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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种情况确属罕见。大多数波兰人和德意志族人都屈服于希姆莱的日耳曼化措施。十万名纯血统波兰人接受德意志化。一百人列为民族登记册的—、二类德意志人，另外两百万人列为三、四类德意志人。
东方战争的继续、对俄国进行征伐，给希姆莱的事业开拓了新的和日益广阔的用武之地。现在希姆莱可以在无限辽阔的俄国土地上开拓新的、无边无际的移民区。希姆荣和他的党卫队领袖们利令智昏，为一望无边的草原和莽莽森林所陶醉。这些党卫队设计师们开始取出他们的绘图板，描绘出幻想的美妙的未来图画，一幅怪径诞、臆想、病态的图画。
早在１９４１年１月，希姆莱就在韦韦尔斯堡的一次会议上，向党卫队地区总队长埃里希·冯·德姆·巴掳一齐列夫斯基透露，伟大的德意志东方计划要求消灭三干万斯拉夫人。德国中央保安局第三处Ｂ组集中了民族事务专家、设计德意志人未来的东方之国。
他们的美妙设想成文后称之为“东方总计划”，其中规定：德意志人要在沿列宁格勒一拉多加湖一瓦尔代高地一布良斯克一第聂伯河曲一线内的整个东方地区移民。必须将三千一百万异族人移走，移民区内可以留下一干四百万人，但必须在三十年内实现德意志化。总督辖区和波罗的海沿岸各国应该彻底“更换居民”。应将两千万波兰人中的百分之八十五和百分之六十五的西乌克兰人迁往西伯利亚的西部。他们必须腾出地方，给首批迁来的八十四万名“紧急移民”、随后第二批一百一十万德意志移民定居。在以后的十年中，德国中央保安局估计移民人数为二十万，再后的两个十年为二百四十万。
可是，为数有限的这么一点人，怎能对付光在数量上就占优势的异族人民，并做到希姆莱提出的必须掌握领导权呢？对此，党卫队区队长、柏林大学农业和农业政策学院院长、移民和空间规划制定者康拉德·迈尔—赫特林格教授作了书面回答。这位党卫队教授在１９４２年５月２８日致全国领袖的一份备忘录中，勾画了德意志主宰民族梦想之国的轮廓：在东方辽阔的土地上划定所谓的移民特别区，直属党卫队全国领袖统治，由他作为未来东方领主总管所有特别区的移民，并将其分别定为不同类型的“短期领地”、“世袭领地”和“特权产业”。由党卫队全国领袖委派的“特区头目们”对移民特别区进行监督，经过二十五年的创业之后，各特区的居民必须有一半是德意志人。迈尔—赫特林格首先设计了除全盘德意志化的波罗的海沿岸各国和波兰以外的三个移民特别区：列宁格勒以西地区（因格尔曼兰）、克里木一赫尔松地区（“哥特区”）、梅梅尔和纳雷夫地区。同时在德意志东方殖民帝国境内建立一个有二十六个据点的体系。这些地区的异族居民暂时只有百分之三十德意志化；根据地确保“大德意志的生命线。在生命线的交叉点上建立两万左右居民的小城市，周围直径五至十公里内设置德意志村镇”，希姆莱这样说。
全国领袖兴致勃勃，在这里终于出现了他过去梦寐以求的世界一海因里希·希姆莱一人保护之下的农民防御移民区。“这将是举世无双的最伟大的移民事业，同时又和防御亚洲人入侵西方世界这一最高和最迫切的任务联系在一起。”他反复拿出标明农民防御移民区的地图和计划，不庆其烦地向保健医生解释农民防御移民区概貌：这儿是一片有二十至四十个农民点的农村，那儿是领导人居住的院子，它的四周围是农民防御村，那边是由全体男性居民组成属于党卫队的农民防御突击队。“我们将在这里培养出一种您从末见过的防御精神，它将确保我们建立起坚不可摧的堡垒。”
