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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时，开国大典隆重开始，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宣布开会，毛泽东走到麦克风前，用洪亮的声音向全中国、全世界庄严地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广场顿时变成了沸腾的海洋。在《义勇军进行曲》雄壮旋律中，毛泽东亲手按动电钮，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全场肃立，无数人眼中闪烁的泪光见证着这激动人心的时刻。紧接着，广场上54门礼炮齐鸣28响，象征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各族人民艰苦奋斗的28年。
是啊，28年艰苦战斗，28年峥嵘岁月！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望着广场上欢声雷动的群众，面对着这沸腾的场面，他们的心中同样不能平静，在几十年的烽火硝烟中，他们时刻紧密地同人民站在一起，代表着人民的利益，从而才赢得了人民的拥护，他们深刻地认识到，只有人民才是真正的英雄，才是推动历史前进的最伟大的动力。
九、图强
天翻地覆慨而慷
新中国所继承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曾被西方预言家预言“无法靠自己的力量养活自己”。
确实，8年的抗日战争和3年的解放战争，使本来就极其落后的旧中国经济雪上加霜。当时，全国粮食总产量仅１亿吨，甚至连一块优质钢材、一枚建筑铁钉都得依赖进口。对此，一些资本家甚至妄言“共产党军事内行、经济外行”，共产党“军事上100分，政治上80分，经济上0分”。在这种情况下，把生产恢复起来，使自己在经济上从而在政治上站住脚跟，成为新中国的当务之急。
1950年6月，七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的主要议题是确定党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中心任务和战略策略。
毛泽东在会上作了《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书面报告和《不要四面出击》的讲话，提出党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主要任务是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全党要抓住主要矛盾，牢牢把握主攻方向，“不要四面出击”、“不可树敌太多”，“必须在一个方面有所让步，有所缓和，使工人、农民、小手工业者都拥护我们，使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人不反对我们”。对此，朱德在建国初也提出过“对资本家的剥削暂时还要忍一忍”的要求。
以七届三中全会的方针策略为指导，新中国在进行抗美援朝的同时，开展了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和“三反”、“五反”等运动，保证了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各项工作的顺利进行。到1952年底，经过3年的发展，国内工农业生产的总产值和主要的产量均已达到并超过历史最高水平。
1952年8月，周恩来主持起草了《三年来中国国内主要情况及今后五年建设方针的报告提纲》，提出全国土地改革已经基本完成，经济恢复工作已经胜利完成，财政经济根本好转的目标已经达到，并确定1953年起开始进行“一五”计划，明确了向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前进的目标。
至1956年，新中国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尽管由于时间较短，存在所有制结构过于单一等问题，但整个社会的经济结构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社会主义公有制已成为新中国的经济基础。
与此同时，至1957年，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也顺利完成。
五年间，新中国新增固定资产491。4亿元，建立起了飞机制造、汽车制造、机床制造、发电设备、冶金设备和矿山设备制造等过去没有的重要工业部门。工业总产值比1952年增长128。6％，农副业比1952年增长24。7％。而在此基础上，人民生活得到较大改善，全国居民实际消费水平提高22。9％，职工的实际工资增长30。3％，农民的收入增长20％左右。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现，开始改变了中国经济文化极其落后的面貌，充分体现了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打造中国盾牌
只有强大的军队才能捍卫国家的尊严，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十分关心建立一支现代化的国防部队。
在毛泽东的统揽下，朱德、周恩来亲自抓了空军、海军、装甲兵等军兵种的组建工作。
1949年7月31日，朱德在中南海接见了受命组建空军、即将去苏联学习的刘亚楼等人，并提出了殷切希望，要求刘亚楼等人在与苏联谈判组建空军过程中人员培训速度要快，不能误了中央解放台湾的战略步骤，并且飞行员的作战能力要以能压倒国民党空军为目标。同日下午，毛泽东也接见了刘亚楼一行，提出了空军的建军方针。谈完工作后，毛泽东又特别请刘亚楼等人到小饭厅吃饭，并提议为建立一支强大的空军干杯。
1949年1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正式成立。至1953年底，空军已建立了20多个师及其它勤务部队。由于训练有素、作战勇敢，很快就在朝鲜战场上初试锋芒。以至于美国空军参谋长范登堡惊呼：“几乎是一夜之间，中国就成了世界上空军力量最强大的国家之一。”
