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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流氓的行为特征讹诈…“扎火囤”、“仙人跳”
2．“扎火囤”、“仙人跳” “扎火囤”是明代流氓的讹诈手段。这一手段，宋时称“美人局”，清时称“仙人跳”，名称虽有所不同，但形式却如出一辙。就“扎火囤”这一流氓行径，有一诗，专说其中之害：睹色相悦人之情，个中原有真缘分。只因无假不成真，就里藏机不可问。少年卤莽浪贪淫，等闲踹入风流阵。馒头不吃惹身膻，世俗传名扎火囤。 所谓“扎火囤”，就是一些奸诈之徒，从世上这种男贪女爱的风情上面，想出一些奇巧题目来，他们“做自己妻子不着，装成圈套，引诱良家子弟”，一等成就好事，就率领光棍打将进来，“诈他一个小富贵”。此谓之“扎火囤”。（凌初：《拍案惊奇》卷十四）这种讹诈行为，有时即使是恶少，也会陷入圈套。如河南澶渊有一恶少，名李九德。同时，在内黄也有一个田世禄的流氓，专门“以妻妾招摇者也”，即专以“扎火囤”过活。李九德见世禄妻葛氏美貌，“与之昵处有日”。为此，世禄“沾沾以为此少年乃入吾彀中者也”。两恶相当，则狡者胜。李九德虽奸，但仍难以“脱出平康之井”，最后也“倾囊而掷，吮髓过于箧矣”（张肯堂：《田世禄》）。当然，专做扎火囤生意的流氓，有时若碰上一个熟谙内中行径的流氓，反而会“陪了夫人又折兵”，不但不能讹得钱财，而且还会落得个“竹篮打水一场空”。如明时有一泼皮子弟，深知扎火囤的行径，佯为不知，故意来缠。正在床里作乐的时候，做此生意的流氓就打将进来，可是这个泼皮不慌不忙，将流氓的妻子搂抱得更紧，不放一些宽松。流氓将刀背放在泼皮的颈子上捩了一捩，却不敢下手。只好放下刀子，拿起一个大擀杖来打泼皮。不料又错打在自己妻子的身上。到了此时，泼皮才与他实说：“老兄放下性！小子是个中人，我与你熟商量。你要两人齐杀，嫂子是摇钱树，料不舍得。若抛得到官，只是和奸。这番打破机关，你那营生弄不成了。不如你舍着嫂子，与我往来。我公道使些钱钞，帮你买煤买地，若要扎火囤，别寻个主儿弄弄，须靠我不着的”。其夫见说出了海底眼，无计可施，也只好就此收场。于是，这位泼皮起来，从容穿了衣服，对着妇人叫声“聒噪”，摇摇摆摆，竟自去了。（凌初：《拍案惊奇》卷十四）这个“扎火囤”的主就正巧碰上了一个“懂行”的无赖，而且这个无赖既有胆量，又有些手段，以至于使得“扎火囤”者也没了招法，竟被无赖子白白地占了“便宜”而去。 以色情讹诈人的手法，到清代则称之为仙人跳。这种讹诈术是诈骗与恐吓相纠合的流氓手段。徐珂所作的《清稗类钞》对此也有记述，现引述一段如下：仙人跳大致流行于苏州、上海一带，一般是男女协谋，假装夫妇（有时也有真正之夫妇），让女子以色为诱饵，引诱其他男子入室。刚刚坐定，同谋的男子假装丈夫，就突然从外而归，见此人，假装愤怒，大嚷一定要同去见官。上当者大惧，“长跪乞恩，不许，括囊金以献，不足，更迫署债券，订期偿还”（徐珂：《清稗类钞》，《棍骗类·仙人跳》）。
第四部分：流氓的行为特征讹诈…“拆梢”
3．“拆梢” “拆梢”是讹诈取财手法之一种，其形式也是花样繁多，其核心特征就是以恐吓的手段取财。其中的“拆”字，即夺之意；“梢”即金钱的别称。“拆梢”合在一起，意即以攫取的手段分他人金钱。 其实也就是现在人们所说的“敲竹杠”。在清代的法律文书中，相类者也很多，诸如“张贴揭帖”、“捏告各衙门”、“勒写借约”、“谎言欠债”、“逼写文券”之类，都是恐吓讹诈的具体表现。有关这种恐吓讹诈的实例在清史籍中很多，不妨引述几例。