希姆莱已经物色了愿将全国领袖的幻想变为现实的党卫队领袖：卢布林党卫队兼警察领袖、旅队长奥迪多·格洛博斯尼克。这个后来屠杀犹太人的刽子手格洛博斯尼克，是同希姆莱如出一辙的种族优生学庞大规划的信徒，他在自己管辖的卢布林的东南方，发现了过去德意志移民的痕迹。这一发现启发他制定出开辟一个新的德意志移民区的计划：放逐所有波兰人，在每一个县安排党卫队和警察部队同德意志移民定居。格洛博斯尼克计划先从查莫什奇、托马舒夫和赫鲁比斯措夫这几个城市做起。
这位旅队长当然也知道，总督弗朗克不会同意这么大规模的移民行动，它必将进一步恶化波兰的灾难性的经济和交通状况。然而弗朗克和希姆莱之间必然要发生的争夺正是格洛博斯尼克所希望的。他把计划送给全国领袖看，希姆莱一拍即合。他看了看地图，格洛博斯尼克的试验区就靠在一片长方形的地带，希姆莱正打算把这片地带作为党卫队推行自己的移民政策的重点。
这片长方形地带位于卢布林、日托米尔、文尼察和伦堡之间。其中每一处都标志着党卫队积极进行活动的高峰：卢布林是格洛博斯尼克的驻地，日托米尔是希姆莱东征第一阶段建立战地指挥所所在地，同时还在这里开辟了一个安置所有乌克兰德意志人的移民中心，文尼察位于特兰斯尼斯特里思的边缘，那里计划要设立另一个德意志移民区，而伦堡这时已是总督辖区属下的东加里西亚首府，掌权者为陶尔斐斯的宿敌党卫队旅队长韦希特尔。最杰出的黑色集团民族政策通、美国历史学家罗伯特·艾·克尔推测说：“在这片两个德国行政区接壤和波兰人一乌克兰人交界的长方形地带内，如果德国人战胜了俄国人的话，也许真的有一天要出现一个党卫队之国。”
１９４１年秋，希姆莱给格洛博斯尼克发出行动信号。显然他过分低估了弗朗克抵制卢布林移民方案的可能性，从而引起了一场无法制止的权力斗争。它再次说明，党卫队要想一手操纵第三帝国的政策也并非轻而易举。
希姆莱在一次卢布林之行中，不和总督辖区政府打招呼，就宣布查莫什奇县为第一个德意志大移民区，立刻就有一个人出来和他搞抗衡。在此以前这个人没有表现出他对加强德意志民族中央长官侵入他的地盘有抵触情绪，这个人就是纳粹党法律部负责人兼全国指导处成员、中央“不管部”部长、波兰总督汉斯·弗朗克博士。
汉斯·弗朗克是最激进的纳粹领袖之一，他主张取消对法律作出的任何不抱成见的细则说明，他盲目狂热地崇拜阿道夫·希特勒。这个魔鬼律师是一位“才华出众而又暴戾乖张的老战士”，他同样是抱着坚决贯彻领袖纲领的坚定意志来到波兰的。弗朗克在日记里记下了自己所作演说的要点，全是些令人压抑的迷信强权的狂妄措辞。
他说：
“ 我们要保住总督辖区， 我们不会再把它交出去……我坦白承认，有那么几千个波兰人将要失去生命，特别是波兰精神领袖上层……我们将把他们就地消灭。我们也将采用最省事的办法……问题的主要关键，是在这个地区完成伟大的民族社会主义东方使命。因此目的并不是要在这里建立一个法治国……凡是引起我们怀疑的人，均应立即予以消灭。”
当然，弗朗克聪明过度，不会不知道光靠残暴手段是不能实现统治的。他相信，只有把总督辖区变成一个经济发达的模范地区，将德国统治阶层迁入这个地区，并煽动从乌克兰人和卡舒布人这些异族反对波兰人，才能使波兰人臣服德国。
可是希姆莱的民族政策使弗朗克的方案破灭了。保安警察把一百万波兰人从重新划归德国的地区撵出来，赶入总督辖区，从而严重影响到弗朗克地盘内的粮食基础。移民家希姆莱将三万名居住在总督辖区的原意志族人（总数为九万）迁入划归德国后设立的瓦尔特兰区，削弱了弗朗克设想中的德国统治阶层。加强德意志民族中央长官开始对戈拉人、姆克人、卡舒布人和胡楚人进行德意志化，这些人都是弗朗克计划中作为平衡波兰人力量的零散的民族。更糟糕的是，党卫队部队和保安警察转而毫不留情地迫害其正的或所谓的波兰反抗者，逼迫成干上万善良纯朴的农民跑进森林，加入游击队的行列。党卫队兼警察法庭一手垄断死刑的宣判，对政府和正常的司法置之不顾。
希姆莱的党卫队之国梦想，已部分地实现。消灭波兰上层、移民、经济掠夺等计划都在逐步实施。只是因为战争的进程和其他原因，他才没有把这个“沙盘”扩大之后放在东方的土地上。
