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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两个坦克师）和约20个独立营进行突破。
这几天，我主要待在自己的前进指挥所里，而方面军参谋长伊万·叶菲莫维奇·彼得罗夫大将则待在基本指挥所里。我委托彼得罗夫前往科罗捷耶夫和斯维尔切夫斯基的部队，就地帮助组织军队的协同。这些军队在近卫第5集团军的支援下，应当不仅击退德国法西斯军队的进攻，而且还对其实施突击。
与此同时，我给方面军作战部长В·И·科斯特列夫将军下达了部分任务前往波兰人民军第2集团军，与斯维尔切夫斯基建立联系，因为在德军进入该集团军后方之后，我同斯维尔切夫斯基失去了联系。科斯特列夫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在一昼夜内使斯维尔切夫斯基同其友邻近卫第5集团军司令员扎多夫、近卫坦克第4军军长波卢博亚罗夫、近卫步兵第33军军长列别坚科接上了联系。总之，就地协调了情况。
科斯特列夫执行命令向来都很坚决，对情况一直都非常熟悉。我本人这几天不能停止对柏林战役实施的一切关注。方面军参谋长彼得罗夫由于指挥着马克兰第1方面军司令部这样庞大的司令部，也不能长时期地脱离自己的工作。他达天只去了德累斯顿方向几个小时，又重新回到了司令部。在19时前，他必须在司令部，因为这时已开始收集关于方面军一天情况的报告。与此同时，他应该准备对次日战役的意见，最后向总参谋部和大本营报告工作。
所以，恰恰是科斯特列夫将军在最紧要的关头受托直接协调德累斯顿方向上所有部队的行动，目的在于首先阻止德国法西斯军队的进攻，尔后便于将其歼灭。
4月24日傍晚，经过波兰人民军第2集团军和近卫第5集团军、第52集团军部分兵力的共同努力，敌格尔利茨集团的进攻被阻止住了。
……在谈到这些战斗对我们不利的时节时，我已经提到了波兰人民军第2集团军缺乏经验。这里应当补充说明一下，第52集团军司令员科罗捷耶夫将军一般来说是一位坚定勇敢、富有经验的司令员，可在当时情况下没有足够地关心与波军的接合部，从而导致了敌人在明显受到威胁的翼侧实施突破。应当公正地指出，他的集团军在这个时节是不大的，敌人在突破地段上的兵力比他多几倍。
敌人的突击方向和突击力量使我又回想起一个事实，它无疑具有特殊的政治色彩。当波军于柏林战役临开始前换下第13集团军部分兵力，占领前进堑壕的时候，在这里担负防御的德国法西斯部队，其中包括党卫军部队，都狂怒起来，一个劲地狂喊乱叫，并且进行各种威胁。
看来，他们难以容忍的是，正是这些波兰人，在6年的时间里被他们认为是被征服的人民，现在也向柏林进攻了。
这种看来是被宣传激起的情绪表现在对波军实施突击的企望中，表现在进行这次进攻的狂暴中广表现在希特勒分子在其危急关头在这一地段上能够集中的兵力数量上。
与我军协同动作的，恰恰是在斯维尔切夫斯基将军（西班牙内战的英雄，还在那里就面对面地迎击德国法西斯分子）指挥下的波兰人，他们狠狠地打击格尔利茨集团，这使我产生了双重的满足感：除了正常的胜利喜悦之外，还有该得的报应感。
4月24日
到这一天，我方面军的情况特别复杂多样。但仍然可以分出5个基本作战焦点。
第一个焦点展开争夺柏林的交战。参加交战的有乌克兰第1方面军近卫坦克第3、第4集团军和从行进间投入交战的第28集团军。这里还可以包括戈尔多夫集团军的行动。
第二个焦点与企图突破的法兰克福一古本集团展开的激烈斗争。在这之前，布塞的第9集团军，即该集团的基本兵力，已经接到希特勒的命令，迎着芬克，的集团军向西南突破。可以想像一下，要是布塞的第9集团军的推进，同芬克的第12集团军一样获得成功，他们就会联合在一起，而这恰恰可能在卢肯瓦尔德一巴鲁特地域发生，所以我坚决要求卢钦斯基尽快可靠地把自己的军调到那里去。