在海军组建方面，朱德多次给毛泽东写信，就海军在国防中的地位和作用、海军的主要任务、海军建设的标准、海军管理干部的来源等问题提出了许多具体的建设性意见。1950年4月，海军领导机构正式成立。
1951年夏，周恩来视察了刚刚成立不久的大连海校，他对副校长张学思动情地说：“我国是一个濒海的大陆国家，海岸线北从鸭绿江口起，南到北仑河口止，绵长得很，因此我们一定要建立一条‘海上长城’。”这也正是毛泽东和朱德的心声。
在装甲兵建设方面，1950年8月14日，朱德就建立和训练坦克部队的问题致函毛泽东：坦克兵的领导机关即将成立，并拟定了训练计划。建议制造坦克和发展汽油工业，并纳入第一个五年计划。
这样，在建国初期短短的两三年之内，新中国不仅建立了人民空军，而且，海军、炮兵、铁道兵、装甲兵、防空部队也建立起来了，完成了由单一兵种向诸军兵种合成的转变。
1955年底，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和空军的装备已初具规模，陆军特种兵装备得到迅速改善，步兵旧杂式武器装备大部分淘汰，全军武器装备水平比新中国成立时提高了一大步。
“两弹一星”：发射的前前后后
然而，仅仅发展常规武器是不够的，新中国必须拥有有效的防卫武器，打破帝国主义的核垄断。
毛泽东是不信邪的，原子弹投向广岛和长崎之后，毛泽东曾严厉地批评了对原子弹威力进行过分渲染的博古。在接受国际友人采访时，毛泽东风趣地指出“原子弹是纸老虎”。
但是，面对一次又一次的核讹诈，新中国的领导人认识到，要想不受别人欺负，就必须拥有自己的核武器。毛泽东说，原子弹是纸老虎，又是铁老虎，要在战略上藐视它，在战术上重视它。
在一穷二白、科技落后的情况下，要想研制原子弹谈何容易。在这种情况下，向苏联“老大哥”请教似乎是一条捷径。
1949年8月，刘少奇秘密访苏期间曾提出参观原子能有关设施，被斯大林拒绝了。到1954年9月，苏联才邀请中国军事代表团去苏联参观核爆炸试验。去参观的代表团规格相当高，除了当时的国防部长彭德怀外，还有南京军事学院院长刘伯承、总参谋长粟裕、沈阳军区司令员邓华、空军司令员刘亚楼、总参高级步校校长宋时轮、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总参作战部部长王尚荣和海军参谋长周希汉等人。
演习时原子弹爆炸的冲击波吹掉了彭德怀的帽子，也坚定了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等国家领导人研制原子弹的决心。
1956年4月，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正式提出：“我们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这一宣告，揭开了中国研制原子弹的序幕。
1956年10月15日，中苏签订了关于国防新技术的协定，答应向中国提供一个原子弹教学模型和生产原子弹的技术资料。然而，1959年6月，苏联政府撕毁了中苏双方签订的关于国防新技术的协定，拒绝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生产原子弹的技术资料，次年7月16 日，又公然照会中国政府，单方面决定撤走在华的苏联专家。到8月23 日，在中国核工业系统工作的233名苏联专家全部撤离，并带走了重要的图纸资料。这一手，完全打乱了中国国民经济建设的安排，尤其在原子能工业方面，留下了一大批半截工程。临走还扔下一句话，你们收拾这一堆破铜烂铁吧，没有我们，你们15年也干不出来。赫鲁晓夫说得更绝，没有苏联帮助，中国再过20年也搞不出原子弹。
而此时，整个国民经济也处于严重困难时期。导弹、核武器要不要继续搞下去？争议相当激烈。
大家的眼光此时集中到了主管国家经济大权的周恩来身上。在经济困难时期，堂堂的共和国总理餐桌上也一样缺肉少油水，但周恩来的眼光却放得更远。经过深思熟虑，他提出了集中力量争取3至5年突破国防尖端的战略构想，原子弹要继续搞下去。这一些想法得到了毛泽东等领导人的支持，要自己动手，完全靠自己的力量把原子弹搞出来。年事已高的朱德，也十分关注原子弹的建设，之前他曾亲自到核试验基地看望官兵。这个时候，他也毫不犹豫地支持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决策。
在克服了种种困难之后，在广大科研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 1964年10月16日，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
历史竟是如此巧合，就在赫鲁晓夫下台的第三天，完全由中国人自己研制出来的原子弹竟然试爆成功了！后来，毛泽东在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这样说：“导弹、原子弹有很大成绩，这是赫鲁晓夫帮忙的结果，撤走专家逼着我们走自己的路，要给他一吨重的勋章！”当天晚上11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宣布中国爆炸了一颗原子弹，举世震惊。
随后，震惊就象波涛，一浪又一浪地继续涌来。
1967年6月17 日晨，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从原子弹到氢弹，美国用了7年4个月，苏联用了4年，英国用了4年7个月，法国用了8年，而中国只用了两年8个月，创造了核武器研制史上的奇迹。
1970年4月24日，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在西昌卫星城发射成功。尽管这是继苏、美、法、日本之后发射，但中国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在重量上却超过了苏、美、法、日四国卫星的总和。在研制速度上，从成功爆炸原子弹到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美国花了12年半，苏联花了8年，中国仅用了5年半的时间。
十、考验
