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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日本人他们的生活已经终止了。只是到了战争的最后几个月，才有稍多的日本人想到，不管战争的结果如他们也许能够回国。有些人在请求处死自己的同时表示，“但是，如果你们的习惯不允许这样做的话，那么我就做一名模范战俘吧。”他们后来做得比模范战俘还要好。这些过惯了军队生活的老兵油子和长期的极端国家主义者们详细地把弹药库的位置、日本兵力配备情况告诉我们，并为
何，
心，
了，
营，
过，
我军写宣传稿，与我军轰炸机的驾驶员一起出航，为他们指点军事目标。他们这时就好像揭开了新的一页似的，虽然在新的一页上写的东西同过去写的截然不同，但他们却以同样忠实的态度实践自己新的人生。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战俘都是这样的。也有少数人同我们势不两立。总之，为了让战俘如此改善行为，必须先创造某种良好的条件。很可以理解美军指挥官对是否按其表面价值接受日本人的帮助时很费踌躇，有些战俘营根本就不打算利用任何战俘所能提供的帮助。然而在有些已这么做过的战俘营里，起初的疑虑被打消了，战俘的诚意越来越得到了信任。
美国人完全没有想到战俘的这种转变。这同我们的信念是不一致的。日本人的行为似乎是先把每一件事都纳入一条行动路线上，一旦失败了，他们就自然而然地采纳另一条行动路线。这是我们在战后也可指望的行动路线吗？或者这仅仅是个别被俘士兵特有的行为？就像我们所面临的日本人的其他一些战时他们不得不做的特异行为一样，在我们面前又提出了种种问题，即有关他们所习惯的整个生活方式的问题，有关他们各种制度的作用的问题，以及他们所学会的思考与行动的习惯的问题。
第二部分明治维新
各守本分
Section 1
要想理解日本人，首先就必须明了他们是如何理解“各守本分”的含义的。他们相信秩序和等级制度，我们信仰自由和平等，各执一端，因此对我们来说，很难恰如其分地把等级制度作为一种可能的社会结构来理解。日本人对人际关系以及人与国家的关系所抱的整个观念都是建立在对等级制度的信赖之上的。只有通过对诸如家族、国家、宗教生活和经济生活这样一些他们的国民制度的描述，我们才可能理解他们的人生观。
日本人是从等级制度的观点来看待国内问题的，他们也用同样的观点来看待国际关系。他们在最近十年中满以为日本正在逐渐接近国际等级制度的金字塔顶点，而现在这个位置却仍属于西方诸国，他们对等级制度的见解无疑也是他们心甘情愿地接受现在局面的原因。日本的外交文件经常表述了他们对等级制度的重视。1940年日本与德、意缔结的“三国同盟”的序言写道：“大日本帝国政府，德意志政府和意大利政府认为万邦各守本分是持久和平的先决条件，……” 在该条约签订时颁布的天皇诏书也重申这一点：
宣扬大义于八，统一乾坤为一宇，实乃皇祖皇宗之大训，朕夙夜眷眷之所为。而今世局骚乱不止，人类亦将蒙受不测祸患。朕惟愿早日勘定祸乱，克复平和，轸念极切……兹三国间订立条约，朕深感愉悦。
惟万邦各守本分，兆民悉安其业，旷古大业，前途甚是辽远。
就在袭击珍珠港的当天，日本使节还向美国国务卿科代。。赫尔递交了一份声明，非常明确地陈述了这一点：
万邦各守本分乃日本帝国不可改动之国策。……维持现状同万邦各守本分之帝国根本国策完全背道而驰，帝国政府断然不能容忍。
这份日本备忘录是对国务卿赫尔几天前一份备忘录的答复，赫尔的备忘录援用了美国人的原则，这些原则在合众国犹如等级制度在日本一样，是基本的和受人尊重的。原则共四项：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可侵犯；不干涉他国内政；依靠国际间的合作与和解；各国平等。这些是美国人对平等和不可侵犯权利的信仰的全部要点。我们相信这不仅是国际关系，而且也是日常生活赖以进行的基本原则。美国人向往着更美好的世界，而平等就是这种向往的最高和最合乎道德的基础。对我们来说，这意味着摆脱暴君、干预和苛捐杂税；这意味着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每人都有改善自己生活境遇的权利。这是人们组织起来在我们所知的世界上生活时得以维护人权的基础。即使在我们侵害它时，我们仍然得维护平等这一德性，我们满怀义愤地与等级制度进行斗争。