第三个焦点与芬克集团军的进攻有关。芬克为了执行希特勒的命令，开始从西面进攻列柳申科的集团军左翼和普霍夫的集团军右翼，其主要突击恰恰选在我们按方面军最初的训令将列柳申科集团军所属叶尔马科夫少将指挥的机械化第5军调去的方向上。如果我们可以谈论预感或者特殊的嗅觉的话，那倒可以说，正是某种嗅觉提醒我们，应当以机械化第5军在这里从西南进行掩护。
第四个焦点是，近卫第5集团军和第13集团军前出至易北河，即将与美军会合。
最后，第五个焦点德累斯顿方向，抗击德军格尔利茨集团的突击。
每一个焦点、每一个战役方向或多或少都要求方面军司令部和方面军司令员给予注意。我说明这一点还有一个原因，我想向读者略为说明一下在柏林战役期间方面军司令员的通常工作日（或者确切地说是昼夜工作日）。应当把前一天的深夜当作第二天工作的开始，这时已定下了次日所有的主要决心。
乌克兰第1方面军战役的机动性和部队尤其是各坦克集团军部队的迅猛进攻，已经使也不能不使军队指挥的性质受到深刻的影响。迩常，在任何情况下，我都是在日终时分先接见方面军侦察主任，然后作出修正、定下实施次日战役的最后决心。这一次，我也是在深夜接见他的。
4月23日日终前的情况要求我定下一系列决心。必须完成对法兰克福—古本集团的合围，彻底消除其向西、向柏林、以及向西南和向南退却的可能性。为此，应当结束近卫第3集团军的变更部署，完全使用第28集团军，从而使乌克兰第1方面军的翼侧与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的翼侧在德军第9集团军后方连接起来。
要结束雷巴尔科和卢钦斯基的集团军强渡泰尔托运河继而向柏林突破的准备和实施工作。
为此，不仅应当建立炮兵和航空兵突击兵团，而且还应当给炮兵和飞行员规定相应的任务；应当关心这次战役期间的指挥工作，尽可能自己仔细观察战役的进程；使列柳申科的坦克集团军保持正确的运动方向，避免在柏林郊区卷入持久战斗，而是在柏林以西迎着我方面军和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的部队前进，以便在最短的时限内闭合合围圈。
同时，列柳申科的集团军这种向西北的迅猛推进会使其左翼拉得太长；在其左翼和普霍夫的集团军右翼之间会出现缺口。这种情况也不妨考虑一下。
我还关心的是，在贝利茨一特罗因布里岑一线要掌握有补充兵力。应当找到这些兵力。我已经从普霍夫那里抽调了一个师，将其派到波茨坦以巩固列柳申科将在那里占领的一切。现在，必须把普霍夫的一个军调到于特博克地域集团军第二梯队，调到该军根据情况可以有两种用途的地方：或是加强内部（即柏林）方向；或是在贝利茨一特罗因布里岑地域加强外部（即西部）方向，列柳申科的集团军所属机械化第5军已经在那里作战了。
这使我特别担心、因为还在4月23日就出现了一些迹象、说明敌人在西部开始进行某种变更部署，它显然在准备从西面向我突击。预定突击的准确方向我们并不知道，我们没有得到情报，但对我们来说，已经十分明显的是：敌人将采取这种尝试。
后采查明，希特勒已经下达了命令，按照这一命令芬克的第12集团军应当停止对我西方盟军的行动，向东掉转正面，建立突击集团，以对从南面进攻柏林的，苏军实施突击，为柏林解围。与此同时，这一命令也传达给了布塞的第9集团军，该集团军也应当向柏林的南部进攻，以便在这一地域与芬克的集团军会合。
我们大体上事先猜到了这一计划，这并没有什么奇怪的，因为计划绝没有失去合理性。计划没有实际地考虑当时的兵力对比，但这是另一码事了。
后来知道，希特勒在那些日子里完全靠芬克和第9集团军的这一迎向突击计划度日。他认为这一计划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以致委派凯特尔本人前往芬克的司令部，检查其部队的行动。
