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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剑英的精辟发言，得到许多与会者的赞同，对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制定全国抗战的战略方针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在南京，周恩来、朱德、叶剑英通过国防会议上发言亮相，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使共产党在南京逐渐取得了合法的地位。在会议期间，叶剑英利用各种机会和场合同南京党政军各界要人以及冯玉祥、刘湘、白崇禧、龙云、张发奎、黄琪翔、黄绍■等各地将领，一一会晤交谈，积极促进抗日统一战线的工作。从接触中，他深切感到，南京主战空气越来越浓，主和者不得人心。对于蒋介石的抗战态度和军事部署，有了进一步了解，心中有了数。国防会议结束后，叶剑英等即迁移到南京中央路鼓楼附近傅厚岗66号（现为青云巷11号）一栋二层楼房内办公。以后在此正式设立了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
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淞沪抗战爆发。这一天，周恩来、朱德和叶剑英就同国民党谈判条件向中共中央提出四点建议：努力抗战，以巩固蒋介石的抗战决心；红军立即改编，争取开动；力争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催促南京发表红军改编后正副指挥的任命。
不久，朱德离开南京去西安后，叶剑英继续协助周恩来奔走于国民党军政要员之间，积极开展团结抗战工作，多次同何应钦、蒋鼎文等接触会谈。有一次，何应钦举行家宴，邀请周恩来、叶剑英。大家正在用餐，电话铃突然响起来。何应钦接完电话后回到桌旁，高兴地说：“报告你们一个好消息，委员长说要坚决抗战啦！”周、叶当即说道：“如果蒋先生真能坚决抗战，那当然是一件大好事。”何应钦接着说：“敌人在上海都打我们了嘛，我们还不抵抗？”叶剑英补充说：“如果不抵抗，大家都要当亡国奴了！”大家谈得很投入，气氛融洽。
在日寇大举侵华（2）
国共双方经过多次谈判，终于达成协议，实现了第二次合作。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将中国工农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22日，中共中央在陕北召开洛川会议，组成以毛泽东为书记，朱德、周恩来为副书记的十一人的中央军委，叶剑英为军委委员。随后，中央军委发布第八路军命令，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叶剑英任参谋长。八路军总部正式委派参谋长叶剑英为八路军驻南京的代表，李克农为驻南京办事处主任。叶剑英代表中央和军委，以公开合法的身份进行活动，坚持贯彻中共中央抗日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既坚持原则性，又掌握灵活性，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
当时，在南京“首都反省院”关押着一大批中共党员和革命同志。七七事变之后，国民党政府迫于全国各阶层民众一致要求释放政治犯的压力，释放了一批关在南京中央军人监狱的刑期较短的政治犯，但对一些“重要的政治犯”却不予释放。“八一三”之后，日军飞机轰炸南京，“释放政治犯”的呼声越来越高，监狱难友强烈要求出狱。斗争也越来越激烈。在这种形势下，周恩来和叶剑英想方设法了解监狱难友情况，多次进行交涉，营救被关押在南京几个监狱里的难友。
