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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的，所以书中出现了石头与空空道人的那段对话。据王渔洋《池北偶谈》记载，这个“拙和尚”，康熙四十二年游历江南“扫塔”“访仙”，回到“青沟峰”后，就干起了“净金圣叹”的勾当，显然是在评点一部文学作品。他评点的这部作品是否是《红楼梦》没有直接证据，但王渔洋的记载与《红楼梦》中关于空空道人“访道求仙”中“抄录问世”的记载一致，难道仅仅是偶合么？我们今天所见到的“立松轩”系统《石头记》，批语使用的基本是佛家语言，原始稿本似乎就是出自这个具有僧道双重身份的出家人的手笔。
“青埂峰”下那块被女娲遗弃的“补天石”，应该就是洪昇以盘山“摇动石”为原型的借指形象。据《盘山志》记载，洪昇在《驳名胜志》文中说，曹能始云“上盘顶有巨石，以指摇之辄动。今摇动石在千相寺后，与上盘无涉。”盘山“摇动石”形体巨大，因无根基，以手指便能摇动此石，历来为游客喜爱。在盘山确有此石是女娲锻炼通灵后遗弃未用的“补天石”传说，《盘山志》对此有记载。洪昇用“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下的这块巨石自况，写出不朽名著《红楼梦》，不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么！
洪昇初创《红楼梦》的念头，应该就是在盘山青沟禅院“逃禅”时产生的；对《红楼梦》创作的整体构思，也是在这里完成的。在盘山寻求解脱的“旬日”里，恰是洪昇刚刚经历了人生最惨痛打击之后，抚着身心伤痛，静对清泉白石之刻，前半生中的所有“新愁与旧愁”，一齐涌向心底。此时的洪昇，产生创作《红楼梦》，用以表达“国殇与家难，一夜百端忧”的心情，是最合理的推测。
康熙三十一年，洪昇带着身心两重伤痛，回到了阔别已久的故乡杭州。迎接这个游子的，并非洪昇心中儿时的大堂、昔日美丽高雅的洪府和洪园，而是已经三易主人、仅“小邱”、“峰石”尚存的荒凉破败园子。站在“三生石畔”，面对残存的故园“峰石”，联想到国子监的“石鼓”，大荒山的“摇动石”，联想到个人、姐妹、家庭、社会的末世悲剧，洪昇以“无才补天”的“石头”比喻自己，以自己的亲历亲闻故事为创作素材，开始了长达十二年的《红楼梦》创作。
《红楼梦》中的“石头”，寄托着洪昇悲剧人生的多重寓意。对于刚刚经历的改朝换代社会悲剧来说，石头“无才补天”，寄寓着一个具有“遗民思想”的士大夫对前朝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兴亡感叹；对于刚刚经历的百年望族灰飞烟灭的家庭悲剧来说，石头“无才补天”，寄寓着对家族落一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凄苦哀鸣；对于刚刚经历的功名利禄都成为过眼云烟的个人人生悲剧来说，石头“无才补天”，寄寓着对自己辜负“天恩祖德”、“断送功名到白头”的扼腕浩叹；对于刚刚经历的姐妹们“千红一哭、刀艳同悲”的红颜悲剧来说，石头“无才补天”，寄寓着对“金紫万千谁治国，裙钗一个可齐家”的长歌当哭！
洪昇的一生，与石头结下了不解之缘，洪昇记录自己亲历亲闻故事的作品，就是石头上面的文字，就是《石头记》。
洪昇以“石头”自命，除了人生经历上的原因之外，还应该有文化上的渊源。这个渊源应该来自明末清初著名的文学家、史学家张岱。张岱，字宗子，又字石公，号陶庵，又号会稽外史，蝶庵，六休居士。浙江山阴（今绍兴）人。生于明万历二十五（1597）年，卒于清康熙二十八（1689）年，享年九十三岁。张岱出生在一个仕宦之家，早年生活奢华，用他自己的话说：“少为纨绔子弟，极爱繁华，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兼以茶淫橘虐，书蠹诗魔。”（《自为墓志铭》）可谓集纨绔子弟的豪纵习气与晚明文人的颓放作风于一身，也可谓集官宦子弟的没落生活与多才多艺的良好教育于一身。