德国人民真的缺少生存空间吗？不，这是希特勒欺骗人民的鬼话，是发动侵略战争的借口。１９３９年时，德国占有一干公顷土地的庄园有三干六百六十八个，总面积达一千零三十万公顷。１９３９年，德国十七个最大的地主共有土地七十二万公顷，可建家庭农场十万多个。
德国并不缺少生存空间，只因这空间掌握在极少数人手里。
德国的东方民族政策，是彻头彻尾的民族灭亡政策和侵略政策。它给波兰人民和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人民带来巨大灾难，在纳粹德国史上又写下了罪恶昭彰的一页。
第二节 原始野蛮的奴隶劳动
纳粹德国的七百万权隶劳动大军，他们中有劳工、战俘和妇女，纳粹榨干他们的最后一滴血。累死、饿死是他们的归宿。
早在１９３７年，主持德国四年计划的赫尔曼·戈林就找人算出，德国的工农业生产缺少十五万工人劳动力。希姆莱根据戈林的指令，曾采取种种措施确保搞到所需要的劳动力。到１９３９年１月，德国劳动力的缺口已突破五十万大关。由于在“加强德意志民族”命令下一步德国人向已驱逐出波兰人的总督辖区的转移，加上几十万德国强壮劳动力弃工从军参加作战部队，以及军火工业日益增长的需要，德国劳动力需求与劳动力供应矛盾日益突出。到１９３９年１月，希特勒和戈林采纳了格赖费尔特回迁德意志民族入德国定居的建议，着手将居住在国外的德意志人向德国境内本土迁移。１９３９年７月，意大利政府同意将居住在意大利但说德语的南提罗尔人迁回德国。９月，希特勒又同波罗的海沿岸各国达成协议，允许鼓励波罗的海沿岸的德意志人迁固德国。但是由于需实行希特勒的“民族优化政策”，许多德国人被迁到了新的占领区。随着德军占领区的扩大，外迁的德国人也越来越多，回迁的德国人数量与德国实际需要的劳动力数量相差甚远，这使希特勒意识到劳动力问题已严重影响了建立欧洲新秩序的进程。终于有人向负责提供劳动力的希姆莱提出了奴役外国劳工以填补德国劳动力不足的想法。这个建议很快得到希特勒与戈林的赞许。他们认为通过招募外因劳工既可以达到维持德国工业水平的目的，又可以达到削弱被占领区人力资源潜力的企图，最终通过劳动而达到毁灭他们的目的。
招募和强制征集外国劳工的任务是由德国劳动调配办事处来执行的，而其最重要的事务，就是将招募的外国劳工押运到德国的军工企业。
为了能够为德国的军工企业招募到可用的劳动力，德国人使用了各种各样的手段。应该说德国人抓劳工的办法起初还是比较温和的，甚至还加上了许多伪装。但其后，随着德国形势的变化，德国人逐渐撕去了伪装，面孔越来越狰狞，手段越来越阴狠，气氛越来越恐怖。有时人们只要一定出教堂或影院就被德国人抓走了。许多人莫名其妙地失踪，搞得人们惶惶不可终日。特别是在西欧，党卫队干脆把城里的一段地区封锁起来，把身强力壮的男女全部抓走。在农村，则采用了包围全村进行搜捕的办法。在东欧如果发生抗拒强迫劳动命令的事情就干脆烧掉整个村庄，把居民全部运走。
起初，德国的招募政策披着合法的外衣。按照第四个海牙公约附件第５２条想定，使用劳动力应提出要求，然后通过提出劳动合同的德国劳动部门由工人自愿报名受雇……然而不久，德国人就撕下了合法的假面具。他们强迫战俘从事国际公约所禁止的劳动，到最后德国人采取武力来实现其招募劳工的计划，毫无顾忌地使用暴力手段。……
