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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做诗快得希，
从来不用三小时。
提起笔何用费心思，
笔尖儿嗤嗤嗤嗤地飞，
也不管宝塔诗有几层儿！
胡明复的游戏诗给胡适带来了乐处，但是叫胡适高兴的是，陈衡哲又来信了。
隔日早上6点钟左右，胡适房门上的铃响一下，门下小缝里“嗤”、“嗤”地一封一封的信丢进来，胡适习惯地跳起来，捡起地下的信，仍回到床上躺着看信。这里面，果然有一封是莎菲的信。
陈衡哲来信，抬头却称胡适“先生”，胡适刚刚兴奋的心“咯蹬”了一下。如此，不见外了吗？他回信说：“你若‘先生’我，我也‘先生’你。不如两免了，省得多少事。”
第二部分白话文倡导者 胡适（9）
陈衡哲看了，哈哈笑了。这个未见过面的胡适，真有意思，谁“先——生”谁呀？不称“先生”，称什么啊？她说：“还请寄信人，下次寄信时，申明要何称。”这次，陈衡哲不称呼胡适“先生”，称他为“寄信人”。
胡适忍俊不禁，女士真好辩才呀！
1916年11月3日，胡适收到陈衡哲的信。
陈衡哲说：“随你称什么，我一一答应如响雷，决不敢再拨回。”和江冬秀通信，既无感情交流，也没有心智的沟通，完全是礼貌的问候；和韦莲司通信，虽有感情的交流，毕竟有国别的隔阂；和未见面的陈女士通信，却有了和江冬秀、韦莲司通信所没有的快意、满足和神秘感。此时，胡适的心情也最愉快，唱出了“‘江边’园十里，最爱赫贞河”的心曲……
不久，任叔永寄来两首诗，叫胡适猜，是不是他写的？
胡适一看，立即给吸引住了。
其一《月》云：“初月曳轻云，笑隐寒林里。不知好容光，已印清溪底。”
其二《风》云：“夜闻雨敲窗，起视月如水。万叶正乱飞，鸣飙落松蕊。”
好诗！好诗！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胡适暗暗叫好。
“两诗妙绝……”胡适想，是谁写的呢？任叔永叫胡适猜是不是他做的，就引起了胡适的疑心。《风》诗，任叔永、杨杏佛和自己若用气力写，恐怕也能写得出来，但《月》诗像春风扑面，绝不是吾辈寻常蹊径。
是任叔永自己写的？不像！胡适摇摇头。任叔永有此情思，无此聪明。是杨杏佛写的？也不像，杨杏佛无此聪明，无此细腻……还有谁呢？突然，胡适想到陈衡哲女士，想到她和自己多次通信写诗的聪明和悟性，再想到任叔永和陈衡哲夏天就认识，以及任叔永叫胡适“猜”的得意劲，胡适已经猜到了大半。
他给任叔永回信说：“两诗皆绝妙，深得摩诘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之况味，……以适之逻辑度之，此新诗人其陈女士乎？”
胡适一口猜到是陈女士，也算是知音了。任叔永心里有些别扭！女士是自己介绍给胡适认识的，并有意追求她。胡适是“知音”，自己呢？内心深处，任叔永颇有些怀疑，会不会陈衡哲已经将诗寄给胡适看了？就是说，胡适在接到自己的诗前，已经知道是陈衡哲写的了，为了掩饰他和女士信件往来密切，故意转弯抹角，写的迷离惝恍的样子？
但任叔永来信，仍然不失绅士风度，说胡适所评正与自己同。陈衡哲得知胡适对她的评价后，感到十分荣幸，将胡适引以为知己。当时，胡适正因主张白话文受到众人反对，陈衡哲便写了一篇白话小说《一日》为胡适解围。这篇发表在1917年《留美学生季报》第一期中的白话小说，比鲁迅的《狂人日记》还早一年多，应是当之无愧的中国现代第一篇白话小说。
1917年4月7日，任叔永邀胡适同去普济布施访陈衡哲。两人初次见面，陈衡哲对胡适颇有好感，胡适对陈衡哲亦一见如故，只因不忍横刀夺爱，才压抑住内心的冲动，积极促成任、陈之恋，从此三人成为挚友。
