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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是客位，又帮我张罗，亦有半个主人的地位。志摩原来是巴望我举行这次活动的，但是临场未免紧张。因为志摩生性忠厚，他虽然狂热地恋着小曼，但是他毕竟是个笃诚君子，虽然明知小曼与王赓之间并无真诚的感情，但是要在这个时候，要他公然从王赓的手里夺走他名分已定的妻子，作为20世纪初的中国文学家，头脑里的封建主义束缚总不是那么容易冲破。
第四部分现代诗人散文家 徐志摩（4）
我就开始斟酌自己的话题，因此稍稍有点沉默。这时候，张君劢忍不住了：“海粟！你这‘艺术叛徒’又要搞啥花样了？”张君劢这句话提醒了我。我就在祝酒时以反封建为话题，先谈人生与爱情的关系，又谈到伉俪之情应建筑在相互之间感情融洽、情趣相投的基础上。王赓也是极聪明的，他终于觉察到我的用意，觉察到这席宴会的宗旨。他终于举杯向我、向志摩、向其他人，自然也向小曼，说：“愿我们都为自己创造幸福，并且为别人幸福干杯！”宴会后，王赓推托有事，要小曼随老太太回去，他先走了。后来，我不知道她母女怎样同王赓说的，但是据说王赓终于同意解除婚约。得到王赓的同意，陆太太才和陆先生讲明。陆先生是有名望的读书人，他起初自然不赞成，认为有辱家声。但是王赓都已经同意了，他反对有什么用？何况徐志摩也是他所喜欢的青年。他最后摇摇头说：“我不管，你们自己闯的祸，自己收场！”小曼高兴极了，她终于摆脱了这桩婚事，得到了自由。她噙着兴奋的泪花对我说：“海粟先生，谢谢你为我们创造新的生活出了大力！”
在朋友的帮助和支持之下，陆小曼终于解除了婚约，可事情并非如此简单。徐志摩的家人非常反对这次婚姻，认为有辱家门，经人多方斡旋，终于松口，但须请梁启超作证婚人。梁启超也是碍不过胡适的面子，万般不情愿地作了证婚人。在婚礼进行中，他引经据典的大训大骂，“徐志摩，你这个人性情浮躁，所以在学问方面没有成就，你这个人用情不专，以致离婚再娶，……以后务要痛改前非，重新作人。你们都是离过婚，重又结婚的，都是用情不专，以后要痛自悔悟，……祝你们这次是最后的一次结婚！……”志摩自然听得面红耳赤，就是旁人也觉得不好意思，同时均认为梁启超在这个时候未免过火了。志摩只好忍着惭怍，亲自向前，向老师服罪，说：“请老师不要再讲下去了，顾全弟子一点面子吧。”梁启超听了这话，大概也自觉讲得过于不堪，也就此收住。
这次婚礼别开生面，使得徐志摩和陆小曼难堪多于欣喜，好不容易来的婚姻却换得如此尴尬。
结婚以后，他们的婚姻得不到志摩双亲的谅解，而且得不到父亲在经济上的接济，徐志摩不得不借贷。在上海债台高筑，身为难民的志摩，心中之苦，可想而知。以及与陆小曼生活的不协调，他想改造小曼的原意难以实现，陆小曼喜欢挥霍与玩乐，她性格与习惯上的缺点，不是徐志摩能够改造得了的，大概也不是什么人能够做到的。徐志摩一向生活平顺，但到此一关，苦头却接二连三而至。作为一个好丈夫，徐志摩很多时候跟陆小曼去做他所不愿意甚至是讨厌的事。他曾说：“我想在冬至节独自到一个偏僻的教堂里去听几折圣诞的和歌，但我却穿上了臃肿的袍服上舞台去串演不自在的‘腐’戏。我想在霜浓月澹的冬夜独自写几行从性灵暖处来的诗句，但我却跟着人们到涂蜡的跳舞厅去艳羡仕女们发金光的鞋袜。”
生活的琐碎渐渐地将他们的矛盾暴露出来，徐志摩想改造陆小曼，他在给陆小曼的信中说：“天下没有不可能的事，只要你有信心，有勇气，腔子里有热血，灵魂里有真爱。曼呀！我的孤注就押在你的身上了！”
陆小曼，对于徐志摩来讲，是他“一辈子的成绩”，小曼是他的“归宿”，是他“几世修来的幸运”，志摩得到她“比做一品官，发百万财，乃至身后上天堂，都来得宝贵”。这些话都是他们同居后，写在《眉轩琐语》的心声。