自然，我当时并不知道，希特勒靠什么过日子，他在盼望什么，他给凯特尔下达了什么任务，甚至也不十分清楚，他们两人在什么地方。但是，对我来说十分清楚的是：如果敌人又要试着采取某种积极的行动的话，那么它首先将试图切断从东西两面突向柏林的乌克兰第1方面军的部队。我深信这个预测是正确的；它确实得到了证实。
4月23日夜间，有一种念头使我特别感到坐卧不安，即应当采取何种措施来击退芬克和布塞的集团军的突击。
那天夜间，鉴于扎多夫的集团军前出至易北河和普霍夫的集团军接近易北河，作出了一些必要的指示，这又用去了相当多的时间。关于这一问题的基本指示是给扎多夫作出的，因为正是他要准备与美军会合。我也不得不给普霍夫一些指示，因为他的几个师也将与美军会合。我也很关心在德累斯顿方向击退敌人的反突击。
同每天晚上一样，特别多的工作都是与指挥员的报告有关。这天的报告和往常一样从21时开始，几乎持续到凌晨2时。而在报告之间的间隔时间里，应当向司令部作出指示，听取参谋长彼得罗夫的总结报告，阅读，修改和签署发往大本营的报告。报告应当在凌晨2时之前结束。
最后，还要处理一些有关航空兵行动的问题。通常，方面军司令员每天都要根据战役的总计划和当天情况作出的修正，向航空兵下达第二天的任务，指出某些目标，补充某些情况。在这种情况下，我于4月24日凌晨要求集中航空兵的基本力量明天对敌格尔树茨集团进行突击。
航空兵重兵应当完成的第二项任务是，支援雷巴尔科和卢钦斯基的集团军强渡泰尔托运河和进攻柏林。
同时有必要提醒飞行员们，在指定方向上实施突击时，应当仔细观察被围的法兰克福一古本集团的情况，毫不拖延地对显示出可能突破方向的军队集结地实施轰炸突击。给后勤部长Н·П·阿尼西莫夫也作出了指示。
4月24日晨5时，我前往雷巴尔科那里，以便亲眼看看强渡泰尔托运河战役是如何进行的，必要时可以现地作出修正。
我通常在夜里2时至6时睡觉，有时稍久一些：如果情况允许，那么听取作战值班员关于夜间情况的报告不是早晨6时，而是7时。这种早晨报告已列入了每天的程序，就象当时“我们的在天之父”的祈祷文成为农民日常习俗一样，是那样的神圣、那样的坚定。报告人或是作战值班员，或是作战部长。在情况变化时，则不论昼间还是夜间都随时立即报告。
当时我的记性其中包括视觉记忆特别好，所有主要方面，所有地点甚至是所有主要地形点仿佛一直历历在目。我可以不看地图听取报告；作战部长报告寸指出各点，而我脑海里便浮现出所发生的情况和地点。我们两人不须花费时间来研究地图，他只报出有关提到各点的数字，我们两人就一切都明白了。
当然，这种清楚明了来源于记忆力的高度集中．然而这种报告程序在我们的战斗实践中练得如此娴熟，以致我自己甚至都没有觉察到记忆力的集中。
这天，我比平常早一些听取了报告，早上7时我已在雷巴尔科的指挥所里，并在那里一直待到13时。但是，这一情况我后面再谈。
下午2时左右，途中在坦克兵那里吃了午饭，5点前又回到了方面军指挥所，以便听取情况报告。
首先报告的是作战部长。尔后与军事委员会委员们进行交谈。应当讨论的问题相当多，其中包括将要与美军会师的细节问题。在这之后，各兵种司令员报告这天完成任务的情况，说明自己的意见和明天的计划。后勤部长的详细报告中有一些问题使我那天特别感到不安，这些问题首先关系到，不间断供给在柏林作战的军队集群燃料和弹药。
日终前，许多东西又重复了一遍：各集团军司令员的报告，同参谋长的工作，诸如此类，等等。在柏林战役最激烈时节我的作息时间表概括地说来就是这样安排的。我的作息时间表虽然每天都有些小的变化，但一直到战役结束都是这样的。这个作息时间表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方面军司令部工作的制约。
因此，我想至少简要谈谈柏林战役期间乌克兰第1方面军参谋长伊万·叶菲莫维奇·彼得罗夫大将的情况。