在法国，强制劳动先由绍克尔强加给法国傀儡当局，又由维希伪政权立法施行。其中的来龙去脉可通过绍克尔的四个步骤来说明。１９４２年春，德国工业急需劳动力，绍克尔刚被任命为劳动力调配全权代表，劳动力调配当局就决定从法国招募十五万名技术人员。１９４２年６月，绍克尔赶赴巴黎，同法国部长们进行了多次会谈。尽管法国当局极不情愿实行义务劳动制，但仍决定采用欺编性手段征召十五万名专业技术人员。后来由于法国工人的反抗，绍克尔的招募计划遭到了失败。绍克尔于１９４３年１月又采取行动，推出了以义务劳役为标志的招募活动，先对１９２０年１月１日到１９２１年１月１日之间出生的法国男性公民进行普查。这一统计刚开始，就又发布一道命令，要求所有于１９２０年１月１日到１９２２年１２月３１日之间出生的年轻人都必须承担义务劳役。这一步骤使数万名刚年满二十岁的年轻人在１９４０年到１９４２年间被送往德国。１９４３年４月，绍克尔要求法国当局在５月份和６月份分别向他提供十二万名和十万名劳工。随后，在整个法国，那些在１９４２年年满二十岁的年轻人到处都遭到追逐。绍克尔就是企图通过这种高压手段以强迫招募的方式从而实现大规模运送劳工的目的的。１９４４年，纳粹当局决定确保向德国运送四百万名外国劳工。绍克尔以两项既定措施为行动准则：所谓的工业疏理和１９４４年２月３日颁布的一项扩大强制劳动范围的法令，规定自１９４４年２月起，所有十六至六十周岁的男子和所有十八至四十五周岁的女子都必须从事义务劳役。而对不执行这个招募法令的，则实行拒发或剥夺食物配结证的罪恶强制手段，将不肯就范的大学生以开除学校的手段逼迫其就范。就这样，通过逮捕和报复等威胁手段，最终保证了向德国输送外籍劳工的数量。法国政府的经济问题研究报告指出，从１９４４年１月１日到同年６月３０日，这段时间共有二百六十万名法国籍劳工被迫为纳粹德国的战争活动服劳役。绍克尔承认，在德国共有过五百万名外籍劳工，其中仅有二十万人可算作是自愿受雇者。而在事实上，截至１９４４年９月底，为第三帝国做苦工的外国劳工共达七百五十万人，这些人几乎都是用武力逮捕来的。而在这些外国劳动力之外还有二百万战俘在为德国人工作，至少有五十万人被分配到兵工厂和军火厂劳动，其中甚至有三万名俄国战俘被派去操纵高射炮，用以防御俄国人。这严重地违反了海牙公约和日内瓦公约。德国空军元帅卡尔契于１９４３年要求再增加五万俄国战俘到原来已有三万人的战俘营高射炮部队服役，这又违反了各种国际条约。
而对于招募的劳工和被役使的战俘来说，沉重的劳役、人身的污辱、绝望的未来，使他们在漫漫长夜中不胜负荷地煎熬着，而这一切才仅仅是纳粹法西斯兽性奴役下的苦难历程的开始。对东方劳工来说，面临他们的是饥饿、鞭打、疾病和挨冻，住的是没有炉子的房子，穿的是单薄而又破烂的衣服，等待着他们的是成日成夜的劳动。什么时候身子支撑不住，什么时候生命就此完结。在德国工厂恶劣的生产和生活条件下，在纳粹刽子手野蛮的殴打逼迫下，在高强度的劳动中，劳工们成批成批地死去。尤其是妇女、儿童，他们的死亡对于纳粹刽子手来说早巳司空见惯，连眉头都无需皱一下。
劳工们从被装在铁篷货车上向德国运送时，就常常吃不上、喝不上，连拉屎撒尿的地方都没有。一下车，这些饱经旅途之苦的虚弱躯体就立刻被派到工厂、田间、矿山从事劳动，饱尝侮辱、殴打和饥饿。如此高强度的劳动，如此非人的虐待，使劳工们饥寒交迫，病累而死。
德国制造枪炮、坦克、弹药的规模巨大的克虏伯工厂是使用奴隶劳动的典型场所。从这里的劳工情况，对纳悴奴役劳工的罪行可略窥一斑：克虏伯用了大批奴隶劳工，其中也包括俄国战俘。一个时期，布痕瓦尔德集中营中有六百名犹太妇女被送到克虏伯工厂做工，她们住在被炸得一塌糊涂的劳动营里。克虏伯工厂中为奴隶劳工看病的“高级医生”威廉·雅格博士在一份材科中写道：
我头一次出访时，看到这些妇女身上害着大块大块的脓疮和别的疾病。在我进去以前，她们至少已有两个星期没有表列医生了……没有药品供应……她们没有鞋穿，光着脚走来走去。每人仅有的一身衣服是麻袋缝成的，麻袋上开几个口，让头和手暂伸出来。营房四周围上铁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