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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此下去，警卫旗队的战斗力将丧失殆尽。１９３８年，狄特里希同意警卫旗队与特别机动部队互换营、连长，豪塞尔的学生逐渐地把军事纪律带进了警卫旗队，警卫旗队也因为这一次换血，战斗力大大提高，成为未来武装党卫队的一支精锐师的骨干力量。
豪塞尔这位“黑色利剑”首任铸剑师的全部军事思想，可以逐渐在整个特别机动部队里贯彻了。但是他的军事思想很快就又遇到了挑战。一些原先的军人和纳粹主义的鲁莽汉，钻进特别机动部队，他们反对豪塞尔的建军原则，认为豪塞尔致力效仿国防军的做法是落伍的、保守的和不可能有发展的。他们在特别机动部队里传播一种信念，特别机动部队的使命就是成为新德国的革命的核心部队，取代日益僵化的国防军；他们给特别机动部队的青年人，注入一种警卫军的傲慢，自认是德国的中坚。他们就是德国当时的军事精华论者。
军事精华改革派的思想，很符合希姆莱的意识。希姆莱最反感国防军，当然不希望自己这支特别机动部队以国防军为榜样。他必须让它保持纳粹党的武装的根本，必须让它超过国防军，而不是跟在国防军后面学步。军事改革派头目、党卫队二级突击队大队长、原国防军军官菲立克斯·施坦因纳成了推姆莱的座上宾。希姆莱命令他对党卫队特别机动邵队“德国”团进行改革。
菲立克斯·施坦因纳成了希姆莱手中未来“黑色利剑”的第二位铸剑师。
施坦因纳１８９８年出生于东普鲁士，是一个萨尔斯堡流亡者家庭的后裔。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由于西线的一次事件，使这位当时二十岁的少尉连长变成了反对保守的陆军总司令部的叛逆者。在１９１８年的突破战役中，为了摆脱大部队与大部队相持不下、消耗实力的胶着状态，德国前线军官想了一个主意，他们把优秀的士兵从战壕里抽出来，组成了一支突击部队。这支精干的突击部队与大部队相比，具有灵活机动的特点，它仿佛是束在大部队柔软腹部的钢条，是防御的核心力量，进攻的尖刀。这支机动的战斗部队一投入战场，战局立即发生了变化，挽救了德国军队。直接参与并目睹整个战役的施坦因纳，为这支经过近战训练、并配备了火焰喷射器、机枪、手枪、手榴弹、铁锹的突击小队震惊了。他认为一个军事历史的新时代开始了。这个新时代，即不属于优劣混杂的大批人马，也不属于传统的单独作战的武士，而唯独属于精干的战斗小分队。
然而，施坦因纳的理论并没有市场，国防军后来接班的将军们，认为施坦因纳的理论太“单纯”，甚至很“幼稚”。他们跟后来任党卫队旅队长的塞塞尔的看法一样，认为突击队之类的机动部队，只是在紧急情况下解决某些问题的一种方法。就正规军和正规军行动而言，它始终只能是例外现象，只能起到付属的作用。１９３２年，施坦因纳任科尼斯堡第一步兵团上尉连长后，跟国防军的教条主义者的矛盾愈来愈激烈。将军们计划在下一次战争中，仍然用一支义务兵役制的国民军进行作战，他却针锋相对地提出了军事精华论的概念。军事精华论的理论大致是：总体战要求的大部队必须能进行防御性作战的行动，但是起决定性作用的是高度精锐部队快速作战的战斗实体，即最现代化的核心部队。这支部队的数量不要太大，但它能够“在闪击战中把敌人分割开来，然后将其失去联系的部队逐个歼灭”。
一个上尉与将军们对峙，结果只有一个。施坦因纳对国防军失望了。这时，他突然发现希姆莱的特别机动部队的未来就是他一直梦寐以求的那种核心部队。
