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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段记载可以看出，施绍莘确实善于造园，并曾在松江佘山自己的家园内亲自造成一个十分美丽的园林，每日在其间自得其乐。问题并不仅仅在于造园的工艺，关键是文人造园，而不是匠人造园，并且是一个“情痴情种”造园，这就与《红楼梦》的主旨密切相关了。“巍巍前山对，几个人只在艳腾腾群花内”，既是施绍莘造园游园的实录，也是《红楼梦》中大观园生活的实录。
洪的故园在杭州西溪的“洪园”，是从南宋传下来的、明代两次扩建的一座历史悠久的府邸园林。根据历史记载，这座园林前后经历过三次建设：第一次是南宋高宗御赐的“国公府”，第二次是明朝成化年间洪钟重建的“洪园”，第三次翻建洪园是在万历四十六（戊午，1618）年，根据明末著名官僚文人冯梦桢记载，洪园翻建后，在当时杭州西溪的诸多园林景观中，是规模最大，景色最美的一座园林。
洪家这次翻建洪园，目的是什么，是谁主持施工，未见历史记载，但这个时间与施绍莘修建佘山花园的时间却是相同的。施绍莘建花园的时间是丙辰年，即万历四十四年，也就是1616年，早于洪园翻建两年，如果当时洪家请施绍莘“规划制度”洪园的翻建，应属合理推断。当时江南私家园林多为文人主持修建，讲究文化品味，例如著名文人李渔，就曾为很多大家族主持修建过不少园林。施绍莘帮助洪家建园，以他本人的名气，以及他在佘山的园林名气，是很自然的事情。
问题的关键并不在洪园是否是由施绍莘这个“山子野”主持修建，关键是这个“山子野”对洪人生及思想观念的影响，对《红楼梦》作品主旨和内容的影响。洪昇出生于清顺治二年（乙酉，1645），与施绍莘并非同时代人，施绍莘当为洪昇的祖父一辈。但洪昇出生后直到整个青少年时期，却正是施绍莘的言情套曲在社会上大行其道，影响深广的时期。据《瑶台片玉》甲种中编记载：一天夜里，施绍莘写了“南北宫长调各一，已而天明，花日在窗，亲故以予之至也，少长并集，见诸绮语，争录之而去。顷刻间，遍布墟落。更岁余，见村中小儿《大学》《序》首空处，有遍书予词者，亦大可笑矣。”洪昇从小就受言情思想熏陶，一生最爱词曲创作，《瑶台片玉》中描写的学中小儿在《大学》课本空白处抄写施绍莘套曲的行径，应是包括洪昇在内的当时江南小儿的滑稽举动，《红楼梦》中描写的宝黛读《西厢记》，封面盖着《大学》《中庸》一类封皮，与此绝类。
《红楼梦》中描写的宝玉与姐妹们在大观园中的诸多风流雅事，用施绍莘的话说，全部可以概括为“几个人只在艳腾腾群花内”！其实，《红楼梦》中的好些思想，都可以看出受了施绍莘影响的明显痕迹。例如，施绍莘的《舟居旅怀》中说：“香罗一幅封回去，上写断肠诗句，四边多是泪痕洇处”。《红楼梦》中的《题帕三绝》情节，是否受此影响，不难判断。
第三节 正确解读《红楼梦》的前提与基础
《红楼梦》是一部“末世”的悲剧。什么是悲剧？悲剧就是把最有价值的珍宝打碎了给世人看。《红楼梦》为我们展示了四个方面的悲剧：
１。一代封建末世的社会悲剧
《红楼梦》故事发生的时代背景，是一个“末世光景”。书中开篇，就借冷子兴之口，向贾雨村介绍，宁荣二府处于“末世”；在王熙凤这个女强人的判词中，也说“凡鸟偏从末世来”；在探春理家的情节里，还表现了她身处“末世”，无力回天的悲怆心情，说她“生于末世运偏消”。
书中所说的“末世”，不是一家一姓的“末世”，而是一个社会共同面临的“末世”！疯僧跛道的“好了歌”与甄士隐的“好了歌解”，就是对这个“末世”光景的最好诠释：