受晚明王陆心学的影响，张岱的祖父从小便要求他，读四书不要读“朱注”，只读白文，其内容靠自己去理解。在那以程朱理学为正统的时代，张岱养成了强烈的异端思想，也注定了他科场屡屡失利的必然下场。明亡以后，张岱坚持民族主义观念，拒绝出仕，临死前还郑重要求在墓碑上写明“明人张岱”字样，决不做清朝顺民。正由于他的这种处世原则，世人都称呼他为一块顽石，他自己也“人呼为石公，便以石公为号”。张岱具有“补天”之才能，却生逢天塌地陷的时代，一生“志在补天”，却始终被社会所遗弃，近代研究张岱的学者，都把他称为“一块被遗弃的补天石”！
张岱在明亡之后，长期避居深山，偌大家产被焚掠一空，整个后半生过着极为困苦的生活，但茅檐竹屋、瓦灶绳床，更坚定了他创作的襟怀，一生著作等身，在中国文学史、史学史、哲学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他独立修撰的《石匮书》、《石匮书后集》、《古今义烈传》煌煌五百万字，被当时史学界称为可以与司马迁的《史记》相媲美的著作。他撰写的散文集《陶庵梦忆》、《西湖梦寻》，立意新颖，文笔优美，脍炙人口三百多年，至今仍为文坛奇葩。
张岱的人生经历，与《红楼梦》中主人公贾宝玉极其相似，与《红楼梦》中交代作者的人生经历也极其相似。张岱不可能是《红楼梦》作者，但《红楼梦》作者一定与张岱有着类似的经历，方能引起心理共鸣，著《红楼梦》一书。《红楼梦》创作中，一定借鉴吸收了张岱青年时的一些事迹，这在小说创作上是通常的做法，任何作家都会如此。《红楼梦》为什么一定要说故事原来是刻写在一块“石头”上呢？这也与张岱有关：我们今天所知道的张岱事迹，多数都来自于他自己撰写的《自为墓志铭》一文。所谓墓志铭，就是刻在石头上的文字吧？《红楼梦》作者创作前，一定读过张岱的《自为墓志铭》，方能创作出书中“石头自叙”、“自怨自叹”的情节。
第二节 情僧
《红楼梦》开篇便有一段非常滑稽而且荒唐的描写：有个访道求仙的“空空道人”，从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下经过，看到一块大石头上字迹分明，于是同“石兄”进行了一番关于文学创作理论的对话，最后把石头上刻的故事“从头至尾抄写回来，问世传奇”。“空空道人”因受石头上的故事感动，“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入色，自色悟空”，遂把自己改名为“情僧”，把传抄的《石头记》也相应改名为《情僧录》。
在中国文明史上，释道两教都可谓源远流长，关于两教信徒事迹的记载车载斗量，但对于《红楼梦》开篇如此荒唐的描写，相信两教的任何大师都要大摇其头的，文人雅士见此描写，也只会付之一笑，不予深究的。自红学诞生以来，未见哪位学者专门考证或索隐过“空空道人”的事迹有无真假；过去，笔者也一直以为这么荒唐无稽的描写，不过是《红楼梦》作者用笔狡狯而已，“石头”、“情僧”和“空空道人”大概都是作者的假托，那段关于文艺理论的谈话也只是作者文艺思想的内心对白，所以，对这个居然改名为“情僧”的“空空道人”，并未作认真的考证。
近来，随着对《红楼梦》初创者洪昇事迹考证的深入，笔者发现，《红楼梦》中的这个“情僧”，并非假托枉拟，而是实有其人。《红楼梦》对“空空道人”与“石兄”的对话以及“空空道人”把《红楼梦》“抄写回去、问世传奇”的描写，实实是“追踪蹑迹”的忠实记载，并非凭空杜撰。