8月18日，他们驱车来到“首都反省院”。叶剑英翻看“犯人”花名册，发现曾在莫斯科劳动大学同学的夏之栩和比较熟悉的熊天荆、王根英三位女同志的名字，立即向院长提出要先见她们，营救她们出狱。
周恩来、叶剑英向陪同在一旁的监狱反省院长提出要求，先保她们三人出狱。随后提出要去看其他难友，在监狱的大礼堂里，同大家见了面，向难友们表示关心和问候，简要地讲了讲国际形势和国共合作的问题。叶剑英告诉大家，很快接大家出去，参加抗日。难友们热烈鼓掌，高兴得跳起来。
夏之栩等三位战友出狱后，又详细汇报了其他一些同志关押的地点，列出名单向国民党当局要人。经过狱外强有力的营救和狱中斗争的响应，一批又一批的“政治犯”终于相继出狱了，总共500多名难友从国民党监狱中被救出。其中有共产党员钱瑛、刘宁一、帅孟奇、彭镜秋、黄文杰、王鹤寿、刘顺元、郑绍文、曹瑛、赵希愚、谭天度、肖桂昌、顾玉良、周云德、陈曾固、喻屏、陈春林、熊有清、陈霖、何洛等同志。这批人出狱后，大部分经西安转送到延安，一部分送衡阳八路军办事处办的训练班学习，少数就地分配了工作。后来，这批同志中的少数人在革命战争中牺牲了，大多数在建国以后担任了重要领导职务，为党和人民做出了贡献。
老共产党员谭天度被捕后判刑十年，释放出狱时，兴奋异常，赋诗一首：“吉凶祸福非前定，屈伸苦乐亦无凭。昨夜乌云犹盖地，今朝举目见天青。”
多年来，这位健在的105岁老人每当想起南京监狱那段生活，总是感激周恩来、叶剑英解救之恩。
不久，周恩来离开南京后，叶剑英与国民党继续谈判和交涉，解决国共两党谈判中一些未能解决的遗留问题。8月25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和副主席朱德、周恩来正式发布命令，根据与国民党南京政府谈判结果，宣布主力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9月1日，按照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命令，第八路军改称第十八集团军，隶属第二战区），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叶剑英为参谋长，左权为副参谋长，任弼时为政治部主任，邓小平为副主任。第八路军在总指挥部率领下，东渡黄河，开赴华北前线，对日作战。中共中央为了加强统一战线工作，决定成立长江沿岸委员会，周恩来、博古、叶剑英、董必武、林伯渠为委员，周恩来为书记。
叶剑英在南京期间，还广泛接触国民党上层和社会各界人士，就陕甘宁边区、海南游击区的发展、太原失守后的战略部署，以及在南京创办《新华日报》等问题，多次与国民党当局谈判，巩固和扩大了统一战线。根据党中央指示，就南方游击队改编问题，叶剑英同国民党进行了多次谈判。9月下旬，叶剑英和博古与国民党代表经过谈判，商定将南方八省区我游击队的主力编为一个军。项英到南京找叶剑英等商议南方各省游击队及改编意见。叶剑英和叶挺在南京具体商谈成立新四军事宜。11月21日，他俩面见蒋介石提出有关新四军的编制、经费和武器配备等问题，促进了新四军的组建工作。
在日寇大举侵华（3）
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团结抗战
1937年11月12日，日军占领上海，直逼南京。
11月下旬，叶剑英奉中共中央之命，同办事处人员一起撤离南京，抵达素有“九省通衢”之称的武汉。当时这里已成为国民党统治区的政治中心。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设在汉口旧日租界中街89号大石洋行。办事处虽然只是共产党在国统区的一个小小的政治机构，但却像大海中的一座灯塔，在黑夜里放射着光芒。当时国民党办的《抗战》杂志曾有一篇署名“实甫”的文章这样写道：“八路军驻汉办事处会客室是一间小房子，陈设简朴，没有沙发和椅子，仅当中有一茶几，四周放着几把小圆形凳子。进门的右边墙上，挂着两幅五彩的国耻表：一是关于不平等条约的；一是关于丧失国土的，显示着这里是一些为民族解放而苦斗的战士居住的环境。叶剑英很忙。他沉着练达，态度和蔼，谁都看不出他是运筹帷幄、勇敢善战的人民解放的斗士。”
