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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怎样灭亡一个民族呢？其方法是消灭它的领导阶层，并将它的青年“过筛”。具体做法分为两种：把“优等种族”的儿童掳到德国来，使他们德国化，对筛落下来的， 则有计划地使之变成愚民。 “对东方的非德意志人居民，”希姆莱写道，“不得开办程度高于四年级以上的国民小学。这些小学的宗旨仅仅是教会他们五百以下的简单计数，书写自己的名字，教育他们对德意志人服从，老实、勤劳、有礼貌，这是上帝的戒令。我认为没有什么必要让他们去阅读。”
对于纳粹德国的征服欲来说，没有再比这份文件表达得更露骨的了。这是昔日德意志东进政策的变本加厉的继续，达到了令人难以想象的地步。但远不仅此，希姆莱这份文件的字里行间还含有更多的内容。备忘录表达了党卫队急于一手把持德国东方政策的欲望，反映了党卫队种族和移民局地区总队长英托·霍夫曼直截了当地概括的那种傲慢要求：“东方属于党卫队所有。”
的确，希特勒德国战争初期的胜利，使党卫队在东方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希姆莱仿佛成了德国东方领土上的真正主人。这位党卫队头子在迷离的梦境中似乎看到这一切即将成为现实：为他的新德意志骑士团党卫队赢来一个新的集团普鲁士——结构坚固的集团国家；它是遏制波涛汹涌的斯拉夫主义洪流的堤坝，是使德国农民取得肥沃的移民垦殖区的保证。
海因里希·希姆莱从能思索起就为这一使命作了准备。他打心底里认为，再没有比引导德国人东进，并使他们重新成为农民这一神圣使命更为合适的了。希姆莱说：“德意志民族过去是农民，今天必须恢复它的这一根本素质。东方应该为加强德意志人的这种农民素质做出贡献。它应该成为德意志血统青春常在和从而不断发展的源泉。”
从少年时代起，他就以这样的伟大日耳曼农民领袖自居。在他奇异的想象中，中世纪向东方迁徒的那幅浪漫主义的历史图画和对黑头发圆脑袋的人所产生的生物学上的恐惧合为这样一种狂想：德国的幸福就在于在东方实现封建主义的农民贵族政治。党卫队头子希姆莱孜孜不倦地宣传德国东方移民。这个阿尔塔曼分子当年曾打算和自己的朋友阿·瓦尔特·达里在德国庄园遏制廉价的波兰农业工人蜂拥而来的洪流，反复教导他的党卫队队员，德意志人必须再次扎根于大地和开拓新的移民区。
希姆莱与种族和移民局（ＲＵＳＨＡ）局长达里很快就把德国移民政策抓在手里。１９３４年，党卫队地区总队长达里荣升为中央农业部长，党卫队旗队长霍斯特·雷兴巴赫博士主管全国移民挑选局，中央农民事务局的领导干部全体加入—党卫队，成为名誉领袖。尽管如此，两个反动空想家的社会理想国，还是由于现代工业社会的现实而遭到失败，达里和希姆莱的友情也因此中断。１９３８年２月，希姆莱撤了死抱住血统和土地贵族政体计划不放的种族和移民局长达里的职务，原因是他认为达里”祟尚空谈“。善于见风使舵的希姆莱耐心等待着领袖的政策能为他开拓移植大德意志国家新农民的移民区。
１９３９年３月，希特驶首次将外族、即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余下的捷克人，并入大德意志国家，这时希姆莱有了一个使他的计划复活的机会。同年６月，他委派种族和移民处长、党卫队区队长库特·冯·戈特贝格去布拉格，在那里建立一个地产局。冯·戈特贝格的任务是，剥夺德国保护顿地上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宜于发展农业地区上的捷克土地占有者，并把没收来的庄园交由德意志族移民经营。希特勒也参加了外迁六百万捷克人计划的讨论，但执行剥夺政策的头子冯·戈特贝格未能达到目的。大德意志的军备机器开始运转了，它同样需要捷克的工业潜力和劳动潜力，不允许在德国的后院采取任何大规模外迁措施。布拉格地产局只好仅限于准备在波希米亚和摩拉维特两地安置寥寥几户党卫队员的家属移居。