在上一章关于“补天石”的考证中，我们已经知道了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的真实来历。《红楼梦》中的“空空道人”，就是“青埂峰”住持智朴和尚。据《盘山志》和王士等康熙朝文人的著作记载，智朴和尚号拙庵，俗姓张。江苏徐州人。十五岁出家。三十五岁至盘山，在青沟“结庐”，是“青沟禅院”的创建人和寺院住持。今天在盘山，还有传说拙庵和尚原来是驻守蓟州的明军高级将领，明亡后在此出家，不过这个传说缺乏史料支持，待考。这个智朴和尚十分了得，他不仅佛学造诣很深，更是一个文化功底深厚的“诗僧”，一生吟咏不辍，著述颇丰，可谓性情中人，称“情僧”应是名至实归。他不仅曾同当朝皇帝吟咏唱和，同京中的众多公卿士大夫，都有几乎不拘行迹的密切往来，与康熙朝的著名文人如朱彝尊、王士、王泽弘、李天馥、洪昇等，往来尤其密切。这在智朴所修的《盘山志》、《盘山志补遗》、《电光录》以及上述清初著名文人的作品集中，都有丰富的记载。
智朴这个“情僧”，更令人瞠目结舌的是，还确实有“道士”的双重身份，竟是一个货真价实的“空空道人”！智朴号拙庵，时人一般都尊称他为“拙上人”、“拙和尚”、“拙大师”，谁能料到，他居然还有一个别称“拙道人”！康熙朝江苏巡抚、著名诗人宋荦的《西陂类稿》卷十七就记载有《盘山青沟拙道人远道见访留住沧浪亭两首》诗，诗后附有智朴《次韵奉酬》诗。既然“奉酬”了，就说明本人也承认了“拙道人”的称呼。
其实不仅在称呼上可证明智朴这个“情僧”同时就是“空空道人”，在行为上也可以充分证明这一点。智朴这个人是个对儒释道三教都有浓厚兴趣的智者，他出诗集，修山志，大量刻印佛经，也曾刻印过道教的最高经典《道德经》！康熙三十二年，他就曾捎书王士，委托他为刻印的《道德经》作“序引”；王士的《居易录》对此有明确记载。智朴不仅为同他交往的文人雅士讲经说法，劝他们看透仕途人生，还经常给他们送去盘山所产的草药“黄精”、“紫芝”等，在王士、李天馥、洪昇等人头上出现白发时，他都曾捎去“黄精”，据说可治白发，令这些人颇为感动，在他们的诗集中都有记载。采药治病是“道士”的行为，从这一行为也可看出智朴身份的释道二重性。
洪昇同智朴和尚的直接交往，有据可查的有两次：一次是康熙二十年春，洪昇时就吏部尚书李天馥西席，陪同李天馥去东陵“送灵”，归途中顺访盘山，专程往青沟寺拜访了智朴禅师。洪昇此次游历有八首记游诗，今存。此时的洪昇，正处于未被举荐“博学鸿词”的忧郁之中，见盘山满山“大石”的胜景，用手指摇动形影相吊的“摇动石”，听智朴讲盘山女娲炼石补天的故事，正触动满腹心事。这应是他在《红楼梦》中，慨叹“娲皇”用了三万六千块，“独留一石未用”的心境的真实描绘！
洪昇同智朴的第二次交往，是在康熙二十九年春。上年中秋，洪昇因“国丧”期间“聚演”《长生殿》，被革去了“国子监生”，并受了三个月的牢狱之灾。在功名彻底无望、哀莫大于心死之际，洪昇“牛衣肿目”，骑着一头毛驴来到盘山，到青沟寺同老友智朴“逃禅”。洪昇向老友倾诉了自己“愧则有余、悔又无益的大无可奈何”心情，试想，此时的僧人智朴会如何劝慰洪昇呢？只能是《红楼梦》中所说的话：“好就是了，了就是好，若想好，便须了，若不了，便不好”。智朴唱《好了歌》、洪昇答《好了歌解》，应是此时两位老朋友之间当然的行为，也正是洪昇创作《红楼梦》的动机所在。洪昇此次在盘山写了许多思想消极虚无的诗，洪昇的诗集中节录收入一部分，其余都被智朴收入《盘山志》中，读者可自去查阅。
康熙三十年，洪昇携家返回故乡杭州，直至康熙四十三年洪昇逝世，十三年间未见同老友智朴直接交往的记录，但二人的共同朋友朱彝尊、宋荦、王士其间多次南来北往，互传一些朋友的信息是完全可能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康熙四十一年。这年初春，洪昇创作的《红楼梦》初稿终于杀青了。时值朱彝尊来杭，洪昇把初稿拿给朱彝尊看，朱彝尊作了《题洪上舍传奇》诗记叙此事。“洪上舍”者，洪昇也；洪上舍所作的传奇，就是洪昇以自己“亲历亲闻”所作的传奇。朱彝尊诗中说，此传奇内容过于悲伤，令人“不忍终读”，他劝洪昇把此书“莫付尊前”，就是别拿到眼前，避免像《长生殿》那样惹祸，最好是“沉阿翘”，即让你的关于女人的故事最好“藏之深山、投之水火”。此《洪昇上舍传奇》应是《红楼梦》的初稿。