后来由于小曼与伶人翁瑞午的不寻常的关系，搅得徐志摩心疼，那时他与陆小曼的关系虽然恶化了，但在人面前，他仍要装得若无其事，潇洒磊落。他的苦只能藏在心里，自己慢慢地嚼。
后来林徽因回国，他与林徽因藕断丝连。1939年，徐志摩和林徽因等一群朋友在一起聚会，当徽因问起他近况如何，他长叹一声。母亲不久前去世，父亲不容他的妻子陆小曼，父子关系恶化。在北平，他只身住在米粮库胡同四号胡适的家中，虽身肩两所大学的课程，月薪差不多六百元，却不够花钱如流水的陆小曼铺张挥霍。为了挣钱，徐志摩疲于奔命，身体也越来越糟，不是泻肚子，就是感冒，还跟朋友疏远了，眼下正忙着为蒋万里出售上海愚园的房子做中人，想挣点跑腿钱，填填债台上的窟窿，真是斯文扫地，这些怎能跟林徽因讲呢？
宴席结束的时候，徐志摩对林徽因说：“过几天我回上海一趟，如我走前没有时间再来看你，今天就算给你辞行了。”
林徽因说：“11月19日晚上，我在协和小礼堂，给外国使节讲中国建筑艺术。”
“那太好了，”徐志摩兴奋起来：“我一定如期赶回来，作你的忠实听众。”
11月19日晚协和小礼堂灯火辉煌，座无虚席。十几个国家的驻华使节和专业人员济济一堂，听林徽因开设的中国古典建筑美学讲座。
来协和小礼堂讲演以前，她还与思成说：“志摩这人向来不失信，他说要赶回来听我的讲座，一定会来的。”
林徽因讲：“北平城几乎完全根据《周礼》、《考工记》中“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途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的规划思想建设起来的。北平城从地图上看，是一个整齐的凸字形，紫禁城是它的中心。……这种全城布局上的整体感和稳定感，引起了西方建筑家和学者的无限赞叹，称之为世界奇观之一。”
第四部分现代诗人散文家 徐志摩（5）
她讲得很流畅，很生动，讲话的时候，不停地张望着门口，她期待徐志摩的出现。
徐志摩是11月11日回上海的。17日晚上，当徐志摩即将离家的时候，陆小曼问他：“你准备怎么走呢？”
“坐车。”徐志摩回答。
陆小曼说：“你到南京还要看朋友，怕19日赶不到北平。”
“如果实在来不及，我就只好坐飞机了，我口袋里还揣着航空公司财务主任给我的免费飞机票呢。”徐志摩说。
“给你说了多少遍了，不许坐飞机。”小曼着急了。
“你知道我多喜欢坐飞机啊，你看人家雪莱，死得多么风流。”
“你又瞎说了。”
“你怕我死吗？”
“怕什么！你死了大不了我作风流寡妇。”
18日清晨，徐志摩匆匆起身乘早车到南京去了。
11月19日上午八点之前，徐志摩匆匆给林徽因发了一个电报，便登上了由南京飞往北平“济南号”飞机。这是一架司汀逊式六座单叶九汽缸飞机，1929年由宁沪航空公司管理处从美国购入，马力三百五十匹，速率每小时九十英里，在两个月前刚刚换了新机器。
飞机起飞的时候，蓝天白云，一派万里晴空，徐志摩也心旷神怡。他喜欢在空中飞行，常常觉得自己脱离了肉体凡胎，跟蓝夜里彗星一样，在天际遨游。
砰的一声突然炸响，飞机撞在党家庄上空的开山顶上。机身訇然起火，像一只火鸟，翩翩坠落于山下。
济南号失事的消息，林徽因自然尚未得知。回到家中，梁思成告诉林徽因，关于徐志摩未回北平的消息，已给胡适打过电话，胡适也很着急，他怀疑途中有变故。
20日早晨，胡适和林徽因分别看到了北平《晨报》刊登的消息。