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才给反斯拉夫的农民神秘主义者希姆莱开放了梦寐以求的地区。诚然，他暂时也只能从侧门里钻进去，因为在波兰战投开始前就向自己员忠实的助手发出召唤的独裁者并不急需这位移民使徒，他感兴趣的只是诉诸暴力的警察。
阿道夫·希特勒决定解决“波兰问题”。就他来说，对波开战决不只是为了武力解决但泽和走廊问题而已，现在是实现多年前他在《我的奋斗》一书中即已大胆提出的预言的时候了：“我们要继承我们在六百年以前中断了的事业。我们要停止日耳曼人不断移往欧洲南部和西部，转而瞩目东方的土地。我们要结束前时期的殖民政策和贸易政策，向未来的土地政策过渡。”但是，这样的土地政策是和一个已经在土地上从事经营的异族相对立的，这一点希特勒早在１９２８年就已考虑到了：“德国”，他写道，只能“要么将这些异族分子加以封闭处理，以免本民族的血统不断受到侵蚀，要么……干脆将他们消灭，把空出来的土地交给本民族同胞。”
希特勒的这些话翻译成１９３９年８月的语言，就是：使波兰人沦为农奴，强行使他们失去自己的上层，摧毁他们的民族性，剥夺他们的国籍和文化，自豪的波兰人将变成没有自由的苦力，他们唯一的命运只能是服役于德意志的统治者。德国军方头目们至迟已在１９３９年８月２２日上萨尔斯堡会议上获悉，这位独裁者决定灭亡波兰。费多尔·冯·包克陆军元帅记得希特勒这样说过：“可能会发生一些不会得到德国将领们鼓掌唱采的事情。因此，他不打算麻烦军队去做必要的消灭工作，而是把它……交给党卫队来执行。”
希特勒正是为了这项工作才召见了党卫队头子，并使党卫队成了导致波兰悲剧的千古罪人。这位独裁者责成希姆莱组织特别行动队，跟随进入波兰的德国军队消灭随时遇到的波兰上层人物。
在这以前，纳粹扩张政策的每一次进攻，都有保安警察的特别行动队参加。强占奥地利时，莱因哈德·海德里希的特别行动队就曾随军前进，粉碎捷克斯洛伐克之役也吸引特别行动队开进了那个国家。海德里希的特别行动队是保安处和保安警察的先头部队，它们闪电般地执行情报和保安警察的任务。任务一经完成，它们也就转到两个组织设在该地的固定据点，像在国内一样：特别行动队就是由这些据点——秘密警察局和分局以及区和分区保安处机构的人员组成的。
海德里希在短时间内就组成了波兰战役的特别行动队。他组织了五个特别行动队，其成员身穿党卫队特别机动部队军服，左臂佩带保安处菱形标志。每个特别行动队由四个特道队组成，尾随一个军团前进；每个特遣队有队员一百至一百五十名，配合一个军行动。重要指挥官全部由保安处领袖担任：党卫队旅队长布鲁诺·施特雷肯巴赫领导第一特别行动队，随威廉·李斯特大将的第十四军团向伦堡方向进军。党卫队一级突击队大队长埃马努埃尔·告费尔博士率领第二特别行动队，跟随瓦尔特·冯·莱希瑙上将的第十军团向华沙南面突进，直抵维斯杜拉河。党卫队一级突击队大队长赫伯特·菲舍尔博士卒领第三特别行动队，跟随约翅内斯·勃拉斯科维兹上将的第八军团向罗兹进军。党卫队旅队长洛塔尔·博伊特尔指挥第四特别行动队，紧随奔向奠德林要塞的古恩特·克鲁格上将的第四军团。党卫队旗队长恩斯特·达姆佐格指挥第五特别行动队，随格奥尔格·冯·库希勒上将的第三军团前进。
如果海德里希和希姆莱想要放手执行对武装部队保密的、领袖关于集体消灭波兰民族精华的命令，这个随军前进的德国中央保安局就必须考虑，不能让军人们过多地窥探它的秘密。因为，武装部队拥有控制特别行动队的某些条件，海德里希的部队在整个作战地区受陆军领导，尽管它们在业务上是接受柏林德国中央保安局指示的，它们还受武装部队军法审判权的约束。此外，陆军总司令也巳征得希特勒的同意，在战斗结束后对占领下的波兰实行军管。德国将军们如果具有足够的政治直觉，那么希姆莱和海德里希在这里搞恐怖暴行就将会招来很大的风险。
