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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集团军马兰金有关这个问题的简短报告。可是，好像故意与人为难似的，同解放布拉格的各集团军司令部的有线通信都突然中断了。在许多小时里，无论通信兵怎样设法修理、都既不能同列柳申科集团军、也不能同雷巴尔科集团军，以及戈尔多夫集团军沟通联络，而在此之前，却一直同列柳申科集团军保持着顺畅的联络。同第13集团军，即同马兰金的通信没有中断，可是后来，他自己却无论如何也不能同自己的先遣部队联系上。
虽然我也相信，以后事态的发展是会顺利，而且也得到了布拉格已经解放的初步报告，但是，所有这一切还是使我不安。因为要向大本营报告，仅有一些初步的报告是不够的。
有线通信中断后，当然，也可以试着通过无线电用明语报文询问几个司令部，可是，我不想这样做。而且，遥远的距离加上山地，也难以保证成功。
当时，我从方面军司令部航空通信大队派出了一架飞机。我扳着指头计算着。无论怎样，两小时后，它是应该返回的。可是，过了三小时，飞机还是没回来。我不得不往第13集团军打电话训诫马兰金。他回答说，他已向布拉格派出了一辆汽车，上面坐着几名军官，可是，还没得到他们的报告。我命令他按这个办法，再派几名通信军官坐飞机去布拉格。
时间不断流逝，而派出的飞机又没回来，照样没有新消息。我又派了方面军司令部作战部的一名军官，乘坐通信飞机，同时命令克拉索夫斯基，起飞一个战斗机群，并让飞行员们从低空查明布拉格的情况。当他们回来后我们才得知，市内已看不到任何战斗，大街小巷到处是人群。
布拉格已获解放，已经清楚了。但是，始终都没有从任何一位集团军司令员那里，得到一份明确的报告。
后来才搞清，这种情况是由于布拉格市民的狂欢引起的。一支又一支游行队伍行进在大街上。当苏联军官出现时，他们立即被友好地包围，人们拥抱他们，亲吻他们，把他们抬起来往上抛。我派出的所有通信军官，都这样一个一个地被亲吻、款待、鲜花所包围……
后来，几位高级首长——如列柳申科，雷巴尔科，以及后来乘车去的戈尔多夫，也一个一个地陷入了这种友好的拥抱之中。他们谁也没能从布拉格脱身，迂回到自己的指挥所，返回到自己的通信枢纽部去详细报告情况。
情况不时通过电报到我这里，但是，我可以说，它们全都特别短：“布拉格夺取了”，“布拉格夺取了”，“布拉格夺取了”……而我不但要向最高统帅报告布拉格夺取了，而且要报告，是在什么情况下夺取的，在何地碰到了何种抵抗。有没有有组织的敌人，假如有，那么，他们在往什么方向撤退。
总之，布拉格解放的这一天，对我来说是极不平静的。通信军官找不到了，旅长、军长找不到了——所有去的人都找不到了！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人们高兴到了发狂的程度！
后来，人们不止一次地问我，特别是在庆祝庄严的周年纪念日的时候问我，最后一天的战斗情况怎样？关于战争的最后一个战役，我有什么感受？你们可以看得出来，问题绝非这样简单！
由于布拉格发生了导致通信中断的对我军的隆重欢迎，我实际上砒搁了最高统帅发布布拉格解放的命令几小时。我催促自己的部属，要他们提出详细报告，而这时，莫斯科又接连不断来电话：“您听着，要知道，今天应呜放庆祝完全胜利的最后一次礼炮：您的报告究竟在哪里？您在哪里？您那里出了什么事？全面投降书早已签字，而您那里还是什么也没有。”
总参谋长至少给我打了十次电话，要求提出最后报告，而我自己也没得到这样的报告，于是一拖再拖报告的时间。直到终于收到令我满意的报告，并加以核实后，我才写出了自己的报告。报告说，上午9时，布拉格完全解放，敌人已肃清。我重复一下，虽然我们的第一批坦克是夜间3时进到那里的……
在结束叙述乌克兰第1方面军的最后一次战役时，我想谈谈一名军事记者。他是第一个乘通信飞机到布拉格，并第一个写出有关布拉格解放的消息的人，而在此之前，他和乌克兰第1方面军部队一起，渡过了他整个的战斗历程。他就是的里斯·尼古拉耶维奇·波列沃伊。