自从美国立国以来始终如此。杰斐逊把它写进了独立宣言，附加于宪法之中的人权法案也是以此为基础的。一个新国家的国家文件中所列的这些正式词句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们正好反映了这个大陆上男男女女日常生活中正在形成的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欧洲人所陌生的生活方式。一位年轻的法国人亚历克西巣。。托克维尔在19世纪30年代初访问美国后，写了一部关于平等问题的书【。托克维勒：《论美国的民主制》，1835年。——日译本注】，这是一篇杰出的国际报道文献。他是一个聪明睿达、富于同情心的观察者，能够在美国这个异乡别域看到许多优点。不错，那确是异乡别域。这位年轻的。托克维尔是在法国贵族社会中长大成人的。这个贵族社会最初受到法国革命，然后又受到拿破仑严厉的新法律的剧烈冲击和震荡。对那些当时还活跃于世并颇有影响的人来说，对此仍记忆犹新。他在评价美国这种陌生的新的生活秩序时是宽容的，但是，他是用一个法国贵族的眼光来看待它的，书中向旧世界报道了将要来临的事物。他相信，美国是正在兴起之中的先进地区，欧洲也将随之而发生同样的变化，尽管会有其不同的特色。
因此他详细地报道了这个新世界。在这儿人们真正认为他们自己与其他的人是平等的。他们的社会交往建立在新的、自然的基础上。他们彼此就像平等的人那样进行对话。美国人不拘泥于等级礼仪的细枝末节；他们不要求别人遵循这些礼仪，也不给他人以这些礼仪。他们喜欢说自己
并不欠任何人的情。在这里没有古老的贵族制意义上或罗马人意义上的贵族，曾经支配过旧世界的社会等级制度已经消失了。这些美国人相信平等超过相信任何其他东西；他们说，我们美国人只注意一个方面的时候，实际上常常会不留神地让自由飞出窗外。但是他们对平等是身体力行的。
他描述了我们一个多世纪以前的生活方式，通过这位异乡人的眼睛来观察我们的祖先使我们美国人大为振奋。此后，我们的国家发生了许多变化，但是主要的轮廓没有变。当我们阅读这部著作的时候，我们认出了1830年的美国已经是今天我们所熟悉的美国、在这个国家里，曾经有过，现在也仍然有像杰斐逊时代的亚历山戝。汉密尔顿【汉密尔顿（1757～1804），美国政治独立战争期间，参加大陆军，任华盛顿的副官，后为大陆会议的代表。政治上在主张确立中央集权制的同时，倾向于建立英国式的贵族制度。——译注】那样的人物，他们支持一种再贵族化的社会秩序。但是即便是汉密尔顿之流也承认在这个国家里我们的生活方式不是贵族主义的。
因此，珍珠港事件前夕我们向日本说明美国的太平洋政策所依据的高尚道德基础时，我们是表述了我们最信赖的原则。我们指出我们将根据我们的信念，朝这个方向一步步前进，改善这个仍然不够完善的世界。当日本人表示其对“各守本分”的信念时，他们也是如此地把他们从自己的社会体验中得来，并已深深扎根在他们心中的规则用于实践。几个世纪以来，不平等一直是他们有组织的生活的规则，因此正是在这些方面最易于预见、最易于去理解他们。承认等级制度的行为对他们来说就像呼吸那样自然。但是，它并不是一种简单的西方式的独裁主义。行使统治权的人同受别人统治的人都要遵守一种传统，而这种传统与我们的传统是不一样的。现在日本人已承认美国的权威在他们的国家里居于高的等级地位上，这就使我们更有必要尽可能清晰地理解日本人的习惯。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自己的脑海中描绘出他们在目前状况下可能采取的行动方式。