他是在这次战役快开始前才接替索科洛夫斯基将军的职务的。瓦西里·丹尼洛维奇调到朱可夫元帅的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任副司令。在此之前，斯大林打电话问我，是否同意调彼得罗夫将军任我的参谋长。
我知道在几天之前彼得罗夫被解除了乌克兰第4方面军司令员的职务。我个人对伊万·叶菲莫维奇的看法总的来说是很好的，所以我同意了他的任命。
到达方面军的第二天，彼得罗夫作为参谋长要编写呈报大本营的报告。我们通常在夜里1—2点结束这一报告的编写工作。所以我建议伊万·叶菲莫维奇在这个时限之前写好报告。可是他却提出了异议：
“看您说的，司令员同志。我可以早一些写好报告，在24时之前。”
“您不要难为自己，伊万·叶菲维奇。”我说道，“我不忙着到哪里去，我还有许多事情，我将同各集团军司令员通话，所以您在两点钟之前是有时间的。”
然而，当到了签署战斗报告灼时间时，我准时在2时正给彼得罗夫打了电话。他不好意思池回答说，报告还没有准备好，因为没有收集到关于某某集团军所有必要的材料。
我理解他的困境，二话没说把签署报告推迟列凌晨4时。可是，4点钟前报告也没有准备好。彼得罗夫直到6时才把报告呈报给我。当我签署他的第一份经过相当大的修改的报告时，伊万·叶菲莫维奇坦率地（这是他的性格）表示：
“元帅同志，我对不起您。我第一次遇到这种规模的行动，由于生疏而难于应付。”
虽然凡事往往开头难，可彼得罗夫的坦率表示对我来说是一个保证，说明他在我们这里是能干好的。
伊万·叶菲莫维奇具有良好的军事素养，是一个具有高等普通文化程度的人。在整个战争期间，他表现英勇顽强，这一点在部队里无人不晓。
在这之前，他曾任方面军司令员，而在战争快结束时改任方面军参谋长，这在他的战斗实践中还是头一次。他是一位坚定勇敢的将军，并没有因此而产生丝毫埋怨情绪。相反，他对自己的新职务怀有极大的兴趣，他说：“现在我才看到了真正的方面军，无论从军队数量和规模，还是从任务上来说都是如此”。彼得罗夫将军清楚地知道，他尽管战斗经验非常丰富，可任新参谋长应当再学习一些东西。他就是这样诚心诚意地学习的。
我们很快就工作得得心应手。我对他十分信任，彼得罗夫同样对我也十分信任。这一点我已经感觉到了。我们的关系很好，虽然有时要降低要求，因为彼得罗夫毕竟不是司令部指挥员（在这之前，不论平时还是战时他一直任指挥职务：校长、师长、集团军司令员和方面军司令员）。但是，也应当给予索科洛夫斯基将军以应有的评价。他在彼得罗夫之前任了一年的方面军参谋长；他留下了一个非常协调、很有组织性的参谋集体。彼得罗夫依靠这一集冲，在自己的工作中没有遇到任何大的困难。
伊万·叶菲莫维奇直到战争最后一天一直任方面军的参谋长。我和他一起在乌克兰第1方面军结束了伟大卫国战争，似乎结束得还不错……
我已经谈过，前一天我没有在方面军指挥所过夜，而是在普霍夫的集团军过夜的。从这里到雷巴尔科那里要近得多。我听完早晨的报告后就乘车出发了，打算在炮火准备结束前，就是说在强渡开始前赶到雷巴尔科处。
要是早上5时出发，而头天晚上又睡得太晚，那当然是会想睡觉的。可是，这些天甚至在汽车里也没能打个盹。
到处都有分散的小股德军在流窜。我们要经过坦克第3集团军的后方，可有些路段上的地雷还没有完全排除掉。许多地方必须绕行。周围到处都是泥炭沼泽，土质松软。坦克用履带轧出的车辙，使轮式车辆很难行驶；驾驶员常常要进行复杂的机动。但是我知道，司机不会让我们失望的。我的司机是顿河哥萨克人，名叫格里戈里·伊万诺维奇·古巴坚科。他是一名沉着勇敢的军人，一位经验丰富的汽车驾驶员。在战争的道路上，我和他什么样的困境都遇到过，可他总是顺利地对付过去了。
我们绕过布有地雷的路段，沿着坦克的车辙前进。这天，我们所到之处，总是看见迎着我们走着获得解放的人们。路上走着一个完整的国际团体——我们的、法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