也是这一年，洪昇的老友智朴和尚静极思动，长途跋涉三千里，到江南去“扫塔”，兼看望老朋友。所谓“扫塔”，就是拜谒寺庙，访求高僧大德，探讨宗教哲理。智朴这次下江南是以什么名义去的呢？居然是以不可思议的“道士”名义去的，有宋荦诗中“拙道人远道见访”字句为证。“道人”去拜访各个宗教胜地，就绝不仅仅是“扫塔”而已，而是“访道求仙”。这与《红楼梦》开篇说“有个空空道人访道求仙”，就完全吻合了。
“拙道人”智朴和尚在江南期间，曾在苏州的沧浪亭与时任江苏巡抚的宋荦相聚，当时恰巧朱彝尊也正好从杭州赶来苏州，三人在沧浪亭饮酒赋诗，畅叙友谊。三人的诗后来被智朴和尚编为《沧浪高唱》诗集，求王士作序。在王士《蚕尾续稿》中可见对此事的记载。此次相聚，三人是否谈及洪昇及其新作品，于史无征，但洪昇同三人都有深厚友情，朱彝尊又是刚同洪昇在杭州分手便赶来苏州，三人曾议论过洪昇的新作，就可想而知了。
“拙道人”智朴此次江南之行，还有可能直接拜访过老友洪昇。智朴此行的目的既然是“扫塔”，而杭州的“六和”、“保淑”诸塔是江南塔中翘楚，焉有不祭扫之理；智朴到杭州，又焉有不拜访老友洪昇之理？智朴在“访道求仙”之余，拜读了洪昇的新作，以他“情僧”的性格，“从头至尾抄写回来，问世传奇”，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红楼梦》中“石兄”同“空空道人”那一大段关于文学创作理论的谈话，很可能就是当时二人之间真实谈话的记录；洪昇在《长生殿》序言中，也曾记录了大段同友人探讨文学理论的谈话，可见这种写法是洪昇作品“开篇”的通常写法。
《红楼梦》开篇交代，“空空道人”把“石兄”所写的《石头记》抄写传世后，“从此空空道人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入色，自色悟空，遂改名情僧，改《石头记》为《情僧录》。”这里所说的“空”，即佛家的“空幻”教义；“色”就是三千大千世界，下界红尘之义；“情”既是佛家的“情”，也应含有《红楼梦》中表达的尘世爱情、亲情之义。“因空见色”，就是因为和尚“扫塔”这样“空”事，见到了江南俗世的花花世界；“由色生情”，就是在尘世中又看到了真情，即看到了洪昇的言情作品；“传情入色”，就是把这部言情著作“传抄问世”于红尘世界中；“自色悟空”，就是这部作品表达的恰恰是“色空”思想，有助于人们看破红尘。
洪昇在《红楼梦》中把老朋友智朴和尚称为“情僧”，除了智朴本人的性格因素外，还必然有历史文化上的渊源。这个渊源应该来自冯梦龙。冯梦龙（1574—1646），字子犹，又字犹龙，自号“情僧”，别署龙子犹，又号墨憨斋主人，詹詹外史、顾曲散人等。长洲（今江苏苏州）人。是明朝末期著名文学家、出版家。冯梦龙自小崇拜李卓吾的“异端”学说，言行常出于名教之外，明天启年间曾两次因言获罪。明亡，他坚持民族气节，撰写了《甲申纪事》、《中兴伟略》等著作，寄希望于南明朝廷。顺治三年（1646）春，清兵南下，大义凛然殉国自杀。
冯梦龙是“情教”的创始人，一生都在参悟一个“情”字。他自封“情主人”，自称“情僧”。他视“情”为宇宙之本体，认为“万物生于情，死于情”，人而无情，生不如死，只要人人有情，就会缔造一个和谐社会。他认为人间万物循环的第一链、也是最关键的链就是情，有了情，万物才能生生不已。他创立了与儒家截然相反的妇女观，激烈反对“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传统观念，极力张扬妇女的才智，认为“光岳气分，磊落英伟，不钟于男子而钟于妇人”，他在生活中理解女性，尊重女性，体贴女性，一生红颜知己甚多。他极力倡导男女之间以情结合，宣扬情与淫的统一，反对无情的“皮肤滥淫”。他认为“欲”是“情”的基础，但欲决不是情，有欲的情是情，无欲的情也是情，而且是更高层次的情。他提出情是礼教的前提，礼教是情的内化，把情上升到世界观和宗教的高度来认识。
冯梦龙在中国古典文学史上的贡献是无与伦比的。他一生大量收集整理短篇通俗小说，先后出