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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雷巴尔科的情况又怎么样呢？读者已经知道，在定下自己的决心时，我曾担心地想过，我的下级，特别是近卫坦克第3集团军司令员将会怎样看待我。因为几天来，该集团军边战斗，边进行最复杂的机动，其目的正是为了封闭敌西里西亚集团的合围圈。
根据记忆去恢复二十年前的一次对话，是件困难的事。可是，恰好同雷巴尔科的这次交谈，我没有遗忘。如果记忆是可信的话，那么，这次谈话大概是这样的：
他：元帅同志，为了执行您的命令，我必须再次变换集团军的进攻方向。
我：没什么，帕维尔·谢苗诺维奇，您早就习惯这样傲了。您的集团军刚刚进行过一次出色的转向，让我们再来一次转向吧。刚好您还有一个整军没转向，作为第二梯队向前开进。让我们立即将其引向拉蒂博尔方向，而令另两个军停止前进，何况，据我所知，您与各军的无线电联络是畅通的。
他（不满地，我还感到，他内心抵触地）：是的，大概这是可能的。
我：您的无线电联络是顺畅的，我没搞错吧？与各军都保持着联系吗？
他：是的，与所有军都保持着联系。电台在不间断地工作着。
我：那么，您现在就给这两个军转达“停止前进”的命令，而给另一个军转达“向拉蒂博尔前进”的命令。
电台就在这里，在我的车上和雷巴尔科的车上都有。于是，他立即用电台下达这一命令。
顺便提一下，这次谈话在场的还有雷巴尔科的战友、近卫坦克第3集团军军事委员会委员С·И·梅利尼科夫，他习惯于大部分时间呆在部队，呆在进攻军队的战斗队形中。
当你回忆战斗往事时，为了便于别人更容易理解，你会希望直观地转述一些情况，尽量在读者面前再现自己当时见到的情景。
整个这次谈话是在坦克第3集团军的前进观察所进行的，这是个什么样的地方呢？它既不是一栋房子，也不是一个避弹所，而只是一个适合观察地形的小高地。我随集团军司令员来到了这个小高地。
这里视界特别开阔。前面就是战场，因此，我们两人看得一目了然，看到了雷巴尔科各坦克兵团的运动。他的各旅在我们面前，就像在一个很好的练兵场上机动，冒着敌人的扫射，向西里西亚工业区，向格莱维茨运动。在远处，我们看得见工业区，工厂冒烟的烟筒。在我们的左边，在古谢夫的第21集团军战斗的地方，听得见不间断的大炮射击声，看得见步兵的推进。而在后面，大量新的坦克部队正从纵深开来，他们就是雷巴尔科通过电台调往拉蒂博尔的那个军。
现代战争与距离密切相关。大量部队的行动，在人的视野内往往看不到，即使是在观察所里也是如此。它们多半只能在地图上体现出来。而当我能观察到坦克旅的战斗队形不顾敌人的射击和抵抗，大胆、坚定。神速地向前推进时，我感到了更大的满足。在坦克上，有搭载兵和摩托化步兵，而且，其中还有人背着小手风琴和巴阳风琴。
顺便说一下，在这次战役中，许多坦克都是以网状纱伪装的。坦克和网状纱，初看起来，这种结合很奇怪，可其中有它的道理。
当时正值冬季，地上铺着一层薄雪，坦克兵正好前一天攻占了某纺织厂的一仓库。他们在那里找到了许多网状纱，因此，伪装得很不错。
于是，在我们眼前出现了这样一幅画面，各种景物互相映衬：有西里西亚浓烟滚滚的烟筒，有大炮的轰鸣，有履带的铿锵声，有坦克上的网状纱，还有演奏着的，然而听不见声音的搭载兵的小手风琴。
在叙述方面军后两个战役（柏林战役和布拉格战役）时，我不得不再次提及近卫坦克第3集团军司令员帕维尔·谢苗诺维奇·雷巴尔科的名字及其战斗业绩。我想较详细地叙述一下这位杰出的人物；按照战斗行动的经过来叙述，就能做到这一点。他在我的印象中是个什么样的人，我想如实地介绍给读者，使人们得到一个类似他真人的形象，而且，无疑将是一个军人的形象。
