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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克的集团军，按照希特勒的意图应该拯救柏林，可在头几次冲击时受到严重损失，没有取得任何胜利。
希特勒这时坐在帝国办公厅里，不断要求报告芬克的集团军的进攻情况，简直是念念不忘芬克，等待他的救援。
我刚才提到强击航空兵第1军军长瓦西里·格奥尔吉耶维奇·梁赞诺夫中将，我想再稍微详细地谈谈他的情况。
他是一个有特殊军人命运的人，是在我任方面军司令员时和我一起工作过的优秀航空兵首长之一。
我很早就认识他，那还是在三十年代我指挥下戈罗德第17师的时候，那时，梁赞诺夫是师政治处辅导员。他很有学问，精通本职业务。三十年代中期他进入空军学院，毕业后又上过进修班。他指挥过许多航空兵部队和兵团。他在某一段时间曾指挥过一个旅，该旅作为航空兵模范部队隶属于茹科夫斯基空军学院。
他开始学习飞行比较晚，但飞行技术很好。
这样一来，梁赞诺夫在军队的生涯中仿佛走过了两个服役阶段——先是政治工作人员，尔后任航空兵指挥员。
战争期间，他指挥一个航空兵军。他的军先在乌克兰第2方面军编成内，后来转属乌克兰第1方面军。瓦西里·格奥尔吉耶维奇在遂行战斗任务时十分认真负责，从不用天气不好和技术困难来进行推诿。他的强击机飞行员在恶劣的天气也能对敌人发起强击，随时随地都能完成任何任务。
我记得并且赞赏梁赞诺夫的部队在乌克兰第2方面军编成内强渡第聂伯河时的行动。这发生在佩列沃洛基地域，那里是查理十二世在波尔塔瓦会战之后溃逃渡河的地方。230年之后的今天，我们也在这里渡河。渡河地点是合适的，可是情况仍然是困难的。
近卫第7集团军在米哈伊尔·斯捷潘诺维奇·舒米洛夫上将指挥下，渡至河对岸，用形象的说法，集团军的头部和躯干已经上岸了，可双脚还留在水里。
希特勒分子猛烈反扑，尽力设法把舒米洛夫的部队逐出这个小登陆场。有一天，情况恶化，致使他给我打电话说：“显然，我不能再继续坚守下去了。我请求同意撤离登陆场。”当时，我亲自乘坐У—2飞机飞往这一地域，到达舒米洛夫的指挥所。指挥所的确紧挨着水边，正对着登陆场。
在这里的观察所里则有两个航空兵军军长：强击航空兵军军长梁赞诺夫；歼击航空兵军军长波德戈尔内。
敌空军不断地猛烈轰炸登陆场、舒米洛夫的观察所、渡口和后方。情况的确十分困难，尽管舒米洛夫是防御行家：一旦揪住了，便别想跑掉（为了避免造成片面的看法，顺便说一下，舒米洛夫在进攻方面同样也是能手）。但是他请求批准撤离登陆场这一点就足以证明：他受到的压迫是强大的。
德军的飞机一批接着一批的飞来，而且似乎没有受到任何惩罚。我们的飞机表现得相当被动，而且数量也太少了。我起初对歼击航空兵军军长说了两句批评的话，可是情况并没有因此而好转。如果说好转了。那也是稍微的一点点。
过了一段时间，一大批“福克—乌尔夫”飞机又开始在渡口上空狂轰滥炸，扫射一切有生命的东西。
正好在这时，强击机完成对德军坦克的轰炸，飞回自己的机场。梁赞诺夫站在我身旁，我忍不住对他说：
“梁赞诺夫，不能容忍‘福克—乌尔夫’飞机在战场上空横冲直撞。请把强击机调转方向，把它们赶走！”
于是，梁赞诺夫毫不动摇地向自己的强击机飞行员们下达了命令。这次机动完全出乎敌人预料之外。
9架强击机全部投入战斗，击落了不知是3架还是4架“福克—乌尔夫”飞机，而其余的都被赶跑了。
又过了一个小时，波德戈尔内也整顿好了自己的航空兵军。他的歼击机也比原先有效地掩护了渡口，
我第二次满意地观察到梁赞诺夫的强击机的行动是在杜克拉山口战役期间。当时，莫斯卡连科将军的第38集团军正越过喀尔巴阡山脉实施突破，而梁赞诺夫的强击机从空中支援步兵和坦克的进攻。他的强击机紧贴着山飞．不断在战场上空盘旋，并且承担了这场山地战的大部分困难。
现在，在特罗因布里岑城下，梁赞诺夫又肩负重任，支援叶尔马科夫的军：协助抵抗芬克第12集团军的突破，该集团军力图迎着布塞的第9集团军突破，而第9集团军这时也企图突出合围。
