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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间，我们的部队迎向穿过被破坏的柏林街区，在几个地方会师了。卢钦斯基第28集团军和雷巴尔科坦克第3集团军的部队，在萨文尼亚车站地域与白俄罗斯第土方面军近卫坦克第2集团军的部队会师了。
5月2日，莫斯科时间2时50分，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近卫第8集团军近卫第79师的无线电台，收听到德寇的俄语广播：“喂，喂，我们是坦克第56军，我们请求停火。我们将于柏林夜间12时50分前，派军使到波茨坦桥。识别标志是：红底白旗。请回答。”
拂晓，敌军部队开始大批投降，5月2日上午6时，柏林城防司令魏德林将军也越过战线前来投降。
5月2日一整天，柏林希特勒匪军成分队成部队地投降。当投降的消息传到仍在继续防守的所有德军部队时，投降具有了普遍性，到下午3时，柏林守备部队在所有地方都完全停止了抵抗。
这天，在柏林地域共俘虏法西斯官兵134，000人，其中乌克兰第1方面军部队俘虏34，000名。在下达投降命令后被苏军俘获的人数，证实了我们的推测，即柏林守备部队的总人数，看来大大超过了20万人。
我引用我给大本营就柏林战役写的最后一份战报摘录，来结束关于乌克兰第1方面军在柏林战役期间作战行动的描述。
“今天，1945年5月2日，我方面军部队，经过九天巷战，完全夺取了柏林市西南和中部各区（我方面军分界线以内），并同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部队一起，共同占领了柏林。”
现在去领会那几天所发生的事件的意义时，我得出一个结论，在柏林战役中，最明：显地表现了最高统帅部和总参谋部的组织、指导作用。
斯大林认真听取了方面军司令员的意见，同时，考虑了总参谋部的建议，确定了柏林战役的企图，然后，给方面军下达了明确的战役任务。根据这些指示，方面军司令员制定了战役计划，这些计划经过了最高统帅部审议和批准。最高统帅以其所具有的坚定性指挥柏林战役，严密注视柏林战役的发展，亲自协调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和乌克兰第1方面军的作战行动，并给予必要的支持。由于他具有战略和军事历史方面的渊博知识，因而能切合实际地评价国际局势，敌人的计划和部署、经济状况、技术和装备能力，部队的精神政治状况。在作每个战役计划时，都考虑局势的一切特点，是斯大林工作作风的一个显著特点。
方面军进攻的巨大规模和高速度，要求总参谋部高度紧张和协调一致地工作。总参谋部在准备战略计划的意见和每天监督对最高统帅部训令的执行情况时，对前线局势的所有细节都很了解，它积极主动地帮助方面军司令员，并迅速解决保障战役成功的一系列极为复杂的问题。
在维斯瓦河—奥得河战役和柏林战役期间，我特别经常和总参谋长阿列克谢·因诺肯季耶维奇·安东诺夫打交道。他是一位很有学问的将军，有司令部工作的丰富经验，是位谦虚和富有同情心的人。他受到普遍的尊敬，并享有很高的威信。
作战部长С·М·什捷缅科上将，他的副职А·А·格雷兹洛夫中将、Н·А·洛莫夫中将，情报部长И·И·伊利切夫中将和其他许多将军和军官，和А·И·安东诺夫一起，真正代表了总参谋部。
柏林战役是苏军在伟大卫国战争结束阶段最成功的战略性战役之一。它为战略和战役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这样，5月2日，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和乌克兰第1方面军部队，完成了消灭敌柏林集团的任务，攻克了柏林。但战争尚未结束，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部队面临最后结束柏林战役的任务，还必须肃清易北河以东整个德国领土上的敌人。按照预先规定，乌克兰第1方面军部队受领了新任务：消灭舍尔纳元帅的集团军群，解放捷克斯洛伐克。