我在战场上第一次遇到雷巴尔科是在1944年。在此之前，他作为坦克第3集团军司令员，曾参加过一系列重大战役，如解放乌克兰，强渡第聂伯河，解放基辅，进攻西乌克兰等。我是在1944年5月接任指挥乌克兰第1方面军时遇到他的。
这次战场上的头一次见面，并不是我一生中第一次同他见面。我认识他是从二十年代开始的，当时，我们在伏龙芝军事学院高级首长进修班学习。实际上，当时该院还不是这样称呼的，当时，伏龙芝还活着，而且，正是他派了一整批老政治委员（30人）到进修班学习。我说“老”，可当时这些政治委员都只有二十六、七岁。这一批中就有我和雷巴尔科。
进修班毕业后，帕维尔·谢苗诺维奇没去担任政治委员职务，而是担任指挥职务，当了一名团长。他先后指挥过团和师，后来，还当了一段时间的驻波兰武官。以后，再次从事指挥工作。战争过程中，成为一位坦克集团军司令员。我碰到他担任这一角色，是在军事学院毕业后差不多二十年。
不论从总的方面看，还是从军事方面看，帕维尔·谢苗诺维奇都是一位学识渊博的人。他不仅毕业于高级首长进修班，而且几年后又毕业于伏龙芝军事学院，在那里，我们又一次在一起学习。不论是在进修班，还是在军事学院，他都学得很好，名列前茅。这是他的本性决定的。
高深的理论素养，多方面的指挥经验，使雷巴尔科成为一位成熟，懂行而自信的军事首长。他有非凡的自制力，而这种自制力又是与毅力和坚强意志结合起来的，这些都鲜明地表现在他的整个行动中。
在友好的交谈中，他表现的机智灵活，喜欢并善于争论。但是，我以为，善于团结他所指挥的，紧紧围绕在他周围的集体，是雷巴尔科的主要优点和高尚品格。
雷巴尔科办事从不采取退让、安抚、奉承或原谅的办法。相反，往往给部属提供出最严厉的要求（在军队中，这是必要的），但同时又很公正无私和对人关怀备至。他具有一种远非经常可以碰到的军人品质，而这种品质是我特别珍视的。他虽然对部属的任何过失总是全力追究，但过后不让部属受到体罚，折磨和感到无地自容，而且往往自己为部属的那些过失承担责任。
他非常正确地建立了自己同军事委员会的关系。在近卫第3集团军里，军事委员会是一个优秀的、团结的领导机构，工作齐心协力，当然，司令员具有毋庸争议的优先地位。军事委员会委员С·И·梅利尼科夫，前面我曾提到过他，出色地弥补了П·С·雷巴尔科的不足之处。公平地讲，这是他们双方的功劳。
梅利尼科夫不仅研究全体人员的政治思想状况和政治教育问题，而且深切关注本集团军其他方面的一系列事情，例如物质技术保障等。在战场上，物质技术保障的意义向来是重大的，而在坦克集团军里更是如此。他经常和雷巴尔科一起待在先遣部队里，在必要的时候，总是善于以自己的勇敢去影响下级。在这方面，他们两人彼此相似。
帕维尔·谢苗诺维奇·雷巴尔科是个勇勇的人，然而决非故意装出勇敢的样子。他善于区别真正的关键时刻和表面上的关键时刻，并很清楚，到底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需要他。而这对一位司令员来说尤为重要。他不像其他某些人那样瞎忙，从一个部队跑到另一个部队。然而，一旦情况需要，他又会不顾一切危险，在需要的时刻，出现在需要的地方。而且，在这种情况下，什么都不能阻止他。
我们有不少优秀的坦克兵首长，但是，我不是过低估计他们的功绩，我还是要说，根据我的看法，雷巴尔科最了解大坦克兵团的特点和能力。尽管他并非从小就是坦克兵，可是，他热爱这一技术装备，珍视它，非常了解它。他知道，从这种技术装备上可以得到什么，这种技术装备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并在给自己的部队下达任务时，总是牢记这一点。
伟大卫国战争后半期，坦克兵是一个先进的兵种，在战役中居主导地位。而雷巴尔科善于运用自己的部队的力量，发挥坦克宾决定整个战役速度的决定性作用。当然，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因此，他总是十分周密地准备自己的每一个战役。