日本尽管在近年显著地欧化了，但却依然是一个贵族化的社会。在同他人打招呼、同他人接触时，都必须表明人们之间的社会地位差距的性质和程度。每当一个人对别人说“吃”（“eat”）或“坐”（“sit down”）的时候，他得根据对象与自己的亲疏程度，或者是对下级还是上级而定，使用不同的词句。
同样一个“你”（“you”）字，在不同的场合要用不一样的形式，动词有不同的词干。换句话说，日本人像许多太平洋上的民族一样，有一种所谓“敬语”，伴随着这种“敬语”还有相应的鞠躬和下跪动作。所有这类动作都受细致的规则和惯例支配。不仅必须知道要向谁鞠躬，而且还必须知道要鞠躬到什么程度。对某位主人可能是恰如其分的致敬却会被另一位与致敬者关系稍有不同的主人视为无礼举止而引起愤慨。有各种各样的鞠躬，从跪着把前额低俯到平放在地的双手上的大礼到只是把头和肩向前倾俯一下的简单招呼。一个人必须学会，而且最好是孩提时代就学会，怎样使敬礼适合每种特殊的场合。
家，
不仅是阶级差异经常得用适当的行为来加以承认，这是很重要的。性别和年龄、家族关系以及两人之间以前的交往状况等等亦必须加以考虑。甚至在同样的两个人之间，不同的场合就要求不同程度的尊敬：一个平民可能与另一位平民交往甚密，完全不必对他鞠躬，但是一旦他穿上军服时，那位穿百姓服装的朋友就要向他鞠躬了。遵守等级制度是一种艺术，这种艺术要求使无数因素得到平衡，而在各种特殊情况下，这些因素中的有些可能互相抵消，有些则又加重了分量。
Section 2
当然也有某些人相互之间是不太拘礼节的。在美国，这些人就是同属于一个家族圈子里的人。我们美国人在回到自己家族的怀抱里时，就会抛弃一切形式上的礼仪。在日本却恰恰是在家庭里学会礼仪规矩，并小心翼翼地予以履行的。一位母亲在她的婴儿还被缚在她的背上时，她就开始用手按婴儿低头学鞠躬了。一个小孩在他刚刚东倒西歪地学步时，他受到的初步教育就是要对父亲和兄长履行礼仪。妻子向丈夫鞠躬，孩子向父亲鞠躬，弟弟向哥哥鞠躬，姊妹得向其所有的兄弟鞠躬，不问其年岁多大。这决不是无内容的姿势。这意味着这个鞠躬的人懂得别人的权利，而一旦他得自己自主处理事情时，就知道怎么自己控制自己。受礼者一方反过来则知道他所处的地位使他负有一定的责任。以性别、辈份和长子继承权为基础的等级制度是日本家庭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然，子女的孝顺是日本与中国所共有的伦理道德规范。早在公元6、7世纪，日本就接受了中国人那套系统的孝道理论，同时也采纳了中国的佛教、儒家伦理以及世俗中国文化。但是孝道的表现特点难免有所修改，以适用于不同的日本家族结构。在中国，即使在今天，一个人理应忠诚于他那庞大的宗族。这个宗族可以大到由数万人组成，宗族对这数万人拥有裁决管辖的权力，同时也从这些人那儿得到支持。在那个广阔的国家里各地情况不尽相同，但在大部分地区一个村落的所有居民都属同一宗族的成员。中国4。5亿人当中只有470个姓，所有同姓的人都认为他们在某种程度上都是亲同手足。整个一个地区的居民可能会无一例外地同属一宗，而且，居住在远方城市里的一些家庭也是他们的同宗同胞。像广东这类人口稠密的地区，全宗族的所有成员结合在一起维持庞大的宗族祠堂，在规定的日子，他们得供奉成千块的祖宗牌位，这些已故的宗族成员都源于同一位祖先。每个宗族拥有自己的产业、土地和寺院，并拥有宗族的基金用于供有前途的宗族子弟作教学经费。宗族还不时保持与那些分散的成员的联系，负责刊印那些精心编写的族谱，每隔十来年修订一次，公布那些有权利分享本宗权利的人的名字。各宗族有自己的祖传家如果家族与当局者意见不一致的话，甚至可以禁止把家族中的罪犯交给国家。在帝制时代，懒散的官僚衙门以更大的国家的名义治理这些半自治的庞大的宗族共同体，这些衙门的首脑是由国家任命、定期调任的长官，他们在当地完全被视作外来人。