如康熙二十三年（1684），流氓王进孝指称甄五道、翟应聘等窝隐逃人，“吓诈银两，又复行诈，致翟应聘自缢”（《康熙起居注》，康熙二十三年五月二十九日甲午）；康熙四十五年（1706）；“流氓林三假冒九门提督的家人，吓诈银两”（《康熙起居注》康熙四十五年十一月十三日丁卯）；在福建仙游县，每当“筑垣墉、开典铺”之时，就会有一些无赖子弟及孤贫丐民，“亦往往蚁附索扰”（陈盛韶：《问俗录》卷三，《索彩》）。“索扰”云云，虽以“讨彩头”的形式出现，实际上也与恐吓讹诈相同。 恐吓讹诈这种拆梢手段，上海流氓可说是最为典型。他们所采用的方法也千奇百怪，有的与“扎火囤”相似；有的手段又近乎强赖；有的手段则是明目张胆的要挟，凡此种种，不一而足，今此不加赘述。
第四部分：流氓的行为特征讹诈…设计讹人
4．设计讹人 设计讹诈，可谓是一种阴险毒辣的流氓手法，其花样甚多。明朝年间，江南有个流氓恶霸叫文科，个性奸巧。早年他曾将房一所贷给徽人，过了许多年，文科提出要以原价取赎。徽人因房子已装饰一新，就没同意。文科授计奴仆夫妇俩前去投奔徽人，徽人毫不怀疑地收留了他俩。过了两个月，两人不辞而别。而恰在此时，文科却派人去问徽人：“我家逃奴隐藏在你处，交出来。”徽人说：“有人前来投靠是实，我不知道为贵仆，但昨天已不辞而别。”奴辈说：“我家昨天刚探得在你宅，岂有今天就逸去这事，必是你藏起来了，我们要搜一搜。”徽人自信所言不虚，同意诸奴入视。诸奴搜至酒房，见有土松处，取锄发之，竟挖出了一条人腿，于是就气势汹汹地说：“你谋害了我家人，不然此腿从何而来？上官府去解决。”徽人惧，请人居间调停。文科说：“交还屋契，我就不告官府。”徽人不得已，过几天腾空房子迁走了。酒房之人腿，原来是文科授意奴仆埋下的。（冯梦龙：《增广智囊补》卷下，《杂智·文科》）这则事例虽与后来上海流氓的装准头相似，但也属设计讹诈之类。另外，还有一则事例也可对此作为补证：道光年间，烟禁很严。在广州一地，嗜鸦片烟者很多，有一位西关的千总，“藉以渔利，所得不赀”。时有一无赖，名陈谭，“善以诈欺取人财”。于是，陈谭在千总对门赁一民屋居住，每次出入，就用舆马。后来，人们就经常看到“豪仆三五，宾客杂沓，日集于党”，所以都以为他家是巨室。一天，忽然有一仆人被责打，创甚。仆人偷偷逃出来，埋怨他主人，并告诉千总道：“我因小小失误而被主人责打，而我家主人其实犯了更大的罪责，还敢如此作威作福。”千总问：“你的主人犯了什么罪？”仆人道：“今天我就给他抖露出来，就是吸鸦片烟。”千总问：“你有证据吗？”仆人答：“大白天不吸，到了漏三下，才开始吸。”千总庆幸发财的机会又到了，就用话诱仆道：“我奉上官之命，专门在此禁吸鸦片，如果获得证据，就酬劳你百金。不过，你得替我带路。”仆人答应。到了夜深之时，仆人带千总前往，随从还有几个当兵的到门前，一拥而入，将陈谭捆绑，并带走他的烟灯烟枪。陈谭一到千总衙门，就大笑道：“到了这里很好，我就不走了。”千总问：“你是谁？”陈反问：“难道你不知我是陈谭？”千总道：“咄！现有证据在，你还有什么话说？”陈谭取过枪掷于地，问千总：“你仔细瞧瞧，这个也可以当证据？”千总仔细审视枪之斗门，在竹节下面，根本不可吸食。到了这时，才知道被他骗了，就只好深自引咎，放陈谭回去。陈谭不许，“千总乃出金为谢，遂挟以归”（徐珂：《清稗类钞》，《棍骗类·陈谭以鸦片骗某千总》）。 按理说，这位千总靠禁烟专门敲诈烟客，也算门槛很精。可是，面对阴险歹毒的流氓陈谭，他却显得逊色三分，也乖乖地钻到陈谭所设的圈套里去了，最后落得个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
第四部分：流氓的行为特征打降（图）
