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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游击战重于正规战。”并决定办游干班，要中共派干部去教游击战战法。会后，周、叶就有关办班的具体问题与国民党方面达成协议，并向中共中央作了汇报。毛泽东同中央几位负责人研究这一问题时表示赞成，说“去吧，讲我们的一篇道理”，要叶剑英去那里宣传中共的抗日主张，传授游击战战术，并决定让他带一批得力干部去南岳参加主办游干班。
在衡阳八路军办事处，叶剑英与周恩来反复商量，决定抽调李涛、边章伍等，立即着手从组织上、教学上进行准备工作。
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成立时，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任命汤恩伯为主任，叶剑英为副主任。不久，改由蒋介石兼任训练班主任，白崇禧、陈诚兼副主任，汤恩伯任教育长，叶剑英任副教育长。周恩来被聘为训练班的国际问题讲师。叶剑英接到通知后，率领中共方面参加办班的教官、工作人员、武装警卫班共30余人前往南岳报到。1939年2月15日训练班举行开学典礼，正式开课。
在日寇大举侵华（9）
训练班第一期学员招收了1046人，编为8个大队，有教官和科室管理人员95人（其中少将52人）、八个大队的长官52人（少将4人）。学制定为三个月。训练科目中，军事教育，以游击战的战略、战术及爆破技术为主；政治教育，以民众运动及游击战、政治工作为主。叶剑英借鉴红军学校办学的成功经验，强调教育训练要从抗战的实际出发，严格要求。各门课程的教学大纲和讲义教材，都由他直接审定。他还注意言传身教，并告诫全体工作人员：“我们是共产党员，每个人都是共产党代表团的成员，我们的一言一行，都代表党，不能给党丢脸。”他还亲自制定“工作六大注意”，即：坚定的立场，苦干的作风，谦和的态度，简朴的生活，虚心的学习，严肃的纪律，并书写张贴在八路军教官集体办公的第一教官室的墙壁上，用以自励和互勉。
经过一段训练实践，叶剑英于4月23日写了《参加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工作情形报告》，派人送给在重庆的周恩来，并报中央。这个报告对训练班的准备工作及具体组织情形作了详尽的汇报。报告在教学方面有九大特点，然后对训练班的作用、前景作了充分估计，写道：“根据我们现在已有的材料看来，的确证明（国民党方面）开办游训班的动机是包含着两方面的：一方面是真正为了开展敌后游击战的企图。……我们的结论是这次参加游训班的工作，由于我们有坚定的立场，诚恳的态度，一般的说是有收获的，对统一战线有利的。”
作为游干班主要领导人和首席教官，叶剑英不仅负责筹划全盘教育工作，而且亲自讲授“游击战争概论”这门主课。其他的几位教官负责讲授游击战术和游击战中的政治工作。叶剑英每周讲两次课，听众很多，有时达两三千人。连国民党第九战区的一些军官也慕名从长沙、衡山赶来听课。当然，来听课的人动机并不相同。据沈醉回忆，戴笠听说叶剑英等在南岳讲课，很想把中共打游击的一套办法学过来，便设法派军统临澧特别班的两个副大队长到训练班工作、听课，当时来听课的，甚至还有南岳各寺庙的和尚。课堂容纳不下时，就在外面广场讲大课。叶剑英上课时通常穿那套褪了色的军装，讲得深入浅出，通俗易懂。他那精辟的见解，出色的口才，儒雅的风度，深深吸引住了所有在场的听众。
当时国际新闻社的一位战地记者高咏，听了叶剑英的讲课后大为赞扬。他在一篇通讯中用一大段文字描绘了叶剑英在讲授“游击战争概论”一课时受到学员热烈欢迎的情景：“在课堂上，游击战争战略家叶剑英先生的游击战争概论一课，最为学员们所爱好，这一门课，在课堂规定是二十小时，占全班军事学科七分之一，每次听课二小时，总会发生学生提延长时间的要求。每一次上课，都是肃穆的空气统治着课堂，游击战争的革命意义，游击队产生的客观条件，游击战的运用，……每一个单字，都在每一个听众的脑子里爬过，也都在每一个听众的笔记簿上爬过。下课的号声响了，听众还是不愿意走，‘再讲五分钟好不好？’这样的问题常常提出来，这些话语里充满了迫切的求知心与战士的要求。”