“冒进”之争（1）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当天，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任命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周恩来为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朱德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这是对三人多年以来合作的肯定，同时也是对建国后三人工作的一个安排。
毛泽东、周恩来长期以来形成了一种默契的合作关系。但在建国后的新形势下，特别是对一些事关经济建设方面的具体问题，两人在思路和方法上的差异开始显露。
1953年新中国开始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在急于求成思想倾向的影响下，财政盘子定得过大，基本建设铺得过宽，导致这一年全国城镇人口从1950年的六千多万猛增到七千八百多万，全国吃商品粮的人口激增到两个亿，造成国家粮食供应的极度紧张状况。
担任总理的周恩来很快就意识到这个问题的存在，他指出，既要反对右倾保守，又要反对急躁冒进。随后，周恩来指导制定了一系列克服冒进倾向的措施，使得1954年和1955年的经济工作基本上沿着有计划的轨道稳步运行。
到1955年，随着中国经济形势好转及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顺利完成，一些人的头脑又开始发热，认为经济建设速度可以大大加快，“完全有可能迅速建成社会主义”。在这年底，毛泽东提出了“加大速度，反对保守主义，在较短时间内获得更大成绩”的要求，并表示要以此为中心，“迎接八大，使八大开好”。
面对毛泽东为“八大”确定的“反对右倾保守思想，加快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速度”的主题，周恩来最初是同意的。他表示“反对盲目冒进是对的，但又带来了副作用，必须打破这个副作用”。
然而，在落实毛泽东主持起草的《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过程中，周恩来和陈云发现如果按照各部门提出的高指标安排工作，很多产品都将短缺，其中钢铁最为严重。在觉察到“盲目冒进”苗头时，周恩来开始着手防止。
毛泽东对于当时的发展速度仍感觉“慢了一点”，并做了相应的指示，国家计委也按要求提出了高指标的15年远景计划纲要草案。
在这种情况下，1956年的年度计划指标虽然被压缩了，但并没有把一些主要指标压下来。到4月份，冒进的后果开始出现了，财政紧张、生产物资短缺。
令周恩来没有想到的是，4月下旬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又提出追加基础建设预算20个亿。提议受到了大多数与会人员的反对，一向尊重毛泽东意见的周恩来当场表示反对，认为此举会“造成物资供应紧张，增加城市人口，更会带来一系列困难”。会议不欢而散。
会后，周恩来专门就此事找到毛泽东进行解释，并说，“从良心上不能同意这个决定”。毛泽东决定下来的事情是很难改变的，但面对周恩来发自内心的话语，他没有反驳。很快，毛泽东离开了北京。
这样，在周恩来等人的坚持下，1957年中国的经济建设全面发展，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效益最好的年份之一。
1957年11月，毛泽东第二次出访苏联，参加十月革命胜利40周年大会。当时的苏联由于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赫鲁晓夫说话很硬气，表示“今后15年不仅赶上，而且超过美国”。富于挑战精神的毛泽东当即表示“我也可以讲，15年后，我们可能赶上或者超过英国”。就是在莫斯科期间，毛泽东审阅了题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的社论，号召批判所谓的右倾保守思想。回国后，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对周恩来发了脾气，对两年的经济工作表示不满，并且要求召开再大一些范围的会议解决反冒进问题。
1958年1月11日至22日，毛泽东在南宁主持了工作会议。与会人员都接到了12份作为批评对象的材料。在会议上，毛泽东单刀直入，表示“反冒进”这个词是政治问题，并指出“有些同志抛到和右派差不多的边缘，只剩下50米”。毛泽东批评1956年反冒进使6亿人民泄了气，是方针性错误。16日上午，毛泽东公开地在会上点了周恩来的名。“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的！”毛泽东的一席话让周恩来感到了形势的严重。
尽管心里不理解，但周恩来性格中组织性强的特点还是让他开始进行检讨。在检讨中，他把责任全部揽到自己身上。相忍为党，顾全大局是周恩来一向的作风。
之后，在3月9日成都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再次批评了周恩来，3月25日周恩来再次做了检讨。为了把成都会议讨论的问题用中央决议的形式确定下来，中共中央决定召开八大二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周恩来再次进行检讨，大会还将这份检讨稿作为会议材料印发给代表。
关于反冒进和反“反冒进”的争论似乎到此结束了。不过，周恩来在经济方面的发言权减少了，毛泽东开始更多地过问和主管经济工作。
所幸的是，经过“大跃进”的阵痛，毛泽东开始亲自出来“解铃”。1960年6月，毛泽东在《十年总结》的讲话中说：“1956年周恩来同志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大部分指标，如钢等，替我们留了三年余地，多么好啊！”他还说，错误看来不可能不犯，如列宁所说，不犯错误的人从来没有。哪里有完全不犯错误，一次就完成了真理的圣人呢？
“冒进”之争（2）
这是毛泽东的一种特殊的也是固有的承认错误的方式。
朱德看庐山风云
1959年的庐山会议早已云散雾开，今天再来回忆这场会议，感受到的不仅仅是一种苍凉、悲壮与沉重。
7月的庐山，万木葱茏，气候宜人，古迹胜景，神话传奇，给人平添许多雅兴。
庐山会议开始定的基调是认真总结经验教训，统一思想认识。但在分组讨论中不少与会者强调了大跃进以来的严重问题，要求深入纠左；还有不少与会者则认为纠左已经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