1916年1月7日，江冬秀的寡母吕氏夫人病殁，胡适的母亲来信告诉胡适，亲家母“濒死犹以婚嫁未了为遗憾”，冬秀“母亲既殁，现系兄嫂当家，不如即来吾家住为佳，不知尔心下如何？……务望拨冗函知冬秀，以便遵行，是为至要。”另信又说，“伊（冬秀）之闺怨虽未流露，但标梅之思，人皆有之，伊又新失慈母之爱，独居深念，其情可知，是以近来颇觉清减，然亦毋怪其然也！”见胡适迟迟未复，胡适的母亲进一步向其施加压力，“予近来疾病缠身，虽行未笃老，而情景已类风烛。春冬之时，困顿犹觉，中夜自思，所欲然不足者，系尔等婚事未完耳。尔何不善体予志，令予望眼几穿那。今与尔约，尔能尽年内归自属最妙，万一不能，亦望明年趁春归来，万万不旬再延………”
1917年1月，胡适和韦莲司的恋爱受挫，加之学业紧张，病倒在床。正在这时．胡适收到江冬秀的来信，感动万分，回信附上一首白话诗：“病中得她书，不满八行字，全无要紧话，颇使我欢喜。我不认识她，她不认识我，我总常念她，这是为什么？岂不爱自由？此意无人晓：情愿不自由，也是自由了。”这首诗表明，曾试图感情突围的胡适，在母亲一再逼迫和未婚妻的苦苦等待中，胡适动了恻隐之心，终于放弃了最后的努力，决心投入封建婚姻的樊笼。
同年秋，胡适获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应蔡元培校长之邀，回国出任北京大学教授，主讲中国哲学史。回家省亲之际，胡适曾去江村探望即将成婚的准新娘江冬秀，但江冬秀按当地婚俗躲入闺房，不与这位准新郎照面，乘兴而来的胡适也只能怏怏而归。
1917年12月30日，胡适遵母命和未婚妻江冬秀完婚。婚礼按胡适的意思举行“文明结婚”，增添了主婚人、证婚人等新内容，夫妻对拜礼节改为三鞠躬。胡适戴黑呢礼帽，足登黑色皮鞋，身穿西装礼服。江冬秀在美艳如花的伴娘曹佩声搀扶下嫁到胡家。新婚燕尔，胡适写了《新婚杂诗》五首，道出自己的苦衷：“十三年没见面的相思，与今完结。把一桩桩伤心旧事，从头细说，你莫说你对不住我，我也不说我对不住你，且牢牢记取这十二月三十夜的中天明月！记得那年，你家办了嫁妆，我家备了新房，只不曾捉到我这个新郎。这十年来，换了几朝帝王，看了多少世态炎凉，锈了你嫁奁中的刀剪，改了多少嫁衣新样，更老了你和我人儿一双！只有那十几年陈的爆竹，越陈偏越响！”这首广为流传的诗，曾被作为胡适婚后甜蜜幸福的见证。成婚二十八天，胡适就匆匆告别新娘子，赴北京大学任教去了。此后，胡适全身心投入学术研究，先后参加编辑《新青年》，出版新诗集，创办《独立评论》，与徐志摩等组织新月社，与陈西滢、王世杰等创办《现代评论》周刊，成为新文化运动中很有影响的人物。仍在美国学习的陈衡哲不时为该刊撰写小说和新诗支持胡适。1920年，陈衡哲获芝加哥大学硕士学位并于秋天回国，在当时已在学术界知名的胡适帮助下，陈衡哲被聘为北京大学西洋史教授，成为近代中国教育史上第一个获此殊荣的女性。
第二部分白话文倡导者 胡适（10）
1920年离开《新青年》半年后，胡适在写给好友胡近仁的信中，吐露真情说：“吾之就此婚事，全为吾母起见，故从不曾挑剔为难。今既婚矣，吾力求迁就，以博吾母欢心。吾之所以极力表示闺房之爱者，亦正欲令吾母欢喜耳。”在另一首诗中他索性写道：“我把心收拾起来，定把门关了，叫爱情生生的饿死，也许不再和我为难了。”
胡适返京后不久，江冬秀便有了身孕。得知这一消息后，胡适自我嘲笑地写了一首诗：“我实在不要儿子，儿子自己来了。‘无后主义’的招牌，于今挂不起来了！譬如树上开花，花落偶然结果。那果便是你，那树便是我。树本无心结子，我也无恩于你。但是你既来了，我不能不养你教你，那是我对人道的义务，并不是待你的恩谊。将来你长大时，莫忘了我怎样教训儿子：我要你做一个堂堂的人，不要你做我的孝顺儿子。”诗中暗喻儿子不再蹈自己的婚姻悲剧，要堂堂正正地走自己的路！
一次，胡适的朋友高梦旦前去造访胡适，顺便谈到了胡适的婚姻。高梦旦说：“适之兄能富贵不背旧约，实在是一件可敬佩的事。这也是我敬重你的一个原因。以适之兄的学贯中西，我认为这桩婚事于先生是一件不小的牺牲。”