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司令员Г·К·朱可夫受命不迟于5月4日在新的战斗分界线内，接替乌克兰第1方面军部队。5月2日，我们已将自己的战斗地段交给友邻，开始为准备即将进行的布拉格战役而进行转移和调动。
第十三章 布拉格战役
布拉格战役前发生的情况，需要详细叙述。情况的复杂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战役的企图、时限和速度，简单地讲，决定着战役的全过程。
粉碎柏林战略集团后，法西斯国家事实上已经瓦解。可是，希特勒为了延长法西斯制度的存在，在其政治遗嘱中任命了以海军元帅邓尼茨为首的德国新政府。舍尔纳元帅被推出任德国陆军总司令，当时，他任德国法西斯“中央”集团军群司令，其部队主要驻在捷克斯洛伐克。这种任命是有其理由的，因为在那些日子里，看来舍尔纳是握有权力的实际军事头目，而最主要的是他掌握有军队，而且掌握着不少的军队。
新的德国“政府”（我在这里和后面都要给政府一词加上引号）还掌握着一支数量很大的军队，用来继续进行战争。为了形成一个总的轮廓、有必要列出它们的名称。
在苏联波罗的海沿岸地区，有“库尔兰”集团军群。在波罗的海沿岸，“东普鲁士”军队集群仍在继续战斗。希特勒的第12集团军，虽然大部被击溃，但仍在柏林以西顽抗。在捷克斯洛伐克，集中驻扎着由舍尔纳元帅指挥的“中央”集团军群（近50个精锐师和由原来的师组建起来的6个战斗群）。这个庞大集团在抗击着乌克兰第1、第2和第4方面军部队。在捷克斯洛伐克西部，最近转隶给舍尔纳的德军第7集团军（5个师），在抗击着盟军。最后，还有德国法西斯“奥地利”集团军群和“南方”集团军群，共30多个师，分别在奥地利和南斯拉夫同乌克兰第2和第3方面军的部队以及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作战。
这样，布拉格战役绝不是象西方有时企图描述的那样，只具有一点象征性的意义。我们面临着一场同德国武装力量庞大集团的严重斗争。邓尼茨“政府”把赌注下在该德军集团上，指望保住了这一集团，就能使第三帝国再苟延残喘一段时间，
这个“政府”虽已死到临头，却仍企图竭力停止西线的军事行动而继续坚持东线的作战。这也是邓尼茨本人5月1日通过弗伦斯堡电台公开声明的政策的基调。他说：
“元首任命我为他的继承人。在德国命运的艰难时刻，由于意识到我所承担的责任，我接受政府首脑的职务。我最重要的任务是将德国人从布尔什维克的进攻中拯救出来，使其免遭消灭。仅仅为了这个目的，我们才继续进行军事行动。目前，在完成这一使命过程中，经常遇到来自英国人和美国人方面的障碍，我们被迫也要防御他们……”
在邓尼茨“政府”的一次特别会议上，通过了一项基本决定：
“必须用全部手段，继续东线的战争。”
毫无疑问，邓尼茨是希特勒的狂热继承人，他不顾现实情况，继续执行希特勒的政策，这一政策本身就威胁着德国人民的生存。其实，他正是靠这个才上台的。希特勒就是要任命这样一个继承人。从他的观点看，他选对了。
能够用一切手段继续在东线作战的现实基本力量，当然是曾在多瑙河以北、捷克斯洛伐克领土上和奥地利北部地区作战的德国法西斯集团。除“中央”集团军群外，还包括“奥地利”集团军群的部分兵力，以及当时简直是遍布捷克斯洛伐克的大量预备部队、分队和后备部队、分队。从西面掩护该军队集团的是德军第7集团军，在一定情况下，它也可以转过来对付我们。
邓尼茨“政府”希望尽快向我们的西方盟国投降，以便使近一百万人的军队集团转过头来对付苏军。我们必须挫败他的这一计划。
5月2日，希特勒的继承人曾计算过，舍尔纳集团不用三星期就能控制捷克斯洛伐克领土。但是，邓尼茨本人却坚持要舍尔纳迅速将军队撤往西南，在那里以后将比较容易向美国人投降。
凯特尔和约德尔表示反对，他们认为，只要“中央”集团军群一撤退，就会被击溃，就会在苏军的打击下瓦解。