这两个党卫队头子不得不小心行事。他们向军方不多谈情况，例如第八军团在１９３９年９月９日的一份基本命令中将特别行动队的任务概括为：“打击作战部队后方的一切敌视德国和德国人的分子，特别是打击谍报人员，逮捅政治上不可靠的人，收缴武器，查封谍报警察的重要材料等。”希姆莱和海德里希当然会隐瞒特别行动队的真实任务，但也无法长期不让士兵知道特别行动队屠杀波兰贵族、教士和知识分子的行为。后来，渴求功名的党卫队领袖们陷入了左右为难的尴尬处境：要么他们只好泄露这位独裁者的诡秘企图，要么他们就得忍气吞声，被士兵们看成是一群无纪律的杀人匪帮。
如此几个月以后，希姆莱和海德里希变得郁郁不乐，因为他们被领袖弄得如此狼狈不堪。希姆莱以其不可谓不聪明的手法企图把罪责推诿给这位独裁者，他几乎是苦苦哀求地向将军们发誓说：“我不会做任何领袖所不知道的事情。”而海德里希后来在一份存档的笔记中透露，在波兰占领区发生的同陆军的冲突，是因为“警方采取行动所依据的命令特别偏激（例如命令大量消灭数以千计的波兰领导人）”，而领袖命令“不能告知陆军将领，当然也包括他们的参谋部人员，以致表面上看来这一切似乎是警察和党卫队擅目采取的独断独行的残暴行动”。
军人们很快就看出了派遣特别行动队去波兰的真相。９月８日，谍报局卡纳里斯海军上将即报告陆军总司令部第一处处长冯·施图尔纳倍尔将军说，党卫队领袖们以每天枪毙两百名波兰人而炫耀自己；处决大多未经司法程序，受害者主要为犹太人、贵族和教士。三天后，卡纳里斯登上伊尔瑙的领袖专列，向最高统帅部长官凯特尔汇报。卡纳里斯警告说：“对这样的做法，终有一天，世界舆论也会向武装部队追究发生在它眼皮底下的这些事情的责任的。”凯特尔大将看来没有怎么听进去。他用希特勒的强盗逻辑作为搪塞：既然武装部队不愿于“这些事情”，那它就不要干涉保安警察和党卫队去担负消灭工作。
尽管卡纳里斯及其代表们在继续收集特别行动队所作所为的材料科，这台碾轧不幸的波兰人的恐饰压路机，还照样在军人们的眼前隆隆滚动。它压出的可怕轮辙，使人想起纳粹在德国上台后举国恐怖的日日夜夜。特遣队的猎手们四处活动，掳人杀人，实现希特勒所讲的话：“凡是经我们现已确定属于波兰领袖阶层的人，必须予以消灭。以后再发现的话，由我们注意看管，过一定时间后再加以清除。”
海德里希的追捕者按淮备好的名单，把波兰教师、医生、公务人员、教士、地主和商人驱赶在一起，被捕者被送进接收营。事实证明，这些接收营中有不少是灭绝工厂。布龙贝格附近米尔塔尔的托尔恩油脂厂、施图特霍夫的京尔道接收营、波森省第七要塞都已成为数以千计的波兰人的恐怖和死亡信号。“消灭过激分子是既定计划，”布龙贝格特遣队队长、党卫队二级突击队大队长勒德尔博士声称道。任何一个波兰民族主义者都属于“过激分子”，连波兰沙文主义者团体“西部边境地区协会”——他们提出要吞并大片德国领土，因而有助于希特勒推行波兰政策——会员的身份也足够刽子手们有理由把他们判处死刑，公诸于众。
一次又一次的打击使波兰民族精华受到沉重损失。库尔姆一佩普林主教区的六百九十名教士中，被捕者达三分之二，二百一十四名被处死，其中包括佩普林大教堂的几乎所有教士会成员。勒德尔向柏林报告说：“一大批天主教教士，由于持有众所周知的波兰激进立场而被消灭”。一位历史学家统计，在德国人统治的最初几个月中，杀害的人数为几万人。海德里希在１９３９年９月２７日宣称：“被占领地区内留下来的波兰领导人物至多还有百分之三。”
除了冷酷无情的特别行动队的灭绝部队外，还有另一种党卫队的力量在活动。它不是根据领袖密令行动，而是受仇恨和复仇欲所驱使。特别是在但泽和西普鲁士，成千上万狂热的德意志族人跳了出来，他们没有忘记他们一度也曾是波兰沙文主义者任意措获的对象。