这是一个“水旱不收，鼠盗蜂起”的时代，昔日歌舞升平的达官显贵府邸，“蛛丝儿结满了雕梁”；“金满箱银满箱”的富家子弟，“转眼”，就变成了“人皆谤”的乞丐；昨天还嫌“纱帽小”去跑官要官，今天却沦为披枷戴锁的囚犯；昨天还披着“破袄”在寒风中瑟瑟发抖的穷酸，今天却“紫蟒”裹体高视阔步。这正是改朝换代的真实写照：一个旧时代结束了，一群新贵族产生了。“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何处“他乡”，何处“故乡”，为何认他乡为故乡？这正是暗示异族入主中原，中华发生了天崩地裂！
在“红楼梦十二支曲子”的结尾，作者“自度”了“飞鸟各投林”曲牌：“为官的，家业凋零；富贵的，金银散尽；有恩的，死里逃生；无情的，分明报应。欠命的，命已还，欠泪的，泪已尽。冤冤相报实非轻，分离聚合皆前定。欲知命短问前生，老来富贵也真侥幸。看破的，遁入空门；痴迷的，枉送了性命。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这里描写的是什么？是一幅“世界末日总清算”的图画！除了改朝换代，还有这种全社会性的“总清算”场面么？
作者笔下的这种“末世”场景，绝对不是乾隆盛世，而是明末清初那段改朝换代、天崩地裂的“末世”！有清一代，在封建文人的笔下，称为“末世”的时代共有两个，一个是鸦片战争以后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时代，另一次就是清初顺治朝和康熙前期。《红楼梦》不是鸦片战争以后的作品，他产生的时代背景，只能是清初这个“末世”；他描写的作品主题，也只能是一个社会的“末世”悲歌。
有的朋友可能要问，清初虽然战乱多，社会不稳定，但一个封建王朝创立之初，无论如何也不能称为“末世”呀？此问并非没道理，问题在于用谁的眼光看社会。清朝新贵的眼中，当然不会把清初看作“末世”；而在明朝的“遗民”眼中，却是不折不扣的“末世”！朋友们可以翻阅此时期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吴梅村、钱谦益、戴震、蒲松龄等名家的著作，不难看出，“末世”的提法触处皆是。
红学界关于《红楼梦》是否有“反清吊明”思想的争论，至今言人人殊。反对者往往说，曹雪芹生在清朝中叶，出身“汉军旗人”家庭，不会有遗民思想，说的不错。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谁能否定“好了歌解”、“飞鸟各投林”曲子中的遗民思想呢？这不恰好证明了《红楼梦》的作者是一个具有“末世遗民”思想的清初人，而不是清朝中叶没有遗民思想的曹雪芹么！
2。 一个封建大家族的天伦悲剧
有的朋友可能要问，《红楼梦》中的宁荣二府最终败落是必然的，但为什么要定义为天伦悲剧呢？《红楼梦》开端，就交代这个富贵流传了百年的“望族”，此时正处于“末世”，“外面架子没倒，内囊却渐渐尽上来了”，不似先前那么“温柔富贵、诗礼簪缨”了。书中还借“宁荣二公”之口，对“警幻仙姑”说，自己这个家族的运气已经尽了，最终破败是不可避免的了。其实，家族中的人，也不是不知道运气已尽、败落在即的形势，书中主子和奴才都经常说，“好像有几百年熬煎似的”，“千里搭凉棚，没有不散的筵席”！
这个家族是怎么败落的呢？主要原因还在于家族内部。书中借探春的口说，“我们这样的大家族，从外面杀来，一时是杀不死的；只有内部自杀自灭起来，才能一败涂地呢！”君不见，家族中人，“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一个个像乌眼鸡似的，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因此，可以说，《红楼梦》表现的，其实就是这个大家族的“自杀自灭”史！
这个大家族中矛盾重重：宁荣二府之间的矛盾，荣府中赦政兄弟及邢王妯娌之间的矛盾，贾母与长房贾赦邢夫人之间的矛盾，二房贾政一支中嫡庶之间的矛盾，王熙凤同邢王两婆母之间的矛盾，贾琏一家中夫妻及妻妾之间的矛盾，主子与奴才之间的矛盾，跟随不同主子的奴才与奴才之间的矛盾，等等。这些矛盾斗争的结果，是母子失和，兄弟反目，夫妻同床异梦，妯娌尔谀我诈，“施魇魔法”、“造谣生事”、“引风吹火”，“站干岸儿”，“推倒油瓶不扶”。这样矛盾深重的家族，焉有不败之理？