如果要我说的话，我认为，这种反对意见是正确的。假如这几天舍尔纳匆忙从比较有利的阵地撤出其军队，无疑，会在追击中被我军击溃，因此，他们就不见得能溜进美军控制区。
舍尔纳的参谋长纳茨默尔将军被召到邓尼茨的府邸，向邓尼茨报告了自己司令的看法：从牢固的阵地撤出是不适宜的。这些阵地是以苏台德山脉和鲁德内山脉，以及很大程度上还在战前就修筑的旧的捷克斯洛伐克工事为依托的。
正如我们看到的，他们的观点是不一致的。而且，他们甚至还讨论过由舍尔纳集团掩护，将“政府”迁往布拉格的问题。
时至今日，我还遗憾不已，邓尼茨没有同意这一主张。如果当时他同意这样做，那么，毫无疑问，我方面军部队就会将他们的“政府”连同舍尔纳军队的主要部分一同俘获。
这就是布拉格战役前夕敌方的军事政治形势。
至于谈到我们盟军，那么，恰在这时，邱吉尔给蒙哥马利元帅下达了臭名昭著的目前己众所周知的指示：“认真收集德军武器，并整齐地放在一起，以便在苏军的进攻一旦继续下去，我们不得不同德军士兵合作时，能较顺利地将它们重新分发给德军士兵。”
蒙哥马利后来在回忆录中谈到自己当时，即1945年春季的心情时写道，如果西方的政治首领们适当地对作战实施最高领导的话，那么，“我们会先于俄国人夺取所有这三个中心。”这三个中心指的是柏林、维也纳和布拉格。
但是，在乌克兰第1方面军得到最高统帅部关于着手进行布拉格战役的训令之前，柏林已被我们占领，维也纳也被我们占领。蒙哥马利所说的三个城市中，只剩下了布拉格。我们从当时一系列的文件中发现，我们的盟国是以极不愉快的心情，放弃先于俄国人夺取这“第三个中心”的希望的。
4月30日，盟国西欧远征军最高统帅艾森豪威尔在自己的信中，一方面建议我们划定一条分界线，我们原则上同意这样做，并且后来实际上划定了这条分界线；可是，另一方面，艾森豪威尔又不顾已经达成的协议，在5月4日写给我们总参谋长安东诺夫的另一封信中，又完全是另一种说法：“如果形势需要的话，我们准备在捷克斯洛戊克境内推进至伏尔塔瓦河和易北河一线，以肃清两河西岸的敌人。”这种补充实际上将布拉格本身也包括进了美军作战区域。
看来，这封信反映了邱吉尔和刚上台接替罗斯福的杜鲁门，向艾森豪威尔以更强硬的手段施加的一种压力。
次日，即5月5日，我军总参谋长安东诺夫将军以苏联最高统帅部的名义，给艾森豪威尔将军复信。信中说，为了避免可能出现的军队混杂，请不要将在捷克斯洛伐克境内的盟军，向原商定的分界线以东推进。
在交换这些信件之后，在最初商定的分界线上，美军暂停了向捷克斯洛伐克纵深的进攻。
互相交换外交信件，是在我方面军司令部和各集团军实际上完成了布拉格战役的准备工作，军队已占领出发地位后进行的。
也就在这几天里。我会见了欧洲美军司令布雷德莱将军。我想谈一下这次会见，何况布雷德莱将军在自己的《一个战士的故事》中也写了我们的会见。我并不认为有必要对他《故事》中对某些事件的论述同他辩论。但我认为，向读者提供我对我们这次会见的看法是有益的。
我第一次认识美第12集团军群司令奥马尔·布雷德莱，是在我军部队同美军在易北河会师之后一星期，离托尔高不远，托尔高东北约40公里处，我的指挥所里。
布雷德莱及其随行将军和军官，以及大批记者和摄影记者都来了，我甚至可以说，这批记者过多了一点。我方除我以外，参加会见的还有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委员，近卫第5集团军司令员А·С·扎多夫和近卫步兵第34军军长Г·В·巴克拉诺夫。首先在易北河同美国人会师的正是他们的部队。在场的还有我们报纸的代表，电影摄影师和摄影记者。但是，与在场的美国人相比，我们要少得多。
在苏美关系上，有过不同的时期。而且，就是现在，这种关系仍远不能令人满意（并非由于我们的过失）。从历史的真实性出发，我要说，1945年5月5日那天，美苏两国的两位司令员的会见，是在坦率的气氛中进行的。我和布雷德莱都不是外交家，而是军人，这就给我们的会见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我们的会见既是官方的，同时又是友好的。