胡适侃侃而答：“我并不认为有什么牺牲。当初我只不过心里不忍伤了几个人的心。试想：我若毁约，含辛茹苦养育我的母亲，深闺几载等待我的冬秀，还有冬秀的亲人，必然感到痛苦无比，以几个人的痛苦换取我一个人的幸福，那是我所不愿为的，那样我的良心会令我一生自责。其实，我的家庭生活也没有什么特别过不去的地方，这已是很占便宜的了。”
事实上，胡适和江冬秀的婚姻并不美满。胡适是个勤奋的学者，经常手不释卷，把全部精力用在学术研究上，而江冬秀只喜欢打麻将，对胡适的著述从来不闻不问，她常对别人说：“适之造的房子，给活人住的少，给死人住的多。这些书，都是死人留下来的东西。”
不久，陈衡哲与任叔永结婚。胡适特作《我们三个朋友》一诗相赠：“雪全消了，春将到了，只是寒威如旧。冷风怒号，万松狂啸，伴着我们三个朋友。风稍歇了，人将别了——我们三个朋友。溪桥人语——此会何时重有？”次年7月，他们夫妇添了一个女儿，胡适又赠诗相贺：“重上湖楼看晚霞，湖山依旧正繁华；去年湖上人都健，添得新枝姊妹花。”此时，江冬秀也添了一个女儿，胡适为她起名素菲，《胡适日记》中说“即用素菲之名，企盼自己的女儿能像陈衡哲那样有出息。”六十多年后，美籍学者夏志清破译胡适为爱女取名的秘密：“任、陈婚姻如此美满，胡适自己家中有个病中不准他看书、写诗的老婆，相形之下，他免不了艳羡他们的幸福。他骗过江冬秀，为自己女儿取名素菲（sophia），虽不能说纪念他同陈衡哲那段旧情，至少也希望女儿长得像瓦沙学院优等生莎菲一样聪明好学，而不至于如她生母那样庸俗。”后来，胡适的女儿夭折，任叔永和陈衡哲便把自己的女儿许给胡适做干女儿。
陈衡哲曾写了一篇题为《洛绮思的问题》的小说，作品中的“洛绮思”对于“瓦德”和一位与他志行学问绝不相类的女子结婚表示惋惜，但同时又庆幸他们两人的友谊可以从此继续不断，因此他们之间，“没有嫌疑可避，除了切磋学问、勉励人格之外，在他们两人中间，是没有别的关系可以发生的了。”“瓦德”当然是暗指胡适，“洛绮思”自然是夫子自道了。这段隐情，任叔永自然是知道而且理解的，只是心照不宣罢了。“我们三个朋友”——这是他们三个心中的秘密。
1923年1月，韦莲司几度失恋之后，再次想起异国知己胡适，主动给他写了封信，问他近况。胡适回想起在绮色佳和韦莲司那些美好的时光，连忙回信说：“你1月24日的信是今天晚上收到的，这封信所带给我的喜悦是笔墨所难以形容的……我多么喜欢我生命中最值得纪念的几年啊——1914年到1917年——几乎每天都有一封你和其他好友的往返长信！我常想这样的日子还会回来吗？你的来信已为旧日好时光的重来做了一个开端，且让我们怀着这样的希望罢。”其实胡适婚前曾写与她两封信，在回国经温哥华时，写信给韦莲司：“离开绮色佳对我来说，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离开你，更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你的友谊丰富了我的生活，也净化了我的生命，想起你就让我喜悦！希望我们今后一直保持联系……我将于明早启航——怀着对你和你家人的美好回忆。”即将与江冬秀结婚前夕，胡适再次写信给韦莲司倾诉自己的内心真实想法：“我不能说，我是怀着愉快的心情企盼着我们的婚礼。我只是怀着强烈的好奇，走向一个重大的实验——生活的实验！”但不知是韦莲司没有收到，还是觉得不便回答，两封信均石沉大海，杳无消息。现今有了韦莲司的书信，真让胡适喜出望外。
在另一封回信中，胡适深情地写道：“我总把你想成一个永远激励启发朋友思考的年轻的克里福特（韦莲司姓），我是永远这样相信你的。我简直不能想象，你我在一块的时候我们会老。我且等着你，我们再一块儿散步、聊天，再重过年轻的日子。你永远的胡适。”