施坦因纳开始奉命对特别机动部队“德国”团提出改革设想，尽管这个设想与国防军传统军人、特别机动部队督察员豪塞尔的思想对立，但在希姆荣的支持下，还是在“德国”团的一个营开始了实施。他中断了一直占主导地位的在营房院子里进行机械性的操练，将部队拉出野外，将训练重点改为在广泛的水平上开展竞技比赛，他要将他的士兵个个都训练成狙击手、猎手和竞技能手。优胜劣汰的竞争原则成为他训练士兵的一条法则，他要求他的士兵在任何条件下都能生存，都能保护自己，都能勇敢地面对各种残酷无情的现实。
施坦因纳的训练课程有时令人目不忍睹。为了训练士兵求生的本能和锤炼他们的意志和体力，他命令士兵挖个人掩体的同时，命令装甲车或坦克发动起来。在轰隆隆的坦克声中，士兵们惊恐地、挥汗如雨地拼命挖。时间一到，施坦因纳就命令那些庞然大物碾过掩体，检验掩体的可靠程度。很多士兵由于挖的掩体深度不够，或不结实，被坦克和装甲车碾死或压成残废。面对血肉模糊的士兵尸体，施坦因纳叫士兵就地掩埋他们。在这项训练中，每个士兵都清楚地知道，他们只有拼命挖，否则，他们挖的俺体很可能就是埋葬自己的坟墓。冷酷的施坦因纳还有一项更残酷的训练内容：为了检验士兵的胆量，他让受训的士兵头戴钢盔，立正站好，把拉了导火索的手榴弹，放在士兵的头盔上。在轰隆的爆炸声中，不少士兵倒在了血泊中，有的被吓得精神失常。
在施坦因纳严酷的操练下，一支置生死于度外的具有“屠夫精神”的部队开始成长起来。为消除严酷训练和未来战斗带来的疲劳、辛苦和心理上的恐怖，施坦因纳致力拉平队员与领袖之间的差别，增加他的士兵中的同志友谊。他要求，领袖、副领袖必须与队员相互进行军事技术比赛，打消根深蒂固的级别差异。在他的部队里，各层领袖必须从下至上选拔，必须在同一起跑线上竞争。这一做法，不仅刺激了队员的积极性，而且促进了部队内部团结。党卫队士官学校彻底与国防军的体制决裂，只要完成基本训练成绩合格，就可提前承认其候补军官资格。为此，施坦围纳提出，未来的士官必须在进入军事学校之前，先到特别机动部队服投两年，打破一切框框，不受文化教养和出身的影响；党卫队营地的栅门和房门彻底打开，部队管理部门的领袖，在他们结束专业学习毕业之前，必须进行一次军事训练。在他的苦心经营下，特别机动部队的精神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
军官、军士和士兵之间精诚团结和相互尊敬的感情，这种感情在陆军中中—般是陌生的。
在作战训练上，施坦因纳又独辟路径，抛弃了传统的集团作战方法，把军事基本单位班变成突击队，把“德国”团分成若干突击队。他对这些突击队的训练目标是：足以迅捷地缠住敌人，进行近战，同时又仍然保持着团的编制。为此，他加强了特别机动部队的装备，以高度灵活和速射武器更替国防军通常用的卡宾枪，为突击队配备了冲锋枪、手榴弹和工兵爆破炸药，把通常穿的陆军作战制服换为新型的伪装茄克和伪装军服。施坦因纳迅适建立起一支军事健儿部队，这支部队能在二十分钟内走完三公里路程，这一点也令国防军大吃一惊。
具有运动员姿态、轻松而又灵活的士兵类型，然而却又具有高级水平的行军能力和站斗力……
施坦因纳一时名声大噪，他致力于军队现代化建设的成就有目共睹。特别是在党卫队特别机动部队里，他享有明星地位，特别机动部队的官兵已把他当作实际领袖，声望超过了他们最初的首席教官豪塞尔。希姆莱也由于这场改革而轻易地受了施坦因纳的影响，把这个执拗的东普鲁士人作为他的“推心置腹的宠儿”。然而，这位军事精华论专家尽管磨亮了希姆莱手中的“黑色利剑”，但希姆莱还有对他不满的地方。菲立克斯·施坦因纳去见他时，不够恭敬。特别是他不想结婚，也拒绝退出教会（这是党卫队中升官晋级的先决条件），很使希姆莱暗中恼火。不过希姆莱还是装成熟视无睹的样子，听之任之。因为他需要施坦因纳，就像当初急需豪塞尔一样。他们是他手中特别机动部队这柄“黑色利剑”的铸造师，离开了他们，希姆莱手中的“黑色利剑”将失去其光芒。
然而，希姆荣毕竟是个纳粹狂热主义和集团神秘论者，他不能允许党卫队和特别机动部队离开它们的政治轨道，他必须经常给它们灌输纳粹政权所需要的世界观，使党卫队特别机动部队这柄“黑色利剑”永远为纳粹政权服务。