游干班虽办得顺利，但也有矛盾斗争。国民党当局在日本帝国主义诱降下，加紧筹划反共分裂阴谋。汤恩伯的态度也随之有所变化。训练班中的顽固分子借机寻衅，散布流言，制造摩擦，暗中监视中共人员。他们不准学员个别接近中共人员，害怕被“赤化”。面对这种情况，叶剑英领导代表团全体成员对训练班里的国民党顽固派分子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争取团结更多的抗日爱国军官学员，扩大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影响。在圣经学校礼堂的学员大会上，在例行的总理纪念周上，叶剑英和其他国民党官员经常发表各自的抗战主张，有时观点相左，甚至发生争执。一次，汤恩伯在学员“朝会”上公开说：“蒋委员长对打败日本是完全有把握的，但各种迹象表明，共产党今后是否能服从国民政府的领导，令人产生怀疑。”叶剑英立即上台予以反驳：“中国共产党对国共合作的诺言是忠实履行的，实践孙中山先生的救国主张也是矢志不渝的，不像有些人早上恭读总理遗嘱，晚上恭读问题遗嘱，天天阿弥陀佛，却不去真正进行实践，这样究竟对国家、民族有什么用？！”说罢愤然离去，以示抗争。训练班副主任陈诚一看不好收场，便急忙上台训话。他貌似公正实则各打五十大板：“教育长与副教育长闹意见，是怎么一回事？古人说君子与君子无争，何以故？以能互让故也。他们二人都不能互让，所以争起来了。由此观之，两个都不对。”尽管如此，叶剑英在训练班，还是以大局为重，时时处处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争取与多数的国民党官员合作处事。他与后来担任教育长的李默庵一直保持着友好关系。李是黄埔第一期学生，十分尊重叶剑英。40年之后，李从美国归来，特意看望叶剑英，还恭敬地称他为“老师”。李回忆这段往事，感慨地说：“我是他的学生，在南岳，凡是教育方面的事，都由他做主，他热忱执教，甚得好评。他经验丰富，且善于辞令，深入浅出，更受欢迎。他讲的游击战术深改变了国民党军将领只打正规战的观念。我们也学着发动民众，开展游击战争，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不计一城一地之得失。这在国民党军中开创了先例，对推动抗日战争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在日寇大举侵华（10）
衡山脚下一处名为“枯盈园”是参加办班中共方面人员所在地。大家的生活十分清苦。一向豁达乐观的叶剑英带头活跃文化生活，通过开展读书和歌咏演出等文娱活动，提高大家的文化情趣。他利用空闲，和同志们登临南岳祝高峰，极目远眺，赋诗一首，表示坚持抗战、挫败顽敌的坚强意志。诗曰：
四顾渺无际，天风吹我衣。
听涛起雄心，誓荡扶桑儿。
叶剑英十分借重通过开展娱乐活动搞好同友军的关系，扩大共产党、八路军的影响。训练班成立后不久，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所属的抗敌演出队第八队到南岳演出。演出队到南岳的第二天，训练班在南岳镇上唯一的“大饭店”南濠酒家举行欢迎宴会。演员们见了叶剑英，都把他围起来，问这问那，争着和他在一桌吃饭，边吃边谈，宴会快结束时，国民党的几个官员突然起哄，要演出队的女同志唱歌。由于他们态度不严肃，八队的同志产生了反感，会场上的气氛顿时变得紧张起来。这时，叶剑英从容不迫地站起来，说：“我来唱一个。”说着，他清了清嗓子，把一只脚踩在桌边的一条小凳子上，声音洪亮地唱起了陕北小调《开荒》：“开荒呀！开荒！前方的战士要军粮。织布呀！织布！前方的战士要衣服。大嫂嫂，老爹爹，丈夫娃娃不要惦记他。我们努力耕织，不少他们穿吃，打败鬼子好回家！”一曲终了，掌声四起。叶剑英乘兴提议：“八队同志也唱一个！”八队照例由女同志站在前排，先后齐唱了《红缨枪》《大刀进行曲》等歌曲。宴会最后在活跃、友好的气氛中结束。演出队在南岳期间，叶剑英亲自带他们在衡山师古桥向民众演出爱国名剧《陆登殉国》，激发乡民和士兵抗日保国的民族气概。演出后，叶剑英登台向观众挥手致意，并发表了激动人心的讲话，动员群众团结起来，把日本鬼子赶出去！观众听了叶剑英的讲话，群情振奋。田汉即兴吟诗一首：“风云叱咤老毛奇，却把奇功属教师，师古桥边嘶战马，将军亲作教师时。”这首诗高度赞扬了身为“教师”的叶剑英将军为群众喜爱，成为这段历史的见证。