流氓凶横 打群架，横行市井，以强暴之力诈取市井百姓的钱财，这也是流氓的又一手段。宋代流氓时常在城市里欺行霸市，侵暴乡村入城小农，动辄打人，而且打人的拳法还自成一派，号称“社家拳”。南宋时期，还有一批不逞之徒，专门“以掀打衣食户为事”。即使受害者告官治理，也毫无作用，以致其害益甚。这类流氓活动，在当时也有专门的称呼，称为“打聚”。 大概也正是因为流氓善打，所以流氓当中的确有不少颇有点拳脚功夫者，即使这种功夫不过是花拳绣腿，在真正的武林高手面前，只好乌龟缩头，连大气都不敢喘，然对付“白痴”还是绰绰有余的。《金瓶梅》小说中“破落户”西门庆，其实就是这类流氓的代表。动不动就打人，在街上如山神恶煞一般，这大概就是人们对流氓的基本印象。 明代成化年间，在长江沿岸，上自九江，下至苏州一带，就出了一批凶恶流氓，在大白天公然撒泼，“殴打平人，抢夺财物”，有时甚至将人打落水中，伤人性命，其凶顽放肆的程度，犹如强盗一般。（《皇明条法类纂》卷三四，《沿江等处殴打平人抢夺财物照在京事充军为民》） 当时，北京的流氓也极凶暴刁泼，专以打人为生。他们时常拿着流星袖棒，有时携带秤锤、尖刀，藏在身上，强霸他人妻女，“欺打平人”。有时碰到地方上的大户解送各项钱粮到北京，这些流氓凶徒就乘机抢取财物，稍有不从，“辄便欺打”（《皇明条法事类纂》卷三四，《禁约喇唬光棍欺打平人把截买卖抢夺财物赌博诈骗害人等项又窝藏奸宿开张赌场》）。 流氓这种“打”，通常情况下是对一般平民百姓的，然而有时流氓之间也发生冲突，出现互相仇杀的局面。如在江苏太仓沿海一带，就有一些流氓以贩卖私盐为业，继之则结党行劫，最后导致“互相仇杀”（周用：《浙直盐法疏》，《皇明疏钞》巷四二）。天津的混混儿经常打群架，以显示自己的实力，也算是耀武扬威；上海的白相人也常在茶馆中“吃讲茶”，如果言语不和，最后也诉诸武力，靠斗殴解决问题。而流氓与流氓之间的寻仇打殴，比起流氓殴打平民来就更为凶惨了。 清代，松江青浦县周浦西六里，名苏家桥，此地就有一些流氓，时常扰乱社会治安，还动不动就斗殴打降，有时他们内部也发生一些流氓群体之间的群殴。据载，苏家桥一带，比较有名的流氓有陆寅、王六等人。有一次，他们拦路抢劫了一客商之米，被周浦镇乡兵擒获，就地斩首。周浦镇地方虽小，但流氓的“打降”活动却极多。镇上大富之家不多，而小康之家确也不少。镇上的人获知此事以后，知道苏家桥的流氓会前来寻衅报复，于是一些“强梁者立起议论，倡为先锋之说。分一镇为四境，每铺之富商店铺，或两数，或钱数，各就其地，每日送与强梁者为防护焉。整备刀枪器械，置造旗帜衣甲，编十家为甲，练集乡勇，铸成大炮，以御抢掠”。应该指出的是，这其中的所谓“强梁者”，也无非是一些流氓打手，只是由于他们才敢出头露面，充当斗殴中的“先锋”，所以当地百姓才将安危寄托在他们身上。在当时看来，作这种抵御流氓的准备是完全必要的，不久，苏家桥的流氓却真的纠合梁家角并塘口等地的流氓，前来周浦镇报仇，“三更时分，东西发号炮，各家惊愕”，“人人结束执械，思图混战”。（姚廷遴：《历年记》上）这场混战，实际上是一次乡镇流氓之间的大斗殴，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 “打行”原是明代存在于三吴一带的流氓组织，其间的参加者都是一些职业打手。这种组织至清代仍存在。在清代流氓中，也有专事打架的“打手”。那么，清代的“打手”究竟是些什么人呢？对此，清人魏禧作如下记载：“四方行教者，技艺悉精，并诸杀法，名曰打手。”（魏禧：《兵迹》七，《华人编打手》）如康熙年间，“男子联姻，如贫不能娶者，邀同原媒，纠集打降，径入女家抢亲。其女必婿亲扶上轿，仍以鼓乐迎归成亲，次日杯酒释欢”。民间发生诉讼，一般双方“各有生员具呈”，到了听审那天，双方“又各有打降保护”。