据民国二十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上海新闻报报导：“中国航空公司京平线之济南号飞机，于十九日在济南党家庄附近遇雾失事，机身全毁，机师王贯一、梁璧堂、及搭客徐志摩，同时遇难。华东社记者，昨往公司方面及徐宅访问，兹将所得汇志如后。失事情形：济南号飞机于十九日上午八时，由京装载邮件四十余磅，由飞机师王贯一、副机师梁璧堂驾驶出发，乘客仅北大教授徐志摩一人拟去北平，该机于上午十时十分飞抵徐州，十时二十分由徐继续北飞，是时天气甚佳，不料该机飞抵济南五十里党家庄附近，忽遇漫天大雾，进退俱属不能。致触山顶倾覆，机身着火，机油四溢，遂熊熊大火不能遏止。飞行师王贯一、梁璧堂及乘客徐志摩遂同时遇难。办理善后事：后事津浦路警发觉，当即报告该地站长，遂由站长通知公司济南办事处，再由办事处电告公司，公司于昨晨接电后，即派美籍飞行师安利生乘飞机赴京，并转津浦车往出事地点，调查真相，以便办理善后。公司方面，并通知徐宅，徐宅方面，一方面即嘱公司代为办理善后，一方面亦已由徐氏亲属张公权君派中国银行人员赶往料理一切。公司损失，济南号为司汀逊式，于十八年蓉沪航空公司管理处时向美国购入，马力三百五十匹，速率每小时九十哩，今岁始换装新摩托，甫于二月前完竣飞驶，不意偶遇重雾，竟致失事，机件全毁，不能复事修理，损失除邮件等外，计五万余元……徐氏上星期乘京平线飞机来沪，……才五六日，以教务纷繁，即匆匆拟返，不意竟罹斯祸……徐之乘坐飞机，系公司中保君建邀往乘坐，票亦公司所赠，……票由公司赠送，盖保君方为财务组主任，欲藉诗人之名以作宣传，徐氏流沪者仅五日。”
这是志摩死难的新闻。
整整一天，林徽因的眼前闪动着一团火光，徐志摩散文中《想飞》中的那几句话，不时地撞进她的脑海：“同时天上那一点子黑的已经迫近在我的头顶，形成了一架鸟行的机器，忽的机沿一侧，一球光直往下注，砰的一声炸响──炸碎了我在飞行中的幻想，青天里凭添了几堆破碎的浮云。”
梁思成、金岳霖和张奚若三人，22日上午9时半赶到济南，在齐鲁大学乘夜车赶到徐志摩停灵的福缘庵。
在返回北平之前，梁思成悄悄捡起了“济南号”飞机残骸的一块小木板，放进自己提包里，这是林徽因再三叮嘱的。
徐志摩的灵柩运到上海万国殡仪馆，上海文艺界在静安寺设奠，举行追悼仪式，吊唁的人络绎不绝，许多青年学生排着队来瞻仰这位中国的拜伦。
北平的公祭设在北大二院大礼堂，由林徽因主持安排，胡适、周作人、杨振声等到会致哀，京都的社会贤达和故友纷纷题写挽联、挽诗和祭文。
蔡元培的挽联极具代表性：“谈话是诗，举动是诗，毕生行径都是诗，诗的意味渗透了，随遇自有乐土。坐机可死，乘船可死，斗室生卧也可死，死于飞机偶然者，不必视为畏途。”
公祭之后，林徽因把那片飞机的残骸，悬挂在卧室中央的墙壁上，直到她病逝。数年后她还继续发表写给徐志摩的情诗。在她临终前，她要求并第一次见到了张幼仪，却什么话依然没说出过。张幼仪却明白了她对徐志摩的爱。
徐志摩死了以后，小曼受到的打击很大，而她所遭受的批评也大。因为她没有再嫁，仍顶着徐志摩夫人的名义；却又和翁瑞午秘密同居。这种生活方式，在中国社会里，是最招人议论的。像小曼那样的柔艳，又那样的漠视社会上所认可的道德，在她自己的生活方式上，真是为所欲为的一个人。一个女人，不管美丑，她如果不怕批评，不顾道德，而任性的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她一定是悲剧的主角，小曼既有这样的性格，而又有不良的嗜好，想不演悲剧也不可能了。
第四部分现代诗人散文家 徐志摩（6）
不过自从志摩去逝以后，陆小曼就素服终身了，从不见她去游宴场所一次。她每天供着徐志摩的遗像，给他上鲜花。但她离不开瑞午，瑞午也变卖了一切古董书画来供养陆小曼的芙蓉税。小曼病了，终日缠身，她掉了一口牙齿，从没有镶过一个。光泽的秀发，常常经月不梳，她已变成了一个春梦婆了。但是瑞午却奉之如神明，只要小曼开口，他什么都能办到，你不要以为小曼憔悴到这样子，便失去了她旧日的风度，只要你一听她开口，她的林下之风仍能让你听到。小曼的家，至后反而成了文友的集会的场所。
抗战期间，陆小曼没有离开上海，但没有与敌伪来往，她保持了一个中国人应有的立场。不过由于她的鸦片烟瘾太重，伤害了她，生活就更加的艰苦了。