在南岳期间，叶剑英还广泛接触各界爱国人士，引导和支持他们采取各自选择的方式参加抗日救亡。他专程到兰山亭寺庙进行宣传讲话，题写了抗日诗词，陪同周恩来去祝圣寺会见了暮笳、演文、巨赞等法师，和他们一道研讨抗日救亡善事。周恩来在暮笳的纪念册上亲笔题词：“上马杀贼，下马学佛。”在南岳宗教界引起了反响。巨赞法师特来会见叶剑英，相谈甚欢。叶剑英联系佛教哲理，宣传团结抗战的道理，使巨赞甚为感动。巨赞同暮笳法师率南岳僧侣200多人，发起“南岳佛教救国协会”，叶剑英建议改称“南岳佛道教救难协会”，以体现“佛道教救苦救难”宗旨，团结更多的和尚、尼姑和道教徒一起，从事抗日救亡活动。叶剑英还专去上封寺拜访演文和尚，谈经论道。
1939年5月上旬，“协会”正式成立时，叶剑英前往祝贺，并在大会上发表了《普度众生，要向艰难的现实敲门》的著名演讲。他从“佛教与现实问题”说起，讲了“为保卫自己的道场而奋斗”、“本着佛教精神死而无悔”、“佛是普度众生挽救民族”等四个问题。他说：“你们的成立宣言也写得很明白，佛告诉我们说：‘众生要度尽，方证菩提。’又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众生是什么？中国四万万五千万的同胞。他们是不是众生？当然是的。而且是同一炎黄子孙，生死相共，我们要普度众生，首先就要从解放四万万五千万的同胞入手。同时一切普度众生的工作，要看在众生，不要着重个人；要看在现在，不要妄想将来。做到这步田地，就是‘无我’了，无我精神就是革命精神，也就是佛的精神。”他借用演文和尚的话说：“做一个人不容易，做一个和尚更难。这平淡的话语，却有不平淡的道理。我想每一个和尚在受戒的进修，把脑门来受燃烧，那种崇高的宗教情绪，是值得敬仰的。有了这种忍受苦难的崇敬心情，而为大家去服务，才是真正的佛的子弟。现在国难深重到如此地步，在高高的山头，在最清静的禅房里修行，那是离开现实的……我们做一个人，要勇敢地放在革命的熊熊火焰中去焚化身体，才能净化自己的灵魂。现在在前线作战的将士用自己的血肉，去换取民族的自由，死而无悔，这就是革命精神，也就是佛的精神。你们是佛的子弟，当然要学佛的精神，要把自己躯壳，放在抗战的烈火中焚化，你们的灵魂才有光辉，在历史上才会受人尊重。”叶剑英接着说：“我们在抗战的烈焰中，没有自我，只有大家，要有未来，先有现在；必须通过现在才有将来，必须做到无我的地步，才会求得自我的存在。本着这种精神来做，一切救难工作，一定有辽远的前途，而且要推广到全中国、全世界，发展成为国际佛道信徒的反侵略阵线。”他在演讲中向众僧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唐三藏徒步从长安到印度，是多么艰难的一次长征，这为的什么？那是为的普度众生。为挽救民族的危亡，应该跟唐三藏一样，不仅宣传挽救民族，普度众生的道理，还教给众僧宣传办法。第一件事，就是要以正确的佛理，去向日本的大众和士兵宣传“佛是不许可侵略，不许可残害众生的”，可以在一张传单上，画一个庄严的佛像，写上许多佛的遗教，告诉日本士兵，不要背叛佛的意旨帮助日本法西斯军阀来杀中国的弟兄，这样就可以削弱日本的侵略势力。他还告诉众僧，日本和尚应该是反对日本军阀侵略和烧杀的，并且应该用佛的意思来瓦解敌人，把反侵略的佛理散布到全世界去。所以，学佛修道同参加抗战是没有冲突的。第二件事，就是团结全国佛道信徒，使其成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的一部分，对于前线将士，对于流亡同胞，尽一切可能去援助他们，修道不是关在房子里的，而是要到街头，到农村，到工厂，到一切有着广大群众的地方去普度众生的。