梁赞诺夫军的飞行员是优秀的强击机飞行员，这是我在整个战争期间才了解到的。梁赞诺夫本人是一位具有高度文化水平、高度组织性，认真履行自己的军人义务的指挥员。他在战后去世了，当时还相当年轻，这一损失使我感到特别沉痛……
在梁赞诺夫的强击机飞行员与叶尔马科夫的坦克兵一起，在近卫坦克第4集团军司令员列柳申科的指挥下，在特罗因布里岑地域多次击退芬克集团军的冲击的时候，列柳申科集团军的右翼完成了对合围敌柏林集团的机动。傍晚，列柳申科的部队位于柏林以西，距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的距离不超过10公里。
这时，在我合围布塞第9集团军的内圈里，戈尔多夫的部队大约还在原先的地区进行战斗，但从这里可以看出，在某些方向上希特勒分子在寻找突破的弱点。与戈尔多夫的部队相连的卢钦斯基的第28集团军各师也感到了这种压力。
在方面军的中央地段上，普霍夫的第13集团军以部分兵力支援坦克兵抗击芬克集团军的冲击，同时以两个军沿易北河向西进攻。日终前，普霍夫的部队推进了10公里，前出至维滕堡东缘。普霍夫打电话向我报告了这一情况，并以比平常稍微得意的口气说了一些关于维滕堡城市的优美风景和出色的维腾堡修道院的情况。
说实在的，我每天都忙于方面军的事务，以致没有马上想起来维滕堡有哪些名胜。我了解这一点已经有些迟了。当时尼古拉·巴甫洛维奇·普霍夫一边解释自己情绪洋溢的原因一边提醒说，在他的部队突入的维滕堡安葬着马丁·路德。
在易北河，在80公里的正面上，只剩下巴克拉诺夫将军的近卫步兵第34军一个军了，而扎多夫的近卫第6集团军部队已经投入对格尔利茨集团的行动。
巴拉诺夫的骑兵军前出至易北河，从西北面绕过迈森城，强渡易北河。
我航空兵一夜之间出动了2，000架次，在空中发现敌机210架，其中12架被击落。
在这天的重要事件中，值得指出的是苏军航空兵的大规模转场。我航空兵至今住于尼斯河以东。为了更有效地支援地面部队的行动，它现在开始向西转场。参加转场的主要是歼击机和强击机。轰炸机还留在原来的地方，因为它活动半径大，可以从原先的机场起飞。
傍晚，方面军司令部得到消息：敌格尔利茨集团基本上被阻止住了。
夜里12时，第6集团军司令员格卢兹多夫斯基打来电话，催促我批准对布雷斯劳进行更积极的行动。我再一次拒绝了他的请求。
在数量方面，他的集团军要比被合围在布雷斯劳的敌集团少，可是格卢兹多夫斯基在炮兵方面占有明显的优势，他还掌握着一定数量的坦克，如果德军企图突破合围，这些坦克可用于机动。集团军的行动不光是巡逻，还要经常袭扰敌人，以炮火射击敌人，使被围之敌一直难以生存。
然而，战争很快就要结束了，所以我认为，没有任何必要对布雷斯劳发起强攻。既然我们在头几天未能从行进间攻取这个城市要塞，那么尔后的经常冲击就已是多余的了。应当瞄准城市并不时向德军提出最后通谍，提醒他们知道已陷入绝境，毫无出路。
这时，布雷斯劳很少使我感到不安。被合围在柏林东南的布塞第9集团军倒使我感到非常不安。现在。第9集团军与柏林之间的整个空间都布满了我们的部队，它向柏林突破的企图已经不可思议，我有一个越来越坚定的信念，就是说根据所有情况判断，该集团军将通过我乌克兰第1方面军，给自己寻找向西南的出路。所以我们应当做好这方面的准备。
这既有意义而又令人疲惫的一天整个来看，最主要的事情是直接攻占柏林的战斗开始了。相对地说，这天结束了柏林交战的第一阶段——突破柏林的防御和我军对柏林集团的双层合围。会战的最后一个阶段即完成阶段开始了，它关系到攻占柏林和希特勒德国的全面彻底的失败。
在乌克兰第1方面军战役过程中，这是在所有方向上发生转折的一天。这是令人疲惫而天气很好的一天。是这样的一天：当终于结束了所有事情，夜间已来临时，可以为庆祝这天的胜利而干上一杯。然而，无论干什么别的事情，甚至是睡前喝杯酒，都没有时间。再说我当时的身体也不容许这样做。