抗战胜利后，她又编辑了一册《志摩日记》，把版权卖给了晨光出版公司。在序文里，并曾说明她脱离了病的纠缠，要振作起来的决心，还想做一些事，要为志摩编一部全集。但是这一切都没有能够实现。
自从徐志摩去逝后，陆小曼换成了另外一个人。陆母的一句话说得最中肯：“志摩害了小曼，小曼也害了志摩。”
徐志摩的元配张幼仪以自立延续着对徐志摩的热爱，她离婚后很快从悲痛中振作起来，入裴斯塔洛齐学院，专攻幼儿教育。回国后办云裳公司，主政上海女子储蓄银行，均大获成功。终于从小脚的阴影里走出，成为一个“穿西服”的、令人瞩目的新女性。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回国后仍照样服侍徐志摩的双亲（认作寄女），精心抚育她和徐志摩的儿子。台湾版的《徐志摩全集》也是在她的策划下编写的，为的是让后人知道徐志摩的著作。
第五部分当代著名作家 郁达夫（1）
郁达夫：（1895～1945年）中国当代著名作家，原名郁文，浙江富阳人。
1895年郁达夫出生于浙江富阳，三岁时父亲病故，母亲含辛茹苦地将他养育成人，让他接受教育，期望他将来能够出人头地。为了生活，母亲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遭受别人的白眼和冷遇，其间的屈辱给郁达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郁达夫7岁入私塾受启蒙教育。后到嘉兴、杭州等地中学求学。由于聪颖好学，少时已有中国古典文学的深厚基础。1911年起开始创作旧体诗，并向报刊投稿，在文学界引起不少关注。1912年考入大学预科，因参加学潮被校方开除。1913年赴日本留学，广泛涉猎了中外文学和哲学著作。饱受屈辱和歧视的异国生活，激发了他的爱国热忱，也使他忧伤、愤世。他从研究经济学转而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
和许多20世纪初的著名文人一样，郁达夫的第一次婚姻是被母亲包办的。1920年，当他被母亲匆匆召回家乡完婚时，娶来了一位也算是知书达礼、颇有才情的贤惠女子——孙荃。
这个婚姻是由双方家长包办的，并不是郁达夫的意愿。郁达夫曾经说过，他与孙荃的结合，是为了成全年事已高的母亲的心愿，他与孙荃的婚礼是其母亲一手包办的。尽管郁达夫追求新思想，但是对于这场婚姻却无力抵抗。根据郁达夫本人的记述，孙荃是这样一位女性，自幼生活在偏远的乡村，从没进过城市，小脚，看的书只不过是私塾里读的《列女传》、《女四书》等旧书。就连如何才能把一个女人打扮得娇俏，以及怎样才能裁剪出流行式样的衣服都不知道。只把柔顺二字作为自己行动的规范。
孙荃虽也识字，也懂写诗，比较有才情，但郁达夫对于孙荃，始终缺少一份激情。郁达夫在婚姻问题上的妥协来自他对母亲的深厚感情。他不愿意委屈自己的感情，但也不愿意违抗母亲，他能做到的最大的反抗只是不举行结婚仪式，不请媒人而已。
就当时来说，这是相当破格的举动，对新娘来说，这也是极大的打击。但较之以后的日子，这只是苦涩的开始。结婚以后，两人维持着平静的生活，孙荃为郁达夫生下了两男两女。
婚后不久，郁达夫继续他的日本求学之路，1922年回国后，参加了建于1921年的文学组织创造社，编辑多份报纸，曾与鲁迅合编《奔流》月刊。著有《沉沦》、《南迁》、《春风沉醉的晚上》等著名作品，是难得的一位敢于直视自己的作家。
1923年起郁达夫在北京大学、武昌师范大学、广州大学等校任教，奔波于各个城市之间。1926年秋天，创造社名誉日下，社务被一帮闲人弄得乱七八糟。发起人之一的郭沫若随着北伐军去了前线，创造社无人打理，一片混乱。而此时，恰逢爱子龙儿生病，郁达夫却奔波于北平和广州之间。不到半年，龙儿患脑膜炎去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