叶剑英就是这样一位人民解放的斗士，为抗战大业奔波不息。
12月中旬，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由项英、周恩来、博古、董必武组成中共中央长江局，领导南方各省党的工作；由周恩来、王明、博古、叶剑英组成中共代表团驻武汉，继续同国民党进行谈判，协商国共两党合作事宜，推动统一战线工作。21日，国共双方就成立两党关系委员会问题达成协议，叶剑英为委员会成员。随后，出席中共代表团和中共中央长江局举行的联席会议。会后，叶剑英与周恩来、叶挺、项英等商谈，新四军办事处于25日在汉口正式成立。叶剑英常到新四军军部和叶挺家中，与叶挺交谈抗战形势和任务。有一次，在叶挺家中，看到年轻的廖似光在座，叶挺忙拉着她介绍说：“这是我的外甥女。”叶剑英风趣地说：“以前为什么没听说过，难道还要保密吗？”大家都笑了。接着谈起家常和往事，一直谈到深夜，恋恋不舍离去。后来，新四军军部迁往南昌，叶挺仍留在武汉，以配合周恩来、叶剑英等继续与国民党当局周旋。
时间跨入1938年，战争形势日趋复杂，叶剑英在武汉的工作更加紧张繁忙。他站在同国民党谈判交涉的第一线，既要出席中共代表团和长江局联席会议，商议有关军事和其他各方面的问题，又要出席国共两党关系委员会会议，谈判解决有关共同的政治纲领以及团结抗战、边区地域、政府组织、军队扩编、财政供给等一系列问题。按照党内分工，他还要向党中央随时报告战事进展情况，并提出各种建议。还同各方面爱国民主人士商谈救国救民的大事。长江局专门设立了“友军工作组”，在叶剑英等领导下专做军事统战工作。叶剑英和周恩来先后接见了川军邓锡侯、刘文辉及滇军龙云的代表等，交谈合作抗日、互相帮助问题。卢沟桥抗日名将何基沣经过洽谈后，被介绍去延安参观访问。在台儿庄战役中负重伤的国民党一二七师师长陈离来汉治疗，叶剑英立即与董必武等去医院看望慰问。陈深为感动，诚恳表示伤愈重返前线后，加强国共合作。他升任副军长后，继续与共产党保持联系，合作抗日。周恩来和叶剑英还与一些战区司令长官联系，商谈在该战区所在地设立“民众动员委员会”、“抗敌工作委员会”等机构团体，开展抗日宣传、组织等工作。叶剑英还应邀为国际反侵略宣传周、“儿童日”、《新华日报》创刊题词，给坚持在前方抗日的将士写信慰劳，等等。
按照党内分工，他还参加领导中南、华南地区中共地下组织领导工作。他陪同周恩来、董必武向新四军第四支队负责人高敬亭等传达中共中央关于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发展抗日武装力量的指示，要第四支队从湖北黄安七里坪、河南确山竹沟向东挺进抗日，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坚持游击战争。他还先后到中共湖北省委在黄安七里坪主办的济南游击战争训练班和国民党在武昌珞珈山主办的短训班、冯玉祥在武昌的手枪营，主讲《论持久战》和游击战术的课程，对官兵和青年学生们进行敌后游击战争的教育。1938年5月，徐州失守后，他又与周恩来一起向中共河南省委书记朱理治、省委军事部长彭雪枫等传达中央《关于徐州失守后华中工作的指示》，要求河南省委立即贯彻执行。河南省委根据指示，对广泛开展全省各地的游击战争作了具体部署，并动员1万多城市工人、学生、革命分子回乡开展工作，沿陇海、平汉线组织游击队，建立根据地。以后省委又派萧望东率部队从竹沟挺进豫东敌后，成立新四军游击队，将工作重点逐步移向豫东，开创苏鲁豫抗日根据地。
在日寇大举侵华（4）
广州失陷前，中共广东省委军委书记尹林平请示长江局，要求加强农村工作，建立农村小块游击区，组织和扩大工农武装，准备打游击战。负责军事工作的叶剑英立即复电同意，并作了具体指示。叶剑英还根据中央指示，秘密与香港中共地下组织经常联系，开展统战工作。