第三节 把“上帝”赶回天堂
武装党卫队队员必须放弃基督数信仰
武装党卫队队员必须在公墓同妻子性交育种“世界观部队”
早在党卫队特别机动部队草创阶段，希特勒的狂热崇拜者和血统神秘论者希姆莱，就对士官学校的毕业生提出过改造世界观的要求。他在１９３６年５月２２日的一项指示中，对此做了具体要求：
希姆莱为统一党卫队和特别机动部队世界观的努力很快遇到了各种阻力。党卫队训练处试图在部队里通过自己的世界观教育建立王朝权力，渐浙达到与部队指挥官的权威分庭抗礼的程度，这就与希姆莱想统一特别机动部队的思想相悖了。训练处自然难以完成希姆莱这一设计，希姆莱只好将世界观的培训工作交给部队指挥官，训练处只负责抓方针和教材。
但是，希姆莱又遇到了一个难题。特别机动部队的指挥官们大多是一批老一代较为明智的纳粹军人，他们对侈谈纳粹主义的一套不感兴趣。为此，积极执行希姆莱思想的一派经常与这些职业军人发生争吵。纳粹信徒、二级突击队大队长思斯特·菲克对特别机动部队的偶像施坦因纳这样评价：“在精神上大有典型的国防军传统，对我们的政治问题却万难接受。”与这些纳粹信徒比较，纯粹的军人毕竞占少数，他们没有足够的力量来有效地对抗希姆莱的政治激进化。特别机动部队不可能抛却政权保护者的角色，这是这支部队得以建立的立足点。在这支部队中，每项世界观课程都得向它的士兵说教，向他们灌输纳粹思想。这些士兵必须随时随地做好准备，必要时不惜对自己的弟兄下手，以保卫阿道夫·希特勒的国家。
每个特别机动部队的队员都懂得，如同党卫队在一项正式文件中所述的，他们的部队是“民族社会主义党显而易见的武器携带者。”希姆莱为了增强特别机动部队的团结精神，还将他的血统神秘论灌输结这些队员。他要求，新兵加入特别机动部队的首要条件是：必须是健康的、德意志血统的男人。在这里，希姆莱的“党卫队核心论”被推到了极端。他向队员说，他们是日耳曼民族连绵不断的链条上新铸就的环节，他们前进的目标是“成为具有北欧人种血统的民族社会主义集团及其血族，精诚团结不容改变”。希姆莱不止一次对特别机动部队的队员说：“我们不仅做善于战斗的后裔，而且更要做使德意志日耳曼民族亿万斯年永恒不灭所需的奠基人。”
希姆莱的血统精华论，让每一位特别机动部队的队员坚信，他们是最优秀民族的精华，党卫队及其特别机动部队不是一个帮派集团，而是一个“日耳曼血族集团”。这种意识填补了队员们的思想空白。为了让这种思想世代沿袭下去，为了让纯日耳曼血统不受玷污，希姆莱要求这些队员尽可能在二十五岁至三十岁时结婚和建立家庭，而且必须和未婚妻填写一份种族相移民局的调查表，经一名党卫队大夫检查后，确认身体完全健康，并提出亚利安种的谱系证明，方可结婚。
然而，使希姆莱大失所望的是，党卫队员的妻子对生儿育女缺乏兴趣，特别机动部队队员的家庭与普通人家几乎没有什么区别，这与希姆莱宣传的一家最少有四个孩子的制度相差甚远。希姆莱不得不进一步做出规定：凡是将要上前线的特别机动部队队员，必须留下一个孩子。而且，根据希姆莱的优生理论，特别机动部队队员必须与妻子在指定的公墓发生性行为。队员与公墓的对应关系，将通过党卫队全国领导机关报——《黑色团》发表。希姆莱认为，在公墓出生的孩子，会继承他们父辈的英雄本色，会成长为党卫队未来的精英。
为了将特别机动部队的士兵训练成为在思想上狂热的、绝对顺从的、彻底执行独裁总理希特勒任何命令的民族社会主义者，希姆莱炮制了一台反基督教和斯拉夫人的煽动宣传，并迅速在整个部队中大肆泛滥起来，迫使特别机动部队队员与资产阶级——基督教的道德规范决裂，断绝一切与教会的联系，终止一切与教会发生联系的活动。