在转入叙述第二天即4月25日的事件之前，我想稍微回忆一下往事。梁赞诺夫开始是政治工作人员，后来当上了飞行员并担任了高级航空兵指挥员。在回忆这位将军的生涯时，我要说他所走过的道路是与众不同的，虽然这在我们部队里并不那么少见。可以这样说，我在某种程度上是指我自己。我是在沙皇军队开始军队生涯的，当时当炮兵土兵。在我走完从团长到方面军司令员这段道路之前，在国内战争年代我担任过旅政治委员，尔后任后贝加尔上乌念斯克第2师政治委员，远东滨海第17军政治委员。所以说，我也有几年完全从事政治工作。
但是，我现在谈起这事是为了回忆一位很有意思的、甚至是优秀的人物，他去参加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的途中，我和他相识了。我这里指的是远东一个游击旅的政治委员亚历山大·布雷加。他后来成为全国闻名的作家——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法捷耶夫。
当时，我们两人是代表远东军队党组织参加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的。从赤塔到莫斯科几乎整整一个月的旅途中，我俩同乘一辆车，同吃一锅饭。我俩当时都很年轻，我24岁多，他20岁多，我俩彼此很有好感，相互信任。我喜欢他性格坦直，情意纯朴，平易近人。我们的这种友谊是在经过西伯利亚的长久路途中产生的，并在代表大会期间得到了巩固。
在列宁宣布喀琅施塔得局势恶化，号召派部分代表去参加我们部队平定喀琅施塔得叛乱之后，无论是法捷耶夫还是我都不约而同地向大会主席团提出申请，准备志愿前往喀琅施塔得，
我现在已经记不清了，我们远东代表团还有谁去了。总之，在喀琅施塔得我只见到了法捷耶夫。
大会期间，我们一起住在第三苏维埃之家。我们的床位是并排挨着的。我们签到后便乘同一列火车前往彼得格勒。顺便说一下，这是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伏龙芝的火车。
在彼得格勒那里大会代表被分派到两个方向：部分代表去奥拉宁包姆方向，另一部分代表去谢斯特罗列茨克方向。我和法捷耶夫又被分在一起——两人都去谢斯特罗列茨克方向。在那里，我们被派到同一个集群，准备向喀琅施塔得各编号堡垒进攻。直到分到这一集群，我们才下到了不同的分队。法捷耶夫当了步兵，而我原来是炮兵，现在还是当炮兵。
局势是复杂的，人们的言谈和情绪是十分不一样的。某些学员拒绝进攻，而炮兵拒绝射击。的确，同大口径要塞炮兵和装备有12英寸火炮的起义战列舰“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和“塞瓦斯托波尔”号作战是困难的。我们野战炮兵的火力当然不能产生直接的效果，可间接效果也是很重要的。在冰上进攻的步兵应当得到火力支援。所有野战炮兵都用来强击叛乱要塞，主要是以火力伴随陆军在芬兰湾踏冰前进。
我们炮兵连的观察所设在利西诺斯沙嘴。就是在这个利西诺斯附近某个地方，我和法捷耶夫当时分手了，他去步兵当政工战士，我则留在这个炮步连也当政工战士。
进攻是十分困难的。冰上面的积雪已经融化了，但水下面的冰仍很坚硬。我们穿着白色伪装服模黑在浓雾中开始进攻。但是，叛乱分子仍然发现了成散兵线进攻的步兵，开始从堡垒和军艇上对步兵进行拦阻射击。12英寸的榴霰弹发出阵阵爆炸声，简直使我们震耳欲聋。岸上同样也不大令人愉快，排炮声隆隆作响，弹坑里可以放置一幢整个两层房屋，而在冰上还要更厉害一些。
但是，最悲惨的并不在于重型炮弹的爆炸，而在于每一发炮弹，不管它能不能带来杀伤，落在冰上就炸开一个大洞，可破碎的薄冰几乎马上又遮住了大洞，叫人不好识别。在阴晦的天气里，在冒着炮火仓卒跃进时，我们的战士不时地掉进这些大洞，马上就沉到底了。
就这样，我和法捷耶夫都成了战争史上不寻常事件的参加者，当时得到战列舰补充防御的第一流海军要塞被陆军强击攻占了。