由于叶剑英曾在第一次国共合作大革命时期长期与国民党军政要人打过交道，他在国民党军界尤其是在上层高级将领中享有很高的声望，一些真心抗日、即将奔赴前线的将领们都十分愿意找他交谈，听取这位十八集团军参谋长的意见。3月上旬，桂系将领白崇禧奉命去徐州协助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指挥作战，临行前特意邀请周恩来和叶剑英到自己的住处，商谈五战区对日作战方略等有关问题。白崇禧走后不久，周恩来、叶剑英又派张爱萍以八路军代表的名义去见李宗仁，劝他在济南以南、徐州以北抵抗日军，同日军打一仗。这些建议为白、李两人欣然采纳，客观上促成了台儿庄战役的胜利。周恩来、叶剑英还会见白崇禧的机要秘书、中共秘密党员谢和赓，对谢在广西的工作作了明确的指示。他们还派张友渔等到湖南加强同程潜的联系工作。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处长钱之光回忆叶剑英这一段的工作情形，说：“在武汉，叶剑英工作比较忙，同各方面的接触很多，派干部到新四军，动员一些青年学生去解放区，利用各种机会做国民党军队的工作，不但桂系的，其他各系的工作都做。当时有这样一个特点，就是除周恩来以外，有声望的是叶剑英。与他相识熟悉的人很多，这一有利条件使他在统战工作中起了很大作用。那个时候的工作方法是在一起吃顿饭，在一起谈谈、说说情况就把事办了。还有海外华侨的工作，叶剑英做得很多。抗战中，海外华侨捐献了大批钱物。叶剑英同宋庆龄、何香凝他们的关系也是很亲密的。”
这一时期，叶剑英公开发表了许多文章和演讲，宣传和介绍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的思想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扩大共产党和八路军坚持抗战的影响。为增强全国人民坚持抗战的信心，叶剑英及时向国民党转报八路军战况，宣传八路军、新四军对日作战的战绩。同时他还广泛宣传国民党军在正面战场取得的胜利。同时，同国民党当局多次交涉、谈判，解决中共扩充军队的编制员额，请领军需、装备物资等问题，并为八路军向山东、河北发展争取合法地位。
为了取得国际支援，扩大中国抗战影响，叶剑英还利用一切机会广泛接触国际友好人士。他先后同伊文思、斯诺、艾黎、马海德、爱泼斯坦、史沫特莱等著名国际人士多次交谈，宣传抗战。印度援华医疗队来华，他在欢迎会上热烈致辞，并亲切会见阿尔泰·爱德华、柯棣华、卓克华等，感谢印度人民支援中国的抗战事业。后来，柯棣华不幸牺牲，叶剑英细心照料他的亲属。柯的妻子郭庆兰回忆此事，写道：“叶剑英派人来请我和印华去他那里。我过去没见过他，自感衣帽不整齐，又带孩子，不免有些拘束。我去时只见他和夫人都在屋子里等候我。叶剑英只穿着一身普通军装，当即迎上前来和我紧紧握手，我抱着印华坐在饭桌旁边，桌上摆满了热腾腾的饭和菜。印华伸手便要抓着吃，我真有些不好意思。他笑着说：‘没关系。’并招呼我吃饭，他的夫人还帮助喂孩子。我的心情这时才平静下来。叶参谋长说，1938年，他在武汉就认识了柯棣华大夫。当时，他曾亲切接见过医疗队全体成员。爱德华是队长，柯棣华是最年轻的两位医生之一。他说，柯棣华医生很活泼，肯学习，还会说几句中国话，在欢迎大会上唱过《义勇军进行曲》和《马赛曲》，使那次欢迎大会显得很活跃。他说，那时柯棣华等坚持要去延安。最后他和周副主席只好表示同意。我听到后感到有说不出的高兴。他又抱过印华，逗得孩子直笑。看到他对下级干部如此平易近人，亲切可爱，实在使我感动万分。他看着孩子对我说：‘孩子可不胖呀，你是护士，应该把他喂得很好。一定要带好孩子，将来印华回国到印度像他爸爸一样，为印度人民服务。’”
在日寇大举侵华（5）
辗转战广州、港澳，奔走呼号为统战
抗战进入第二年初夏，日军进逼武汉，攻向广州。广州民众惶惶不安。叶剑英决定利用去香港就医的机会，在广州停留，与地下党负责人云广英等取得联系，交换意见，同时，以合法身份同国民党军政界及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