我和布雷德莱将军仔细地看了他的地图。图上标示着5月5日这天美军的态势。布雷德莱简短地说明了他的什么部队在什么地方已前出至与我们商定的接触线。然后他问我，打算怎样拿下布拉格，在这个问题上，需不需要美军的援助。
他提出这个问题，我并不感到突然。尽管苏军对舍尔纳“中央”集团军群的进攻尚未开始，但美军丝毫也不会怀疑，进攻将在最近的将来很快开始。
我对布雷德莱说，我们不需要这种帮助，并且，美军向早先商定的分界线以东的任何推进，只能带来混乱，引起双方军队的交混，而这是我们所不希望的，请不要这样做。
布雷德莱赞同我的意见，并说，他管辖的部队将遵守商定的接触线。
我概括地回答了布雷德莱提出的关于我们准备怎样拿下布拉格的问题，并指出，指向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军部队能胜任，并一定能完成好这一任务。我没向他说明今后行动的细节。我认为不能通报自己的战役计划，虽然我相信，正是乌克兰第1方面军部队将在解放布拉格中起决定性作用。但是，提前说出来，不符合我们的习惯。
午餐时，我首先在正式祝酒词中谈到了苏军在通往胜利的道路上所经历的考验和困难。我谈到了罗斯福总统在建立反希特勒同盟，以及在该同盟成立后的一切活动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罗斯福总统的逝世，我仍记忆犹新，我是深切感受到这一损失的人之一。因此，在对美国总统与世长辞表示哀悼的同时，在我的讲话中倾注了个人的感情，并且我希望，新任总统将继承罗斯福为之奋斗过的事业。
遗憾的是，这种希望落空了，罗斯福的继承人很快就干出了使苏美关系激化的事情。
在谈到我们反对法西斯侵略者的共同斗争时，我指出并高度价评了美第12集团军群官兵所作的无可争议的贡献。
布雷德莱将军在自己的答词中，赞扬了苏军士兵和乌克兰第1方面军所表现的大无畏勇敢精神，按照他的话说，苏联士兵是美军士兵、军官和将军学习的榜样。在谈到罗斯福的功绩时，他深感遗憾的是，总统未能活到胜利的幸福日子，并提议为我们的会见干杯。
在正式祝酒之后，桌旁开始了友好的交谈，这种交谈多次被苏、美参谋部代表、集团军司令员，各兵种代表的祝酒所打断。祝酒是热情诚挚的。这表明，我们彼此相互尊重、并珍视我们在反对共同敌人的斗争中所产生和巩固的战斗友谊。午餐结束后，我提议布雷德莱及其一行看乌克兰第土方面军歌舞团的演出，应该说，这个于1943年在基辅由利季娅·切尔内绍娃领导创建的歌舞团，在前线是深受欢迎的。歌舞团有真正优秀的音乐家、歌唱家和舞蹈家。
当歌舞团演奏美国国歌时，在场的美国人都跟着唱起来，当国歌演奏完之后，他们为我们的音乐家热情鼓掌。当歌舞团演奏完苏联国歌时，他们同样报以热烈的掌声。
那天，歌舞团的演员们有着特殊的心情。他们除演唱了我国歌曲外，还演唱了美国逗乐的歌曲《西葫芦》、英国歌曲《蒂佩雷里》。所有这些歌曲都受到客人们的热烈欢迎。后来，又给他们表演了乌克兰果拍克舞和俄罗斯竞赛舞，这是我们舞蹈演员的拿手节目。即使在一般情况下，这样的节目也会使人产生欢快的感觉，而在当时，它更增强了洋溢在我们和客人之间的节日般的愉快气氛。
布雷德莱将军和我并排坐在一起，他感兴趣地询问：这是一个什么歌舞团，演员们是从哪里来到前线的。我告诉他，歌舞团是由我们的士兵组成的，他们和方面军部队一起，走过很长一段战斗历程。然而，我感到，他对我的回答不很相信。这也是枉然，因为歌舞团的大多数人的确是以士兵的身分开始战争的，并在后来，当歌舞团已经成立后，他们多次到第一梯队部队演出，有时还是在极不安全的条件下演出的。
布雷德莱感谢为他举行歌舞晚会，晚会结束后，他宣布美国政府奖给我——乌克兰第1方面军司令员——一枚美国最高勋章的决定。随即将这枚勋章授给了我，在这种场合，他按惯例向我表示祝贺，并拥抱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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