当他在沙盘上，或在地貌图上，或在大比例尺地图上，同自己的指挥员们一起，事先推演军、旅的战斗行动，推演完成同一种任务的不同方案时，我不止一次地待在他那里。当他在集团军范围内准备利沃夫战役的时候，我也在他那里；在准备维斯瓦河一奥得河战役时，我也在他那里。
精心训练指挥人员，虽然是雷巴尔科的一项极重要的事情，但毕竟只是他操心的一部分。他还同样精细过问工程技术人员，密切关注一切与坦克的技术保障、修理、抢救、修复有关的各种问题，因为他懂得，只有在技术上正确使用坦克，才能在战斗中收到最大效果。
毫不奇怪，这样一位坦克将军，在战场上对我们来说，是特别宝贵的。因此，近卫坦克第3集团军成为一个优秀的集团军，并不是偶然的。它以自己的行动表明，在大规模的运动战条件下，只要正确地、有远见地指挥我们的坦克兵团，就会得到很多东西。
至于我同帕维尔·谢苗诺维奇的私人关系，简单地讲，我们是朋友。因为讲的是战争所以更准确地讲，我们是战友。
在战争中，方面军司令员同他的集团军司令员之间的友谊的可贵之处是什么？首先是信任。我们俩是互相信任的。而信任，这是指挥员之间关系的原则基础。
我与帕维尔·谢苗诺维奇的信任是逐步形成的，它是在艰难复杂的环境中，共同进行大量工作的结果，是在服役期间的相互往来过程中产生的，而且，从一开始，这种信任就是相互的。
正是这种相互信任有着特殊的价值，因为它不只是局限于两个人的关系，还会通过各种环节传到下面，传给部属。这就产生了一种气氛，在这种气氛中，部队就会感到：上级相信我们，信赖我们，信赖我们团、我们师，我们军，我们集团军。这种气氛在战争中是特别需要的，它影响着战斗的进程。
可以说，方面军司令员与各集团军司令员之闷，集团军司令员与各军军长之间，等等，无论哪一级，彼此是否信任，是很重要的。战争是与预见不到的一些情况相联系的，经常有必要对某些东西作若干修正，并寻求新的决心，因为不论事先怎样计划，也不可能把一切都部署好，都指示清楚，而且，也不可能根据每条理由，都事先作出全部指示。这样，信任问题就上升到了首位。
帕维尔·谢苗诺维奇·雷巴尔科是我完全信赖的人。在谈到他的时候，那么，我知道，在我这个方面军司令员没有完全预见到的地方，他都能预见到。
当我看到某个职级高的首长，给自己的部属形式主义地下达任务，像个冷酷无情的人，不知道他面前坐着一些活生生的人，也不了解这些人的时候，我的内心里总有一种反感情绪。这样的首长通常甚至也不扫一眼周围的人，就口授起来：“第一点，关于敌人……，第二点，关于我军……，第三点，你们的任务是……，我命令你们……”等等，等等。形式上好像一切都是对的，可是没有灵魂，同自己的部属没有联系。我是用反衬法回忆这种首长的，因为雷巴尔科正好与这种人截然相反。他在提出任务，下达命令时，当然，是按照军事科学的一切规则表述的，但同时往往从中可以感觉到人的因素。而且，他把人看成是另一种人，不只是机械的执行者。
在你有时让部属担负繁重的担子时，你不是用命令的语气，而是用信任的语气，人道的态度对他讲，这是很重要的。“彼得罗夫同志，您的任务是这样的。我们知道，这是一项艰巨而责任重大的任务。但是我相信，彼得罗夫同志，您一定能完成它，我了解您，我和您一起战斗已不是第一天，也不是第一年。但是，除此以外，您还耍记住，困难时您随时可以指望我的支持。虽然我相信，即使没有这种支持，您也是能够胜任这一任务的。您应于日终前前出至那里，夺取那个地方。尼古拉·巴甫洛维奇将在您的右翼行动，而左翼则是阿列克谢·谢苗诺维奇。他们都不会使您感到为难的人，这一点，您比我知道得还清楚。因此，您可以不必担心自己的两翼，尽力快速前进。”
我不是要在这里准确地再现某次具体的谈话，而是要说明对待部属的一种作风，这种作风是雷巴尔科一类的军事首长所特有的。同时，我要重复一句，这种作风绝不排除最严格的要求。