1927年3月初，胡适作为中英庚子赔款委员会中国访问团成员，到达美国纽约、费城等地游历并演讲，期间再次和韦莲司相聚，但因学术活动过多，一直未有机会与韦莲司进一步发展感情，在美国只逗留了两三个星期，便又匆匆西行。3月31日，他寄了一张明信片给韦莲司。
第二部分白话文倡导者 胡适（11）
此时的胡适和韦莲司感情上已发展为一对精神恋人，但由于远隔重洋，也只能鸿雁传书，互诉衷情。有时候因公事繁忙，顾不得写信，但两颗心是心心相印、彼此牵挂的。1931年胡适在北平写信给韦莲司：“很久没有给你写信，真觉得惭愧得很……我向你保证，我从未忘记过你。”
1933年9月，胡适作为国民政府的民间文化使者再赴美国，有暇和韦莲司长相聚。星期天，他们故地重游，感慨万千。从风华正茂的学子，忽悠变成年近四十的中年人，两人都有时光飞逝之感。是晚，两人在韦莲司的寓所同居在一起，他们如一对老夫妻一般相偎相依，使这份相恋二十年的感情超越柏拉图式的精神之恋的界限，达到灵与肉的统一。这次美好的相聚，给双方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回忆，从此彼此心有所属、情有所系，虽称不上圆满，但也堪慰平生了。
9月25日，胡适写信给韦莲司：“星期天美好的回忆将长固我心。那晚我们在森林居所见到的景色多么优美，多么带有象征意味啊！那象征成长和圆满的新月，正在天际云端散发出耀人的清辉，美化了周围。月光被乌云所遮，最后为大风暴所吞灭，新月终成满月。”
和韦莲司的灵肉之交，使胡适对美国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胡适生命中的另一个女人出现了，就是当年的小伴娘曹佩声。1921年5月初，胡适接到三嫂的妹妹曹佩声的杭州来信，请他为《安徽旅杭学会报》作序。胡适想起当年自己婚礼上这位15岁的小伴娘来，慨然答应，从此与曹佩声书信往来。
曹佩声，乳名行娟，学名诚英，1902年生于绩溪旺川村，其同父异母姐姐是胡适的三嫂。曹佩声的母亲是曹佩声的父亲经商到四川时买下的小妾。曹佩声父亲早逝，17岁时便由母亲做主嫁给了同乡胡冠英，后在留美的哥哥曹诚克鼓励下，入杭州浙江女子师范读书。
1922年底，曹佩声因与胡冠英性情不合，解除了夫妻关系。胡适得知后，便于1923年春到杭州游玩，顺便探视寡居的曹佩声。胡适一抵杭，曹佩声便张罗同乡来看望胡适，并陪胡适游山玩水。这次杭州之行虽然只有四天，但在双方感情的湖水中却投下一颗分量颇重的石子，在彼此心中泛起层层涟漪。曹佩声“縻哥縻哥”的亲切声音时常在胡适耳畔回响，她那美丽而略带些忧郁的神态令他心痛。临别前，胡适写了一题为《西湖》的诗：“十六年梦想的西湖，不能医我的病，反而使我病得更厉害了！然而西湖毕竟可爱，轻雾笼着，月光照着，我的心也跟着湖光微荡了。前天，伊却未免太绚烂了！我们只好在船篷阴处偷觑着，不敢正眼看伊了。……听了许多毁谤伊的话而来，这回来了，只觉得伊更可爱，因而不舍得匆匆就离别了。”诗中的“伊”明写西湖，暗写曹佩声，其中“听了许多毁谤伊的话”系指曹佩声因不生孩子遭夫家歧视，以及她离婚一事进入非议，一语双关，意味深长。
曹佩声自然读懂了胡适的心声，当然也从他眼神中发现那份关爱之情，多少次她希望自己的丈夫胡冠英能像这位“縻哥”一样有出息，没想到自己和胡冠英离婚不久，这份梦寐以求的爱竟突如其来地降临在自己身上。她的心为胡适怦然而动。
6月初，胡适收到曹佩声两封情意绵绵的来信，忍不住重返杭州，与心上人相会。这次来杭，胡适和蔡元培、高梦旦同行，他们先是住在西湖边上的新新旅社。6月24日，蔡元培、高梦旦离开杭州后，胡适干脆搬到烟霞洞一家临时旅馆住下。此时，曹佩声所在的学校也放了暑假，曹佩声便上山与胡适同居。胡适把这段岁月称之为“神仙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