所以，“打降”又称“打行”。打行的头儿一般善于拳勇，他的部下都是一些少年无赖，“闻呼即至，如开行一般，谓之打行”（顾公燮：《丹午笔记·打降》）。 这些打手，有些被豪强豢养，成为他们的爪牙；有些本身就是游手好闲之徒，平常日子轮叉舞棍，演拳弄棍，“遍游街市，射利惑民，打降赌博，无所不至”（《大清律例大通新纂》卷二六，《刑律斗殴》上，《斗殴》）；有些就自称“枪手”，参与地方械斗，受雇在场帮殴。 在杭州，由打行中的打手所参与的打降活动非常猖獗。如雍正三年（1725），杭州的土棍董御天在仓桥面铺因赊欠面帐而与铺主发生争吵，就纠集一大批流氓，连续打砸倪四、许云先、王长善、徐云乡四家面铺。（甘国奎：《奏明整饬地方戢暴安良折》，《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四辑）另据时人记载：“迩来杭城有等不营生业、游食趁闲之辈，专逞耍拳使棒，名为打手。教师引诱自家子弟，转相学习，结党成群，见事鸱张，沿街虎踞，到受他人之雇，代为泄忿报仇。抑且入豪右之牢笼，甘作‘飞鹰走狗’”（赵士麟：《武林草附刻·禁打手》）。 就连当时的北京城里，流氓斗殴之事也时有发生。如光绪十三年（1887），在正阳门外煤市街一带，就常有“聚众斗殴、放洋枪、砍伤人口之事”。参与这些斗殴的流氓，最著名的是恩瑞，绰号“恩四大王”，还有林世生，绰号“活判官”，而手下的同党则很多。（《清德宗实录》卷二四○，光绪十三年三月壬子）这些流氓，胆大妄为，有时甚至连职官也敢打。如当时有一流氓宋恒，就率领多人，“将骁骑校刚魁殴砍成伤，至二十余处”（《清德宗实录》卷八六，光绪五年正月下丁卯），凶横至极。
第四部分：流氓的行为特征抢劫（图）
汉霸二王城
抢劫，就是通常人们所说的强行抢夺财物。抢与打往往难以截然分开，也就是说，抢经常是通过“打”的手段来实现。换言之，流氓在抢劫的过程中如果遇到抵抗，就得通过打来保证财物从别人手中转到自己手中，所以流氓取财往往是打抢同时进行。 如明朝吴中一带，就存在着很大一批流氓，即所谓的“乌合游手无籍数百人”。他们常常先至一家，“打抢一空”。所以，在吴中地区就流传着“假人命，真抢掳”的谣谚。（许自昌：《樗斋漫录》卷十二）清时，杭州一带也多有流氓抢劫事件发生，当时清人对杭州流氓的“打抢”活动曾有如下记载：“游手游食之辈，不事本业，淫酣赌博，犯上蔑伦，动辄纠集多人，背黄喊冤不已，即行抢。”（赵士麟：《武林草附刻·正风俗》） 在清末，上海的“拆梢党”虽以敲诈为其行帮之特点，但有时由于敲诈无着也转而干一些公开抢夺的勾当。如刘长顺专靠挑京货担为业。有一天，在新北门口，途遇王阿桂等四个流氓，流氓上前搜身，搜出银洋21元，就“抢攫进城而去”（赵士麟：《申报》同治癸酉十一月十一日）。 一般性的抢劫已为正经的良民所不耻，而更为可恨的是，那些流氓之中的凶狠之徒，在通过打抢以获财时，有时还要以杀人为前提，也就是所谓的“谋财害命”。如浙江桐乡县乌青镇有一马姓幼儿，才四五岁，两手戴着银圈子。马姓族内有一无赖，就将幼儿哄骗到荒野，“杀而夺焉”（李乐：《续见闻杂纪》卷八）。 更为体现流氓气的是，这些流氓不仅抢财物，而且还以流氓手段“抢亲”。这种行径在封建社会可称得上是一种伤风败俗行为，这在人伦道德上也是不允许的，而这些流氓却不顾忌这些。如在常州府，有些市井流氓无赖至贫不能娶妻，于是，这些人就事先瞄好某家有女，且长得漂亮，也不通媒妁，利用夜晚时间，乘女家不备，“率众攫之而去”。等到女家诉之官府，官府由于事先收受流氓贿赂或畏惧流氓势力却迟延不审。一旦开审，这些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