《红楼梦》前八十回中，没有写到这个家族的彻底败亡，但也充分表现出了破败迭起，败亡将至的趋势。家族矛盾的总爆发，体现在“抄检大观园”这一惊心动魄的事件中。由一个“绣春囊”，把王熙凤、王夫人、邢夫人、探春、迎春、惜春、黛玉、宝玉、晴雯、司棋、王善保家的几乎全家主子奴才都卷了进来，住在园中的亲戚也受到波及，担了嫌疑。抄检的直接结果，是屈死了晴雯、司棋、潘又安三条人命，间接结果就更严重了，王夫人下令：过了年宝玉和姐妹们必须全部搬出园子！一群天真烂漫的年轻人，就这样失去了她们的人生乐园，即将风流云散了。
发生在贾府及大观园中的这些悲剧，说到底都不是外部势力造成的，而是家族内部自杀自灭的结果，正是一个封建大家族的天伦悲剧。当然，外部的因素也是有的，比如处于“末世”社会，入不敷出，官僚搜刮等。套用一句毛泽东的话：“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根本的、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还是内因。《红楼梦》所要表现的，正是家族内部的自杀自灭的过程，把一个表面上“诗礼簪缨”的封建大家族，如何毁灭的过程展示给读者看，这正是《红楼梦》的悲剧性所在。
现在的红学界诸多权威，不去研究《红楼梦》作品中展示的家族内部矛盾，而是热中于对曹家与雍正朝廷关系的探佚附会，实在不是文学研究的正途。之所以这样，根本原因还在于，在曹家的历史上，找不到《红楼梦》所表现的家族内部矛盾斗争的证据，也只好向宫廷斗争索隐一途了。岂不知《红楼梦》作者在书中早已明明白白地告诉读者，贾府的问题出在内部。你偏要向外部去找原因，不是正应了作者的话么：“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啊！
3。 一个封建知识分子的人生悲剧
我国的封建正统知识分子，走的都是学而优则仕之路，“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仕途经济，几乎就是封建知识分子的惟一出路。成功者固然可以飞黄腾达，不成功者如蒲松龄、孔已己者，为数更是多多。
《红楼梦》描写的主人公贾宝玉，其人生道路的选择，却与此截然相反：其一，他拒绝走仕途经济之路，把追求仕宦之人统统骂为“禄蠹”、“国贼”。其二，他反对程朱理学，说“除明明德外无书”，把“四书”以外的书统统烧掉了。其三，他不赞成传统的忠君爱国思想，说“文死谏、武死战”者是“浊气上涌”，“置君父于何地”？
红学界一般认为，《红楼梦》主人公这些思想，代表着封建叛逆思想，说明作者是一个封建社会的叛逆者。这种理解未免有人为拔高之嫌。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在《红楼梦》创作的年代，是产生不出所谓封建叛逆思想的。把《红楼梦》表现的这些思想，放在乾隆年间的曹雪芹身上，确实是不可理解的，如果放到明末清初的一个封建正统知识分子身上，反而是十分自然的，一点也不值得大惊小怪的。
在清初，多数封建正统知识分子，对入关的异族统治者，都采取不合作态度，当然，“一队夷齐下首阳”的情况也很多。不合作者对这些“下首阳”的追求仕途经济者，当然持蔑视态度。清初正统文人的文章中，斥骂“禄蠹”、“国贼”的文章触目皆是，就连两截为人的吴伟业、钱谦益的晚年作品中，也对自己追求仕途经济的行为悔恨不已，说自己“总比鸿毛还不如”。《红楼梦》表达的这种思想，不仅不是什么封建叛逆思想，反而是当时的封建正统思想。