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战争初期，在加里宁方面军。后来，从1943年起，他作为《真理报》的一名优秀记者，先后在草原方面军、乌克兰第2方面军和乌克兰第1方面军进行采访。
我个人认为，他最熟练、最客观地说明了战斗事件的经过，因为他本人就是这些事件的见证人和参加者。一方面，他描写了战斗生活中那些通常鲜明的，原则上有教育意义的事实。在他的通讯报导中，可以找出数十个真实可信的战争中的英雄形象。另一方面，他始终了解发生在前线的所有事情的规模，常常拥有一切为他所用的情报，在事件的高潮中，总是出现在关键性的地段上，并在战争过程中，向《真理报》提供了不少有关前线最大战役的有益的、总结性材料。
他的军事通讯报导是很有学识的，都是用平静的、并非大吹大擂出语气写成的。它们在我们繁重的工作中，帮了我们的忙。
很遗憾，有些新闻工作者和作家，却不能这样表现战争中的人。读到他们的通讯报导，有时我就有这样的感觉，好象我首先看到的是一部大机器的轮子，而在那儿某个地方，在这个轮子的旁边，人还没有蚂蚁大。轮子，当然是一个重要的部件，特别对于战争这部机器来说，更是这样。可是，不管怎样，战争中主要的还是人，是人想出了这个轮子，并使它转动。
此，依我看，一个作家不去努力表现人的心灵美，其中包括战场上的人的心灵美，就不能给苏联报刊和它的读者，其中包括军人读者带来很大好处。
而我喜欢波列沃伊的通讯报导恰恰在于，他将自己的全部精力和对人的尊敬贯注到作品里了。后来，就因为这点，我喜欢上了他的《真正的人》这本小说。该书好像是战争期间他在前线所做的一切的继续。
战争的后三年，我同波列沃伊并不经常见面，而且，通常见面的时间也很短，因为自己总是忙。
在宽大正面上、司令员工作中的间歇是很少的，因为通常时而在右翼，时而在左翼，时而在中央——也就是要在某个地方采取积极的战斗行动。不知是进行局部作战，还是调整部署，还是改善态势。在大的战役进入高潮时就更不用说了。
然而，波列沃伊是个很了解前线情况的人，我要补充说一句，他是个对情况很敏感的人，他总是找到能在我这里拿到登报消息的时机。在这种情况下，我总是乐意同他交谈，因为，我知道，他同我见面是为了事业，他可以在报纸上真实地、毫不歪曲地、不加任何臆断地介绍前线发生的事情。
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经常待在部队，总是毫不犹豫地乘车或坐飞机到战斗最激烈、最危险的地段去，及时获取前线发生的全部情况。依我看，他可以说是战时我所碰到的苏联报刊许多真正代表中最讲时效的一个人。这个词符合我们的军事术语，于是，我用它来作为对波列沃伊完全应得的称赞。就是在战争的最后一天，他仍表现了这样的时效性——他是所有记者中第一个出现在解放后的布拉格的人。
由于结束了战争的最后一个大事件，解放了布拉格，并完全合围了舍尔纳集团，乌克兰第1、第2和第4方面军的部队，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了具有重大政治和战略意义的任务。
柏林战役和布拉格战役的进程和结局，是苏联军事学术完全成熟的又一证明，是我们指挥干部高度的组织能力和苏军部队高超的战斗技能的又一证明。
为庆祝解放布拉格而鸣放的礼炮是战争的最后一次之前的一次礼炮。在此之后几小时，在莫斯科以一千门大炮鸣放了最后一次礼炮一胜利的礼炮。
我在自己的前进指挥所，通过收音机听到了最后的礼炮声。当时和我在一起的有我的许多战友——军事委员会委员克赖纽科夫和卡利琴科，方面军各兵种司令和勤务主任、政治部、作战部军官。从各个方向响起的自行礼炮，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增加了隆重的气氛。先遣部队向前开去很远了，他们当然也会在那里用各种武器齐放礼炮，但是，我们听不到。然而，此时第二梯队正不惜一切地在我们周围鸣放起来。用冲锋枪、卡宾枪和手枪向空中齐放的既有信号弹、也有空包弹、还有实弹。总之，每个人只要能放的都放了……