日本的情况完全不一样。直到19世纪中叶，只有贵族和武士门第的人才允许使用姓。姓中国
法，
的宗族制度下是十分重要的，没有这些姓，没有某种类似的东西，氏族组织就不能够发展。某些部落制定的家谱实际上就起了相当于姓的作用。但是在日本只有上层阶级才制定家谱，像“美国革命之女会” 【l890年创建于华盛顿，其会员只限于参加过独立战争的人的后裔。——日译本注】在合众国所作的那样，在这些家谱中日本人从现在还活着的人开始往回追溯，而不是从古到今地推延，把从始祖传下来的每一个人都写进去。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方法。此外，日本是个封建性的国家。效忠的对象不是一个庞大的亲戚集团，而是封建领主。在日本，重要的事情是一个人属于萨摩藩还是属于肥前藩。一个人是与他的藩联系在一起的。
使得氏族制度化的另一个途径是在神社或祠堂里拜远古的祖先或氏族神。这对于甚至没有姓和家系的日本“庶民”也是做得到的。但是在日本并不存在对远古祖先的崇拜。全村居民一起聚集在“庶民”举行祭祖的神社里活动，不必证明他们有个共同的祖先。他们被称为该神社的神的“孩子”（氏族之子），他们所以是“孩子”，是因为他们住在祭神的领地内。这种祭祀同一氏神的村民当然同世界上任何地方的村民一样，连续几代定居在同一地方，结果就形成了互相间的亲戚关系，但是他们不中一个出自共同祖先的紧密的氏族集团。
敬祖是在家庭起居室的神龛前进行的，这与神社完全不同，神龛里只祭奠六、七位最近逝世的人。日本不管属于哪个阶级的人，他们每天都要在神龛前行礼，为那些至今仍记忆犹新的已故父母、祖父母或近亲供奉食物，神龛里供放着小墓碑似的牌位，代表被祭奠的人。他们甚至对墓地里曾祖父母的墓碑也不再去刷新重书，至于三代以前的祖先那是很快会被遗忘掉的。日本的家族联系几乎被削弱到了西方的水平，恐怕同法兰西的家族最为近似。
因此，“孝行”在日本是一个只限于家族内部面对面的成员之间的问题。它意味着在一个几乎只限于自己父亲、祖父、他们的兄弟及后裔的团体中，根据辈份、性别和年龄占据一个适合于自己身份的地位。甚至在那些包括更大集团的大家庭中，家族也分成几支，老二以下的男子都分家另起炉灶。在这种直接面对面的集团内部调节“适当位置”的规矩是详细周密的。直到长者正式隐退（隐居）之前，长者的命令都得到严格的遵守。即使今天一个已有几个成年儿子的父亲在其父亲还没有隐退时，干任何事都必须经过年迈的祖父的认可。孩子们即使到了三四十岁，结婚和离婚这种事儿还得由父母定。父亲作为一家的男主人，吃饭时得把饭菜端给他，洗澡时也是他第一个走进家庭浴室，他对家庭成员恭恭敬敬的行礼只报之以轻微的点头。在日本有一个众所周知的谜语，若译成我们的谜语形式就是：“想向父母提意见的儿子犹如一个想在头上长出头发的和尚。这是为什么？”（佛教僧侣是剃光头发的）回答是：“不管他多么想干也办不到”。
适当的地位不仅意味着辈份的差别，而且意味着年龄的差别。当日本人想表述极端混乱状态时，他们会说“非兄非弟”【原文是： “Neither elder brothers nor younger brothers”。是日语“难于成为死亦难以成为弟”之译，此处明显地误解了该意。——日译本注】。这话类似我们所
说的非鱼非鸟【用于表示“莫名其妙” 的意思。——日译本注】。对日本人来说就像鱼必须始终躲在水里一样，一个人如是家中长子应严格保持他作为长兄的身份。长子是继承人。访问过日本的人曾谈到过“在日本长子很早就学会装模作样地摆出负有责任的样子”。长子在很大程度上分享父亲的特权。昔日，弟弟不可避免地总有一天得依靠长兄；现在，特别是在乡下的集镇和村子里，长子按旧习仍留在家里，而他的弟弟们或许要闯向社会，接受更高的教育，也会得到更好的收入。但是等级制度的老习惯依然很强。
甚至在今天的政治评论中，在有关大东洋政策的讨论中，也生动地表现出兄长的传统特权。1942年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