这是来之不易的。可是，革命热情是这样之高，所有人，的的确确是所有人，从指挥战役的图哈切夫斯基和亲自参加战斗的伏罗希洛夫和德边科到列兵，其中包括我们这些政工战士、大会代表，都充满了一个愿望：尽快平定喀琅施塔得叛乱。这次叛乱在苏维埃全国的历史关头是一次十分令人不愉快的，令人不安的事件。
我在战斗中没有看到法捷耶夫，每个人都在专心致志于自己的工作。在我们没有彻底完成任务之前，在没有平定喀琅施塔得叛乱之前，不论我还是其他人都不能考虑其他问题。
夺取喀琅施塔得后，我回到岸上来到营指挥所得知：十大代表受命返回彼得格勒。我们的使命完成了。
在返回莫斯科的途中，我想了许多刚刚经历的事情。我似乎觉得，既然叛乱平定了，那么战争就已经结束了。的确，在远东那里还有日本人和白匪，而我已经不想返回滨海地区：我认为，自己已打完仗了，有理由请求搞民事和平工作。
我向中央委员会也说明了这一点。但是，我的请求没有得到同意。“不，亲爱的同志，请听候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的调用，它会规定您到哪儿去，干什么的。”
革命军事委员会作出了决定，于是我就这样一辈子留在了部队。
从中央委员会回到第三苏维埃之家，我看到从喀琅施塔得回来的代表还没有离去。代表大会这时已经结束了工作，可有一种说法，列宁很快就要专门为去过喀琅施塔得的大会代表发表演说。我们欢欣鼓舞地等待着聆听列宁讲话的机会，甚至认为这是对我们到过喀琅施塔得的应有奖励。
的确，列宁马上在斯维尔德洛夫大厅给我们作了关于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报告，其实是把在大会上作的主要报告又重复了一遍。
在坐得满满堂堂的大厅里有不少扎着绷带的伤员。
伊里奇在向我们讲话，而我们听着他的讲话，倍感心满意足：一是，在喀琅施塔得完成了自己的任务；二是，我们还健在，坐在这里聆听列宁的讲话。
我们感到，今后为了实现列宁报告中包括的那条路线要进行顽强的斗争，尤其是必须同托洛茨基分子进行坚决的斗争。同他们的论战还在大会前就展开了。
列宁讲完话后，我们中间有一个人建议合影留念。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同意了，我们走出政府大楼，走到室外合了影。
我又（仍然）被派到远东，我回到师里，一直战斗到消灭所有白匪为止。直到1923年，同滨海第17军一起从远东来到乌克兰。
大约在这段时间里，也许再晚一些时候，我在一种杂志上读到了法捷耶夫的第一部作品。但是，直到《毁灭》一书出版后我才知道，在此之前我所不熟悉的作家正是我所熟悉的布雷加。
《毁灭》一书以其真实性给我这样熟悉远东国内战争性质的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它提到了许多我所见到的人。
后来，我在伏龙芝学院学习时，曾就《毁灭》一书作过全面的报告。应该说，我是带着十分激动的心情作报告的。除了介绍书的内容之外，我还回忆了作者，这位旅政治委员和十大代表。
在国内战争和卫国战争之间的二十年，我仅仅见过法捷耶夫一次：在一次党的代表大会，而且还是一次小型的代表大会上。我记不清见面的原因了。
现在是伟大卫国战争了。我指挥第19集团军。战斗在斯摩棱斯克和亚尔采沃方向上同时展开。这时，三位作家——亚历山大·法捷耶夫、米哈伊尔·肖洛霍夫和叶夫根尼·彼得罗夫来到我这里。
我认为，我们在这十分艰难的日子里的会面是很有意义的。对于作家来说，会见的益处在于他们看到了战争，而对于我来说，好处在于我体会到了国家非常理解我们的难处。于是国家的优秀作家就来到我们这里，来到士兵中间，下到前线，下到战斗行列里。我毫不隐瞒地说，在那些日子里这对我们来说是巨大的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