帕维尔·谢苗诺维奇·雷巴尔科正是这样的人。在我叙述过程中，还要对他的战斗业绩，不止一次地加以回顾。这里只是对其形象补充几笔。
战后，当我担任陆军总司令，再次同他一道工作时，我还是坚信我对这个人的高度评价。当时，他指挥我们的坦克兵。
军队正在向平时状态过渡，在自己新的、十分重要的岗位上，雷巴尔科要解决许多问题，总结装甲兵在战斗年代积累的全部战斗经验，根据未来发展远景，拟订这支部队平时的发展规划，正确制定坦克制造方面的一整套技术政策。因此，那时我就认为雷巴尔科是一位天才的、有远见的、果断的军事首长。
担任苏军坦克兵司令员，是雷巴尔科的最后一任职务。他在这个岗位上去世了。在年富力强的时候去世了，因此，这不仅对他的所有战友，而且对我们整个武装力量，都是一个极大的损失。
……放弃合围敌西里西亚集团的决心，产生了自己的效果。在苏军正面猛攻下，由于担心深远的迂回，希特勒匪徒被迫匆忙地从我们为其留下的缺口中撤走了。
到1月29日，整个西里西亚工业区的敌人被肃清，整个工业区完好无损地被占领。当我们进入那里的时候。许多工厂都在全面开工，而且，后来一直都在继续开工和出产产品。
当德国法西斯军队企图摆脱我们，从工业区撤向我们为其留下的那条走廊的那段日子里，就遭到了重大损失。可是，他们的主要损失。当然是在撤出之后，在一片开阔地上，由雷巴尔科的坦克兵和库罗奇金的第60集团军的密集突击造成的。
从我们掌握的资料看，在开阔地对敌实施一系列突击之后，西里西亚集团剩下不到2。5—3万人，这批人包括各被击溃和打散的部队人员。这就是他们从我们原计划的大合围圈中撤出的全部人员。而建立这种大合围圈的企图，我们是在最后时刻放弃的。
此外，显然，我们放跑了几名本来可以俘获的希特勒的将军。然而，我并不对此十分惋惜。我们得到的东西无论如何不能与我们失去的东西相提并论。
到目前为止，我主要讲的是方面军南翼的行动。然而，尽管夺取西里西亚工业区的战役意义重大，但我们的作战行动并非仅限于此。方面军左翼与乌克兰第4方面军相邻，右翼则与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相接。从左翼到右翼，宽约500公里，在这一整个广阔区域，都在进行战斗。
正如我已经提到过的那样，扎多夫的近卫第5集团军，在方面军中央地段，利用雷巴尔科集团军转向造成的有利态势，夺取了登陆场，这些登陆场在后来实施新的战役（下西里西亚战役和上西里西亚战役）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在扎多夫的右翼，列柳申科的坦克第4集团军也渡过奥得河，并前出至施泰瑙地域。普霍夫的第13集团军和戈尔多大的近卫第3集团军在列柳申科的右边行动，可是进展缓慢。部队在同政坦克第24军和步兵第42军残部，以及野战第9集团军的部分兵团进行激战。过去，所有这些部队都在白俄罗斯第土方面军当面，可现在，在他们的打击下向南移动，并前出至利萨以东地域，戈尔多夫集团军的行动地带内。
由于情况极其复杂，我不得不到列柳申科那里去。他的指挥所已开设在奥得河对岸了。
我赶到那里。听取了集团军司令员的报告，然后，我向他下达了在奥得河两岸进攻的同时向西北方向实施突击，以帮助戈尔多夫的任务。这两个集团军应共同努力，合围并消灭被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逼退的敌军集团，不让它渡过奥得河。
然而，我回忆这一点时实感痛心。必须承认，近卫第3集团军和坦克第4集团军最终未能完成这一任务。法西斯匪徒随机应变，从我们预定突击的北面穿过去了。可是，我军还是在利萨地域合围并消灭了15，000名敌人。其余部分虽然也遭到重大损失，但仍渡到了奥得河西岸。如果说在方面军左翼，我们的一切都是按预计的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