讲话结束时，他引用苏联作家高尔基的一句名言：“站在革命的火焰面前，要自己首先跳进去才能显现出伟大灵魂的光辉。”宗教界许多爱国人士听了演讲，备受鼓舞，欣然表示要奋身救国。巨赞、暮笳法师组织了一批青年和尚，成立流动工作团和宣传队、服务团、救护队，在湘潭、衡山、衡阳等地积极宣传抗日，抢救被敌机炸伤的难民。《救亡日报》刊登了叶剑英的这篇讲演，并发表专文，声援和支持宗教界组织起来抗日救亡。巨赞法师还创办了名为《狮子吼》的月刊，宣传抗战。当时一位记者张国峰写道：“南岳镇里有一座大庙叫祝圣寺，叶剑英参谋长下山时常到里边小憩，与众僧谈天。嗣后，多次去祝圣寺，暮笳和尚等逢人便讲叶剑英改‘佛教’为‘佛道’，改‘救国’为‘救难’的故事，念念不忘叶剑英对佛门事的关心。”
在日寇大举侵华（11）
经过几个月的紧张培训，南岳游干班第一期于5月15日举行毕业典礼。在大草坪上，叶剑英发表热情讲话。在一片掌声中，他带头高呼“抗战到底！”“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华民族解放万岁！”的口号，会场上群起呼应，喊声震撼南岳群山，激励抗日将士奋进。学员们依依不舍，拿着自己的笔记本、纪念册，纷纷请求叶剑英题词留念。叶剑英挥笔给大家分别题写了“到敌人后方去，把鬼子赶出去”、“路是人走出来的”、“要做大事，不做大官”等寓意深刻的词句，以资勉励。
南岳游干班第一期虽然只办几个月，但取得很大成就和丰富经验。周恩来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写道：中央军最难接近，最难工作。南岳训练班较珞珈山（训练班）更有成绩。这几乎是我们接近中央军官最好的机会，不仅可以扩大我们影响，而且可以培养我们自己的干部。通过办班，不仅接近了大批国民党军的中高级军官，而且向他们宣传了毛泽东《论持久战》思想和游击战的战略战术，宣传了共产党的抗日战线、方针政策，使学员们认识了游击战的重大意义，并且实际演练了游击战的战法，增加了持久抗战的必胜信心。很多国民党军官同叶剑英等接触后，才弄清了中共及其领导的革命军队的真相，认识到共产党人不仅不是“魔怪”、“野人”，而且是最文明、最讲道德、最有理想的革命者。学员当中有好些人接受中共的主张，在抗日战争中坚持抗战，团结进步，反对投降、分裂和倒退；在反摩擦斗争中，持消极和中立态度，以至站到我们方面来。不少学员毕业以后，运用游击战术，活跃在各地抗日战场上，配合八路军、新四军作战，打了不少胜仗。更有些人直接或间接地支持敌后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打击敌人。在蒋介石的反共高潮中，有些人写信或想办法派人与“游干班”的中共教官联系，有的还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新华日报》门市部秘送情报、地图等，暗中建立联系。
在南岳游干班期间，叶剑英还多次去桂林开展统战工作。那时广西已成为我国西南抗日大后方。桂林是国民党桂系集团权力的中心。国民党军警特务横行，形势复杂，环境险恶。为了团结桂系坚持抗战，叶剑英根据党的指示，不顾个人安危，到桂林八路军办事处的一个秘密联系点（老朋友桂系将领黄琪翔为他提供的一个住处），与李克农等领导办事处人员，开展桂系的统战工作和广大后方军民的抗日宣传工作。
1939年5月28日，桂林各界团体联合举办第十八次时事讲座。到会一千多人。叶剑英出席会议并发表了《积小胜为大胜》的演说。在演讲中，他精辟地分析了抗战进入第二期以后的时局，提出了在战略方面以持久来对付速决，在战术上运用“用全力求小胜”、“积小胜为大胜”、“以大力打小仗”，争取最后胜利的著名理论观点。叶剑英多次出席这样的会议，并在桂林出版发行的《救亡日报》《扫荡报》《新华日报》上，先后发表了《二期抗战与游击战》《正规军当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