贾宝玉反对“文死谏、武死战”，更不是什么异端思想，而是清初封建正统知识分子对明朝灭亡原因的反思。明亡前，内有“流寇”造反，外有建州袭扰，朝廷焦头烂额。此时朝廷内部，东林党人普遍犯“文死谏”的毛病，崇祯皇帝，大概是中国历史上杀谏臣最多的残暴皇帝；带兵的武将，也只顾一死报君王，对战争的胜负却在所不惜，结果屡战履败，损兵折将，最终丢了三百年基业。清初三大家的文章中，对此多有分析，感慨之下，痛哭流涕，大骂文武误国。贾宝玉一个毛头孩子，懂得什么“文死谏、武死战”，不过是重复当时社会上的流行说法而已。
至于宝玉烧掉四书以外的书，更不是什么特别反常的举动。清初，江南正统封建文人检讨明亡的教训，多数认为是“空谈误国”所致，而空谈之风的形成，主要原因在于明代“程朱理学”、“王陆心学”的泛滥。当时的知识分子，当然不是反对孔孟之道，不是反对四书五经，而是反对朝廷确立的统治思想“理学”和“心学”。《红楼梦》中宝玉的行为，只是表达了那个时代封建正统知识分子中流行的这些思想，根本谈不上“异端”，他毕竟没烧四书嘛。
贾宝玉表现的这些思想，在清初的江南知识分子中司空见惯，但在乾隆朝却是决无可能的，换句话说，曹雪芹绝对不可能有《红楼梦》中的这些思想，他也决对写不出《红楼梦》中的这些思想。只有清初江南的封建正统文人，才有把这些思想见诸于纸面的可能。为什么这么绝对呢？一方面是明末清初确实流行这些思想，另一方面是当时文网尚宽，这些思想有公开面世的条件。乾隆朝是中国五千年历史上文网最严、文字狱最惨烈的时代，没有谁有这个胆量。
《红楼梦》作者把自己比喻为女娲弃而不用的补天石，慨叹自己“无才补天”，说自己“一技无成，半生潦倒”，并交代创作此书时，正处于“愧则有余，悔又无益之大无可如何之日”，大概并不仅仅是在仕途功名上无所成就，似乎还经历过人生重大打击。书中屡次出现“经历了一场人生梦幻”，“跌过筋斗”等字句，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可以断定，《红楼梦》表达的是一个明末清初的封建正统知识分子的人生悲剧，但这个贾宝玉的原型，绝对不会是曹雪芹！
4。 一干知识女性的命运悲剧
《红楼梦》创作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闺阁昭传”。作者交代：自己虽然“无能不肖”，但家庭中却“历历有人”，决不能让她们的事迹与自己“一并湮灭”，所以要把她们的事迹写出来，以“悦人之耳目”。
《红楼梦》书中以林黛玉、薛宝钗为代表的“一干”知识女性，聪明、美丽、善良、有能力，比贾府中的诸多“须眉男子”都要强得多！她们不仅能够咏柳絮、歌海棠、颂桃花，还能“兴利除宿弊”、“小惠全大体”。虽然她们没有做到挽大厦于将倾，但她们为挽救这个将死的“百足之虫”尽了力，令这个家族中的所有“须眉男子”汗颜。
《红楼梦》中，这些女子都是来自于“薄命司”中的“冤孽”，她们的下场是“千红一哭”、“万艳同悲”。黛玉、宝钗、探春、迎春、惜春、湘云、妙玉等人，有的泪尽夭亡，有的误嫁中山狼，有的远嫁海外，有的长伴青灯古佛，有的青年早寡，都经历了一段悲惨的命运。作者对这些女子赋予了极大的同情，用生花妙笔，充分展示了她们的可爱之处，也让读者为她们，洒下一掬哀怜同情的泪水。
作者下最大工夫，描写的是“金玉良缘”和“木石前盟”的爱情故事。故事中的两个青年女子，都是主人公的表姐妹，与主人公都是青梅竹马的关系，最后都落得“水中月、镜中花”的结果。好多读者都认为宝黛爱情是悲剧，但宝玉同宝钗的婚姻何尝不是悲剧？好多《红楼梦》读者都用今天的一夫一妻观念去看《红楼梦》中爱情关系的排他性，这是不对的。在那个时代，男人三妻四妾是很正常的，不必要求《红楼梦》主人公爱情专一。
《红楼梦》开篇就交代，书中的“百年望族”，是一个“诗礼簪缨”之族，书中的“一干女子”，都是比“须眉浊物”宝玉强得多的才女。作者创作《红楼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