提升为上校、补充军总参谋长。战争的进程出乎他的愿望，他不愿看到德国的失败，不愿看到军队被彻底打垮，于是他参加了密谋活动。领导他的是前莱比锡市市长卡尔·弗里德里希·戈台勒和前任陆军参谋长路德维希·贝克上将。同时，他们的活动得到了西线占领军中的许多指挥官的支持。施道芬堡认为，得到一些大人物的支持固然重要，然而更重要的是行动，即干掉希特勒，拯救国家和军队。
在法国战役中，英美军队大获全胜。随即他们又向意大利进军，并很占领了罗马。苏联军队也踏上了波兰领土。德国东部防线全面崩溃，这一切都迫使施道芬堡加快了行动步伐。迟了，可能永远失去机会。基于这样的认识，他同戈台勒和贝克拟定了“伐尔克里计划”，杀死希特勒，在柏林成立军政府。
尚还完整的西线占领军中的相当一批军官答应给予密谋分子帮助。这支谋反大军中有：法国军事总督海因里希·冯·施图尔纳格上将、比利时军事总督亚历山大·冯·福肯豪森将军，还有令人瞩目的隆美尔陆军元帅，他在非洲曾有过辉煌的战绩，被誉为“沙漠之狐”。他的参谋长汉斯·斯泥达尔将军也加入了这个队伍。甚至连盖世太保和党卫队保安处也不是铁板一块。刑事警察头子奈比、柏林警察局局长赫尔道夫伯爵及其副手也卷了进来，他们的任务是在国家发生政变时与柏林卫戍司令冯·哈斯中将保持联络。
密谋分子寄希望于希特勒消失后，便可同英美联手对付苏联，因为在反对共产主义上，他们是完全一致的。
机会终于来了，施道芬堡放任命为国内驻防军的参谋长，这个职务有权使他经常进出元首大本营。
７月２０日，希特勒举行军事会议。
施道芬堡把炸弹放进了一个黄色公文包里。这是一枚小型定时炸弹，但威力很大。他驱车前往元首大本营参加会议。
本来定在１２点钟举行会议，可是因为意大利的法西斯头子墨索里尼来访，会议推迟了三十分钟。希特勒接见完来访者，向会议室走去。他看见许多军官等在外面，其他人已经待在闷热的会议室里了。他站在写字台旁，开始听豪·辛格将军汇报东方战线的情况。过了一会儿，凯特尔由一位副官布尔将军和弗洛姆参谋长陪同来到会议室。
凯特尔报告说：“我的元首，这是申克·冯·施道芬堡上校，他要向您汇报组建新师的情况。”
希特勒提了握施道芬堡余下的那只手，在一个柳条凳上就坐，背对着门，面对着敞开的窗户。希特勒在等待着施道芬堡汇报。他回头时，突然发现他不见了，他很气恼地嘟哝了一句。这时，会议室中只有二十四个人。空军参谋长科尔登将军坐在沉重的搁板桌的另一端，开始汇报空中侦察的情况。希特勒俯身在地图上，用右臂时支撑着身体，右手拿着一把不同颜色的铅笔，左手拿着一个放大镜。
谁也没有注意到那只放在地上的黄色公文包，它离希特勒大约六英尺左右。突然一声巨响，含有两磅炸药的炸弹爆炸了。黄色的火焰立刻吞没了希特勒，浓烟充满了房间。他躺在门框附近，天棚上掉下来的板条、石灰压在他身上，周围是一张张扭曲的面孔。烧焦的文件散落开来，铺满地面。卫兵们迅速冲进来。
希特勒大叫道：“一定是有人扔了炸弹！”
可是卫兵们未发现任何其他人。
医生为他检查，发现他的两腿被炸掉了许多块皮，裤子已经成了碎片儿，脸上也有伤痕。
他对其他人嚷到：“这算什么！这是胆小鬼的勾当！”他命人立即将希姆莱召来，指示他迅速将此事查清。
希姆莱知道这是一伙密谋分子所为，并很快把来到会议室又突然离去的施道芬堡列为第一号嫌疑犯。这时，在会议室外看电话的卫兵进来报告说，爆炸发生前，他曾见到一个军官匆匆离去。这个人只有一只胳膊。人们回忆起他进来时带着公文包，便问那士兵看见他走时拿什么东西了吗？回答是否定的。盖世太保的特工们终于在屋内发现了黄皮包的碎片儿。这时完全可以确定施道芬堡是凶犯了。
在大本营——“狼穴“的电讯监听室里，希姆莱得到了至关重要的消息，一些陆军将领在频繁地通话。
施道芬堡的上司弗洛姆将军从柏林给凯特尔打来电话，说：“首都谣言四起，应不应该宣布紧急状态？”
接着，弗洛姆的办公室向各国驻防军司令部发出奇怪的命令，用“伐尔克里”为代号宣布了紧急状态。
希姆莱大吃一惊。这些陆军将领的活跃，证明了这是一次由陆军策划，并涉及多人的政变。他立即去见希特勒。
希特勒听后，脸上由白变红，两手掐腰，愤怒到极点：“这些无耻的小人，叛徒！！”他骂道。
驻防巴黎的将军们听到政变失败的消息后，决定与希特勒彻底决裂。他们十分清楚，战是死，不战也是亡。继续战斗下去，或许还有一条生路。晚上七点多钟，军校第一摩托化步兵团包围了福熙大街的大楼，逮捕了奥伯格和大楼内的所有保安处成员。
还在５点钟的时候，维茨勒签署了一份长电文，发往国内驻防军司令部。电报写道：
一、内部骚乱。一个软弱无能的党的领袖的可耻集团利用了形势暗中伤害困难的军队，为着他们自己的私利夺取了权力。
二、在这最危险的时候，帝国政府已宣布军事法律，以维持法律和秩序，指派我为德国武装部队最高全权司令。
三、…………
接着是长长的关于合并武装党卫队、消灭盖世太保、无情解散任何反对派的指示。
与此同时，柏林发生了许多令希特勒惶恐不安的怪事：警卫营的一个分谴队试图占领总理府；有轨电车通过政府区时没有停下来；警卫营已受命占领政府区……他责问宣传部长戈培尔为什么不发布新闻。戈培尔解释说，评论还未写完。希特勒大发脾气说：“我没有让你写什么评论，我只要把消息尽快发出去！”
广播中发出的“元首还活着”的消息，给那些仍不知情的军官们一个重大打击，接着电台插放了希特勒的演讲。由于激动和气愤，他的声音有些颤抖：
野心勃勃、无耻愚蠢的军官小集团一直阴谋摆脱我，同时要彻底清洗整个德国武装部队指挥员。炸弹是冯·施道芬堡伯爵安放的，我的几位亲密同事受了重伤，一位已经死去。我本人除了几处轻微的擦伤、扭伤和烧伤外，没受其他伤。我认为这进一步证实了上苍给予我的使命，我要朝着我的目标继续前进……
在巴黎，当军校准备第二天枪毙盖世太保和党卫队头目时，西线总司令克鲁格改变了主意，不同意枪毙这些警察头目，并向柏林告急，把自己打扮成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