现在，我已记不清这一晚上的所有详情。我只记得那天晚上举行过一个时间不长的聚餐，我还记得，大家都以特殊的感情唱了很多歌，但当晚我对大自然的感觉记得最清。当时，春意正浓，一切都散发出香气并且有这样一种感觉，仿佛你重新看见了大自然似的。
胜利的喜悦当然是欢畅的，但是，起初我们甚至仍然没有充分感觉到这种喜悦。我老实地讲，这天我最大的一个愿望是睡个好觉。我想，看来，终于可以好好睡一觉了，即使不是今天，那么，也是很快的事了。
在那天夜晚，我自己还是没能睡个够。那么多刻不容缓的事几乎马上涌了过来！其中第一件事是，收到了一份出人意料的报告，在梅尔尼克地域，仍有相当数量的德寇在抵抗。我不得不立即下令派出坦克部队，前往消灭这一尚有一定力量的有组织的集团。
后来，别的事情也挤了进来，应该说，当时我简直没有领略到胜利日的整个欢乐。我想，不仅是我，而且还有其他方面军司令员，直到在莫斯科举行胜利阅兵和接着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招待会上，才真正感到了胜利的节日。在那里我才感到，一种担子真正从我肩上卸了下来，我感到了轻松，并允许自己为胜利干杯。
5月9日，我一直忙到深夜，而10日早上，就动身去布拉格。我所经过的道路，被堵得严严实实。好像有三支互不相混的人流在路上走着。第一支，也是最大的一支，是舍尔纳集团的战俘纵队。它的先头已经接近德累斯顿，而尾巴却还在布拉格附近。第二支，是被捷克人逐出捷境的苏台德区德国人。
第三支巨大人流是由从法西斯集中营返回家园的人们组成的。在这一地区，这样的集中营有不少。这里分布着许多军工企业，德寇利用从欧洲各国逼迫来的劳动力在这些企业里干活。从集中营返回家园的人们的样子，使我产生了双重感情——既高兴、又痛心。高兴的是，他们正在重返生活、重返家园。痛心的是，看到他们，简直使人难过，因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是那样虚弱和令人可怕地消瘦不堪。
后来，我又多次到过布拉格，而且很喜欢这座美丽的城市，但是，自然，对它的初次印象简直是不可磨灭的。该市在继续欢庆自己的解放，而且，这种普遍欢庆胜利的场景，这些旗帜和鲜花，使它变得更美丽，充满了节日气氛。仅管在途中的某个地方，我们碰到了废墟和火灾遗址，这些遗迹是在布拉格起义的日子里，法西斯分子的扫射和轰炸造成的。
5月10日这一天，我只是走马观花地看了一下布拉格。这时，我总的感觉是愉快的，因为布拉格受到的破坏比较小，我们完好地保住了这座城市。
晚上，在布拉格近卫第3集团军的司令部，我和军事委员会委员М·В·克赖纽科夫一起，会见了我们的勇敢作战的集团军司令员——雷巴尔科、列柳申科、戈尔多夫和这几个集团军军事委员会的委员。我们向全体军事首长衷心祝贺胜利。他们也同样祝贺我们。
然而，没有时间去长时间地互相祝贺，必须考虑恢复正常生活的问题，居民的供应问题，还要考虑任命布拉格卫戍司令和城防司令的问题。在这件事上，也出现了人们生活中常有的事，即使现在，过了二十多年，这些事还使我发笑。
我坐在戈尔多夫的司令部里，谈着刚刚结束的战役的结局时，当了一次雷巴尔科和列柳申科激烈争论的见证人。他们争论的问题是谁先进入布拉格。按照从苏沃洛夫时代开始的我们俄国的军事传统，形成了这样一个习惯，哪位将军先进城，通常就任命他为城防司令。由于这一原因，使这场争论变得激烈起来。
两位英雄的坦克将军，无论如何也不相让第一的荣位，听到他们之间的这场争论，我认为，不应加深他们的“内讧”，于是，我当即任命近卫第3集团军司令员戈尔多夫上将为卫戍司令。这样，一下于就使两位坦克集团军司令员的希望失去了意义。接着我又任命一位可以说是中间人物的人为城防司令，他就是近卫第5集团军副司令员帕拉姆津将军。