特别机动部队队员的婚礼也被蒙上了党卫队世界观标记的阴影。教堂婚礼仪式被严格取缔，新郎新娘只能在双方亲属小范围内举行结婚仪式。而且，这种仪式需在办好结婚登记手续后，由该队员的队长主持举行。希姆莱加给夫妇的一切规定，都是旨在促使集团成员脱离基督教会。同结婚仪式一样，为孩子洗礼的仪式也被染上了所谓民族社会主义世界观的色调。每当一个“日耳曼血统”的孩子诞生后，地方党卫队领袖便代替牧师和神父，将给孩子洗礼的仪式改为由全国领袖馈赠礼物。希姆莱将这些礼物的等级分得很细，它们都是慕尼黑附近阿拉赫党卫队专用瓷器厂车间的产品。全国领袖赠给第一个出生的孩子一只银杯、一把银汤匙和一方蓝绸巾，第四个出生的孩子则可以得到一具银烛台，烛台上面刻有这样一句话：
“你是永恒血族链上的一环。”
特别机动部队在希姆莱洗脑似的世界观驯化下，变成了党卫队本身不信上帝的一个堡垒。在这支部队里，“上帝”被赶回了天堂，因为“上帝”已逐渐从这些队员心中、脑中消失。１９３８年底，特别机动部队中，已有百分之五十三点六的队员退出了教会，仅次于残暴、冷酷、无人性的骷髅队，那里已有百分之六十九的队员与教会决裂。而在普通党卫队中贯彻起希姆莱敌视教会的纲领，却要困难得多。在普通党卫队中，仍然有百分之五十四点二的队员信仰新教，百分之二十三点七的队员信仰天主教。因而，特别机动部队顺理成章地以其众多人员和较大比例成为体现希姆莱意识的工具。当然，在特别机动部队脱离教会的众多队员中，有很大一部分是被迫的。
在特别机动部队，即后来的武装党卫队中进行的“洗脑”，随着时间的推移，取得了很大成绩。在驻有一千名队员的拉多尔夫策尔党卫队兵营里，明显地看到，特别机动部队和后来的武装党卫队反基督教的宣传日益广泛。在约三百名天主教徒党卫队队员中，被迫或自愿退出教会的人数日益增加：１９３７年，仅有四人，１９３８年，增加了三人；１９４０年又增加了六十七人，到１９４２年已达到了二百军三人。武装党卫队严酷的“世界观清洗”，不仅伤害了许多青年党卫队队员的身心，而且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不满。弗赖堡大主教行政机关代表克台不得不向最高统帅部提出抗议：
兵营里的教徒终于逐步地全部退出教会，这是进行一种世界观课程的结果。几乎再也不允许存在个人的……直接出自良知的要求……
与希姆莱与日惧增的权威相比，克告的抗议显得十分苍白无力，它根本无法阻挡希姆莱在普通党卫队和武装党卫队中极力推行的“世界观统一化”的运动。他要求，特别机动部队的青年领袖必须不断证明，他们是坚决反对所谓非德意志的基督教和解和宽恕使者的战士。这些军官进入士官学校的第一天，就必须接受纳粹组织世界观的根本信条：五体投地地信仰希特勒，祟尚过分膨胀的民族主义，具备种族主义的狂热思想；给他们灌输“憎恶基督教那种涣散人心、软弱无力和犹太主义”的教程。另外，这些特别机动部队的青年领袖在离开士官学校后，还必须完成一些试题，如“基督教从哪些方面导致东哥特人和汪达尔人的没落？”“试论基督教在我国人民对祖先的敬仰上造成的后果”等等，希姆莱不无自豪地宣称，这种考试是一种深层次思想的“进修”。这种“进修”的目的，就是为了确保特别机动部队的领袖们每时每刻、每一根神经都能意识到，他们的部队是一支“世界观部队”。
希姆莱将他古怪、荒诞的神秘血统论灌输给了这支“世界观部队”，用“崇拜先人和崇拜日耳曼”的思想代替了队员的宗教信仰，加强了特别机动部队的团结精神。“世界观部队”的队员知道，他们都是“优秀的血族链上不可分割的一个环”。然而，这仅仅实现了希姆莱的一个目的，他还必须将这支部队驯化成实现希特勒扩张和“种族净化”的工具，他在向特别机动部队强输“血统神秘论”、‘血统精华论”的同时，又给这些队员注入了“劣等民族论”的思想。他命令党卫队中央技术管理局的世界观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