波兰行政机关和团体为希特勒回到德国来的宣传所刺激，也由于疯狂的间谍恐怖而感到惊慌失措，于是在战争爆发时对德意志族人展开了进攻。德意志族人眼见死路一条：在波兰的德意志人中间，一时拘捕令满天飞，分红色（逮捕入地方监狱）、玫瑰红色（逮捕入隔离营）和黄色（流放到中部和东部波兰）三种。手中捏着黑名单的民族主义团体，对“德国人”、“希特勒分子”和施瓦本人采取了特别行动。
五万名德意志族人被从他们所在的西部波兰驱鼓到了东部，数以干计的人身陷图围。波兰行动队洗劫德意志人的住宅和农舍，杀害他们的家小，数以千计的德意志又丧命。还有数以千计的德意志人被拉去游乡，让人群诅咒、吐口水，经不住百般折磨而惨死。第三帝国当局后来宣称，截至１９４０年２月１日止，共发现一万三千具被害的德意志族人尸体。这个数字看来过于夸大，最接近实际的数字是，被害的德意志族人为四千至五千名，另外约有两千名死于战争。
不过，波兰人杀人跟德国人的暴行有根本不同的地方：他们没有统一的计划，国家不是这些杀人凶手的主使者。一些波兰人在被煽动起来的群众的盛怒面前，将德意志族人藏匿起来，不少波兰军官保护受到迫害的德意志人。但尽管如此，德意志族人还是对迫害他们的人进行武装报复。战争刚打到一个地方，波兰的德意志人就联合起来，成立自卫团体。起初它的目的只是出于自卫。波兰境内的德意志人担心多数波兰人会发动新的攻击，为此他们建立了志愿民兵来保卫自己。
但是，这种自卫很快就变成了发泄民族主义怨恨的行动。外加纳粹党但泽区领袖艾伯特·福斯特还利用他的保卫团和一个刚成立的特别组织（党卫队埃曼突击大队）挺进西普鲁士，煽动反对波兰人的民族斗争，使西普鲁士很快就成了无情打击波兰人的主要战场。这些来自但泽的民族斗士们还保持着“革命”的冲锋队的传统，将多年来积压在心头的反波仇恨发泄出来。福斯特的目的是，让领袖看到，他作为东方纳粹党区领袖第一个把自己的地区变成“无波兰人”区。
后来，希姆莱派出他的兵源补充处处长、党卫队旅队长戈特洛勃·伯格尔，命令他：将自卫队改组为一支德意志族人党卫队。
伯格尔带来了一批德国党卫队领袖，接管了波兰德占区内德意志族人自卫团体的领导权。伯格尔的副手们将民兵组织划为四个自卫区；自卫区又分成所谓的督察段，分别由各该地的高一级党卫队兼督察领袖领导。在一般情况下，自卫团体执行辅助警察的任务，只有在西普鲁士（后来在卢布林地区也是如此）追捕波兰人，滥加杀害。
西普鲁士自卫团体的头子是党卫队区队长卢多尔夫·冯·阿尔文斯勒本。他是个狂热的纳粹分子、称霸一方的暴君，跟当年私设“野蛮”集中营、虐待民主派和共和派人士的卡尔·恩斯特之流的冲锋队恶棍们如出一辙。自卫区领袖冯·阿尔文斯勒本俨然是操生杀予夺之权的统治者。如有德意志族人告密，他就在名单上挥笔一勾，自卫团员就把被告发的波兰人押进地窖、汽车间或树林，加以杀害。
有些纳粹分子对令人发指地迫害波兰人渐渐看不下去了。霍亨萨尔察县一个德意志族人地主的妻子、党员莉莉·容克布卢特给赫尔曼·戈林写信提出抗议。她诉说道：“成千上万的无辜者放枪杀。”连关心纪律胜过关心人道的海德里希也埋怨自卫团体干出了自卫行动中“部分难以想象和过火的复仇行动”。
可是，对希姆莱来说，主要的只是“成绩”，只是被消灭的或按现在的说法——“被特殊处理掉的”波兰人的统计数宇。
９月中旬，全国领袖派出一支新的灭绝队，即党卫队副总指挥乌多·冯·沃伊尔施率领的加强特别行动队。它的任务是消灭卡托维兹地区的波兰人和犹太人。特别行动队头子冯·沃伊尔施是希姆莱围剿罗姆时期的老搭档，他奉命在东部上西里面亚开展了党卫队奉行自己的东方政策的新阶段：将但绎、西普鲁士、波森和上西里西亚约五十万名犹太人赶往波兰内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