就在这天晚上，在我用高频电话向斯大林报告任命戈尔多夫为布拉格卫戍司令的时候，我遭到了意外的反对。斯大林不明白，为什么要说卫戍司令，而他比较喜欢“警备司令”这个词。我只好在电话里向他解释，按照条令，在相应区域内的所有部队，都隶属卫戍司令，而警备令司则听命于他，主要负责卫兵勤务，维持内部秩序。
听完我的解释，斯大林才批准戈尔多夫为卫戍司令，并指示我，对贝奈斯总统和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从科希策迁回布拉格，给予必要的协助。
我执行了这一指示。贝奈斯总统和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希望坐飞机从利希策飞回布拉格。我们派了接运他们的飞机。
那天，当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成员到达布拉格时，在布拉格机场上，列队站着乌克兰第1方面军部队的仪仗队。装甲坦克兵上将雷巴尔科、城防司令帕拉姆津少将和其他官员——乌克兰第1方面军的将军和军官，代表了我们军事当局。
第二天，我又去布拉格，在那里会见了捷克斯洛伐克部长会议主席兹德尼克·费林格，克利门特·哥特瓦尔德和政府其他成员。在友好气氛中，讨论了布拉格和整个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生活正常化的问题，在解决这些问题时，我们给了捷克斯洛伐克朋友们尽力的援助。
我特别亲切地回忆起当时我同我的战友卢德维克·斯沃博达将军的会见，他曾领导过捷克斯洛伐克国防部。我第一次认识他是在1944年喀尔巴阡—杜克拉战役的时候。当时，我们实施该战役的目的在于支援斯洛伐克的民族武装起义。战役初期，斯沃博达是一名旅长，后来开始指挥整个捷克斯洛伐克军，取代了因不称职而停止了指挥的克拉托赫维尔将军。
在残酷的流血战役中，卢德维克·斯沃博达表现突出，他是一位具有组织才能而又十分勇敢的人，可以毫不夸张地讲，在战场上，他决不会在敌人面前屈服。可是，有时他简直是太拿自己的生命去冒险了。我甚至不得不多次指示斯沃博达同志，让他不要经常出现在自己部队的战斗队形中，并请他即使在紧急时刻也还是不要成为一名冲锋枪手，因为作为一名军长，他对我们来说是很宝贵的。
战争期间，当捷克斯洛伐克政府驻在伦敦的时候，正规地讲，斯沃博达对于我们，只是一位外国的代表，而且是一位资产阶级国家的代表。我正式称呼他为“将军先生”，但在内心里，我无论怎样也不习惯这样对待他。对我来说，他是一位真正的同志和战友，因此，在非官方和非外交需要时，在战斗情况下，我总是称他为同志。实际上，是和捷克斯洛伐克军的所有其他军官一样称呼的。而只是在少数情况下，当我对他的行为不太满意时，为了强调我的不满，才改称“将军先生”。可是，当他的事情进展顺利时（大多数情况下是这样），我就称他“将军同志”或“斯沃博达同志”。
在许多战斗中，我真正了解了斯沃博达将军这个战斗的组织者。斯沃博达走过了从独立营长（1943年春在哈尔科夫）到军长的道路，他符合对战场上带领大兵团的人所提出的要求。他很坚定，能坚持执行自己的命令，但这并不妨碍他谦虚地对待部属。
在同苏军首长的关系上，斯沃博达总是坦率、友好、真诚的，我们也是同样对待他。
经过战争的考验表明，表现在共同的战斗事业中的那种友谊比任何口头上的东西更可靠。这种友谊是在完成重要的、需冒生命危险的复杂任务中形成的。我们同捷克斯洛伐克步兵军的军人们及其军长斯沃博达将军的战斗友谊，正是这样诞生和形成的。在战斗过程中，特别是在喀尔巴阡山脉的战斗中，这种友谊真正是以鲜血凝成的。由于在同德国法西斯侵略者的斗争中表现了勇敢和英雄主义，捷克斯洛伐克的一些军人O·雅罗什，A·索霍尔，C·瓦伊达，P·捷萨尔日克，游击队长Я·涅列普卡，和后来当上将军的众所周知的卢德维克·斯沃博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